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

本报记者 林近秋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７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铃木正夫早在１９６8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实地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铃木正夫首次揭开郁达夫“失踪”之谜，引起中日两国有关人士的强烈反响，铃木正夫在这方面长期认真细致的研究，获得学术界广泛的认同。铃木正夫出版的两本有关郁达夫的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均在中国得以翻译出版。

铃木正夫长期担当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于2005年3月退休，从2005年4月起成为横滨市立大学的名誉教授，并作为非常勤讲师继续在学校开课。但自去年3月开始，铃木正夫陷入无尽的苦恼之中，中国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对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全盘否定，更捏造与铃木正夫的所谓“对话”，将铃木正夫描绘成肆意篡改历史的罪人。这种明目张胆的学术堕落，令铃木正夫忍无可忍、愤起反击。

去年3月18日，郁达夫故乡浙江省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的有关人士寄给铃木正夫3册有关郁达夫的书籍，其中的1册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读完其中的第五章“郁达夫失踪之谜？”的第七节“质疑铃木正夫”，铃木正夫怒气难耐，整个晚上难以入眠。

《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罗以民首先是这样评述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的：

日本铃木正夫为研究郁达夫出力甚多，收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然而其《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所述日本“二战”期间在苏门答腊服役的“宪兵班长D”谋杀郁达夫一说却使人无论如何不能相信。

这是一本表述得非常含混不清的书。

而且，罗以民对铃木正夫有关“宪兵分队班长D”是杀害郁达夫事件的主谋者这种论述提出了质疑，罗以民是这样写的：

18年来的这种现象表明，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铃木正夫笔下的宪兵班长D，以及宪兵A、B、C、E、以及Y的妹妹都是虚构出来的。正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否认，或者支持铃木正夫的有关叙述。铃木正夫如果暂时不能展示D的存在，那么至少也应该展示与D相关的人员的存在，可惜18年来中国读者一无所获。

在这段表述之后，罗以民又这样写道：

2001年10月，笔者与铃木正夫都参加了在中国宁波举行的“纪念巴人诞辰10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一次午餐前,本人恰与铃木正夫同桌,笔者与铃木正夫交换了名片之后,请问铃木正夫(铃木正夫懂得中文)：

“您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的‘宪兵班长D’确有其人吗?”(笔者同时又用笔在纸上用中文写出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宪兵班长D”等字样) 。

答: “有的”。

问：“那你为什么不说出他究竟是谁呢？”

答：“我跟他有合约，不能说。”

（为了以下叙述的方便，将以上的问答归为①——记者注）

问：“你不能说，那你的结论（指D指挥杀害郁达夫）就不能证实。历史是一门

实证的科学，你准备什么时候说？”（此句用中文写出）

答：“准备在他死后。”

问：“他死了你就更没有证据了。”

答：“我有录音。”

问：“他死之后，你如何证明这盘录音是他讲的话。”

答：（沉默不语）

问：“在中国背着当事人偷偷录制的录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在日本这个问题

怎样看？1985年的录音今天还没有损坏吗？你是如何保管的？”

答：（继续沉默）

问：“一个人一生声音的变化是很大的，到了晚年变化更大，何况在不同的场合呢？比如我就可以讲中国的杭州话、山东话、江苏话、普通话，还可以讲外语。在一个人死后证明他生前的录音，可能比在他生前证明更困难。你想过将来证明这份录音在法律上的难度吗？”

答：（长时间沉默）。

（以上的问答将之归为②——记者注）

据铃木正夫回忆和日记，他是于2001年10月10日至12日受邀参加在宁波举办的上述学术讨论会的。当时，一共接到了19位学者的名片。拥有三个头衔的罗以民的名片也在这19张名片之中。在这张名片的背面，留有罗以民写下的“我准备写《郁达夫传》”的字样，铃木正夫也写上了“2001、10、10于宁波”的备注。

对照罗以民的记述，应该是10月10日的午饭时铃木正夫与他碰面并作了交谈。铃木正夫对接受这张名片虽然有一丁点模糊的记忆，但时至今日实在是无法回想起罗以民这个人来。据铃木正夫介绍，他写了50多年的日记，在日记中，铃木正夫提及到一些在那次学术讨论会上遇见的学者的名字，但没有留下罗以民的名字。上面引述的①的部分，铃木正夫表示，在这样的场合出于礼节和交流学术信息的目的，他可能会说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之类的话。但是，上面引述的②的部分百分之一百是罗以民的凭空捏造。

铃木正夫强调，他是以隐去姓名、将真相公之于众，这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大的麻烦这样的道理来说动宪兵班长D作出自我供述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约定，即便是D死了之后，也不可能从他口中公布D的真实姓名。D究竟是谁？铃木正夫指出，他已经将其限定为“原武吉丁宜宪兵分队班长”，如果想认真查的话，连高中生都是有能力查得出来的。

罗以民抨击铃木正夫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用英文字母D等表示的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并提出了犯人是比D等原日本宪兵更高级别的上司这样的“新的看法”。罗以民同时指责铃木正夫使用英文字母是为了让别人无从下手去查找这些日本宪兵。但事实是，1996年6月30日，NHK（日本放送协会）卫星第2电视台播放了《郁达夫——感情旅行——追踪一个中国人文学者的人生》这样一档节目，在这档节目中，被铃木正夫称之为原宪兵C的人物登场，并打上了介绍姓名的字幕。这位原宪兵C就是通过铃木正夫的介绍并接受节目制片人的出场邀请的。

罗以民所说的所谓录音等让铃木正夫目瞪口呆。铃木正夫表示，如果D始终持否定立场的话录音没有任何用处。在D自我供述之后再去录音，这只能向D表示他的自我供述没有信用，这样失礼的行为是不可能做的，偷录等说法实在是不值一驳。

直到现在铃木正夫还是这样认为：他是依据长年踏实的调查，带着诚意从正面与D直接交涉，终于成功地说动D并迫使他自我供述。因为D被离队出走的原部下的遗属追查得不胜烦恼，提供一些适当的信息让遗属平静下来，或者是编排诸如是上司下的命令，作为老部下不能说出上司的姓名等遁词来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D还是坦率地承认（杀害郁达夫）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是他亲自下的命令，在自我供述之后这种态度没有改变过。

铃木正夫气愤地指出，罗以民不仅凭空捏造了铃木正夫对他说有录音的台词、还进而虚构了质问铃木正夫而铃木正夫无言以对只能表示沉默的“逼真”的所谓对话，从而引导读者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D等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中揭开的郁达夫之死的真相是凭空捏造的。

二 交涉

读了罗以民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整整一夜难眠的铃木正夫，找到罗以民的名片，第二天一早就将电话打到他的家里表示抗议。考虑到自己的中文口语表达能力以及在极度气愤前提下的表述对方可能难以完全理解，铃木正夫又将抗议的要点写了2页，并附上3页资料传真给他，并写道：“如果你直爽地承认你的错误，写文章道歉的话，我不控告。下一次信里，我要一一回答你的‘质疑’。”

3月22日发送给罗以民的传真，对方没有任何反应。4月19日，铃木正夫将逐一回答罗以民“质疑”的共24页的信，附上可以证明D等原日本宪兵确实存在的16种相关资料（这些信和资料，包括相当一些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的或者是给别人看过的原始资料），一起用挂号信寄给了罗以民。上面提及的NHK制作的关于郁达夫的电视节目的复制录像带也另外邮寄给了罗以民。在给罗以民的这封信的末尾，铃木正夫这样写道：“如果你不寄给我回信的话，我断定你自己认为凭空捏造假话，玷污别人的名誉。”

这封信发出后，铃木正夫到海外旅行了约一周时间。回国后，对先前的信件的复印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订正了一些中文语法，对内容也作了一定的补充，4月30日再一次传真给罗以民，但依旧没有任何回音。6月4日铃木正夫又打电话给罗以民，确认他是否收到信件，罗以民说铃木正夫写的信的内容相当荒唐，而且是一幅怒不可遏的样子。因为罗以民说传真有点模糊，铃木正夫将原稿重新复印并再次修书，6月7日用挂号信寄给罗以民，但不出所料，那之后再没有罗以民的任何音讯。

罗以民拒绝给予铃木正夫任何答复，但在去年9月，他接受了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他只字不提那段“问题对话”，反而咬定铃木正夫总共用五种手段对付他：“决斗、写文章批判、收买、到法院控告、向单位领导告状。五剑齐发，一剑未射。” 罗以民在这里将自己演绎成一位“抗日”的“悲情英雄”。并这样为自己的“躲避”行为辩解——“何必与这种低素质的人文斗”。

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对应

铃木正夫在罗以民百般躲避、拒绝作正面答复的情况下，于去年7月底将罗以民学术堕落的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中共浙江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沈立江先生。铃木正夫在信中这样写道：“您是罗以民所属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向您如实阐述这一事件的经过，并向贵社会科学院提出强烈的抗议。在目前罗以民不愿或者说是不敢回复的前提之下，期盼贵院能够在调查的基础上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件事涉及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更涉及到学术研究的道德准则。”

让铃木正夫失望的是，等了2个半月，没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回音。在这种情况下，本报记者在去年10月中旬直接打电话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确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一位姓华的办公室主任表示，铃木正夫的信早已收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很重视，领导也专门找罗以民谈了话。记者表示，这件事的是非曲折，查实清楚可能需要时间，但目前首先应该给铃木正夫一个音讯，这也是人之常情。华主任表示完全同意记者的意见，明确表态尽快给铃木正夫一个回音。但等了3个星期，铃木正夫没有盼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消息。本报记者再次打电话确认，华主任将电话转给了据称是具体负责这一事件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党委杨副书记。杨副书记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这是一个学术问题；第二，希望和解，不希望闹大；第三，铃木正夫先生那边就不准备给答复了。记者指出，希望和解首先要拿出真诚的姿态，现在连给予铃木正夫一个答复的勇气都没有，这不是想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铃木正夫控告罗以民捏造与他的对话，如果情况所实，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正常论争了。对于这一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此，杨副书记这样表示：“日本人那边篡改历史的事件不是也很多吗？”这位副书记的态度令记者愕然。是啊，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事件是很多，但不能以此作挡箭牌，来为自身的学术堕落辩解。抱有如此认识，那不是将自己摆到与日本右翼一样的水准吗？在记者的抗议之下，杨副书记又表示开会研究研究，再将结果通知记者。但依旧是没有下文。三个星期过后，记者再次拨通华主任的电话，说及杨副书记开的“空头支票”，华主任表示，他已经将自己范围内的事全部做了，杨副书记怎样处理，他不清楚，也管不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消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相信广大读者自有公论。需要指出的是，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被列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一种。记者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公开网页上得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大工程。浙江省里接着要做一个大的文化研究工程，一个文化精品工程，而这个工程中现在比较成形、有阶段性成果的就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在这样的一套“精品”里，如果发现有明目张胆的捏造，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冲击呢？或许，这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不敢对这一事件作严肃处置的真实原因。

铃木正夫指出，如此的维护“面子工程”，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究竟有何益处呢？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有很多基本史实错误的“硬伤”。仅举两例：罗以民在文中说郁达夫在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时，日本翻译的欧美小说不可能超过80部；又说日本的公共浴场男女混浴的习俗，直到“二战”之后，始由美国占领军倡令禁止后才逐渐消失。这两点显然是非常明显的史实错误，作为学者，如果稍作调查研究，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里只能认为是罗以民不作调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胡编乱造。铃木正夫强调，这样的书如果可以被称为“精品”，那么，中国的学术真的是不可救了。

四 宪兵班长D的最后归宿

从另一个角度讲，铃木正夫这次又要“感谢”罗以民。铃木正夫很久以来一直想再找D,在没有很好机会的时光流逝中，铃木正夫推测将年逾95岁的D多半已不在人间。为了回答罗以民的“质疑”，迫使铃木正夫无论如何要确认D的消息，他开始到离家很远的D以前居住的地方去探寻D的消息。令铃木正夫感到振奋的是，D还活着。去年4月6日，他在一家养老院里终于又找到了D。1910年出生的D，当时快要迎来95岁的生日，虽然躺在床上，但记忆力、听力、语言表达都很清晰，交谈没有任何障碍。

利用这次机会，铃木正夫向D询问了1985年9月未能及时打听的、但一直挂在铃木正夫心上很想了解的有关郁达夫被害的事情。

面对铃木正夫的提问，D非常坦率地予以回答。以下是简单归纳的一些要点：
不想让赵廉（郁达夫）知道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这，D好像还有一些不能说的事情。D笑了，仅仅回答说不想让赵廉（郁达夫）知道的秘密却让他知道得太多了。

执行犯是谁？

——是我向4位部下和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士兵候补（兵力不足的日本军队在当地征用的候补士兵）下的命令。执行绞杀任务的（既不是X也不是Y）是与赵廉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的、稍微有点轻率的男子。

赵廉是怎样被骗出来的？

——没有打听过，不太清楚。

遗体怎样处理了？

——我认为是埋在了巴爷公务的附近。

——战后，来调查战犯的同盟军官员，遭到受日本兵挑唆的印度尼西亚士兵候补的袭击并被杀害。因此，证据被消灭，有些战犯得以逃脱。

与D分手时，以不公开发表为条件，D和铃木正夫合影留念。去年12月下旬，日本进入迎接新年的准备，铃木正夫想给D寄贺年片，同时也希望得到D更多的消息，在给那家养老院打电话确认时，得知D已经搬出这个养老院。铃木正夫与曾告知他D在养老院的D的长子联系，对方告诉铃木正夫，D已经于12月6日去世。铃木正夫在得到这一消息后通过住民票确认D确已死亡。


五 学术堕落何时休

罗以民这本《天涯孤舟——郁达夫传》出版于2004年3月。他在该书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笔者衷心希望铃木正夫尽快能给中日学术界、中国读者和郁达夫后人一个满意的回答。”对此，铃木正夫质疑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书出版后不给他寄一本呢？在罗以民那里，是有铃木正夫的名片及讨论会上分发的《代表通讯录》的。即便这些都丢失了，那么，与该书“自序”中列举的一些人联系的话，也很容易知道铃木正夫的联系地址的。

铃木正夫指出，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这是学者的自由，而且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和进步。但是，为了提出自己的所谓“新的看法”，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的前提下，强词夺理地展开论述，并且，为了让读者相信这种“新的看法”，甚至不惜百分之百地捏造与别人的对话，这种卑劣的做法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比起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腐败，性质更为恶劣，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学术堕落。

罗以民在去年9月13日向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他掌握了一些证明“宪兵D”纯属铃木正夫编造的新证据，目前正在写作《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的学术诈骗》。对此，铃木正夫气愤地表示，他“恭候”罗以民的这部“大作”，但既然这样“理直气壮”，干嘛连最起码的正视铃木正夫的勇气都没有呢？难道还准备故伎重演吗？

铃木正夫表示，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长年以来，秉着对历史负责的神圣职责，在研究郁达夫问题上，倾注心力，无怨无悔，也真诚地希望为日中两国人民面向未来的友好添一份微力。但是，罗以民的这种所谓的“研究”，令他感到格外的寒心。他实在是难以理解，在21世纪的中国，怎么还会存在这样的“学者”？

原载5月8日《日本新华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