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明瑞
关于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和红七军军长李明瑞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欲言又止。张国焘的回忆，矛头直指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1930年1月红七军交通员对中央的汇报，说是对李明瑞要暂时利用，不存幻想，卸磨才杀驴。张云逸后来的回忆，说李明瑞在政治上动摇，是咎由自取。韦杰的回忆，也是避重就轻，不及皮毛。
现在看看当年的红七军参谋长龚楚龚鹤村怎么说（尽管李明瑞被杀时龚楚在上海养伤，可是几个月后，龚就继任了红七军军长）？
在1955年由香港南风出版社再版的《我与红军》第243-244页和1978年5月由明报出版社发行的《龚楚将军回忆录》第350-351页，龚楚是这样子描述的：
“我在三十四师这一期间，发生了两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的丑剧；也看到了他们那柄锋利的屠刀，不断地指向党内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师时，曾接到李明瑞和张云逸的信，他们都盼我早日重回红七军工作。李明瑞函内有“如兄不回来，七军前途大有问题”之句；张云逸信中也说，“别后情形，屡经惊险；相见非遥，容作长夜之谈”。从这字里行间，我敏感到七军里面，可能酝酿了极不寻常的暗潮。时间不久，又听到李明瑞被杀的消息，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
经过多方探问，我才知道红七军初到江西时，毛泽东曾欲调整七军干部，但为全军同志所反对，他们就指七军内有改组派的反动组织，要在七军内进行“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起初杀了二十多个干部，其中有两个是高级干部，嗣后情形渐趋严重。总指挥李明瑞眼见情势不好，绞绳快要套到他的头上了，在反第三次围剿胜利后，驻军于于都会昌之间的一个小墟场，他准备率特务连向白区逃走。但他集合特务连宣布脱离苏区走向白区的时候，跟他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竟是一个受过训练奉命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受连指导员龙腾云的指挥，立即拔枪把他杀死。”
这个龙腾云，在张云逸的回忆中也有讲到，所不同的是六连而不是特务连。只是不知道这个林姓警卫员，后来是如何的结局。“我听了这一血腥的事实，对李总指挥的死于非命，内心深深的痛掉！因为红七军一向都是非常团结的。虽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对革命的信心，从没有丝毫的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并没有小圈子集团，更没有改组派的组织。所谓‘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不知从何说起！事实上，广西在俞作柏执政时，汪精卫是曾派了几个干部，与俞联络，但汪的干部，却不能伸进红七军来，也无法打进红七军的团体。这批与俞联络的人员，没有参加红七军工作，而且与红七军的中共党员，更是极不相容的冤家对头。现在共产党硬将这个改组派的罪名，加到红七军的头上，真是天大的冤枉。李明瑞的不顾一切要出走，就是这种恶劣形势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的手里！”
第389页：“十一月二十日起床后，到总司令部拜访参谋长叶剑英，我和他是初次见面，但我们都闻名已久，一见如故。他身体修长，服装整洁，仪表俊秀，神情开朗，谈吐简洁，相与叙谈，如坐春风。他是广东梅县人，当时苏区内广东人甚少，他对于红七军亦十分关怀，谈到七军整肃改组派情景深恐影响人心，要我好好的振作士气。李明瑞之死，他表示惋惜。”
李明瑞之死的后果，是直接地促成了龚楚的叛逃。在《我与红军》的结尾（451页），龚楚如此写道：身为一个指挥湘粤桂三省党政军的首长，在一班特务员时时刻刻的监视当中，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人员环伺包围之下，脱离和逃亡，绝不是轻易的事。所以我时时都在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经过了五天周详审虑，我才布置好了一个周密而决心的逃亡计划。
关于这一件事，红七军和百色起义的另外一位创始人，时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也是李明瑞入党介绍人之一的陈豪人（根据陈妻潘超人的回忆），后来这样说：不知道是谁向中央汇报的，把李明瑞说得这样坏！因此，陈豪人在1931年3月9日代表红七军向中央汇报时，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王明就中央对李明瑞定性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口角。王明拂袖而去，由于牵挂李明瑞的安危，陈豪人只好又和李硕勋分别以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身份，前往广西，寻找红七军。
不过，此时的红七军，已经在张云逸和李明瑞的率领下，到了江西中央苏区。陈豪人和李硕勋，因为敌人的封锁，无法通过封锁线，均先后无功而返。
李明瑞在红七军被杀的悲剧，就这样子发生了。
2、陈豪人
百色起义前陈豪人是中共广西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和省府机要秘书，是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三名常务委员之一，也是李明瑞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因为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时，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所以最初红七军和汪精卫改组派的关系，陈豪人、张云逸和龚鹤村都应该略知一二。
龚楚《我与红军》171页：“一九二九年秋末，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积极煽动俞作柏李明瑞联合‘反蒋’。而中共的主张，则是暂时观望；争取南京政府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同时加紧整理降军吕焕炎梁朝矶两个旅，使能确实控制。然后创造新的革命局面。并把这个主张交由俞作豫，向俞作柏条陈。可是俞作柏因已与在荆沙枝江起义护党‘反蒋’的张发奎，取得联络；而张起义后将南下广西，共同合作。若广西不响应，以分散南京政府的兵力的话，则张部有被南京集中力量歼灭的可能。因此，俞作柏基于道义上和形势上的需要，当即决心与张合作，并兴兵攻粤。这一决策，是他成功与失败的分野。若他当时依据我们的主张，拒绝汪精卫立即‘反蒋’，而仍与南京政府敷衍，则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可惜在内部基础未固，实力未充之前，便要轻举；他的失败，就成了定局。”
在修订后的《龚楚将军回忆录》264-265页，龚楚写道：“红七军的干部来源，一部分是由党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如张云逸、我、李湛、李显（云南讲武堂出身）、张翼（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章健（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王震、冯达飞（广东连县人，黄埔军校选送俄国留学生）等；另一部分是接收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如何子初（中共党员）、黄子荣、唐睿、莫文骅（以上三人初非党员后加入党），又有一部分是张云逸找来的，如云广英、胡元、张运辑等（均非党员）。政治干部，中共派来的有：陈豪人、佘惠、许苏魂、袁任远、李朴（四川人黄埔军校政科毕业）、叶季壮等。其余军政干部，如李天佑、杨勇、陈漫远等，均系军队的司书，逐渐训练提拔出来的杰出人才。至于邓小平、贺昌等，只是在俞作柏在广西执政时期，衔中共中央之命来广西南宁参加短期工作，以后则来往于上海中共中央与广西苏区之间，转达中央指示，红七军成立后，即未参加实际工作。陈豪人亦于一九三零年冬，红七军奉调入赣途中，籍故离开队伍。”
第312页：“（二）广西的斗争总结：中共与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阶段，广西的工作是由我领导的。后来才由广西行动委员会领导，殆至广西政变，我们退守左右两江，贺昌、邓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党务转由陈豪人负责领导，我则专负策划创建广西红军的责任。对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意见，陈豪人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发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阶段斗争的指示去做，而采取了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
这也就是后来朱德所谓的“改良主义路线”（《我与红军》264页，）
第314页“6、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治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的设置，专负责部队政工之进行，发动群众工作。所以红七军的党、政、军、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发生，甚至没有逃兵。”
第336页：“在这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略述，一是陈豪人（广西行动委员会书记），他在东调江西途中，在连县即以赴上海和中央接洽为词，离开红七军经广州、香港转赴上海，中共中央以他擅自脱离队伍，予他严重警告处分。他不服，与中央争论，中央置之不理，经我协调后，中央已答应给他返回苏区工作，但他又以中央给他的信称他为先生而不称同志，坚不接受，我虽尽力劝导，亦未能消除双方意见，陈豪人便由此脱离了党。”
这便是脱党说的由来。
不过如果陈豪人真的去了中央苏区，以他介绍李明瑞入党立场的坚定和顶住中央压力大力启用李明瑞为红七红八军总指挥的魄力(见中共中央1930年1月有关于员对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工作布置的讨论记录和陈导民在1930年1月关于百色起义经过及红七军组织状况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陈豪人在苏区肃反中的下场，当不会比李明瑞好多少。
3、佘惠和许进
前文中所谓的红七军在江西苏区肃反改组派中和李明瑞一起被杀的两个高级干部，一个是红七军大才子、政治部主任畲惠，一个是十九师政治部主任许进。两人都因为对红七军调换干部的事给朱德和毛泽东提意见，而以潜伏在红七军中的改组派的名义被杀害。
龚楚在《我与红军》第２６２－２６３页中写道：“在我接到调职命令的那天晚上，红七军地十九军政治委员陈漫远，特地跑来长汀看我；因为他是我多年的同事，便很坦白而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关于红七军入赣的全部情形”。这个陈漫远，解放初期的时候担任先后担任中共桂北党委书记和广西省委书记，因为任内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情，才被下放到北京农业大学，担任党委书记。
“红七军自一九三一年三月抵达江西苏区，转战数千里，伤亡失踪了的占全军三分之二，剩下六千五百人。在比例上，占整个苏区红军主力的五分之一。与朱毛回合后，即依照江西苏区红军的编制，取消营的建制，编成十九、二十两个师。以李明瑞为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李显为十九师师长，黄子荣为二十师师长。在整编期间，朱毛对李明瑞并不尊重。红七军便成了个被歧视的孤儿。他们并吹毛求疵地认为红七军党的领导薄弱，指战员缺乏革命意识。偏重死人感情，必须加以彻底整理。因是便以交换干部为名，将红七军中下级干部抽调三分之一，补充其他红军。另有其他各军抽调朱毛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到红七军工作。当时红七军干部，都是广东广西籍，因语言习惯的不同，诸多不便。红七军政治部主任佘惠（湖南人，红七军成立前由中共中央派到广西工作的），十九师政治部主任许甦魂（广东潮安人，曾任国民党中委，中共老党员），他们认为朱毛这种措施不当，影响了红七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于是向朱毛提出意见，请勿调换干部（因有部分干部要求免调），朱毛为贯彻他们的主张，镇压红七军干部的反对，即以肃清红七军潜伏的改组派为名，将佘惠、许甦魂及中下级干部二十余人加以杀害。”
佘惠，《右江日报》主笔，百色起义时担任红七军政治部秘书科科长；许甦魂，又名许进，百色起义时担任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根据张云逸在1960年3月的回忆，1931年4-5月间，佘惠、许进、许卓、张冀和李明瑞一起，在江西赣县沙地过赣江时，和军长张云逸的意见并不一致，双方斗争激烈。
三次围剿后，中央任命李明瑞担任红七军军长的时候，张云逸给中央的建议是“李在政治上不稳定，当副指挥还可以，但独立指挥队伍则不行，请中央另行物色人员。”而且在此之前，张云逸参与了中央在红二十军肃清“AB团”的行动，红二十军的余部，就编遣在红七军。（参见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红七军红八军对敌斗争的情况及经验教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在肃反扩大化的中央苏区，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及其余党的被铲除，已经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
4、在劫难逃
其实对于红七军改组派的定性，早在红七军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便有明确的指示：“2、对于国民党和改组派的斗争应特别加紧--这个工作在目前的左右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基础还并未稳固，群众对于国民党以至于改组派的幻想，小部分仍存在着。特别是改组派在失败之余，必然更会向群众大施起改良欺骗的阴谋，以企图利用群众以完成其死灰复燃的野心，这样一来，这个工作更值得我们严重来注意了，我们一定要向群众宣布国民党和改组派欺骗群众残害群众的罪状，我们一定要把国民党和改组派存留在群众中的幻想扫除”（1930年1月《中共中央有关人员对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工作布置的讨论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西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北京）。在后来红七军发展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中央对红七军前委关于这一问题的提醒和警告，一直的都没有中断过：“尤其是改组派在在他走到日暮途穷的时候，一定会对群众大肆改组欺骗的毒辣手腕，企图暂时利用一下群众的力量，以遂其死灰复燃的野心，那么你们这种工作的进行，更是刻不容缓。同时反改组派必须与反改良主义的宣传联系起来，才能使群众得到明确的认识。”（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
即便是在和红七军交通中断，指挥不便的情况下，中央仍然坚持:“第四，你们对土匪运动的策略，必须很正确的慎重的运用，如果冯飞龙的叛变是事实，那更是教训了。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土匪的领袖是我们的同盟者，绝对不能收编整个的土匪队伍到红军中来。我们只能在有我们衷心的力量或广大的农民势力包围中，收编土匪的群众，驱除他们的领袖，改变他们的组织。同时，对于这些群众亦须分散改变到各部队中，而时时加以训练和防范，即对于其他旧时军队中的老军官，我们亦不可因其口头的表示，而存丝毫的留恋。总之，对土匪领袖或旧式军官的保留，稍有不慎都能发生以后的许多危险，希望你们特别慎重。”（1930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百色起义后红七军发展路线等问题对七军前委的指示）。
也就是说，对于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的先利用和后谋杀，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在1929年年底中央交通员从广西到中央汇报时，就已经种下了祸根。赣江东渡时红七军高层内部的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红二十军ＡＢ团事件，则点燃了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