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从大姨来过后，我才知道离我家200多里外有一个地方叫桃源，外婆就从那里来。

外婆姓邓，名素清，出生在现属四川眉山市管辖的洪雅县。幼年父母双亡，八岁被卖到离洪雅南面百来里外的桃源李山做童养媳。大姨就是她当童养媳时生的女儿，因为不堪忍受不务正业烂賭成性丈夫的气，逃到乐山来帮人洗衣为生。

外婆洗衣时认识了外公，外公叫刘仲全，四川巴县人，当时他是国民党野战军的代理排长，正在乐山驻防，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就是我的舅舅和妈。抗日战争爆发，外公随部队出川抗日，一去就是八年，杳无音信。养家活口的担子就全落在外婆一个人身上。外婆上有老（外公的母亲我叫祖祖），下有小（我的舅舅和妈）。房子又破又烂，我还有印象，门是一扇木板，墙是竹蓠芭墙，躺在床上听得见人说话，看得见过路的人的一举一动。

外婆虽然不识字，但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一家人吃糠咽菜都要供舅舅去唸书，舅舅半工半读，好不容易读到高小，14岁就考到少年空军军校，后来去了台湾。

我妈八岁就去丝厂当童工，天不亮就要起床。我妈妈的奶奶（我叫祖祖）一手拄着打狗棍，一手牵着我妈，每天送她去厂子，我妈一边走还一边打瞌睡。解放的时候我妈已经成人，很年轻就是缫丝厂的师傅了，评成份自然就是工人。我妈很要求进步，入过共青团，可惜没入党。不知是不识字的原因呢还是我外公的原因。总之，我都没少听我妈经常怨我外婆重男轻女的唠叨，而外婆也只有叹气。所以我的童年，听得最多的就是关于舅舅的故事，舅舅刘海舟的名字像烙印一样留在我的记忆里。

自从大姨来过以后，桃源山上就经常有人来，看病的、进城的只要跟大姨沾亲带故。外婆都管接待，我家就像客栈。山上人穿著很土，但很淳朴。来时也都不会空着手，背着拎着都是山里的土特产，核桃、栗子、甚至还有熏制的山鸡、野猪肉之类的。回去的时候，外婆也一样把他们的背篓塞得满满的，不外是穿过的旧衣服和日用品，再买些我们乐山的糕点糖果，几斤挂面等。

我三岁多的时候，我妈带着一个骑洋马儿（自行车）的男人来我外婆家，那个男人个子高高的，满脸的络腮胡子，我妈叫我叫他爸爸。平时我就怕我妈，不敢不听她的话。我低着头，声音像蚊子似地叫了一声：“爸爸。”

“你想坐洋马儿吗？” 一双大手轻轻拍在我的肩上。

我惊喜地抬头看着他，使劲地点头。

他大手一挥就把我抱起放在车杠上，推着我在天井里转。我兴奋地不停按着龙头上的铃铛-----恨不得院子里新华、云霞伙伴们都跑出来看。我跟他们一样了，我有爸爸了！

第二年我有了弟弟，我比弟弟大四岁，还记得我妈生我弟弟时，外婆带着我去红会医院去看过我妈。再过一年我又有了妹妹。

慢慢我发现爸爸对我和弟弟妹妹是不一样的，就说分糖吧，弟弟妹妹是五粒六粒，而我只有二三粒。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很生气也很难过，就把糖原封不动地给他放回去。他瞪了我一眼，我不管，脸一扬从他跟前过。转身我就听见他在背后骂：“人小鬼大！”

渐渐我才明白，我不是他亲生的，原来我跟弟弟妹妹不同姓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外公外婆骗我，说我是刘家掌外孙，要我为刘家当继承人，所以跟妈姓。

亲生不亲生又不是我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慢慢我就不愿叫他爸爸了，可是我妈非逼我叫他。能躲则躲，躲不过就眼一搭死活都不说话。他们背后说：“这孩子怎么不说话，连笑都不会笑了。”

一次，继父一巴掌把我的半边脸和嘴都打肿了，外婆跟他吵，领着我给左邻右舍看，吵得满院子都知道。他狠狠甩下一句话，一辈子不再碰我一指头。

从那以后他是没亲手打过我，可是他支使我妈打得更凶。外婆知道了一定要跳出来保护我。就这样，为了我，他们经常吵，一个家四分五裂，不得安宁！

我就像生活在夹缝一样。唯一的避风港是外公外婆的家。谁曾想，时代的风云变幻最后我连这唯一也没有了。

那是我只有四五岁的时候。一天，外婆叫我跟她去看外公。我这才想起外公好几天没回家了。外婆把外公的几件换洗衣服放在一个竹篮子里。拉着我就匆匆忙忙就往城里走。一路上外婆没说一句话，我跟得气喘，本想说可不可以走慢点。一抬脸，看到外婆的脸从来没如此严峻过，那凝重、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什么都不敢说了。

来到高北门（城里城外就是以此为界）。两边是高高的城墙。沿着城墙石梯坎上去有一条路，通往桂花楼。一提桂花楼，谁都有点胆战心惊，听说来这里的人不是要枪毙就是要蹲大牢。我和外婆沿着墙脚来到岗楼门口，我一见门口有背枪的站岗，赶紧躲在外婆的背后。站岗的人翻了翻外婆的篮子，留下东西就叫我们走了。结果，没见着外公。回来的路上外婆仍不说一句话。

没多久，外公回来了，胡子拉喳，一下子显得老了许多。后来才知道，外公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历史，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被查出来了。

从那以后，外公的话越来越少了，背也驼了，走路时头也更低了。如果不是他吸烟的吧嗒声，就像无声无息没这个人似的。从那時起，外公就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顶帽子，让外公临死都没能抬起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