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海书简
郑超麟、胡秋原
周履锵整理
1996年6月起，海峡两岸的郑超麟和胡秋原两位老人有几组来往的信函。九十七岁高龄的郑超麟记忆清晰，思维敏捷，仍不断地写文章。唯近年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他凭意念写的字很难辨认。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有几封由我誊抄后郑老签名寄发的，胡秋原的来信也由我读给他听。他们两位老人的通信内容很有史料价值，故汇编起来，征得他们同意后，将之发表。
小周记于1997.3.
(一) 缘起
大陆学者任建树编的三卷集《陈独秀著作选》收有陈独秀致H和S 的信。题注为：H是胡秋原，S是孙洪伊。任建树根据郑超麟所说注明的。后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指出：孙洪伊于1936年去世，陈独秀不可能给己死的人去信。而郑超麟认为他们的记忆无误，当年何之瑜携陈独秀遗稿找郑超麟商量出版，郑超麟亲睹致胡秋原和孙洪伊的信（是抄件，不是陈的手稿），编辑《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收入此信时，郑超麟和何之瑜商量决定，将受信人姓名隐去，用H和S代之。为了弄清此事，郑超麟曾托人查找人名资料，怀疑另有一同名同姓的孙洪伊。但没有结果，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向健在的胡秋原询问。两人居住在海峡两岸，互相不知地址，无法通讯。
近年来两岸可以间接通邮了。胡秋原先生于1988年1992 年二次回大陆访问。1995年，北京出版了《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胡先生自序署：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于台北新店中央新村之寓，无门牌号码。郑超麟思忖，胡秋原是台湾的名人，不详细的地址也许能够寄到。于是郑超麟于1996年6月18日寄去一封信。过了很久没有得到回信，以为没有寄到了。不料隔了五个月，意外地收到了胡秋原1996年11月14日的一封长信，于是两位老人鸿雁不断，最后不仅解决了问题，即“S”不是“孙洪伊”，而是“孙几伊”（孙幾伊）。此外，他们来往信件中还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资料。
(二)1996年6月18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请恕我冒眛写信给你。
我是在去年北京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华心》的新书中得知你尚健在，以及你在台北新居的地址的，我要请教你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这问题就是：我们在陈独秀先生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的一封信稿，那是他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写给胡秋原、孙洪伊二先生的。一九四八年，何之瑜发表此信，用H代替胡秋原，用S代替孙洪伊，其余没改变。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中收有此信，仍用H代替胡秋原，S代替孙洪伊。
但近年有人提出问题，说孙洪伊已于一九三六年病逝，此S不会是孙洪伊，因此发生争论。
我是亲见何之瑜所编书的原稿的，此信原稿确实是“孙洪伊”，用代名发表此信也是何之瑜同我两人商量决定的，我至今仍认为不会错的，陈独秀信中对孙洪伊说的话是：与孙先生更二十余年不见了，回忆北京之游，真不胜感慨！
按由一九四一年上溯二十余年正是陈独秀在北大任职之年，那时孙洪伊正在北京当国会议员，两人通过李大钊介绍而相识是完全可能的。李大钊是直隶省人，孙李二人是邻县同乡。
陈独秀此信现载于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67页。
我问的，不是信的内容，我问的，只是受信人除你以外另一个人是否孙洪伊？换一句话说；我只问你是否认识孙洪伊？是否知道他在抗战期中尚未死，并去大后方，与你相识？
这是小事，但既然引起争论，小事也须解决。今天唯有你一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盼望你能赐教，
此致
敬礼！
郑超麟1996,6,18
（三）1996年11月14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注1)
超麟先生：
6月18日来示早经拜读。因增订旧作《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及常生小病，迟迟未复。各方朋友来信已一大堆，今天开始复信，我首先复先生尊示，并特别拜托一事。
我在一九二三──四年后逐渐对唯物史观发生兴趣，也便逐渐相信社会主义。一二八战争前，日本人在上海火烧三友实业社，此是日寇恐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我当时便认为，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前，必须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一九三四年我先到欧洲，一九三五年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协助他们编《救国时报》。我在苏俄观察将近一年之后，认为中国不可行俄式社会主义，同时我也放弃马克斯主义了。一九三五年末，我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抗日就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首先说到我已放弃马克斯主义及社会主义，深信中国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过收回东北以后，那些大工业收为国家所有，中国将有一新型资本主义。抗战回国以后，我看孙中山的书，他早已说到中国实业应当国营民营并进，我又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混合经济’。抗战时期，人人都讲社会主义，而又认为统制经济即是社会主义，甚至马寅初也多少如此。到了重庆以后，政府的统制，只使物价日涨。一位老朋友薛农山（又名铁珊，原是一印刷工人，后因自修，学问大进，曾写《中国农民战争史》，亦常在《读书杂志》为文，曾加入托派，与陈独秀相识甚早）任《时事新报》主笔，请我为特约撰述，我便在该报写了《民生主义实为资本主义》。汪精卫阅之大怒，并指使一人出来控告我。此时陈独秀先生为我写信国民党中央，说我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不可以权力限制学术自由。先是在汉口，我与陈先生恰恰比邻而居，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且相谈甚欢，他是时已放弃托洛斯基主义，不过还是倾向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到重庆后，在民生公司演讲《抗战之意义》，也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这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幸而汪精卫在两个月后即投敌，我得免于迫害，而国民党人办的《艺文周刊》上，也的确举行了一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讨论（这是第三次讨论，当然不会有结论）。
当时陈独秀住在江津，但他文章刊出未完，即未再见，因苏俄中共提出抗议，国民党不愿为陈一人得罪苏俄中共。于是他以油印文章寄他的信友，也将他写给私人的信用油印发表。有一次他写信给薛农山，信中提到我，薛农山还拿此信给我看过。说的什么，我已不记得了。但是最近增订旧作，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竟有“给H和S的信”的节录。（160—161页）。我便想到，此H 可能指我，而S则指薛农山而言。
我何以作此推测呢？大约二、三年前，我接到安徽文献馆（？或图书馆？）一位先生来信，问先生来信中同样的问题。他并且说，根据陈先生一位亲友，伺候过陈先生晚年的人说，H确是胡某某。问题只是S是谁。这位先生来信希望我能答复他。当时，我正患气管炎住医院，没有复他，而他的信现已不知放在何处，而姓名已不记得了。
我的结论是：陈先生给H和S的信，“可能”是给我与薛农山的。如果陈先生的亲戚确定H指我，则S也一定是薛农山。上句“可能”，表示我不能完全断定之意。
今先生来信，问“受信人除你之外，另外一人是否孙洪伊？”我想孙洪伊要比我年长二、三十岁，且素无渊源，不会和他共同受信。而且据先生来信，陈信开始说：“与孙先生更二十余年不见…”，是叙旧之信，而所引的“给H和S的信”则是论当前共产主义问题的，非孙洪伊所关心。我有一老同事名孙几伊（注2），早年在北京亦有文名，我们在国防委员会每日相见，但未曾谈到陈独秀。
所以我还是维持我上述的结论。
我说要拜托先生一事者，即是如此信第6页所云，二、三年前有一位安徽文献馆（？）的人对我提出过S是谁的问题，我因病未答复他，甚觉歉然。我请先生为我写一信至安徽文献馆或其它整理安徽人物的机关，询问有无人士写信胡某某询H与S是谁的问题，问到固是有缘，即令问不到该人，如果他们愿意了解这个问题，均请先生将我此信复印一份给他或他们。不胜感谢之至，之至！特此敬复，即颂
著安 弟 胡秋原拜上 十一月十四日
小周注１：胡秋原先生原信共９页。
注２：孙几伊的“几”字没有辨认出来，将此信复印件寄给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沈寂来信说：“我查找了五四时期的人物资料，发现有孙几伊，当时颇有文名。再仔细辨认胡先生的信，似是‘几’字的繁体‘幾’字。”
（四）1996年11月27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注）
秋原先生：
收到了你的回信。
我为了一件小事，冒眛写信给你。信发出后几个月不见回音，我以为你看了信后不屑回答了。谁知不然。你为了这件小事，竟写九页的回信。今天我首先要感谢你这个好意！
三十年代初期，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向其它政治犯借阅书刊，就知道有你这位作家。我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杂志上看了你的几篇文章；我又看了你翻译的佛里采所着的《艺术社会学》，特别注意到你在此书前面的长序言。可惜，我现在太老了，双目近于失明，虽有人送我大陆出版的你的《中华心》，我也不能阅读。你回答我的信还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写的信，自己也看不清，非请看懂我写的字的人抄录是不能发出去的。
言归正传罢；
你的回信解决了我的问题。
第一，陈独秀写给你的信（见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67页），其中另一个收信人S可以确定不是“孙洪伊”了。你回信中说的“与孙洪伊素无渊源”就是铁证，陈独秀决不会对“素无渊源”的二个人回答一信的。
这个错误应当由我一人负责，凡有人来问我这个收信人H和S是谁？我总是说：H是胡秋原，S是孙洪伊。
第二，S决不是薛农山，因为陈独秀信中说“与S先生更廿余年不见了。”那时薛农山与陈独秀同在后方，时常见面。
第三，S究竟是谁？我为甚么会说是“孙洪伊”呢？因为我看到此信的抄件（不是陈独秀亲笔原信），其中收信人正是胡秋原和孙洪伊，而且信中说“廿余年不见了”，即五四运动中，陈孙二人都在北京，那时见面完全有可能。
幸而你回信中有几句话可以说明我的错误是事出有因的，你信中所提的“孙X伊”（X字辨认不清，在来信第八页第七行第一字），被我误认为孙洪伊了，何之瑜将陈独秀的文章（《我的根本意见》）寄给你，也寄给孙X伊，你们二人既然相识，便共同或分别写信给何之瑜表示你们的意见，何之瑜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便写一信给你们二人。
问题在于找出这个“孙X伊”是甚么人？但这是另外的问题。S不是孙洪伊已经解决了。我为甚么误说S是孙洪伊也找出原因了。如此，根本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再一次感谢你！
我知道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曾写信向你询问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你的回答，我要给沈寂写信。把你的来信复印给他。如果还有别人问这个问题，沈寂会去通知他们的。
此致
敬礼！ 郑超麟
1996,11,27
小周注：此信和《陈独秀研究动态》第9期，分装两个封封同时寄的。胡秋原只收到杂志而没有收到此信。后来由小周补寄去复印件。补寄时附告“孙x伊”经沈寂辨认并查阅了五四时期人名资料，疑是“孙几伊”。
(五)1996年12月19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
超麟先生：
前接大示，弟曾即复两个要点：
一、陈先生信中之H可能是我，如果是我，则S一定是薛农山，不是孙洪伊。
二、又拜托先生将拙函复印一份寄安徽省研究陈先生的机关，因两三年前该文献机关
（？），曾有类似之信问我，并说H是我无疑，问S是谁？当时因他事或小病未复，甚歉。今烦先生复印拙函寄去，亦所以补过。
继而接到先生寄来《陈独秀研究动态》( 9 )，及12月11日来信。信之字迹不甚清楚，大意是问我是否收到先生回信和杂志。所谓杂志，不知是否指《陈独秀研究动态》，至于信，只有12月11之信寥寥数语，而对弟前信所云，无一语及其内容。
又有一点奉告者：七十年前，弟曾在汉口见过一位郑超麟先生，法国留学生，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数本，译文甚好，其后加入陈独秀派。我初接来信时，曾疑是否那位郑超麟。及念字迹清健，相信年必轻于我，一定只是偶然同名。今观来书，是九十以上之人之笔迹，使我相信就是我七十年前见到的郑超麟先生。如果所忖不误，则我们缘分真不浅也。
最后，我要乘此机会，向陈独秀先生研究会诸先生要求，由于郑先生笔法已难辨认，敬请先生等对我前信所说两点作一答复，并告我写信与我的郑超麟先生是否七十年前我所说的郑超麟先生。专此敬祝
新年万福，研究会诸公万福！
胡秋原拜上 十二月十九日
（六）1996年12月31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收到了你十二月十九日写来的信。
记得吴国祯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调查户口，发现上海市民姓吴名国祯的，有13人（或23人）。我敢打赌，古今中外，除我之外没有人名“郑超麟”的。今天在上海安度晚年的郑超麟也就是七十年前在武汉经历革命失败的郑超麟，过了今天，从明日元旦起，我就可以告诉国人，我是九十七岁老人了。
原来你我少时曾见过一面，希望今后我们仍能保持联系，关于S是甚么人问题已经解决了（S就是孙几伊，当初发表此信时是我误记为孙洪伊）。但你我通信，不患没有话说。先从你写的佛里采《艺术社会学》的译者序说起罢！你在此序中称陈端本为姊，可见你认识她，你能告诉我她的下落么？你在同一序中有一段论翻译的话，大意说：今天中国作翻译的人可分二派，一派主张直译，鲁迅为主；一派主张意译，林超真为主。林超真就是我，当时，我正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如果有人知林超真就是我时，一定会骂你。但近几年，我找到史料，证明了除你以外，尚有人作此对比，这人就是瞿秋白，见一九九五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论文集》第998页，兹将此页印一张寄给你。
我前信说的杂志，就是你收到的第9期，我回答你的长信是与此杂志同时寄出的，不过分为二封信寄，想不到你收到杂志，却收不到信，过几日我当寄一份复印件给你。
收到你的长信后，我立即复印寄给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先生，他回答说：“胡秋原先生所谓安徽文献馆者，无此单位，但他记得是安徽去的信，那就是我，没有旁人”。
希望你能看懂将近百岁的老人写的字。
祝
健康！
郑超麟1996,12,31
附件：
瞿秋白谈郑超麟：
施达林的《列宁与列宁主义》一书，已由郑超麟同志译出，读者可以参照而观。“改译”本为戏剧家洪琛所倡，原意在接近中国读者。周作人当前提倡的“直译”，实在流毒不浅。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完全不同，如果直译那便是外国文初学的小学生之练习簿！至于超麟同志的译笔确是很好的。
《瞿秋白论文集》第998页（该文集为瞿秋白自编）
（七）1997年1月18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注１）
超麟先生：
连接96年12月31日及97年1月3日小周老弟寄来96年11月27日信，不胜欣喜。欣喜之一，是我接先生第二次信见字体歪斜，即料定此超麟即我当年曾见一面并读其译文之超麟。先生云古今只有一个超麟，于今是九十七人瑞，云乎不喜。欣喜之二，是先生提到艺术社会学序文，弟早忘记，及翻阅旧作，果有鲁迅与林超真并举之文。七十年前心仪其译文之人至今健在，而且通信，云乎不喜！谓曾一面者，民国十六年弟为全国学生总会编《中国学生》，常出席宣传会报，有一次先生起立发言，座侧一位朋友介绍，此是郑超麟，而且似乎说到先生之腿一时有点不便云云。（注２）
又弟可略述与独秀先生关系。一﹑抗战初期弟在汉口德润里办《时代日报》，适与独秀先生为邻，曾拜候畅谈。二﹑内人扶家母先入川，适与独秀先生及郑学稼兄同船。三﹑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弟入川后，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在薛农山主持之时事新报上发表此项主张，汪精卫大怒，嘱人控告，陈先生致函国民党中央，谓胡之主张值得研究，不可压迫。此后陈与薛通信中常提及弟名，薛亦屡以相示，故印象甚深。四﹑独秀先生逝世后，重庆唯弟在扫荡报副刊为文，题为悼陈独秀先生。孙伏园见之劝改为《悼陈仲甫先生》，前弟云如H是我，S一定是薛农山。现在想来，孙几伊亦极可能，孙几伊在民初亦为相当有名作家，约长我十余岁。因当时我们同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任秘书之职，对当时独秀先生横被诬蔑，深表同情，事为独秀先生所闻，故有致H与S之信﹐亦系当然之事。唯事隔半世纪有余，遂不能确切记得耳。而弟在拙著《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中特引此信，当亦因其与我有关欤。
先生长我十岁，先生一代之人所余无几了，即弟一代之人亦廖廖可数。与先生一代之人此处尚有严灵峰兄健在，不知先生记得否，专此敬复
敬贺新禧，并祈多多保重，‘超’百‘龄’而多多益善。
小弟胡秋原拜上 一月十八日
小周注１：原信竖书，上端有三处加写； (1)1小周老弟，此信仍请复印一份寄沈寂先生，为感。 eq oac(○,2)2几字不错。 eq oac(○,3)3并贺小周老弟新禧。并将此信念与郑老听。
注２：郑超麟无跛脚之足疾，我问郑老，是否胡记错了。郑说：“当时患严重的脚气病，确实有些‘跛脚’，胡秋原的记忆真好。几十年后还记得。”
（八）1997年2月8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你一月十八日回答我的信，收到已经多日了，因事忙，到今天才能够回答你。
一个快到百岁的老人双目几乎失明，又只能在室内扶着桌椅行走，但还能听人读书，还能谈话，还能写字，认为做人的责任尚未到尽头，能够活动时还应当活动。
我不仅至今记得你在《艺术社会学》的译者序中说的两件事，我至今还记得，你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同情于托洛茨基的遭遇，同情陈独秀的被捕入狱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知道你是不同于当时的“左倾”文人的。前几年，我为某一问题去研究鲁迅的史料，才知道你曾为同情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而付出代价，即受了其它“左倾”文人的攻击。据说当时鲁迅曾用隐晦的方式为你的受攻击抱不平，即他利用一次公开机会向群众强调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的贡献。
从你最近给我的信中；我又知道你在抗战初年曾公开主张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为此引起汪精卫大怒，幸亏陈独秀赞成你说的话，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想，当时自己正在发展资本主义，却反对别人提倡资本主义的决不止汉奸汪精卫为止，也决不止国民党领导人如此罢！
可惜，我抗战初出狱后就没有机会再读你的著作了。
在国民党监狱中读你文章时留下来的良好印象，使我认为在垂老之年能够同你通信是一种好事。
我已尊嘱将你最近回信复印各一份给安徽历史系教授沈寂，他回信要我告诉给他你的通信地址，我通知他了，想他也会写信给你的。
此祝
春节愉快！
郑超麟 1997,2,8
小周注：原稿编至此，寄给胡秋原先生，向他征求是否同意发表。
（九）1997年3月29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承您呼我小周老弟，令我倍感亲切，心里甜滋滋的。五十多年前，朋友们叫我小周，而今过了古稀之年了，老朋友还是这样叫我，我也乐于以此自称，概有不服老之意，不过在郑老和您等前辈面前，我永远是小之又小的小周。
我已尊嘱将您给郑老的信复印寄给沈寂先生。我还曾将你几次来信的复印件给了《陈独秀研究动态》主编唐宝林先生和大陆研究陈独秀的学者任建树先生。
我经手您和郑老的信函，您们二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受感动。您对未复数年前安徽某人的信牢记在心中，并且一再表示歉意，您的如此为人，甚为钦佩。您们来往的信件的内容，很有史料价值，如将之公开发表，是很有意义的。郑老同意我的建议。于是我加以整理抄写，现将这些材料寄给您，请您审核，如果您也同意，就分别在两地刊物发表。刊出时除了来往信函之外，不妨配上二位的近照和手迹。
郑老早年写得一手好字，直到八十高龄时还写得很清晰（见八十自寿手迹），但近年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但他仍不断地写信，写文章。我们建议他口述或录音，由我们整理，但试了一、二次就不干了，大概是亲自动笔可边写边思考，所以执意亲自书写。他“盲写”的字甚难辨认。这次誊抄时，我原拟全用繁体汉字，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变成繁简混杂了，给校对增添麻烦了。
附上一张郑老的照片。请您寄给我们一张您的近照。我抄写您的来信，如有差错或有增删，请示知。我们在未得到您的同意之前，是不会发稿的。
敬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敬上1997,3,29
（十）1997年4月21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超麟的信
履锵先生并请转
超麟先生：
寄来文件一包已收到多日。我想先生等一定久候我的复信了。首先奉复二事：
一、先生说将我们来往讨论H、S之信件公开发表，弟不仅同意，而且欢迎。因为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讨论。
二、弟之迟复，由于过年后有似感冒之小病。
三、奉上最近照片一张，龙钟之态，似尚不如郑老之康健也。
又小周先生年逾古稀，故弟改称先生也。专此即颂
新春万福！
弟胡秋原顿首 4月21日
（十一）1997年5月7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四月廿一日惠书，于四月廿九日收到，当天下午就读给郑老听，他老人家很高兴，他将您的近照，贴着鼻尖看了之后说：“胡秋原比我健多了”。郑老嘱我写信向你致谢，祝你身体健康。如果您第三次访问大陆，盼能与你欢聚话旧。
您在大作《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中，对张君励只一笔带过，而对陈独秀情有独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写了详细精辟的介绍分析。应该与您和郑老来往的书信一并发表。但《隔海书简》已有七千字。该文只能投寄大陆的期刊，字数过多就无法被采用，所以拟忍痛割爱了。但您在台发表时，如不为字数所限，尽可加进去。至于先生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我们手头无此资料，打算写信向沈寂先生索讨，如他能及时寄来，当尊嘱加入。
先生来信开首写道：“来件收到多日，我想先生一定久候我的复信了。”确实如此。我们不愁您迟复，而愁您没有收到。当时我去邮寄时，要求挂号，答复发往台湾的邮件不挂号。而这次先生寄来的却是挂号信。邮件也常有遗失，个中原因就无法说得清了。所幸现在有复印技术，多一个心眼复印留底，发现遗失就补寄。
郑老决定联系发表《隔海书简》，但大陆有许多不固定的因素，有人际关系，还有其它等等，何时刊出难以确定。如在台先行刊出，请惠寄书刊或该文的复印件。
您是我的前辈，请不必客气，呼我小周或直呼姓名更好。先生如有要我办的事，请尽管吩咐。
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顿首
97,5,7
此信读给郑老听了，他叫我补充二点：1. 郑致你97年2月8日的信，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复信，现知你没有收到那封信。所幸小周整理的包括那封信的稿件你已收到。2. 前寄《陈独秀研究动态》第九期你己收到。这一期上刊有郑超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