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一单海外并购案黄了。中国铝业公司5日确认，力拓董事会撤销了对2月12日宣布的中铝注资力拓的战略合作交易的推荐，并将依据双方签署的合作与执行协议向中铝公司支付1.95亿美元的分手费。

中铝总经理熊维平当天在墨尔本表示对注资失败非常失望。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随后会见了中铝代表，并表示：“澳大利亚依然欢迎中国投资”。

6日，澳财长斯万辩称力拓毁约非政治行为。但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治偏见是导致此次交易失败的重要因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9日表示，相信中国企业将继续本着平等互利友好诚信的原则对外开展经贸与投资合作。

　　核心提示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政治性风险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史上一直是个重要的干扰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一家航空技术企业就被否决，此后更发展到中国企业在第三国的投资也会受到美国某些势力的阻挠。

康荣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中铝的失败，说到底就是政治偏见作祟。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一直在西方有很大市场，西方国家一直对把矿产资源出售给中国心存芥蒂；由中国国有企业出面进行国际并购，一定会面临政治压力。

　　中国国企海外收购 常常面对政治敌意

Q&A

广州日报：

中铝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

梅新育：在力拓董事会毁约的公开理由背后起作用的主要是政治性风险。政治性风险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史上一直是个重要的干扰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一家航空技术企业就被否决，此后更发展到中国企业在第三国的投资也会受到美国某些势力的阻挠。

在中铝增持力拓交易中，政治性风险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澳大利亚反对党政客以中铝和其他中国企业接二连三大举投资澳大利亚资源为借口，大肆宣扬“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和中国暧昧不清”，陆克文及其阁员的私人交往也被拿到有色放大镜下无限上纲。

康荣平：中铝的失败，说到底就是政治偏见作祟。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一直在西方有很大的市场，西方人对把矿产资源出售给中国心存芥蒂。谁都知道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有限的矿产资源都具备重要战略意义。

由中国国有企业出面进行国际并购，一定会面临政治压力。这让人联想到美国政府反对中海油高价收购尤尼科案，中国国企的海外收购行为往往要面对政治敌意，并且推高了收购价格。中国企业不得不放弃本应拥有的权利，却依然无法获得反对者们的谅解。

力拓逐步摆脱财务困境，归功于全球资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和资本市场的转暖。力拓与必和必拓组成铁矿石合资公司，可以通过共同进退获得价格垄断收益。就在力拓宣布推翻合约的当天，力拓股价上涨了13%，达到7个月最高。

澳大利亚定位模糊　某些势力煽风点火

Q&A

广州日报：

澳大利亚国内如此强烈的反对声音导致中铝并购的失败，是否会影响到中澳关系？

梅新育：“中资风波”之所以能够占据澳大利亚政坛话题头条，背后还有澳大利亚国家定位和发展战略选择之争的因素。澳大利亚应当将自己定位为什么国家——首先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西方国家，抑或首先是一个亚太国家？

如果是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上世纪8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对上述问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一个答案；但随着东亚的崛起，澳大利亚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日益模糊不清，日益焦灼不安。在五个主要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与人口众多且连成一片的美国、加拿大、英国不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口不多，且孤悬南太平洋，面对的则是人口数以十亿计的东亚。

假如澳大利亚可以完全独立地作出抉择，那么这场中资风波也许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不幸的是，某些国家、某些势力企图将澳大利亚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他们为此煽风点火，令这场风波一再升级。

本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且其基础设施优越，能够为我国提供大量所需资源，又正在与我国谈判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问题是，某些势力多年来一直企图组织“遏制中国”的阵营，而要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他们需要澳大利亚作为南太平洋的“超级航空母舰”。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些势力主张与美英绑在一起。今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第一份《国防白皮书》，提出要在未来20年投入700亿美元加强澳大利亚国防能力，“中国威胁”则成为其强化军力的借口。

国企身份成为发难借口

广州日报：

国企身份成为澳大利亚反对者最大的借口。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梅新育：有能力在海外发动大型投资的中国企业多属国有企业，而在对西方国家投资受阻的案件中，狙击者常常借口向当事企业的中国国企身份发难。

有鉴于此，有人主张我们应该依靠私营企业获取海外资源，但这种意见并不可取。国企、特别是央企在获取海外资源和反危机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经济成分所无法替代的，而且，这关系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国企身份不过是发难者的借口而已，只要有发难的动机，没有这个借口，他们也会找出别的借口。

康荣平：既然国企的海外投资难以避开政治类风险，那么放开境内并购的行政审批，由具有活力的市场型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是绕开政治这块礁石的可行选择。比如政府应鼓励民企和中小企业走出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