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者按：《黄花岗》杂志２００４年第十一期转载大陆学者黎望树的文章：天下第一谤书：李宗仁回忆录。系统地剖析了这一影响大陆民众史学界数十年的所谓历史见证。例如文学城的温相曾有一文，说十五岁时开始读李宗仁回忆录，受影响颇深，可为印证。

这篇文章，似乎坐实了一件事，即卫立煌是中共的间谍，因此林彪元帅在辽沈战役中的作用，就应该大打折扣。还有陈仪，也疚由自取。白崇禧，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白负了诸葛盛名。

本文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犯了文人通病，没有就事论事，把原来并不相干的六四文革，拿来说事，指桑骂槐，吓跑了很多听众。

编者按：中国大陆学者黎望树教授刚刚完成的这部著述，是中国大陆学界二十年历史反思的又一个重要硕果。它对被《李宗仁回忆录》一书所窜改的民国历史、污辱的历史领袖、和刻意要颠倒黑白地予以或贬或褒的政治人物，全部用斑斑驳驳的事实，也就是揭开尘封之后的历史真实，进行了重新的指证；在对“是谁捍卫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谁才是中国艰难共和历程的中流底柱？又是谁才真正地领导了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和谁才是共和的背叛者和国家民族的罪人？”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事实性辨析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该文涉及到大中华民国政界和海外学界的诸多重要政治人物和知名学者专家，所以，本刊一方面全文发表“批判”一文，一方面欢迎“反批判”，只要是有事实有根据的反驳，本刊都会予以刊载，以利于展开对大中华民国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辨识，为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倒历史谎言、推动中国现代历史反思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作出我们平凡但却是应有的贡献。

十一、西安事变破坏了整个抗日部署

十二、真正奉行不抵抗的是美英法苏

十三、李、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

十四、多宗“抗日反蒋”事件都由胡汉民操控

十五、胡汉民派陈友仁赴日要求出兵东北

十六、两万滇军的血肉之躯铸成了李宗仁的荣耀

十七、汤恩伯监视严密使李宗仁无隙投共

十八、白先勇直斥李宗仁偏颇谬误

十九、对胡宗南将军的恶意诽谤

二十、对胡琏、宋希濂的恣意诬蔑

二一、对顾维钧恶意中伤以怨报德

二二、捧吴化文贬丘清泉  旨在扰乱军心士气

二三、歪曲史实　指鹿为马

二四、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二五、颂扬暴君苛政　同情乱臣贼子

二六、心狠手辣枪毙王公度　草菅人命杀马君武妾

二七、与内奸卫立煌同恶相济

二八、包庇叛徒　歌颂军阀

二九、与大贪污犯毛邦初狼狈为奸

三十、剿共虚晃一招　造假本事一流

三一、白崇禧冒领战功　李宗仁五子登科

三二、扶植重用共谍刘斐郭汝瑰韩练成

三三、投共是因为不甘寂寞

三四、十二万美金出卖人格与灵魂

三五、反复无常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军阀政客

三六、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学风妄诞永远有理

三七、夏志清、宋淇、苏雪林对唐德刚…（本刊略）

注释

正文：

一、《李宗仁回忆录》出笼的时代背景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六十万言《李宗仁回忆录》，其最早版本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推出的，海外版则是香港南粤出版社——中共官营的三联书店附属机构——推出的。李氏口授本书的主旨“是想乘机写一部控诉书，或鸣冤白谤书”(注1)。大陆版印行于一九八○年，正是叶剑英所说的“迫害两亿人，致死两千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十年浩劫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就有71%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份子”，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干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还不包括挨批挨斗者)；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的76%、中央军委主席的86%、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70%、国务院副总理的87%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党委书记的75%，都受到残酷迫害。绵延十年的武斗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币(2)(一九四九——七九年全国基建总投资才六千亿元)，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年轻一代的知识份子开始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之类的严肃课题。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空军最先进的米格十九机长范园焱毅然驾机投奔自由，降落于台南空军基地。而一般民众偷听《美国之音》与《自由中国之声》广播者已逾亿。为了收拾人心、挽狂澜于既倒，中共新当权派软硬兼施，意欲抵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亿万同胞的感召力，软的一手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方针，不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硬的一手是大量印行《金陵春梦》等诋毁中华民国领袖的谤书，其中《李宗仁回忆录》正是起了一般小说、传记作品所不能起的作用——藉一名过气政客的自传，和他在自传中对蒋介石喋喋不休的诬骂，更以一贯的强制性宣传，来强迫大陆读者接受李氏的偏颇和伪善言辞，进而迫使大陆人民放弃对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冀望。

李传的海外版印行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其时，大陆民众已经经历了镇压西单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和“严打”等政治运动，城乡间弥漫着对共产主义的三信——信心、信念、信任——危机，各级官吏普遍贪污腐化，人民普遍丧失理想，目光短浅，追求物质享受，崇尚“一切向钱看”，因精神空虚而行为失检，道德水准更是急遽下降……自一九八二至八六年，空军机师接连发生了吴荣根、孙天勤、王学成、萧天润、陈宝忠等驾米格十九、米格廿一、米格十七、轰五机、米格十九等投奔台湾的事件，台湾方面则揭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口号。所以，中共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海外重印李传，藉李宗仁这个退职总统之口，渲染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政治腐化”，企图重新鼓吹“祗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二、诋毁中华民国领袖与政府的利器

《李宗仁回忆录》究竟卖了多少本？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存恭先生亲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唐德刚在台演讲时，示意引言人说销行一百万本，陈氏认为“无论如何，至少销行了数十万本”(3)。

中国大陆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十年浩劫，舞台上只剩下八出“革命样板戏”，文学作品只印风派作家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在百花雕零、一潭死水之际，突然冒出一本投合小市民口味的插料打诨厚书，讲的尽是闻所未闻的近代史典故，竟一时洛阳纸贵；就以大陆两千多个县68.78万家学校来计，售出几十万册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作为一件统战工具，李宗仁是名利双收的。奇怪的是，在号称“复兴基地”的台湾，由于长期戒严所形成的压抑、逆反情绪作崇，复经李敖一再炒作，《李宗仁回忆录》也创下不俗的销售记录，例如堂堂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的一等秘书、驻荷兰代表郭冠英先生便公开宣称“看了(此书)我一直对李宗仁有份好感，这是教科书及社会宣传中诸多的捧蒋介石的文牍所不能比的”，这位简任官未读完全书就断言“写的是真的，读来合情合理，较易取信于人……让人看了爱不释手，看了让人对中国近代史有大致的了解……”(4)一般来说，在台湾，读书甚少、对近代史涉猎不深的人，对此书会顶礼膜拜视若神明，然而具有真才实学、博览群书的历史学家则不约而同认为中共倾销《李传》，只是“为诋毁我领袖及政府之利器”、“反衬托出李宗仁的偏激与无知”。(5)

陈存恭论文发表于十八年前，当时大陆上许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故四万余言的论文偏重于抗战爆发前新桂系崛起的年代，对李宗仁的人品作了一针见血的评价，云“李宗仁回忆录每对国民革命军的领导者蒋中正先生予以人身攻击，谓其用权术、为政不以德等等，而自夸‘忠厚坦诚’，然而从李、黄在广西崛起的过程，即可发现他们多次动用权术。李氏为了整饬军纪，在没有充份证据下处死一名罪不至于死的士兵，只因此士兵是李的同乡，拿来杀鸡儆猴，这是他承认自己用权术的一次。在政治立场和战略计划方面，他表面上曾服从过粤军陈炯明，嗣即服从再起的陆荣廷，他诱劝陆放过黄绍竑而北上与沈鸿英争桂林，他欺骗从南宁来访的林俊廷，最后联合不得人望的沈鸿英偷袭南宁，再联合粤军讨沈鸿英，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诈术的运用。至于黄绍竑部，先接受沈鸿英号令而移军于梧州附近，趁沉军失利而夺取梧州，再以鸿门宴擒杀冯葆初，偷袭同属大本营的陈天太，亦无一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诈术的运用。”(6)

在李宗仁纵横捭阖的廿世纪上半叶，割据中国南北的大小军阀何止六、七十人，为何李氏得天独厚要劳动哥伦比亚大学派遣专人耗时七年去制作口述历史？那是因为他在国难深重的年代当了四百零一天中华民国代总统(其中一百零二日擅自离职脱离岗位)，然而李传仅以8.9%的篇幅记述这位大总统的“政绩”，即使加上副总统任上二百四十九日，也仅占12.1%的篇幅，倒反而是吹嘘自己护国、护法、统一广西、北伐、抗战等等功绩占了72.6%的篇幅。在李宗仁代摄总统职之前，国军在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平津会战打了几场威武不屈的硬仗，有九十万忠勇官兵杀身成仁，但在李宗仁执政一年中，共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江南几无激烈战事。这就是李宗仁讳言那一年经历的根本原因。

三、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里扒外翻云覆雨的小人

唐德刚说李宗仁是“忠诚厚道的前辈”“温柔敦厚的好人”(7)然而从李宗仁口授的这部回忆录中可知，李宗仁是一个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里扒外、翻云覆雨的小人。诸如，他哓哓不休反复强调“他(蒋介石)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之下，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于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8)

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夸耀的——“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坐拥半壁河山”——“我当时的心境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9)呢？从四十八年后公开的绝密档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容(总统府外事局专员)转告中共驻沪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动作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以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10)。蒋介石下野后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11)

李宗仁生前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廿八年中共的机要部门为了“创收”，竟把“大内档案”辑印成书，把他见不得人的卑劣勾当与鬼蜮伎俩全部抖了出来。在口授自传稿时，李犹振振有词云：“上海公众组织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人民代表团坐飞机往北平，华中剿匪总部参议刘仲华和立法委员(按；此处李氏故意不提黄启汉名字)被邀同往。此事经我同意，后来报界传这两人是我私人代表，并非事实”(12)。又说“外传黄绍竑飞汉去港是衔我之命，全非事实”(13)然而黄启汉在回忆录中坦承启身前夕“我到南京见李宗仁，晚上他约我和刘仲华在他房间谈话，他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他已经叫空军派定了一架飞机，明天就把我和刘仲华送去北平。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有廿六年中共党龄)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这是第一次，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三日飞平，廿九日上午由傅作义安排搭乘国军空军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

四、李、白与共军相约夹击中央军

“到南京后，我立即去见李宗仁，向他汇报在北平见到叶剑英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李很高兴，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随上海和平代表团北上是第二次，那时刘仲华奉令暂留北平，二月十三日专机北上时携去刘仲华的妻子及三个儿女，行前两天“李宗仁来到上海，和我在霞飞路黄绍竑家谈话，要我带给毛泽东一封信，并要口头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李宗仁要我把这几条意见用笔记下来，再三嘱咐务必转达无误。李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我……我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电报密码本全部交给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转交到李克农处，由李指定一个电台为我收发和翻译李宗仁和我来往的电报……代表团南返时，我叫刘仲华向李宗仁谎称我已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个电台……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继续担任联络工作。四月三日，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我，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三日下午我回到南京，立即向李宗仁报告周恩来的话，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流露一丝微笑，认为对八项原则(包括第一条惩办战犯)为谈判基础的问题，完全可以接受。接着，他叫人找秘书黄雪，当面交代起草电稿打给毛泽东，再次表示诚恳求和”。(14)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李宗仁出席行政院会议时未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是迫于全体与会者均不同意。事实上当时南京卫戍部队全系黄埔系军队，桂系全无行动自由。李、白私下与共方密使往来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将曾公开宣称：“如李代总统要举行所谓的和平会议，请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在南京、上海开会！”又说“如李代总统要向共党投降，安全的责任我们是不能负担的”(16)。这些坚毅的表示使李宗仁在南京觅不到投共的间隙。

蒋介石是否“自毁长城，开门揖盗”让共军席卷江南呢？请看周宏涛回忆：“阎锡山组阁之前，先到台湾晋见蒋介石。蒋介石指示：军事方面，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区以甘肃、青海、四川、西康、云南、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财金分为三区，以重庆接济西南、西北各省；以广州接济华南各省；以台湾接济东南各省。上海、青岛等沿海重要港口，对内外正式宣布为作战地带，陆海空交通实施封锁。政治方面，加重地方政府权责，中央应划区督导与辅助，不宜集中。非常委员会方面，东区、西区各设分会，东在台湾，西在重庆。以及肃清政府统治区域内党政军社各部份共匪之第五纵队”，“江静轮驶返定海，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嵒及段军长自甬县坐机帆船来见，蒋介石对防务方面指示颇多，以求保住浙东”“(十一月九日)蒋介石决定赶赴重庆，坚守大陆最后一片国土——西南各省”“(十一月廿八日夜)爆炸声不断，黄少谷数次请蒋介石离渝，但蒋介石认为，多留一天就有十天的效果，而坚持要在重庆留到最后一刻……飞机离地的一刻，已可见得有共军持枪向我们射击”“(一九五○年四月廿七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命令要随蒋介石飞往舟山群岛，这趟秘密行程极为危险，有遭中共军机袭击的可能”(17)。周宏涛追随蒋介石左右十五年，历任侍从秘书、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等要职，在中华民国最动荡的时期，他在蒋介石身边亲眼见证了蒋介石的荣耀与苦楚。基于侍从室人员守分守密的纪律约束，他从未论述过中枢机密，直至他临终前几个月，深感应该为历史留下见证，才口述了这部回忆录，其内容主要取材于几十年的日记，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从上述记载可见，在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仍然竭力希望保有大陆部份江山，并非李宗仁所说他于下野之前就已打算放弃大陆。此后阎锡山确实遵照指示，全力保卫华南并且下令封锁沦陷区的港口，派空军轰炸各个港口，多艘不顾禁令停靠的外籍轮船因此受损；在外交战线，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苏案，终于获得通过。这一切尽皆彰明昭著记于史册，绝非一部私人口授传记所能抹煞的。

五、利禄熏心　既不能命又不受命

李宗仁口授自传时称：“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又说亥敬电“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埋怨京沪港新闻界“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18)事实上，就在他的《回忆录》里，李宗仁自供一九四九年五月，他派阎锡山赴沪向蒋提出六条方案，作为他离桂飞穗主政的先决条件，其中第六条系“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19)，无异自掴巴掌。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发奎档案微卷中有一份标明“极机密”的文件，系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张发奎飞桂林时与李宗仁、甘介侯、韦永成等会谈两次的记录，最后订定甲乙两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权。前者六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指蒋)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务使其将全部资本交出，包括政权、军权、财权及一切金银、外汇、物资、军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国”。另一份密件是五月二日李宗仁与白崇禧、居正、阎锡山等在桂林夜谈的《谈话记录》，不仅要索取全部权力，而且要求蒋介石“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密件油印仅数份，寄交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一份、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两份、派专机送蒋介石一份，可以视为对蒋介石的一纸通牒。(20)对此，白崇禧表示完全支持，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21)

李宗仁的亲信、国民党中常委程思远则有如下回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汉，白崇禧对我说，不久以前，梅贻琦、晏阳初、卢作孚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根据他们反映，宁沪和谈空气高涨，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目的在逼蒋下台。”(22)

时隔十六年多，白崇禧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陈存恭教授访问时坦言“我认为李代总统指挥不灵，提议总统复职。我再征求李意见，李同意了。我们打电报给总统，派吴忠信专机去见总统，总统答应了，到重庆来了。总统到重庆时，李不同我讲，竟飞昆明去了。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禄熏心，避不见总统。我曾打电报要他回来，他回电说视察未完，不肯到重庆来，此事就搁浅了，而大陆军事逆境，终于无法挽回”(24)。

六、白崇禧遵中共指示不战而退

李宗仁说“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25)。这也是欺人之谈。解密档案显示，白崇禧在通电逼宫后十九天便“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予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转达毛泽东，讲白崇禧‘反蒋早具决心’，请中共中央转知中共华中局与白达成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黄对潘说‘白已决心和平，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份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蒋介石下野后一周，白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见共方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基本同意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只是感到宣布战犯太多，他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仍愿意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让他参加联合政府。三月卅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刘、邓并告陈毅：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口以北地区……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待东北(四野)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四月十日白崇禧电共方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请中共暂留该地勿攻，以待和平解决云云。是日中共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26)从后来白崇禧不战而退的记录来看，他基本上是按照中共指示丧师失地的。

李宗仁在徐蚌会战前力主白崇禧统一指挥黄淮平原战区，反对分割成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部，这也是他过高地估计了白崇禧的能力。早在一九四七年，国军在华北节节取胜时，白崇禧调动华中剿总十二个整编师加上保安团队共计卅多万人马，在大别山清剿共军三个多月，却不曾见到一个连以上的共军，但是所有通往大别山区之外的大路竟全被撤往黄泛区的共军破坏得寸步难行。一九四八年七月，徐蚌会战的第一炮还未打响，而鄂北的重镇老河口、襄阳、樊城却接连被共军攻占，坐镇襄阳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一再呼救，无奈白崇禧派去救援的整编第七师的行军速度却比乌龟都慢，以致于襄阳城破时康泽被共军陈赓部生擒，导致襄阳北面的南阳、新野陷于孤立。同时也使共军在渡长江前就能早早地进占荆门，进而控制宜昌；更使后来国军西撤的退路被共军先期布置好了障碍与封锁线。总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华中剿总辖下平汉线上所发生的败绩，要比津浦线上所发生的败绩提早了一百天。而襄阳失陷后，孤立了四个月的华中剿总副司令张轸竟献城投共。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张及师以上军官扣押解送广州审讯，白氏却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叛逃。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而华中先败的恶果或多或少影响了徐蚌会战的失利(27)。据白的副手、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宋希濂回忆，黄维兵团被围困在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部第二十、廿八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增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国防部三令五申白才让第二十军调走，但又竭力阻挠第二军东下，还派警卫团将轮船看守起来，顾祝同、蒋介石的电话都被他顶回去，且命令第二军返回沙市。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聿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宋希濂认为，抗战胜利后李、白力主戡乱、反对和谈，是为了让中央军与共军打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桂系便可从中取利；不让张淦兵团与宋希濂兵团东下解围，就是希望中央仅剩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下台不可，李宗仁便可取而代之(28)。

七、西南大撤退白崇禧毫无作为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回忆中也述及，杜聿明西撤前曾向蒋介石献三策，其上策系把白崇禧在武汉控制着的十几个军调到徐州战场，来一个主力作战，定能打垮共军，可惜白氏按兵不动，结果是全军覆没，而白崇禧也没有保住武汉。(29)

回顾西南大撤退的往事，白崇禧这个华中军政长官也是有愧职守的。据华中战区一位汽车兵团主管回忆：“桂林为广西省会，又为白长官之故乡；且白长官所统率的部队，除黄杰兵团外，其余如夏威兵团、张淦兵团，都是广西系统的基干部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长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战，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驻节桂林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准备，且在撤退上亦乏消极的整备，故于共军攻占广西全州时，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被动挨打状态。当时白长官对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采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系，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协调联络，而决定行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前并未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但见“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故车行甚缓，驶到迁江渡口已日落西山，前面车辆长龙估计达二千五百辆之多，延绵数公里。码头上仅有渡船两艘，每次只能装载大卡车两辆过江，一次来回需时十分钟，每天最多装运二百辆，我们兵团的车辆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月。我于失望之余感慨万千，深觉高级将领们平时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绸缪，既欲撤退，为何连后方交通干线的渡桥也不预先搭建呢？像迁江这样仅有几十公尺宽的江面，搭一座可载汽车通行的便桥，乃是轻而易举的事，假若预作准备，至少可以争取十天时间……本兵团的汽车陆续渡过四百五十辆，尚有七十辆停在岸边待渡时，共军追兵已步步逼近，相距仅二三千公尺，步枪枪声已清晰可闻。在此危急情势下，只得决定将未及过渡的车辆浇灌汽油予以焚毁，顿时浓烟蔽天，未过渡的部队争先抢渡，幸渡口尚有一条用汽油空桶搭成的人行便桥可以通行。我于放火烧车之后，跟着后卫部队刚步过桥头，便桥即被挤断了，以后许多驾驶兵及部队便纷纷游水过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敌后了”“到南宁才知长官公署已于昨日全部远飞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指挥中枢，犹如群龙之无首，只能各自逃生。距南宁三公里又相隔一流江水，江边亦早已摆着长龙，与迁江渡口一样只能竟日在渡口苦候。俟共军逼近南宁，城郭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冲天，我兵团车辆已过江的仅三十余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率已过江的车辆向钦州方向前进，但车行数十公里后，前面又横隔一条小江，仅一艘渡船；等到午夜忽然枪声大作，大家趁夜色急忙躲到山坳里，等枪声停息回来，才知刚才放枪的是广西土共，已把车上的所有物资洗劫一空。我回到渡口即决定将所有车辆都弃置于此，遂即乘夜渡江，黎明前又闻远处枪炮声，于是又急行军飞奔，同行百余人大都被冲散，下午三时将到达离钦州不远的小董镇时，我身边只剩下一名营长和两位排长了。捱到深夜才易服装扮难民入镇……”(30)一个汽车兵团在短短半个月就损失全部五百多辆美制卡车，人员只剩下四员，由此可以想见白崇禧几十万大军覆灭的惨况，这一切都能归咎于蒋介石吗？

八、信口雌黄　损人害己

李宗仁的所谓“厉精图治”又怎么回事呢？据一位参与密勿的桂系高官回忆，“在每次‘御前会议’之时，他更显得十分萎靡，任由与会人员说来说去，他只有呆在那发楞！有时勉强抖擞一下精神，插进几句话，也常不得要领，有时甚至走到旁边沙发上躺一会，又茫然地回到座位上，然后问大家究竟有什么决定？”“最令人不解者则是政府播迁到广州之后，军费的开支还是按照正规官兵五百五十万员额计算，许多部队早已整个溃散，但空额番号犹存，联勤总部照常向国库支领粮饷。后经财政部与联勤总部多次会商，才算减少了五十万名额，仍按官兵五百万员发付。这一举措旷古未闻，且破了历朝军队中‘吃空子’的纪录。这么多的粮饷究竟去了哪里？大部份进了少数人的私囊。经手人员从国库的前门把一箱箱刚印好的金圆券抬出来时，若非马上在路边换成美钞银元，便是抬进小银行、钱庄，变成金条。中共特别收买了一大批人专做这一类政治找换生意，使金融更见混乱，金圆券贬值更为迅速。还有一种舞弊弄钱的方法是，经理人员与粮商勾结开设粮店供应军粮，仅购进少数食米作为筹码，用大卡车由前门装进军营，再于夜间从后门悄悄运返粮店，这间粮店便变成了聚宝盆，因而财源滚滚。即使上峰派员清查也是徒然。更骇人听闻的是中共直接或透过土匪向军械库购买枪弹，大批固所欢迎，少致三五枝也有交易，结果国军的武器便如此源源不断流到共军手中。那时有几处军械库的爆炸，就是管库人员消灭证据最毒的手段。有人将这些事情向李宗仁报告，照例他总是那么狠狠地咒骂几句，结果也只有深深叹一口气，表示绝望。他对人说，不是他不想干，而是没人替他去彻底执行命令。”为什么令行不止呢？“士兵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张军毡之外别无长物。一日两餐，饭是砂石鼠粪加上碎米，下饭之物只有连根青菜一碗，辣椒一碟，用面盆盛了一盆酱油水，加上两片菜叶一把辣椒”(31)，用这样的军队，焉能有效“防堵”共军？

左传有云：“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李宗仁逼宫前曾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称国府处于当日的窘境，是由于行政不良，而非美援不足。于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引用李宗仁这位中国军政大员的自供，把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与蒋介石，旨在推卸一切因马歇尔偏袒中共而贻误戡乱战事所应负的巨大责任。这本白皮书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是立杆见影的，不单美国众议院否决了对华援助款，导致美援就此中断，最令人沮丧的是国军将领固守广州的决心也为之动摇。(32)李宗仁的信口雌黄、深文周纳，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

上述事实足证李宗仁奸同鬼蜮、行若狐鼠，所以对他那洋洋洒洒六十万言的口述自传自可见微知著、洞烛其奸。例如李氏把桂系治理二十年的广西吹嘘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行政效率为全国各省之冠、教育与经建齐头并进，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云云。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九、李宗仁、白崇禧吮吸兵血，开赌贩毒

二○○二年九月，北京文史出版社推出一部精装三千五百万言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其中第十八辑选载了李、白旧属七十六人所撰回忆录六十八篇，无情地戳穿了李宗仁的连篇鬼话。国防部保密局广西站玉林组组长潘澄清在《侧记广西两件贪污案》(33)一文揭露，一九四六年梧州专员欧仰羲勾结米商走私大米一百万斤，事被梧州专署保安副司令梁仲西查获，于是梁、欧同流合污，将大米充公，由省府及梧州专署官兵瓜分净尽。这种无法无天、强夺民财的行径，因欧仰羲与省府主席黄旭初是同学拜把关系，黄氏非但不予追究，还调升欧为广西田粮处长要职。共军入邕前，欧仰羲挟带公款黄金数千两乘飞机逃亡香港。玉林专员罗活贩卖鸦片，储藏于玉林城内九曲巷。一九四八年冬，玉林禁烟处处长陈伟民派查缉官兵十余人前往搜查。罗活闻讯命令参谋主任陈国名率两连保安队赶至，在所有制高点与交通要道都架起机关枪。陈伟民的后台是李宗仁，罗活的死党是白崇禧，结果此案不了了之，三千两烟土被罗活运走，罗活从少将升任中将。广西桂林市市长韦瑞霖所撰《新桂系在广西大开烟赌》(34)一文中披露，大陆沦陷前，新桂系头目大开烟赌加紧搜刮。黄旭初乘机设立禁烟督办公署，并在大小城镇设立分署、分卡，其主管多半是黄旭初、韦云淞的亲友，名义上禁烟，实际是开烟纵烟，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强迫征购征税，每斤烟土收购价五元大洋，运至外省与港澳可赚十几倍，一年内销售烟土三百六十箱，所得俱充私囊，成为一九四九年后黄旭初、韦云淞、民政厅厅长李新俊等人在香港做寓公的化销。一九四九年夏，黄旭初还示意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以征收娱乐捐名义开赌，南宁、梧州、柳州、桂林四大城市每月可收赌捐三万大洋，小县也有三千元，开赌五个月收入不菲。韦贽唐还把广西财库的金银外币携至香港私吞，黄旭初对他无可奈何，因有把柄被对方抓着。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桂北纵队参谋长阳光宇所撰《新桂系崩在武汉的搜括》(35)一文揭示，白崇禧利用金圆券急剧贬值的机会，以私人名义向中央银行透支几千亿金圆券，用以兑换黄金，三个月一期，到期仍以金圆券归还，从中套取了大量黄金。据金圆券的推手、当年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回忆，金圆券发行后“共约收到美金四——五亿元之间……当时上海收兑者均送中央；平津、广州各(上缴)一部份；武汉，则为当地军人扣留，并未解缴。”(36)白崇禧日后赴台尽情淫乐、耗卅五万元亵玩民社党主席傅荣之妻，还服食春药同西门町易怡整型医院一名张姓妙龄护士玩“援交”游戏以至脱阳而死(37)，靠的都是这类民脂民膏。李、白还以筹饷为名，提取武汉、上海商人存放的大批棉纱、直贡呢、汽油、酒精运往广西换取黄金。仅华中剿总经理委员会主任唐纪一人就携黄金三千两逃往香港。李、白吮吸兵血的另一手段是，新桂系各军的军需处长向中央领得军饷后，都要到剿总经理委员会集中办公，由唐纪扣除三至四成才能转发各部队。名义上是截留充足公积金，实际上进了李、白的私囊。李宗仁夸耀白崇禧清廉，是恶人互相抬轿。李宗仁本人将国库公帑数百万大洋偷至美国，迄今未予归还。(38)像这样对下级官兵敲骨吸髓的军阀，能指望广大士兵为他俩拼死作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