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炳然很早就提出过返回延安的愿望，但未得到组织同意。1939年王明去重庆出席参政会时，于炳然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又未获同意。1940年5月，炳然托去延安的同志带一封信给刘澜波同志，也表达了返回延安的意愿。
鉴于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于炳然与于毅夫的身份已经暴露，1940年7月初，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命令二人撤回延安。
周副主席考虑，如果他们二人同时撤退，可能会导致“东总”的立即瘫痪。他认为炳然的条件比较好——有公开职业作掩护、无家室之累、社会关系较多，决定炳然暂缓撤退，而要于毅夫先行撤退。
不巧那些天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无车去陕北，于毅夫暂难成行。
而另一变化是，蒋介石将李济深调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改由程潜负责；这样，炳然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公开职务，也有变化之可能。如果利用李济深的“起身炮”，设法被派遣出差，则炳然撤退就可以名正言顺，而且可能比较安全。据此，炳然向组织提出了建议。
周恩来副主席认为炳然的考虑是对的,决定炳然先行撤退。于是，炳然给李济深写了一份签呈，要求前往东北挺进军去视察伪军反正工作。李济深批准了炳然前去视察，并让他携带副官一名、秘书一名。
炳然把“东总”的工作，移交给陈先舟同志。
周恩来副主席嘱咐炳然，将他在重庆的将来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全部留下。
于是，炳然把李杜的关系介绍给于毅夫，把王芃生的关系介绍给徐仲航，把屈映光(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关系介绍给阎宝航。
这时，炳然住在重庆南温泉青年会。一天，有个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来访。
他说戴笠的秘书约他同去见过戴笠，戴笠曾问他：“李济深派了许多设计委员去各地，将有什么行动？”又问，“于炳然要去东北挺进军，任务是什么？”还问，“于炳然带几个人？都是什么人？”
他说：“戴笠怀疑李济深这次派出许多设计委员，是想活动军队。而且对你这次北去，他特别注意，你要当心些！”
对于来者，炳然虽然怀疑他与戴笠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考虑他既然能特地来通报消息，当然不会有什么歹意。
炳然进城，约于毅夫同去了曾家岩。到南方局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副主席，报告了上述情况。
周副主席问：“炳然，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炳然说：“可否给戴笠写封信，表示要去向他辞行，看他怎样。”
周副主席点了点头，说：“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我估计，在重庆他不会对你怎么样。”
第二天，炳然派人给王芃生送去一封信：
返国之初，蒙兄介绍与戴雨农先生相识。自来渝后，迄未晤面，深以为憾。今将公出，拟往辞行；仍请一言以为介，俾不致失望为盼。
两天后，王芃生派人送一封信来：
明天上午十时，请径去观音岩×号，与戴先生面谈。此复。
届时，炳然去见戴笠。侍者引他至楼上，入戴笠的会客室。戴笠仍像往常那样趋前握手，献烟献茶。
坐定后，炳然说：“许久不见了，雨农兄近来很忙吗？”
戴笠说：“很忙。不用说别的，我每天要写三四万字。”
炳然心里暗笑：纯是吹牛，一个人每天最多也只能写六千字。“那一定是有什么著作了。”炳然说。
戴笠说：“著作谈不到，写点东西。”
炳然说：“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军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如果有事，我可以代办。”
戴笠说：“没什么事；你到那里就知道了，我那里有人。你去的目的，我已经知道。你到那里之后，一定会失望的。我们都是四十左右的人了，不用说你，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我也常对他们说，在私人之间没有仇恨。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我一定帮你忙。不管你去哪里，我只有一句话，就是‘前对得起祖宗，后对得起子孙’。”
炳然说：“这倒请你放心，于炳然无论到什么时候，总会前对得起祖宗，后对得起子孙的。”
戴笠立刻接上说：“那就好。”
炳然也乘势站起身来说：“那么再见吧。”
握手后，炳然转身离开那里。
随后，炳然去了王芃生那里，告诉他方才见过了戴笠。
王芃生问了一下情况，然后问炳然：“怎样，不再回来了吧？”
炳然说：“看情形，也可能在北方打游击战了。”
王芃生说：“好哇，咱们订个密码吧，可能将来有通消息的一天。”
炳然说：“你说吧。”
他想了想，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用这几个字作Key(钥匙)吧。”
炳然说：“好，我已经记住了。”
王芃生又问：“路费预备好了吗……”
炳然说：“一切不成问题。一两天内我就动身了，就不再来辞行了。我希望你以后常与徐仲航联系。”
于是两人握别。
在于炳然与王芃生之间，还有下面一些事值得一说。在重庆时，凡是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用人，或是他的战地党政委员会机要组用人时，他总是将名单先开给于炳然，要炳然研究一下这些人中有没有托派。炳然每次都把名单拿给董必武同志，经董老指示后，再把意见转告王芃生。
另一件事是:王芃生的侄子王尔宣在安徽参加游击队，而且可能是游击队的一个领导人，被新四军捉去了。王芃生求炳然到中共南方局去设法营救。炳然把这件事说与董老。过了几天，董老通知炳然：“告诉王芃生，就说王尔宣已经偷跑了。”炳然通知王芃生时，王芃生极为高兴，说：“最好，这个办法最好！”并深表感谢之意。
还有一件事:在苏联芬兰战争时，国民党谴责苏联是帝国主义者，对芬兰进行侵略。王芃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力为苏联辩护,因此引起CC派的攻击。CC派专为此事派人去见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下了一道手谕：“以后不准王芃生署名发表文章”。同时CC派继续攻击王芃生，说他“情报误国”“擅发谬论”等等。此事使王芃生十分愤懑，他伤感地对炳然说：“抗战胜利后，人家会把我一脚踢开的。我的前途，只有到大学教书了。”
所以这次临别时，王芃生与炳然约定电报密码，炳然丝毫不感意外。炳然甚至想到，真到了国共决裂的一天，他有可能跑来共产党地区的。
恰就在这几天，重庆传出一条消息：与于炳然一起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又同样是被李济深派遣出去的陈希周，行至浙江与福建交界处，被特务暗杀了；他带的同行人也一起遇害。
炳然在见过戴笠与王芃生之后，当天深夜又去了中共南方局办事处。
这次一同商量的共五个人：周恩来副主席、邓颖超、王梓木、于毅夫和于炳然。炳然报告了上述消息后，大家又研究了一下陈希周被刺的情形和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后，周副主席说：“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一方面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面暗下毒手。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所以炳然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老(林伯渠)，请他多加帮助。一定要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周副主席想了想，又说：“也要考虑从重庆到西安的途中会不会暗害你。你考虑，有无这种可能？如果有可能，就不要乘西北工合(“西北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的简称——本书作者)的车走，我给你另想个办法。”
炳然说：“不要紧，乘西北工合的车，因为熟人多，或许更安全些。”
周副主席又说：“共产党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屁股擦干净。你既然说是去马占山军队，就去一次。将他们给你的任务完成之后，写个报告，算清了报销，回到延安再留下。派你的秘书回来办交代。不要一到延安就不北去了,免得他们又闹什么‘携款潜逃’啦、‘通缉’啦。到延安之后，住在交际处。刘澜波去看你，你再和他商量北去的事。”
周副主席又想起一件事，说：“到西安之后，办一件事——高崇民生活已经没有办法，林老几次给钱，他都不接受。你要说服他。哪有只管工作不要生活费的道理，一定要他接受。”
对周副主席的叮嘱，炳然一一点头应诺。此时，他忽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他为周副主席对干部无微不至的真切关怀而感动——无论是对他撤离的安全的关怀，还是对高崇民生活的关怀，都令他深深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