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按: 网友朱蓬蓬关于他父亲朱其华先生的的这几篇材料，以前的时候看到过，也注意的搜集过，可是没有更到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材料。

关于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东西，多方面取证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大陆的史料，台湾的史料，还有档案的部分，如果都可以对得上，就比较的令人信服了。笔者很佩服朱先生常年不懈的精神和努力，因为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在写，在抗争。也希望有知情者伸以援手，把党史上的这一件事情搞清楚。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让朱先生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件心愿。

其实，共产党和国民党历史上的斗争，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相逢一笑抿恩愁，在国民党方面，连台湾国民党的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可以到大陆去访问和作客。在共产党方面，连红军的叛徒龚楚可以到大陆定渡晚年，另外一个共产党的大叛徒和沾满了共产党鲜血的军统特务头子严灵峰也可以晚年在大陆光明正大地讲学授课。为什么被胡宗南枪毙了的中共早期党员也是著名托派的朱其华的事，就那样的悔莫如深呢？

朱其华这个人，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著述也颇丰，只要稍微读一点当代史，就知道这人在二三是年代，十分的活跃。史料都应该是现成的，朱先生也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只需要有人肯花功夫，立一个项，拿出为领袖人物歌功颂德百分之一的力量去整理，就应该可以闹清楚的。

例如，《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5)一文中说：朱新繁在《读书杂志》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批评陈独秀、陶希圣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说，已经表明自己“新思潮派”的态度。王宜昌在《中国社会史论史》中以为朱新繁（朱其华）“是代表‘新思潮派’的思想的一个人物。”（《读书杂志》1932年第二、三期合刊。）严灵峰在《关于任曙、朱新繁及其他》中也称朱新繁“是斯达林学派中所派生出来之‘自我吹牛’的标本角色。” （《读书杂志》1932年第七、八期合刊）然而1931年10月29日朱新繁致信王礼锡，表明“弟著作名现已改为其华，新繁旧名，不复再用矣。”31日王礼锡回信表示“以后著作名当遵改其华。”（《读书杂志》1931年第四、五期合刊《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出版以后通信十一则》。）1932年3月26日《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封公开信》声明：“以朱新繁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已毁或尚存，我全部否认，因此项稿件，大部非本人所作，我必须绝对否认！” （《读书杂志》1932年第二、三期合刊。）无论署名朱新繁的文章是否为朱其华所撰，就从文章所反映的内容看，朱新繁是可以被看成“新思潮派”的。

在朱蓬蓬的文章中，也并不是没有硬伤，例如他指责的中央档案馆有关八七会议的记录中，有五十六人参加这一点，我就有疑问。因为我所看到的网上发布的八七会议的记录，是２１人。

历史这东西，真的假不了，假的也长不了。难道关于这朱其华的事，历史上还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成？

原始八七会议记录？

附一:　对中共早期人物朱其华的考证

朱蓬蓬

前言：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早期的重要人物朱其华，是我的父亲。1936年，我才二岁，八一三事变起，朱其华就离开了妻子儿女，从上海奔往后方，从此失去了音信。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后，关于父亲的情况，曾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但都没有定论。由于我们在解放后无法交代清楚父亲的身份，在历次运动中吃尽了苦头，母亲也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情斗争中逝世。写此文，目的是想给近现代史、 *** 党史研究者提供一点线索，做一些追究，并希望知情的前辈提供信息。

按照199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玉堂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1686条所记述：朱其华（1907—1945），浙江海宁人。本名朱雅林，字亚领，乳名朱六宝，学名朱骏先，又名朱佩我，朱新繁，朱心凡，曾用笔名亦明、李昂、柳宁等。另：《柳亚子先生书信辑录》一书中，收有给朱雅林的函件一封，这是在公开出版物中唯一见到用朱雅林这个名字的信函。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笔者一直在收集有关朱其华的信息，但遗憾的是众多信息都带有一点令人疑惑不解之处，如掉入五里雾中。从共产党方面，传说他1920年就由邵力子引进，以印刷工人身份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加 *** 一大，1925年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之后参加北伐，1927年和高一涵等到南昌，南昌起义时，担任总政治部宣传处和组织处处长，担任 *** 中央政治局秘书，在武汉参加了八七会议，1928年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后曾任红十四军司令。又传说党内曾秘密通报说他是中国十大托派之一，更有人说他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有双重身份的特殊党员。从国民党方面，传说抗战期间，他曾在西安担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将政治总教官。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说：“朱其华化名柳宁，主编〈抗战与文化〉，名曰抗战，实质期期反共。”抗战后期，曾用李昂的笔名出版过极其反动的《红色舞台》。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朱其华在西安王曲被胡宗南关押，说他是共匪，企图要逃往延安，由蒋介石密令处死。

2002年9月，我通过google查询朱其华、朱新繁、朱雅林，突然见到许多有关的信息。如，2001年6月14日，四川新闻网发表吴欣峰所写的文章----《红色密码通讯第一人----张沈川》，吴在文中说自己是为党和军队做密码电报工作的，显然非常了解张沈川的情况。这篇文章第一次披露说：“1927年八七会议后，原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张沈川，到北伐军政治部工作，11月到达南昌，经朱雅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六大回上海，要建立党的密码通讯，用伍豪的化名约见张沈川。周恩来问：“党员中有二个朱雅林，你是那一个朱雅林介绍入党的？”沈答：“我是1926年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的朱雅林介绍入党的，他是浙江宁海人。（应该是海宁人）”

2002年7月31日，《二十一世纪》网络版总第四期，发表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梁家贵的文章----《抗战时期 *** 对土匪、会道门的策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了朱新繁1930年的著作《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的材料。

笔者曾在全国各大图书馆查阅，惟独没有查到梁家贵引用的这本书。朱雅林，或朱其华，或写《红色舞台》的李昂，或主编抗战文艺的刘宁，这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是一个人呢？还是几个不同的人？是革命者呢？还是叛徒？这里，笔者通过各种材料的考证，提出以下种种疑点。

一、1937年2月17日， *** 中央发布题为“托洛斯基及其匪徒”的秘密通告，通告点名中国主要的托派有十人，即：张慕陶、叶青、柳宁、黄公度、李血泪、陈独秀、朱其华、严灵峰、谢才生、林一新。令人费解的是，柳宁和朱其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 *** 中央的资料有误呢？还是郭沫若的分析有错？当然，关键问题是，朱其华到底是不是托派？按照朱的许多文章中的表示，他不但不是托派，而且是反对托派的观点的。

二、1992年6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报》4版，发表署名尤俊意先生的一篇短文----《朱其华参加过一大吗？》，文中说：“朱其华，浙江海宁人，曾是我国现代史上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风云变幻式人物，著有社会科学著作多种，次人政治面貌复杂。在《红色舞台》一书中，自称是 ***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当年在渔阳里开会时，五个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戴季陶、邵力子都没有到会……朱其华是否一大代表呢？他生于1907年，开一大时他才十四岁，年纪小得不相称。但是，他在书中言之凿凿，这又作何解释？”后来我写问该报编辑部，承社会科学报老编辑盛巽昌告知，尤俊意是社科院的研究员。奉有关方面指示，不再对此深入讨论。这是为什么？

三、署名李昂的《红色舞台》，是中华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十一月，在香港胜利出版社出初版。同时出版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际》（也署名李昂）。查，朱其华已于己于1939年，被胡宗南软禁于西安王曲终南山，没有任何自由，怎么可能在西安让香港出版著作呢？

四、关于郭沫若所提到的〈抗战与文化〉，经查，其背后是蒋鼎文所支持，实际上是军统主办的刊物，并非朱其华主编。如果说，朱其华是自主状态下化名柳宁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那么，这些文章在今天读来，都是意味深长的，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党在工作中的一些是是非非。这些是是非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五、解放以后，许多保密档案在逐步解密，如果说周恩来当年在问张沈川时，确实提到我们党员中有两个朱雅林，那么，另一个朱雅林又是谁呢？八十年代中期，笔者曾到广州参观黄埔军校，当时陈列镜框中展品，组织人事部分，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中有朱其华的名字，但到九十年代，我再次去参观，朱其华被改成了朱雅林，但奇怪的是，这：“林”字却写成为“零”，连所有出售的纪念书籍中，都把朱雅林写成朱雅零，这是为什么？看起来，不像是笔误。

六、朱其华自称参加过八七会议。而且在一些文章中，对八七会议有详尽的描述，说当时气氛紧张，是一次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等等。这些描述当然是令人怀疑的。九十年代，专业作家叶永烈为写作上的需要，曾来和笔者长谈。据他告知，他到历史博物馆去查看过八七会议的档案，档案非常齐全，会议报到及会议记录，都未曾见到朱其华的名字。九十年代后期，有亲自参加过八七会议的老人在《炎黄春秋》上撰文说，当时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到会十几个人，并没有签到和记录，会议主要是瞿秋白主持，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原来，所谓八七会议，是历史学家给起的名字而已，很显然，博物馆里的所谓档案，是后人按照某些人的指示和回忆，用毛笔正楷书写的，这不，连聪明能干的叶永烈都被骗了。

总之，关于朱其华、或朱新繁、朱雅林、李昂、柳宁等等，未曾解开的疑点还很多。笔者认为， *** 党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而史的形成，是由众多的政治人物所创造。八十年代，为了安定团结的需要，中央党史办公室，曾经对建国前的党史研究，特别是党内一些比较复杂的人物，设立了禁区。实际上，到今天，这些禁区已经没有必要了。还党史本来面目，早就是许多研究工作者的迫切要求。许多知情的老人在一个又一个地告别人间，现在已到了要采取紧急措施，来挖掘抢救这些封闭了几十年的史料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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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蓬蓬



附二：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朱蓬蓬

1978年，上海工人宗福先写了怀念周恩来总理的话剧《于无声处》，最后一句台词是：“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关于这句台词，我的理解是：对于一些历史人物，该纪念的还是要纪念，如果不准纪念，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的确是这样，在我党的历史中，有一些人物，由于斗争之复杂，情景之奥妙，已经被历史所封存而快要在记忆里淡淡地消失了。

由于我一直关注着党的历史中诸如朱其华等一些神秘人物的下落，在网上发过一些文字，也许就是这个原因，2006年2月19日，长久被病体折磨而在医院卧床的我，突然接到广东展广鱼先生的电子邮件，告知香港凤凰台播出了对原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公署胡宗南侍卫官朱汲的访谈。原函如下：

“刚才（2006年2月18日23：00），我收看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由曹景行采访胡宗南的同乡部下、特务队长朱汲，朱汲亲口说他奉命杀死了您的父亲。他的话如下（非原文）：我收到一份电报，“胡宗南密启”。我不敢看了，交给胡宗南。蒋介石手令“朱新繁秘密赐死”。要我去杀朱新繁（又叫柳宁）。朱新繁在一个庙里，把门窗堵死，放火烧死了他。解放后朱新繁的儿子多次到北京找文强，问文强父亲是怎么死的，谁杀死的。文强告诉他你们问朱汲。朱的儿子不相信，说朱汲对我们很照顾，送我们从西安回上海，送我读书，不相信是我干的。文强说，杀你父亲是为公，照顾你是私情，两码事。但他儿子不信，到现在不信。旁白：2006年1月5日，朱汲在广东中山和我们谈了八个多小时，杀死朱新繁是他压在心底半个多世纪的秘密。至今朱新繁的儿子还不知道是朱汲杀死了他的父亲。”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洪岩同志也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告知同样的信息。令我感动的是，由于信息科技的快速功能，包括展广鱼、李洪岩等总共有国内外八位素未平生的不相识者，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朱其华（即朱新繁）的长子，都用最快速度给我电子邮件，除了流下感激的泪水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在重庆，除了大学、涉外宾馆，我们是看不到凤凰电视的。

历史对许多后人的回忆来说，虽然是意味深长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到二十世纪末，大多在党的冤假错案都已经理清了头绪，做出了结论，只有少数如我父亲那样的特例，其后人不但在建国前吃尽了苦头，就是在建国后竟然不被认为是好人，仍无法报告伸冤，在党史研究领域无人过问，甚至还是十分敏感的禁区，这是为什么？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在减少了许多顾虑之后，我的一位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战友，天津大学研究了一辈子马列主义和党史的教授李晨棼，曾对我讲过，她知道朱其华，但是党史上是没有他的名字的，为什么？她说不清楚。重庆文联的老作家张惊秋（殷白）也是海宁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过延安，他对我说他知道朱其华，但也说不清楚。作为个人，显然是说不清楚的，但作为党的组织呢？我到过中共中央组织部，但组织部也说不清楚。作为一个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人，而且是被蒋介石下令暗杀的，党组织应该是不会忘记的。

我参加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教育下已经度过了57年，但知道自己一直是一个被认为是有争议的人。正如有争议的江苏省副省长仇和，以及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所言，当右派分子还可以摘帽，有争议的人就麻烦了。最近，我又读到香港《亚洲周刊》2月26日发表的一封信，是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瀚给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公开信，要求马为其祖父杨虎城被蒋介石暗杀一事平反。这似乎让我有一点感叹，现在血债累累的杀人凶手如朱汲者，可以在电视上洋洋得意地侃侃而谈如何暗杀，难道我也要为父亲被蒋介石“赐死”而要求马英九来平反吗？这历史到底是在开什么玩笑？

我已经是在世时间不多的人了，我相信，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党组织的责任，该纪念的人还是应该纪念的。正像那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email protected]

2006年2月26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