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钱袋与国家的命运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6-07 10:59:18 　作者：

　　

　　财经解史

历史学者 洪振快

观察世界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英、法两国的命运颇不相同。比如从政治角度来看，英国走的是较为平稳的发展道路，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和挫折，1689年实现了“光荣革命”，政治上领先世界各国；而法国走的却是暴力革命的道路，社会激烈动荡，1789年才开始“大革命”，杀戮不断，流血不止，政治反复，命途坎坷。从经济上看，英国于18世纪下半期开始工业革命，19世纪上半期工业革命完成，国力臻于极盛；而当时的法国，经济还在泥淖里挣扎，相对来说非常落后。

同处西欧，人种、地理、文化都很接近，英、法两国的历史命运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历史现象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原因虽然复杂，但英、法两国历史命运的歧异主要是议会有没有控制住征税权，即有没有拽牢国王的钱袋，则是非常明显的。

英国在1215年签署《自由大宪章》，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对国王的征税权进行限制。为此英国议会发展起来，此后400多年间王权与议会反复较量，此消彼长。《大宪章》签署之后的200年间，历代国王曾44次确认《大宪章》，王权高张时便废除，削弱时又被迫确认，反复较量之中，议会始终没有完全失去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比如对羊毛出口征收高关税是英国国王收入的一个可观来源，15世纪后期国王、羊毛出口商和代表养羊出售羊毛业者的议会就征税权展开了斗争，结果是大家相互妥协，国王获得了税收，议会赢得了规定征税水平的权力，商人得到对贸易的垄断权。最后，垄断消失，羊毛税在政府税收中的重要性降低，而议会的税收批准权则保留下来。到了17世纪40年代，英王查理一世自认王权神圣，不经议会批准擅自征税，结果被送上断头台。之后经过短暂的波折，“光荣革命”成功，王权被彻底击败，征税权完全由议会掌握。

法国在14世纪初也发展出了与英国议会相似的“三级会议”。但是，与英国议会始终没有完全失去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不同，法国的“三级会议”后来实际上名存实亡，失去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其起因，是战争的需要。1337—1453年英法两国“百年战争”期间，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法国国王要求“三级会议”允许其征收特别税(交易税、盐税等)。“三级会议”希望尽快取得对英战争的胜利，结束法国的社会动荡，所以同意了法国国王的要求。1439年，“三级会议”决定，国王可以不经“三级会议”的批准而征收新税。但是随着紧急形势的过去，征税权却随着法国国王权力的扩张而被延续下来，脱离了“三级会议”的控制。在其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三级会议”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最后爆发了大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夺回这项权力。

从英、法两国的历史可以看出，法国的暴力革命与英国相对和平的革命的不同，根源在于议会是否失去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权。英、法两国历史命运的歧异，政治、经济方面发展的差异，根源其实都在这里。

法国的税收制度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国王征税权力不受限制，容易无限制地加重税收，另外，法国贵族、教士等社会上层又是可以免税的，结果负担都落到了社会下层身上，这加剧了社会不公，强化了阶级矛盾，为暴力革命埋下伏笔；二、为了获取更多的税收，必须拥有庞大的官僚队伍，官僚队伍在为国王获得税收的同时，也消化掉税收的很大一部分，并且成为法国政治结构中的顽固力量，阻碍了社会变革；三、为了保障税收，王权向行会转让某项经济活动的垄断权(因为需要行会以交纳稳定的税金作为回报)，行会则试图利用垄断保护地方市场免受外部竞争，其结果是垄断加强，而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受到了抑制，导致贸易受阻、生产性经济活动下降。这样，国王和官吏的钱袋满了，而经济发展却受到了阻滞。综合言之，法国国王不受限制的征税权力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是其国运衰颓的最重要的原因。

英国的情况与法国不同，英国国王没有随意征税的权力，社会上既没有享受免税权的特权阶层，也没有庞大而保守的官僚队伍，而国王为了增加收入，需要通过鼓励对外贸易、增加经济活动总量来获取，或者通过出售某些特许状来获得钱财，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导致垄断降低，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增加，私人产权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

同样是征税，英法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受到议会的约束，英国国王通过放弃垄断权来获得税收；而不受“三级会议”约束的法国国王，则通过加强垄断权来获取税收。两者对经济自由发展的后果是不同的：英国保护了私人产权，增加了经济的自由度，使经济发展潜力慢慢释放出来；而法国正相反，破坏了私有产权，使国民经济的垄断性逐渐加强，从而使经济自由度降低，经济发展潜力被束缚。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同样是西欧国家，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法国。

英、法两国历史命运的歧异，其历史教训是明显的：国家的命运，与限制国王权力、保护人民权益正相关———对国王权力的限制越彻底、对个人权益的保护越有力，私人产权的发展就越充分，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越大，国家强盛就越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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