zt：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及江浙商人的关系（二)

蒋介石嫌财政委员会筹款迟缓，且不得法，4月23日，请张人杰出面，催促并指示限4月底筹足1000万元，而前此筹300万元在外（注：《蒋总司令致张人杰梗戍电》（南京，1927年4月23日），《规复安徽与进占南京》第95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2册，第135页，蒋档。）；并电俞飞鹏“立催勿缓为要”（注：《蒋总司令致俞监督飞鹏敬电》（南京，1927年4月24日），《宁汉分裂与北伐中挫之(2)》第4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 13册，第112页，蒋档。）。26日，俞飞鹏向蒋报告：“江苏财政筹来两百万，当付东路总指挥部五十万，海军三十五万，夏季军服三十五万，余八十万解宁。”然蒋严电回示：“此间非有三百五十万元不能度月，务望严催蔼士兄万勿延缓。”（注：《俞飞鹏呈蒋中正宥电》（上海，1927年4月26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2册（1927年4月），蒋档，第160520号。）由于蒋的严切，浙江财政厅长陈其采27日请辞，蒋介石婉言挽留：“弟对知己视若手足，惟性躁烈，更少检束，获咎之处请谅之。”（注：《省克记》第1卷（1915年至1927年6月），第11页，《文物图书》，蒋档。）其后，陈其采对蒋表示：“患难之事何敢言辞，惟官吏非所愿为，不得不于尊前表明素志。至大局未定以前，除财厅外，无论何事，均当效力。”（注：《陈其采呈蒋中正元电》（杭州，1927年5月13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3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589号。）蒋介石认为江浙两省为财政中枢，因乏人负责，以致催筹款项，此推彼诿，缺乏具体办法，因此又电请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杰赴南京主持其事。（注：《蒋中正电杭州张人杰请速来宁主持财政》（1927年4月27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7/56。）

同时，陈其采和俞飞鹏奉命于4月底再力筹400万元。（注：《蒋总司令致陈蔼士俞飞鹏感电》（南京，1927年4月27日），《规复安徽与进占南京》第96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2册，第136页，蒋档。）蒋介石并特电陈其采和财务委员，说明如下：
二五券只续抵三百万元，何以为事，请兄等破除情面，尽力革命，二五附加税最少须抵一千万元，限月底缴足。且对于江浙财政应速定大计方案，万不可借债度日。江苏征收机关至今尚未恢复，浙江收入亦无把握，财委会万不可为垫借二五抵税而设，为他人之口实也。（注：《蒋总司令致陈蔼士及财务委员感电》（南京，1927年4月27日），《规复安徽与进占南京》第97号，《革命文献》（北伐时期）第12册，第137-138页，蒋档。）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奉蒋介石命筹议发行国库券。原开会公决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2000万元，经政治会议修正，发行定额改为3000万元，并限于5、6两个月交足。（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83次会议纪录》（1927年4月28日），第1、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中央政治会议档，00-1/3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1)，第3页。）“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于5月 1日发行，指定用途是供国民政府临时军需及其他建设之用。即日起所收二五附税即拨充库券基金。（注：二五库券以二五附税全部充作基金，和银钱业前600万垫款合同有所抵触。《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1927年5月13日公布），《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3号（1927年5月21日），第12-13页；《银钱两业联席会议讨论承销二五库券五百万元议事录》，《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91页。）国库券基金的管理，是成立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以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兼董事长李铭为主任委员，他同时也是上海银行公会的委员，是上海金融界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注：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代表各界的14位委员名单如下（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关于附送库券条例并催派代表组织保管委员会函》（1927年4月30日），《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95-99页。）：
中央特派：邓泽如、张人杰、林焕庭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徐国安、虞洽卿
上海银行公会：李铭、叶扶霄
上海钱业公会：谢韬甫、王伯埙
上海商业联合会：吴蕴斋、吴麟书
上海总商会：林康侯
上海县商会：朱吟江
闸北商会：王晓籁
其中李铭、虞洽卿、叶扶霄、林康侯、王晓籁等都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非常密切。上海金融工商界认募二五库券，是为了“防止军阀与共产”，而在政治上选择南京国民政府，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库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注：宋时娟：《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始末》，《档案与史学》 2000年第3期，第43-44页。）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金融工商业界支持蒋介石所得的回报，同时加强了蒋和上海金融工商业界的合作关系。（注：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第88页。）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由上海金融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元。二五库券分配如表3。银钱两业因前已有600万元的垫借，负担总额达1100万元。银钱业的500万元，由两公会所属26行承购，其分配见表4。其中钱业占34%，中国银行占21%，交通银行占10%，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北四行合占12%，上海、兴业、浙江南三行合占8%，宁波系的通商、四明二行合占4%，安徽系的中国实业、中孚二行合占2%。各银行中，中国银行所承购的数额是最多的，而所谓“江浙财阀”或“江浙财团”实占了8成。
　　表3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承购分配表

单位　　　　　　　　　金额（万元）　　百分比(%)

银行业与钱庄业　　　　　　500　　　　　　17

商业联合会及三商会　　　　300　　　　　　10

江苏省　　　　　　　　　　700　　　　　　23

浙江省　　　　　　　　　　500　　　　　　17

上海绅商　　　　　　　　　1000 　　　　　33

总额　　　　　　　　　　　3000 　　　　　100


资料来源：《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行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5页。
　　表4　银钱业承购500万元二五库券分配表

单位　　　　 　　　　　金额（元）　　 　比例(%)

钱业公会　　　　　　　　1680000　　　　　　34

中国银行　　　　　　　　 982800　　　　　　21

交通银行　　　　　　　　 504000　　　　　　10

金城银行　　　　　　　　 168000　　　　　　3

盐业银行　　　　　　　　 168000　　　　　　3

大陆银行　　　　　　　　 168000　　　　　　3

中南银行　　　　　　　　 168000　　　　　　3

上海银行　　　　　　　　 168000　　　　　　3

兴业银行　　　　　　　　 168000　　　　　　3

浙江银行　　　　　　　　 100800　　　　　　2

四明银行　　　　　　　　 100800　　　　　　2

通商银行　　　　　　　　 100800　　　　　　2

中孚银行　　　　　　　　 67200　　　　　　1

中国实业　　　　　　　　 67200　　　　　　1

其他 　　　　　　　　 428400　　　　　　9

总计 　　　　　　　　5040000　　　　　100


资料来源：《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与银钱两业商定承销库券五百万元有关函件》（1927年5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89-90页。
由于需款急迫，募销库券缓不济急，蒋介石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为1000万垫款而发生冲突。蒋在1927年5月3日亲电宋汉章，请竭力设法先行预购二五库券1000万元，限于5日交上海财政委员会，特派张人杰、俞飞鹏前往提解。并语带威胁地表示：“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运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惟贵行为沪上领袖，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注：《蒋中正电宋汉章请竭力预购二五库券一千万解交上海财委会以助北伐》（1927年5月3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 /12。）中国银行各行自北伐以来对革命军的垫款，加上是年4月两次银钱业垫款600万元所承担的120万元，已先后垫借达669余万元，实有困难。俞飞鹏至上海协调，嘱以各行垫借之款，可由上海分行报告总司令部，以便向各军扣抵应发之款，至于1000万元，望能勉力筹措。即以江浙两省各分支行所收库券款抵还。（注：《蒋介石与宋汉章为中国银行预垫库券一千万元往来函电》（1927年5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89页。）张人杰意中国银行至少须先有400万元以济急需，将由张人杰、蒋梦麟、张嘉璈3人约定8日付清。但届时中行仅交出200万元，余款托陈光甫代为恳缓，经俞飞鹏通融，展限至 15日缴足。然过期中行仍未付，屡催屡延，俞以为其毫无诚意，当下声言，非于19、20两日缴足400万不可；若仅补交200万，不予收受。况蒋也迭电中国银行，而无只字回复。蒋为此事责怪俞飞鹏办事不力，特谕：“当时宋允即日付清，而兄为其缓约，此种奸商，何可讲情理，望负责交涉，令其速出六百万元。” （注：《俞飞鹏呈蒋中正皓电》（上海，1927年5月19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3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567号；《俞飞鹏致陈光甫19日函》（1927年5月19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96页。）陈光甫居间接洽，由沪行勉力先垫200万元。再另行筹措200万元，陈仍多方设法，均难达成。宋汉章虑骤垫巨款，恐动摇市面，不敢冒然同意，特由在沪董事邀集宁浙两行行长来上海相商，再行筹垫200万元。（注：《蒋介石与宋汉章为中国银行预垫库券一千万元往来函电》（1927年5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90页。）宋汉章只回复蒋前已付200万元，未言续付200万元。蒋因而责宋“此等商人毫无信义可言”，电饬沪行限23日以前缴收补足1000万元。（注：《蒋中正电俞飞鹏责宋汉章无信义令上海中国银行补足一千万元》（1927年5月20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59。）蒋介石并亲函宋汉章责以资助共产政府：

先生为国为行苦心维持久已钦佩，中正虽愚，如无急需，断不有求于长者，贵行在汉，竟给共产政府以一千八百万元报效之数，使其尚敢负隅一方，涂毒同胞，殊堪痛惜。此次沪上借款，以有确实二五税作抵，信用卓著，而贵行竟表示反对，始终作梗，明达如先生，想不至此。今前方急进，饷糈万难，务请于二十三日以前沪行设法补足一千万元，交俞监收领。（注：《蒋中正电宋汉章前付共产政府一千八百万元此次借款竟作梗限期补足》（1927年5月20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60。）

俞飞鹏和陈光甫夹在两造，最是为难，俞对陈表示：“中国银行垫款因无诚意，屡次延期，业奉总座谕须着该行缴足四百万元，如仅补缴二百万，不予收受，当经函达转致在案。弟意此事咎由该行自取，而在吾兄则有为难，但已奉谕前因，弟亦不能擅专，盖允其补缴二百万，则有背总座命令，若必收足四百万元，则对兄未免寡情。”俞旋又奉命向宋催缴1000万元，使得事情更难处理。（注：《俞飞鹏致陈光甫21日函》二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96-297页。）蒋介石也为此责备俞飞鹏：“上次资付二百万，以兄准其延缓，故有今日拖赖。今后如此，以公事作私情，不顾全局，可也？”（注：《俞飞鹏呈蒋中正梗电》（上海，1927年5月23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4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655号。）最后经陈光甫、顾馨一、秦润卿3人出面与宋汉章磋商，再由沪行垫解200万元，合前为400万元，并允诺其余600万元负责代为劝销库券。（注：《陈光甫致蒋中正5月24日电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98页；《蒋介石催促中国银行限期缴足垫款一千万元有关函电》（1927年5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07页。）但蒋以宋汉章限期缴足1000万元事的答复，语意不明，款数及时期未定，延宕无期，深为不满，电陈光甫、俞飞鹏和张人杰严切要求：“今日汉口中央币已不通用，而其尚能支持者，全赖中国行币，而我政府竭蹶，如是乃反吝惜至此，虽其心可谅，如为法言，不谓其阻碍革命，亦有意附逆而不可。请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忌公，限本月内收足一千万元，千祈勿徇私情。”（注：《蒋中正电陈光甫限宋汉章缴足一千万元至今延宕请交涉本月内收足》（1927年5月），《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66。）

事后陈光甫特为中国银行垫款事，向蒋进言：“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注：《陈光甫劝说蒋介石宜慎重处置中国银行垫款事往来函》（1927年6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09-110页。）蒋介石亦复函陈光甫表白：“财政困难，责任綦重，军政党务之命脉，全在于此，非贤劳决不能胜任，且非吾兄亦决不著信集事也。党国存亡，民族荣辱，全在此举。”（注：《蒋中正复陈光甫6月7日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300页。）

当时正值兵马倥偬之际，又有政治上的国共分裂问题，军费筹措的困难势急如星火，不难想像。5月下旬，蒋介石连电陈光甫、钱永铭、俞飞鹏和陈其采等表示饷项奇绌，非有四五百万元到宁，不能维持。（注：《蒋中正电饬陈光甫等定日内渡江督师请于二十四日前解五百万元到宁》（1927年5月21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65；《蒋中正电上海陈蔼士饷项奇绌下杪非复借四百万元不能度日请责成》（1927年5月28 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90。）

由于4月底至5月上旬军需至为紧急，蒋介石要求苏沪财政委员会在4月底筹足1000万元，5月份筹500万元，银钱两业除4月份的600万元垫款外，又由苏沪财政委员会向各发行银行商垫300万元，总款高达900万元。中国银行先后由沪行垫款400万元，宁浙两行垫款200万元，共垫600万元。垫款均由库券预约券暂作抵押，由该会向各处推销，俟券款收到陆续清还。又因商业联合会和三商会经募之款，一时不及收齐，特由该团体出面向交通、上海、中南、金城等银行借款，均约定于7月初清还。是以陈光甫指出：二五库券能按时募集完成，是由于金融机关的合作。此外，南洋华侨以二五库券是为国民政府肃清共产党、继续北伐之用，亦曾慷慨应募。但外商所设立的银行、工厂、公司及储蓄会等，对二五库券未予赞助。（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行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5-118页。）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初，财政部未能立即成立，蒋介石初属意虞洽卿为财政部次长，而以张寿镛兼为江苏财政厅长，或任钱永铭亦可。但虞洽卿不肯就，商由钱永铭出任，未到任前由张寿镛兼代。（注：《蒋中正电张人杰商讨财政处厅等金融机构人事及速成立上海中央银行》（1927年5月2日）、《蒋中正电催古应芬速成立财政部及谈政次人选》（1927年5月10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8、2010.10 /4450.01-008/29。）江苏省政府于5月2日成立，前方军费万急，措筹刻不容缓，张人杰于是和俞飞鹏商量，亦拟以财政次长一席畀钱永铭，所有库券抵押事项，请其接洽办理；江苏财政厅长一席，则授张寿镛，除办理厅务外，财次公事亦请代拆代行。（注：《俞飞鹏呈蒋中正支电》（上海，1927年5月 4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3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546号。）财政部次长钱永铭于5月26日就职。为统一财政计，又特设中央财政委员会，依中央政治会议之议决，指导全国财政，由中央政治会议于委员推定3人及财政部长、次长5人组织之。财政委员会得拟定并审查财政计划，呈请中央政治会议核定。关于指导财政之事项，呈由政治会议交国民政府执行。（注：《中央财政委会组织条例》（1927年5月8日公布），《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3号（1927年5月21日），第14-15页。）财政委员会委员为古应芬、钱永铭、胡汉民、蒋介石和张人杰5人。（注：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页。）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南京办事处于5月25日移交江苏财政厅，浙江财政委员会则于5月31日结束，一切事务移交浙江财政厅长接管。代理财政部长古应芬6月 1日在南京就职。（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97次会议纪录》（1927年5月25日），第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 101次会议纪录》（1927年6月3日），第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中央政治会议档，00-1/33。）蒋介石在5月初就催古应芬来宁负责东南财政，以期“通筹兼顾，进行无碍”（注：《蒋中正电告李济深东南财政须古应芬来宁负责上海中央银行应先设立》（1927年5月2日），《筹笔》（北伐时期），蒋档，2010.10/4450.01-008/5。）。当时南京还有赖中央银行粤行钞币运沪接济，财政部长古应芬在广东调度，中旬汇宁百万，并允陆续加汇2万。军费也由军需处汇来百万支持。（注：《李济深呈蒋中正兑巳电》（1927年5月13日）、《俞飞鹏呈蒋中正皓电》（上海，1927年5月19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3、24册（1927年5月），蒋档，第160598、160630号。）

南京财政部成立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于6月2日呈请中央政治会议及蒋介石，将该会管理中央及地方财政各机关事权，分别移交财政部及江苏财政厅接收，但仍负责办理二五库券。（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行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6页。）苏沪财政委员会改为建议审核机关，得受财政部及江苏财政厅之委托处理事务，所有关于江苏及上海财务行政事即于6月21日停办。（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93次会议纪录》（1927年5月13日），第5-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中央政治会议档，00-1/33；《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及筹备发行二五库券概要报告》，《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16页。）浙江财政厅长陈其采在是月12日再次称病请辞，蒋介石还是慰留： “务请勉为其难，万勿辞职，如有为难，弟可疏通办理。”（注：《陈其采呈蒋中正文电》（杭州，1927年6月12日），《特交档案：一般资料》第25册（1927年6月），蒋档，第160704号。）

6月15日，张嘉璈出席南京国民政府召集之财政会议，他与蒋介石再四讨论中央财政，决定每月不可超过1600万元。张估计当时中央收入不足500万元，每月银行界可吸收公债或国库券之数，不过七八百万元，故盼望中央支出，每月以1400万元为度。惟蒋坚持应增加200万元，张嘉璈只好同意。7月1日，宋汉章以患神经衰弱重疾极需静养为由，自请专任常务董事。究其原因，乃为3月、5月间借款事引起彼此不快，恐以后难免发生类似情事。上海分行经理遗缺，调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继任。（注：《张公权年谱初稿》上册，第76页。）

财政次长钱永铭代理财政部务时，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古应芬部长任内，政府为整理事业补助国库，1927年7月发行盐余国库券6000 万元，以全国盐余为基金，在国民政府未统一以前，以江苏、浙江两省盐税全部收入作抵。（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民国十六年盐余国库券条例》（1927年7月 8日），《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8号（1927年7月11日），第4-6页。此项库券印就后，以军事复兴，只向银行抵押500万元，前已将续发二五库券如数换回，不再发行。贾上毅：《民国财政史》续编中册，第四编：“公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3页。）后财政部请将军政费搭发盐余国库券，办法要点如下：(1)前敌军费搭发库券1成；(2)后方军费搭发库券2成；(3)政费搭发库券2成；(4)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所发后方军费、省防军费及各机关一切政费，一律搭发库券2成；(5)各省扣存应发军费政费2成现金，按月照搭出库券额面解缴财政部，不得截留。（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117次会议纪录》（1927年7月25日），第12-1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录》，中央政治会议档，00-1/34。）

宁汉分裂后，双方竞相争取冯玉祥的支持，6月20日，蒋介石在徐州与冯玉祥等举行会议，商讨北伐及应付武汉等大计。翌日，冯玉祥态度动摇，不能履行约定，经黄郛、李煜瀛、李烈钧询问，得知系经济有所困难，蒋闻之，立即允诺：“由余负责，每月发两百万元资助焕章。”（注：王宇高等编：《困勉记》卷7，《文物图书》，蒋档。）此举对于坚定冯玉祥支持宁方，促使武汉政权的瓦解，具关键性的作用。

财政次长钱永铭在1927年9月15日离职时，发表报告说：“自国府成立（四月十八日）以来，军政所需，支出达四千余万元之巨。财政部筹款异常困难。幸赖财政委员会诸君，暨银钱会、商会各界协助，得以发行二五库券，于短期内募集足额。”又“按所发二五附加库券收入二千余万元，银行垫款一千三百余万元，其它各项收入只一千余万元。军费支出占去四千一百余万元。”（注：《张公权年谱初稿》上册，第77页。）

从上海商业联合会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及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的成员，实网罗了上海财经界的重要人士。有谓：“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尤其是隶籍江苏的张嘉璈、陈光甫，浙江的李铭、钱永铭4人贡献尤著。（注：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6年版，第85页。）其实王晓籁、虞洽卿、吴蕴斋的重要性也不稍让。蒋介石利用同乡之谊，又坚持反共立场，俾便得到上海金融界的有力支持，顺利筹款以济军饷，是其后能在南京立足的重要因素。由于二五附税国库券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之全部收入为抵押担保，利息月息7厘，事实上银钱业从中也取得相当可观的利润。（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18页。）上海金融工商界代表组成基金保管机构，加强了公众对该券的认同，进而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务信用。（注：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第92页。）其后孙科在10月继任财政部长，继发行库券2400万元，其中即以1000余万元归还国民政府在南京初立时对银钱业的欠款。（注：宋子文：《国民政府财政部最近三个月报告书》，1928年6月7日《中央日报》，第2张第1面；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76页。）政府对财经界力求信用的维持，也是金融界能继续支持政府的原因。
　　

六、结论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势如破竹，宋子文统一广东财政有成，使饷糈不虞匮乏，方得维持战力。由于革命军的行动带来长江流域的震动，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金融界也格外注意南方的发展，南北银行界纷纷与革命势力进行多线联络，而其中张嘉璈和陈光甫等人思想开通，倾向革命，反对军阀，故在革命军北进时，即暗中予以协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至交黄郛，在南北银行界亦有相当的影响力，居间联络，促使上海金融界支持革命势力。钱永铭、陈其采因与陈其美及蒋介石的渊源，也在南京国民政府初立时，扮演重要的角色。蒋介石早年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活动，结识虞洽卿、张人杰等人，是其日后在沪宁地区争取金融界支持的联系管道。

上海金融界支持蒋介石，同乡之谊也是重要的原因。上海金融界人士江浙籍占了大多数，尤以浙江宁波为核心。而协助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联络和筹办饷务的人员，如张人杰、张寿镛、俞飞鹏、徐桴、孙鹤皋、周骏彦等人也都是江浙籍，中国人对同乡情谊的特别看重，对强化双方的合作关系产生了重要作用。

国民革命军进展到沪宁，战线的拉长，造成广东饷源不济，因此必须在上海开辟财源，革命阵营因国共问题而濒临分裂，双方都积极争取上海金融界的支持。此际，蒋介石与宋子文为理念与饷源的冲突分道扬镳，而上海财源则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上海金融界支持蒋介石，也基于其反共的坚定立场及兼顾资本家和劳工利益的调和政策。当时武汉政府手段激烈，采取金融封锁政策，造成上海金融界的恐慌，故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寄以厚望。

蒋介石对沪宁地区财政的掌控，先有上海商业联合会的成立，由虞洽卿领导支持蒋的工商金融团体所组成；在政府正式部会未成立之前，先成立临时的专属机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网罗上海重要的工商金融界人士，并安排部分蒋的亲信在内，总司令部兵站总监兼江海关监督俞飞鹏是其中重要的一员，负责在上海筹办饷务。同时敦请素孚人望的陈光甫主持其事，浙江和江苏的财政委交陈其采、张寿镛负责，尚称得人。政府向银行垫借巨额之款，发行二五附税库券，成立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除政府代表外，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县商会和闸北商会各有代表，由李铭担任主任委员，以增其公信力。各种因缘聚合，使蒋介石得到当时上海金融界重要领导人物的支持，有助于获得银行垫借，应付财政难题。

在远水救不了近火，二五附税库券尚不及募集而大军待发、军饷吃紧的情况下，蒋介石强求中国银行先行垫借1000万元，造成蒋和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宋汉章的紧张关系。两人在3月间为提借100万元引发不快，5月间再为1000万垫款事冲突。宋汉章按银行向例作风行事，不能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引起蒋的不满，以曾捐助北方军阀，及资助共产政府相威吓，也使负责提款的俞飞鹏被蒋责备办事不力，陈光甫夹处其间亦有难色。宋汉章案正反映上海金融界和蒋之间既合作又有冲突的关系，双方也各有立场与难处。面对蒋的强势手段，金融界人士尚欲保持独立自主的一面，陈光甫基本上仍不愿涉入政治，想维持银行家的本色，对蒋也不完全屈从。

南京国民政府初立，由陈光甫出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过渡，迨财政部正式成立已到6月，财政部长由广东的古应芬出任，说明当时的财政仍需广东支持，而非完全依赖沪宁地区。财政次长则委派上海金融界的要人钱永铭出任，对于政府财经基础的稳定，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上海商业联合会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及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蒋介石以同乡关系及反共立场，得到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大力支持，顺利筹款以济军饷，是其后能立足南京，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力求信用的维持，彼此互蒙其利，则为蒋能继续获得支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