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谢毛主席”——童年蒙太奇
之一、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春节前夕，也不记得准确的年份了，大约在我上了小学后的七八岁之间。上面的干部突然想起了乡下的农民，让下面的干部送平价白糖下乡来了。不论大人小孩每人二两（成分不好的当然没有份）。小的时候，爱看热闹，立马就跟着大人到了村中的公堂（祠堂）里。看到大人们被叫到一起，接着就是干部训话。一个干部清了清嗓子大声说：“乡亲们，我们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让我们给贫下中农送糖来了。让乡亲们过个甜蜜的年！我们要记住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讲完后乡亲们围着大桌子一个接着一个地轮流称糖。村干部在一边报某家人口多少和应领份量，另一边是供销社的售货员掌秤和收钱。每轮到一家称糖，大人们都要重复着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大人们重复得多了，连咿呀学语的小孩子，都会说这两个感谢了。有一个小女孩学舌，竟将“感谢毛主席”学成了“干舌没水吃”。大人们听到后，都大笑了起来。这时一个上面来的干部一声怒吼——“笑什么！”大家都惊恐呆呆地盯着他看。他叹了一口气，将嘴向小女孩努了努，大家才感到问题严重起来。于是敛住笑声，一个个变得庄严肃穆起来……小女孩的母亲则赶紧抱着她回家去了。
之二、
中共几十年如一日的对咱老百姓灌输的感恩的思想，什么“比母亲”啦，什么“大救星”啦，什么“光辉照我心”啦，什么“比山高、比海深”啦，等等等等。影视、文学、歌曲、民谣、戏曲等，无一不是强制灌输这一套。是要咱小老百姓千遍万遍地感谢他们的“恩”呢！
听我已故的二伯父说，原来公共食堂建起来的时候，要让咱老百姓感恩。干部们说：“还是毛主席好啊，让咱们不用煮饭就有饭吃……”后来县乡村干部被迫虚报产量、大“放卫星”吹牛皮，接着就按“放卫星”吹牛皮的产量强行征购。农民连自己的口粮和种子粮上交后，仍然完不成征购任务……过了不久，公共食堂就断粮维持不下去了。有很多人被饿得浮肿了起来。于是上面下令解散食堂……又是上面的干部们对咱小老百姓说：“还是毛主席好啊，体谅我们的困难，让大家回家有口饭吃，不至于被饿死……”可惜至今还有数不清的人，顶礼膜拜灾星毛泽东的干尸，而像我已故二伯父这样有头脑的人太少太少。
之三、
从我个人来说，要说党对我的“恩情”，我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有什么“恩情”来。回顾我的成长历程，我只记得：当我长身体的时候，党让我营养不良。如果没有我大姐想方设法地用蕨粑粉将我喂活，我早就没命了；当我需要知识来填充自己的空虚的心灵的时候，党却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如果想自学的话，而书店只有毛的“红宝书”卖；当我上有老下有少，如老牛负重而供养全家的时候，党却让我下了岗。
如果实在要算“恩情”的话，倒是有一件：公共食堂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妈妈生下我之后，就饿得断了奶水。我被饿得哇哇大哭。我大姐背着我到食堂去打饭，每人每餐二两米饭（十六两秤的）。大姐背我在她的背上，她举着饭钵，还没到家，我就用小手将蒸饭一扫而光。吃完后又哭。大姐只好又将属于她的那一钵递给我，直到吃饱才不哭……我姐经常跟我念叨这件事。每每说到这里，总是忍不住抹泪，说我“可怜”。由于童年时期严重的营养不良，直到今天，我的身体总是精瘦精瘦的。在这个不少人为肥胖而苦恼的时代，我却始终没有这种困惑。从这一点上来看，我是应该好好的“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的。
这些事，总像电影蒙太奇一样在我头脑中回旋，是故，以为记。
二、我所经历的大饥荒
我曾经在一篇《童年蒙太奇》的短文里说过了，“公共食堂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妈妈生下我之后，就饿得断了奶水。我被饿得哇哇大哭。我大姐背着我到食堂去打饭，每人每餐二两米饭（十六两秤的）。大姐背我在她的背上，她举着饭钵，还没到家，我就用小手将蒸饭一扫而光。吃完后又哭。大姐只好又将属于她的那一钵递给我，直到吃饱才不哭……我姐经常跟我念叨这件事，每每说到这里，总是忍不住抹泪，说我‘可怜’……如果没有我大姐想方设法地用蕨粑粉将我喂活，我早就没命了……”这确实语焉不详，过于简略，今索性接着再叙。
大姐还告诉我说，后来解散了食堂，而家里也没有一粒粮食。那时候，我被饿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锥子一样的身子上，却扛着一颗大大的脑壳；而大大的脑壳上，却忽闪着一双亮晶晶且会说话大眼睛。
大姐还说，每当她看到我的这双眼睛，她就想哭。于是暗暗下定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喂活。开始，她用野菜喂我，却看到我越来越瘦。她只好抱着我，来到躺在病床上的奶奶面前呜呜地哭。奶奶就告诉她，到山上去挖蕨根吧，或许能行。于是大姐就杠着锄头，拖着她被饿得浑身乏力的小身躯，来到山上去挖厥根。挖几锄头，就要歇下来喘一阵子……她将蕨根挖回来后，按奶奶告诉她的方法，先用石舂捣粹，再过滤成淀粉晒干……就这样，才用这个蕨粑粉把我喂活。
这样过了几个月，新谷才结出了籽实。没等新谷成熟，大姐就去捋了些回来。用“真粮”喂我，才使我渐渐有了血色……
而新谷收获后，附近不远村子里的一个母亲，却没有我妈妈这样的幸运——因为有一次，她女婿去看望她，她见女婿饿得可怜，因为心疼女婿，就煮了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招待女婿。不料却酿成了惨剧：因久经饥饿，肠胃萎缩。女婿饥肠辘辘，胃口大开，一餐饱食下去，胃破暴死。这位母亲过了好多年，遇见我妈妈，还絮絮叨叨地不断自责说：“我真蠢啊！害死了我女婿……”
大姐还告诉我说，生产队的谷子，去捋了几次才成熟。捋回的稻米，她一粒都没有舍得吃，全都用来喂了我。有一次被大家抓住了。那个时候，大家都饿得发昏。她这样做，被抓住痛打一顿，还算是最轻的处罚。那时我大姐也不过十五岁，她也被吓得只知道哭，也不晓得向大家解释。大家就在稻田边大闹了起来。并扬言说：要把她送到公社去“坐班房”。这时村里一位年迈的老奶奶，听到了田边的闹嚷后，就迈着小脚，急急忙忙地赶到了稻田边，护着我姐说：“天地良心，你们千万别吓着这女崽呢！这能算偷吗！是捋一点回去救她毛毛的命呢。”这位远房老奶奶的几句话，竟把众人都镇住了。我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这位老奶奶领回了家。
大饥荒过去后，我也长大了两岁，能跑能走了。大姐带着我来到山上，用锄头刨开野蕨下面的泥土，取出那小指般粗细的一根根黑色的蕨根，告诉我说：“毛毛哎，这是你的救命恩人哩”。并说从此以后，村里人都学着姐姐挖蕨根，用石舂捣烂后蒸熟了吃。我们村里确实没有饿死过一个人。
到我懂事后，我才想明白：除了这蕨根确实是我的救命恩人外，姐姐的慈爱呵护才是最为关键的。直到我长大成人，并做了孩子的爸爸，有一次我去大姐家，大姐还情不自禁地抚摸着我的面颊，并看着我的这双眼睛。外甥看着他们的舅舅在笑，而姐姐却看着她的弟弟在哭。
有人要我“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我说不，坚决不！忘记我姐，我还算人吗？我不能忘记我姐的绵绵亲情！我不能忘记我姐的慈爱呵护！再说，我也有这个不忘记的权利。
有人还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对此，我仍然要说不！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
确实，我也不能老是想着这些。这太心酸，也太痛苦。我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下这段文字的。就让这段文字成为我对姐姐的祝福吧。祝愿她健康长寿！就用这段文字，作为我这个山沟沟里蹦出来的野小子的内心世界的披露，成为自己的一段小自述。
三、我的眼睛也是我失业的原因
我曾经在《我所经历的大饥荒》里说：大姐老说我的眼睛“有神和好看”。我对此总是将信将疑。直到我与妻子结婚后，妻子告诉我说：第一次与我见面，她就被我的眼睛攫住了灵魂。用她的话说，看到我的这双眼睛，有一种穿透心扉的力量，好像有一股电流通过脊梁。我们在介绍人蒋金科老师家中见面之后，她要辞别她的老师回去上班。蒋老师让她等等，要我送送她。黑夜里，她在前面猛跑，我在后面紧跟。就这样，送她的过程，两人都“走”得气喘嘘嘘，连句话都没有搭巴上。当时我想不明白，结婚后我问她为何这样？她仍然说是怕我的这双眼睛……到这时，我才有一点相信我的这双眼睛，有一点特别之处。
这不禁令我想起一件往事来。有一次，嫂子给我介绍对象，是与嫂子相厚的廖姨的女儿。见面是在哥嫂家里。那姑娘大大方方的与我见面，却老是盯着我的眼睛呆看。弄得我很不自在。于是在见面之后，我怀疑这姑娘是否有点“呆”？我婉言谢绝了嫂子的好意。弄得嫂子跟我发脾气……我也不好说出我心中的疑惑。现在看来，是我错怪了那姑娘了。
后来与一任单位领导相厚，他也对我说：阿弟啊！你的眼睛太毒，看人看进骨头里去……我也有这个毛病啊！所以才是一个“绝代公”的命（他连生四个女儿，却没有得到一个儿子）。你要记住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有些事情，要睁眼闭眼。不要看得别人不自在。你虽然不说话，但你的这双眼睛，就令人脊背发凉和不舒服……阿弟呀！我喜欢你时，恨不得把你捧在手上、含在嘴里；但我恨起你来时，恨不得把你掐死……你最大的优点是敢于坚持原则，你最大的缺点也是敢于坚持原则……
他还对我说：阿弟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清正廉洁，寸步难行；难得糊涂蠢有福，清醒明白是非多；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最好连一半清醒也不要留着……
我说，咳！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有什么药物把我弄傻？有什么办法将我的这双眼睛弄瞎？才可以使我过上安逸的生活！他见我这样说，也只好摇头叹息。连说：时耶！命矣！
我当然明白他对我的敲打和提醒，但我始终放不开自己的脸皮去跟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同流合污。更没有那种低首下心的贱骨头去巴结讨好。也不愿点头哈腰不顾羞耻地去上下疏通。他虽然在工作中需要倚重我的多谋善断，但他却始终把我当枪使。我虽然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也只好自我装糊涂。后来他竟然对我耍起了小聪明，想借着把我整治得服服帖帖，来震慑其他的同事。并籍此建立自己的威信。我在心里说：“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你这样对待我，也太不仗义了吧！
我是一个把尊严看成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人。没有唾面自干的本事。岂能受此羞辱而无动于衷？我于是也捉弄了他几次……久而久之，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他对我失去了信心，凡事像防贼一样防着我……
就这样，我被他和他以后的好几任领导连连排挤，最后竟被赶到了最底层。到了这时，我自己也打算着，与同事的兄弟姊妹们打成一片，过一种与世无争的边缘生活。可是，几年时间里，我虽然少说话多做事，老老实实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做人。头头脑脑们也换了好几茬。但这些头头脑脑们却总是认为：我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潜在的威胁，更是对他们的“蔑视”。于是他们竟然像拧成一股绳似的，总是与我过不去。时不时找茬来整治我。
面对这种整治，我当然要奋起抗争。有时我据理驳斥他们的无理和无道，弄得他们下不了台……就这样，我成了单位的老大难的“大问题”。
几年时间里，我思前想后，过的是“临渊履薄”的生活。整天紧张兮兮的。生怕有什么小辫子抓在他们手里，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后来单位颁布下来了“买断工龄”的精简政策，我三次递送申请。前两次都被相好的朋友连劝阻加请退地给我弄了回来。直到第三次递送申请，我死活都不听他们的劝阻，才达到了“买断”的目的。
现在，我虽然失了业，却获得了心灵的安适。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如果不选择这种自我放逐，说不定要被这种体制整得你油尽灯枯才算了结。
嗨！我从一个“大有前途”的人，走到今天这个不尴不尬的地步，除了这种罪恶的体制的原因外，我还明白，我的这双眼睛，也是我失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四、误上贼船我入了党
荆楚写于2004-11-11
我在《我的眼睛也是我失业的原因》一文中，提到了一位与我相厚的领导，正是在这位与我相厚的领导，软硬兼施地将我胁迫，使我被迫入了这个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1984年，这位领导慧眼识人，把我从众多的青年人中，破格提拔到显要的工作职位上（此后他一直以此为自豪，在同僚中炫耀他的“伯乐慧眼”）。当年他就要求我加入这个党。并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阿弟啊！在这个共产党专政的时代里，你不入党，就没有提拔的机会……”
我仗着当年的年轻气盛，也不知天高地厚、口无遮拦地回敬他说：“我宁愿不当官，也不愿入这个党。”
就这样，我一直没有入这个党。到了1995年，鬼使神差，他又从外地调了回来。看到我还是一个“党外人士”，他感到很惊讶。就连连对我摇着头说：“你去我写个申请吧，尽快把你的组织问题解决了……”
我说：“如果要我入这个党，你必须先在道理上说服我！只要你能举出共产党做了哪一件利国利民的德政善政来，我立即照你的意思办。”
在此之后，我们多次在私下场合相聚，他都试图劝说我入这个党。我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要求他：“如果要我入这个党，你必须先在道理上说服我。”就这样，他与我多次辩论，每次都败在我的手上。他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只是不能公开的这样讲……
还因为在此之前，一些领导的不少事情要靠我去做时，我看着有些事情比较棘手，也容易得罪人或被人所利用。我就以“不在组织”为理由，把它推得一干二净。
后来，这位与我相厚的领导回来工作了。总体上，我看在他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份上，我顷自己的全力和智慧，帮助他理顺各种工作关系。使他做起事情来，得心应手。这样一来，他对我信任有加，把许多本该由其他部门分担的工作，也压在了我的肩上。把我累得够怆。
这样久了，鉴于自己工作劳累、身心疲惫，我就跟他明说。他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向我诉苦。然后他又把这个皮球反推了回来——让我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要是我处在他的这个位置上，我该怎么办？并对我好好抚慰一番。
有几次，我实在难以胜任这种劳累，就以“不在组织”来推脱。专制政治的特点，确实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信任与劳累的矛盾的。
就这样，有一天，他规规矩矩地把我“请”到他办公室里。两两相对，他要求我马上写一个入党的申请交给他。我又以“你必须先在道理上先说服我”来搪塞。他知道他在道理上没法说服我，就耍起了横蛮：“阿弟呀！这事就算是我求你了！算你帮我写这个申请好了！好不好？如果这么点事情你都不肯听我的！从今以后，咱们的兄弟情谊一刀两断……！”
我实在没有想到他来了这么“狠”的一手，只好硬着头皮违心地答应了下来。答应明天写一个申请送到他的手上。
当时我也退一步回来想想——我没有党票，虽然工作干得多，成绩也不少，却总是一个副职。遇上一个能力学识一般般，而又喜好出风头的正职，仅仅因为他（或她）有一张党票，就可以骑在自己的头上颐指气使。让自己费尽心血、受尽委屈地来化解这种工作上的阻力，才能将工作引入正轨……入他妈的这个党也罢！或许今后可以少受一点窝囊气！
第二天，我如约写了一个申请交到他的手上。他看了以后，满脸喜色地对我说：“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
接着他就吩咐党委会分管组织工作的蒋干事去“内查外调”。当需要去我老家去了解我祖上三代的历史时，这位蒋干事由于不认识人也不认识路，就说“没法入手”。于是这位领导又叫上我带路去。
我带着这位蒋“干事”找到我老家所在地的乡政府。找到熟人后，我说“为了扯他妈的一张党票，请帮忙开个证明材料”。对方一听，马上接着说：“哈哈！扯上了奖票，领回奖金，咱们喝酒去……”我只好说：“是扯党票，不是扯奖票”。他才严肃起来，为我开好了证明，并与之挥手告别。
后来到了支部会议上，进入了审查我的入党程序阶段，要我列席会议。这一方面是听取大家对我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也要我自己谈谈对这个入党问题的认识。
轮到我作自我介绍和谈自我认识的时候，我却后悔起来了。于是我就认真地说：“自己根本不符合这个党的条件”。并说：“自己存在比较严重的自由化倾向”（我在一次与上级领导的争执中，上级领导给我扣了一顶自由化的帽子。这件事说起来，还挺有趣，打算专文另述）。这时，这位与我相厚的领导，马上明白了我的用意。他赶紧站出来说：“如果XXX这样的同志都不符合入党的条件的话，可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了……至于自由化问题嘛！在座的各位都是清楚的，是上级领导一时的气话嘛！你也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了。通过这件事，你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嘛！上级领导虽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你也不该把他弄得下不了台嘛……”
在这次会议上，我俩斗智斗嘴，今天想起这件事，仍然觉得有趣和好玩。其一是，我俩说的话，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我的话，是那种只有在私下场合，才能清楚表达出真实意图的实话。而他的话，却是纯粹的官话。在这种场合里，他把这种虚伪的官话说得冠冕堂皇，使人认为这是我的“谦虚”而无从反驳。其二是，他知道我对这套官话系统嗤之以鼻，却让我惮于朋友之间的义气，而不能用私下里才能说清楚的实话来回击他。从而使他当众难堪。其三是，我俩能够一眼看穿对方的意图，而其他的人就像在梦里一样。事后有人虽然知道了我俩的意图，却只能睁眼闭眼地将鼻子当蒜头看。
说实话，人生一世，草长一秋，能够遇上这样的一位知己，复乎何求？有时我俩虽然因为政见和工作方法不同而拍桌骂娘，但我们都珍惜这份友谊和情感。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我不可多得的倾心交谈的朋友。有一次，他那比我少不了几岁的大女儿（如果娶来作妻子，年龄上也完全够格），也跟着众人叫我“小W哥”。被他听到后，得到了一餐臭骂：“连个W叔叔都不会喊嘛！没大没小！”
但这种相知太深，也感到有点难堪。这就是在双方相处时，通过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能看清对方肚子里的肠子是怎样摆放的。这就像没穿衣服站在对方面前一样。双方为了排遣这种尴尬，有时只能装聋作哑来舒缓。所以平时玩笑时，他说我“眼睛毒”，我也责他“目光狠”。
就这样，我在会上的这点“小九九”，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掉了。党委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成了“预备党员”，一年后，转成了正式党员。
老实说，我是一个听到共产党三字，就像吞下一只苍蝇一样感到恶心的人。命运却鬼使神差地捉弄我，使我入了这个党。令我在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懊悔，也使我感到自己成为这样一个邪恶组织的一员，而羞辱异常。
在写申请的时候，我手下的弟兄们就讥笑我——“别看你平时显得那么正直高尚，看来你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嘛！你还不是也像其他党员一样，看见‘有了党票好升官’吗？却虚伪地宣称什么狗屁共产主义信仰！”
对于这种讥笑，我只能以“天地良心，从你们的良心上来看，我像一个机会主义者吗！我是出于无奈呢！”
他们于是就追问我：“有什么样的无奈，使你这么硬骨头的人，竟然折弯了腰？”
我不能将这位领导的“良苦用心”抖弄出来。这样做，对这位领导是一种政治上的巨大伤害。将影响他的前途和工作。我只能默默以对。
后来，我参加支部会，几次都提出退党。开始大家以为我是开玩笑，当我说出内心的痛苦——内心信仰与共党的现实格格不入时，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劝导我：“咳！这个年代，谁还这么认真！说你聪明嘛，你挺傻；说你傻嘛，你又很聪明。”并说：“现在退党，给组织抹黑不说，谁能保证今后不发生反右、文革那样的运动？如果这种运动一来，首先就要拿你祭旗和开刀的……”
经过几次努力，我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就以不交纳党费和不参加这个党的一切组织活动来达到“自动退党”的目的。可是这样仍然不行。尽管你这样的不履行党员的义务，他们谁也不愿在自己的任上，有一件退党的案件发生……
就这样，直到今天，我仍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产党员”。
五、我与同事的赌博
朱鎔基主政国务院，其就职演讲，富于激情，慷慨激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就职演说词的最后那几句话——“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万丈深渊，我将一如既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人纷纷为之叫好。我的同事们亦兴高采烈、振奋异常。同事们纷纷议论和赞美他，并预测中国的吏治，会有根本的改善；腐败的痼疾，也会得到根本的治疗。而我却在一旁冷冷地说：“绝对不会的”。
于是我们展开了争论。我列出三点理由来反驳他们：其一是中国历朝历代专制皇帝靠“加大力度”来反贪，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朱鎔基的思路和办法，走的仍然是这条老路，会使贪官杀不胜杀，越杀越多！其二，朱鎔基在当前这个官场生态环境下，尽管他富于激情，尽管他慷慨激昂，尽管他壮志雄心，其结果必然是——上焉者，他会被这个罪恶的制度完全吞没，使中国历史上，多一个悲剧人物而已；中焉者，他被这种制度弄得精疲力尽、到处碰壁，他只好自动放弃，以“激流勇退”来保住自己的性命；下焉者，他会被这种制度完全同化，成为当前这种贪污腐败制度的守护神。其三，因为朱的上面，还有一个死死掐着他的脖颈的人。更为要命的是，这个掐着他脖颈的人，是一个死要面子而不惜把中国引向灾难的家伙。朱鎔基如果想强硬地反贪，必然触痛他上面的那个人，触痛他上面的人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根本不可能容忍他“瞎胡闹”下去的！这样一来，就必然使朱鎔基一事无成、无法动弹。最有可能，他可能走中间道路——激流勇退、保全小命。这是他的最好结局了……
一场争论下来，许多同事被我说服，并赞同了我的分析。但有一个老同事，仗着他“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过的桥比我走的路长”，他就与我继续争论了起来。我说：“现在还没有看到结果，等结果出来后，咱们再谈如何？”他却大声地宣言：“咱俩压上五千块钱，把这件事情来赌一场。”我说：“不要赌这么大嘛，谁赌输了，就由谁出钱请弟兄们一餐好了！”我于是转头问在场的同事：“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同事们都乐得凑热闹，纷纷起哄赞成我了的主张……
几年后，朱鎔基卸任，其卸任演说竟然是：“只要国人不认为我是一个贪官，我就心满意足了”。其悲凉无奈的心态，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于是我就跟当年与我杀赌的老同事说：“我三岁的孩子，谁也不能说他是贪官嘛！我孩子的表现，也比朱朱鎔基要强！朱说的是‘只要’，而我的孩子则可以完全肯定，他确确实实不是一个贪官。你说该不该实现当年的诺言？”这时，同事们跟着起哄，异口同声地说：“应该、应该”。这位老同事只好认输请客。并说：“老姜没有新姜的辣了，是该请这餐客，决不食言……”
当天酒席上，由我点菜。我就故意“虚张声势”，声言着要点最贵的酒菜，让这位老同事“放大血”。弄得这位老同事的额头上直冒虚汗。我看着他如此狼狈，就逗他说：“当年你要与我赌五千块钱，今天我只需花消你当年的十分之一就够了嘛！看你这样紧张，实在输不起，我建议弟兄们回去吃算了！”
我的这一激将法，使他立即豪迈了起来，并狠狠地将我“批驳”了一番。说我：“也忒看不起人了嘛……”
在这次酒席上，我们又就温家宝接任朱鎔基的事情争论了起来。他们认为温家宝的才气、魄力、激情远远赶不上朱鎔基。而我却认为温家宝比较内敛，并不能说明其才气、魄力、激情赶不上朱鎔基。这种性格特点，在当前这种官场生态环境下，其工作成绩应该在朱鎔基之上……
他们就要我说出理由来。我只好一一说出自己的看法：
其一是，从个人的性格特点上来看，朱鎔基比较血性。这种性格特点虽然激情彭湃、富于正义感，容易用凶猛的南拳北腿一齐上，来进行大刀阔斧的动作。但这种性格特点，却有它的致命弱点：这就有点像蚂拐（青蛙）一样，鼓足了劲，憋足了气，像一个庞然大物；而一旦消了气，就变得干瘪瘪的。而温家宝的性格特点，则与之相反。这种性格特点，比较容易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出成绩来。
其二是，当前官场的生态环境使然。朱鎔基的正气浩然，会使得他不能与同僚们同流合污。这样一来，他就会被当前的官场看成是另类，把他像防贼一样防。让他时时处于孤立之中。使他凶猛的南拳北腿，只好跟空气干。就像重拳砸在了棉花上。而温家宝的性格特点，却没有这种浩然正气，使他容易与同僚们同流合污，也就容易与他们打成一片。你们搞腐败，我也来一点点。让他的同僚不把他当成另类，工作起来就少了不少阻力。这正好可以用他的太极功法，来润物细无声，来水滴石穿。
其三是，从当前的社会环境上来看，朱鎔基的种种行状，容易获得国人的喝彩，吸引了国人的目光。这样一来，反而变成了坏事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特点是“木秀于林，风必催之。”朱鎔基这样出尽风头，必然遭到他的同僚和上司的猜忌防范，使他寸步难行。而温家宝的内敛和藏而不露，却比较容易避免这种难堪。
其四是，朱鎔基行事比较血性气质化。这种血性气质化的人格，容易情绪激昂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搞糟。从而使他的政敌抓住把柄，而将他轰下台。就算不被轰下台，也因此受到左右掣肘，而使之一事无成。而温家宝则比较冷静沉稳，比较容易不急不徐地按部就班。即按照他的既定目标，走一步是一步。虽然走得很慢，但一般不会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现象。朱鎔基的步子虽然迈得很大，但很可能出现“进一步之后，又后退两步”的现象……
经过我的一番分析，同事纷纷赞同和附和了我的判断。我就问上次赌输了的那位老同事：“还敢不敢跟我赌一场？”并说：“这一次，接受你用五千元现金来赌的方法……”
他沉默了许久说：“我这次输在朱鎔基的去职演说上，没有他说出‘只要全国人民不认为我是一个贪官，我就心满意足了’的这句话，你能说我输给你了吗？我今天这次请客，是坏事在朱鎔基的鸟嘴上！”
我说：“呵呵！原来，你当年跟我赌，一开始，你就打算赖帐？”
同事们酒足饭饱后，听我们这么斗嘴，一阵哈哈大笑后，各自回家。
我在《我的眼睛也是我失业的原因》一文中，说到了：“与我相厚的一位领导说我的眼睛‘毒’”。我将该文写出后，就贴在了《Free China BBS》上，然后又顺便贴在《凯迪·猫眼看人》上。猫眼的网管没有让我的这篇文字像其他文字那样的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而是好不容易显示了出来。猫眼的网友看过那篇文字后，要求我将自己的照片贴出来，给他们看看。看看我的眼睛，究竟是怎样个“毒”法？我回答他们说：“我的眼睛很普通的，不了解我的人，看不出一点异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的眼睛是广义的眼睛，而不是狭义的眼睛。”
六、我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
荆楚写于2005年7月10日
我在《误上贼船我入了党》一文中曾经提到过，我被上一级领导扣上了一顶“自由化”的帽子，并把那位上一级领导弄得下不了台。并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很“有趣”，承诺就此事件“专文另叙”。由于一段时间以来诸事忙乱，再加上自己的懒惰，一直没有静心于写作。自己的承诺久久没有兑现，总觉得欠读者的一份情没有还上。于心有愧！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约是九四年的秋季，上一级领导亲自出马，带队来到我所在的单位，对我所在的单位的领导组织“民意测评”，以体现他对我所在的单位的“高度重视”。我在这种单位里跌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民意测评”。每次测评，事前一般不说明“测评”的真实意图，事后也不公布“测评”的结果。反正是将群众当猴耍，还美其名曰是“发扬民主”。久而久之，大伙心生厌烦，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受周围这种不满氛围的影响，我也对这种“民意测评”痛恨起来。于是，我在这次“民意测评”的不记名“选票”上，没有对选票上的任何名单画圈，也不作任何文字的评价。而是在留言栏的地方，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全行一百多号人马，都有能力当行长，只要上级领导看上谁，谁就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当晚交上“选票”后，散会走人。
当天晚上，兴冲冲亲自下来组织“民意测评”的这位上一级领导，看到我这份“选票”后，使他觉得十分难堪。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龙颜大怒”……
第二天早上，这位上一级领导仍然气愤难平。他急匆匆地来到我所在的单位，找到正在办公的行长。拿出那张“选票”来，要求我所在单位的行长必须“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并声言说：“如此藐视领导，表现好的，限期调离本系统；表现不好的，立即开除。”还威胁我所在单位的行长说：“如果这里鉴定不出字迹，就请公安局的字迹专家来侦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让我如何对你放心！”云云。
我所在单位的行长，一看选票上的字迹和语气，就有八九分明白是我所为。他也清楚这种文字，不过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而已。但迫于顶头上司的淫威，却不敢稍有异议。只好顺水推舟地声言说：“是是是，要认真查处、严肃处理”云云。并当场指令行政科的张某某，迅速去核对落实。
张某某逐个去询问，当问到我时。我说：你也不要如此兴师动众地去追查鉴定了。我W某人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冤枉了别人嘛！你如此劳心费力地询问，也太没有效率了。你就说是我所为的，赶快去复命吧。
过了一会，我所在单位的行长，立即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当着上一级领导和工作组众人的面，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并装腔作势地责成我：就此事件写一个详细的检查，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言行……
老实说，我所在的单位的行长颇有爱才之心。他一边狠狠地骂，一边给我使眼色。其意思是要我明白，这是与他合演一曲双簧，给上一级行长一个台阶下而已，并非出于他的本意。
我在这种劈头盖脑的狠骂之下，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但当我看到上一级行长在一旁翘着二郎腿、哼着小曲的时候，其洋洋得意、小人得志之态，竟然是纤毫毕现。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热血直冲脑门，就转身对上一级的行长说：“你不是下来搞民意测评的吗？！我作为民众的一员，在选票上写了什么，这难道就不是民意的体现吗？！”
上一级行长见我咄咄逼人的语气，乃反驳我说：“啊～！啊～！这虽然是一种民意的体现，但你文字上的语气，是严重的藐视领导，藐视党的领导。此风不灭，亡党亡国……”
我打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胡言乱语：“按照你的逻辑，是不是应该复辟到专制帝王的时代，并由你制定一部法律——凡是犯有这种‘大不敬’罪的人，杀无赦，灭九族？！”
上一级行长理屈词穷，只好对我乱扣帽子：“你这是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要坚决煞住！否则无法无天、亡党亡国……”
看到上一级行长这样气急败坏、乱扣帽子的做派，我更加来气。于是揶揄他道：“自由化这顶帽子，是随便可以乱扣的吗？当年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当了那么大的官职，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一顶‘自由化’的帽子，任何人都说不清、道不明。我一个小小老百姓，命贱如草。你这是太抬举我了！再说，你也没有扣这种帽子的资格！”
上一级行长被我呛得无地自容，脸变成了猪肝色。他呼噔一声站起来，摔门而出。还甩下一句颇具威胁力的话来——“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上一级行长走后，我的行长连连哀声叹息：“唉～！坏了！坏了！这事让你给弄糟了！连我都要受连累的了！阿弟呀！这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我狠不得把你掐死算了，免得你给我惹麻烦！你是一个聪明的人啦！怎么这么糊涂？难道看不懂我的眼色？难道不明白我的苦衷？你看你看！你让我怎样给你打马虎眼去？起先你如果矢口否认，我就有了缓和的时间。等他的气消了，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我实在没有料到你是这样的逞‘英雄’！这么快就承认了……我想来想去啊！你还是去给我写个检讨算了。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你这样的犟脾气，吃亏的，最终还是你自己！过几天，我拿上你的检讨，专门上去活动活动……意下如何呀？”
我当时正在气头上，就说：“我没有什么错，也没有必要写检查……”
过了几天，那位上一级领导打电话给我，虚伪地对我关切一番后，马上切入正题，问我检讨写好了没有？我就反问他说：“你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写检讨？”他说：“你的文字、你的自由化思想，就应该写检讨嘛。”我说：“你讲不讲道理嘛？你如果不讲道理，咱们换个地方说理去。”他勃然大怒地说：“你想怎样？咹！到省分行、到北京总行去，我一路奉陪！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在这次电话上，我们仍然是不欢而散。
又过了一个多礼拜，他又派他的秘书来找到我，还是要求我写个检讨交差，以便给上一级领导一个台阶下。他的秘书还对我说：上一级领导是如何如何的看重我，本来是要重用我的，没成想出了这么一挡子事。其实，上级行长也挺难的。他的秘书又说：他（上一级领导）实在没有想到，写这种选票的会是你呀！如果早知道了，他就不会那样说了。要我多多理解云云。他还说：在这次的民意测验上，我的得票数是很高的，实在是可惜呀可惜！我说：“如果知道是我，就没事了？不知道是我，就把人往死里整？这是什么逻辑？谢谢上级领导看得起我！我得票多少，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权利知道！否则我会注意的。你现在告诉我这些，已经晚了！没有意义了！他这样看重我，可我有自由化的思想，担当不起……”
老实说，在这次冲突之前，我与这位上一级领导的私交不错。在他还没有“发迹”的时候，我们就有过不少交往，也有过不少推心置腹的沟通。在他“发迹”以后，他对我也很热情亲切、关爱有加。但这一次，由于我的不甘心受辱，却把他给彻底得罪了。
就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天，我的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使我感到疑惑不解。于是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竟然说我是“傻卵一个”。并说：放着这么好的机会，却用犟脾气给顶掉了。这多么可惜！放在别人，是叩头下跪都求不来的机会呀！而我却视之为敝屣！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像我这样傻的人来了！……
听到同事们的批评，我当然能够理解他们对我的殷殷期待，盼望着我得势后，能对他们有所提携。而今眼看这种期望落空，从而流露出不满情绪。但我想到自己处于一个这样的社会——谁都不把道义、原则、尊严和良心等当成一回事。整个社会所追逐的，是功名利禄。我处身于这样一个没有是非的机会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就像一叶孤舟漂浮在浩瀚的洋面上，我是如此的孤立无助！在他们眼里，我难道不是一个十足的“傻卵”吗？看到不少人的轻蔑的眼光，听到一些人嘲讽，特别是几个要好的弟兄的“不尴不尬”的言语。再想到自己是这样的“不合时宜”，不但得不到一丝的理解，反而受到不应有嘲笑讥讽。我的自信心一下子崩溃了。过了两天，我忍辱写了一个简短的“检讨”交了上去。
这次事件虽然这样“平息”了，但我心里实在感到憋屈。在以后的日子里，上一级领导几次想跟我套近乎，想籍此弥缝这种感情上的隔阂。但我的犟脾气上来，就是不愿搭理他。使他很没面子。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这种不善于利用有利的人缘关系，让以后几届的不少权势人物对我落井下石。最后一步步逼迫，使我失了业。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是我人生曲线的一个关键性的“拐点”。
唉！我就是这样一个不不合时宜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虽然知道人生之路机遇难得，但我却不把放弃原则、道义、自尊去迎合机会的人，看成是灵魂的高贵。
七、一场在火车上的有趣论战
有一次我从北京乘火车回来。同车而行的，有我们工作系统的各路诸侯。还有一个这些各路诸侯的总头目。为了消除旅途的寂寞，那位总头目就邀我与之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们先是海阔天空的漫聊，说着说着就争论起政治、哲学方面的话题来了。我说：“中共数十年来，祸国殃民之苛政暴政不胜枚举，而利国利民之德政善政一件也没有。只要你举出一件出来，我就认输。而你就作为反驳我的一方，也不会因此而犯错误。”
他想了许久，才说：“那么第一件——土地改革，第二件——大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第三件——改革开放，这三件事，应该算是德政善政了嘛？”
我说：“先来驳你所说土地改革吧！第一，中共早就否定了自己的土改。土改后，没过几年，土地就经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全部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了；第二，土改本身的血腥和暴戾，就否定了它是德政善政的说法。难道当年的地主富农，真的有罪吗？分了人家的房屋田产之后，还有必要组织的大规模集体杀戮么？他们就不是国民么？日本、台湾的土地改革是怎样进行的，你该知道嘛！不知道的话，我再说给你听听……
你所说的大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和隋炀帝开掘大运河，哪个工程浩大？以你的标准，秦始皇和隋炀帝，远远要比中共伟大了？可是这万里长城和数千里的大运河，在老百姓的眼里，是万里血泪和万里白骨，这是德政善政吗？再说，现在一条高速公路，就比当年的工程量大几倍；第三，当年的盲目建设，有大量的祸国殃民工程。我所在的城市上游的磨盘水库的险情，想必你已知道了吧。因为当地政府召集我们开过几次排险资金落实会议，我们也有报告往上递送了……每到雨季，下游数十万生灵提心吊胆、如履薄冰。而现在整修这个水库，虽然花上了数倍的钱，仍然达不到安全的目的。又如我家乡的一座小型水库，盲目求大，收集的地表水的水量，只够大坝高程的四分之一。而巨大的土石大坝之下，却压着两百多亩膏腴良田。假如让我这个不是水利专家的人来设计，按照常年降雨量和集雨面积来计算，用钢筋混泥土滚水坝的设计，至少可以节约出至少一百五十亩良田来。还如1975年之时，河南数十座水库连环跨塌，淹死了数十万人民……三门峡水库，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因泥沙淤积完全报废，每到雨季，洪水侵害关中平原，被当地人民深恶痛绝……所有这些，都是贻害万代、愧对祖宗的犯罪行为！何谈德政善政？
你所说的改革开放。先从字面上来解释，所谓改革，是改正错误、革除弊政的意思罢了；所谓开放，是放开束缚人们手脚的绳索的另一种说法。当年在祸国殃民的暴政和弊政下，无缘无故地把老百姓的手脚捆起来。今天因为看到老百姓长期被捆住，不利于他们的统治，于是就将绳索放松了一点点。也就改正部分错误和革除部分弊政。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实质。没有追究他们无缘无故将老百姓捆绑起来、无缘无故剥夺人民自由、施行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弊政的罪行，已经是老百姓天大的宽宏大量了，反而因此要求老百姓对这些感恩戴德？天底下哪有这样混账的逻辑！”
此时，他连忙摆手说：“我说不过你呀，谁不知道你是个有名的才子呀！这样吧，我找一个学识口才与你相当的人来与你辩论，我做裁判。”说着就召来了陆某某。
这陆某某正想在他的上司面前一展腹中韬略，于是就与我开战了起来。他让我先命题。我想了想就说：“当今之世，较为完善的民主国家，无一不是文明、发达、富裕、和谐的国家；而凡是富裕、文明、和谐、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民主国家。反之，凡落后贫穷的国家，无一不是独裁专制的国家；而独裁专制的国家，无一不是落后贫穷国家。独裁专制越浓烈，这种贫穷落后越明显。当然中东部分富油国排除在外，因为其财富并不是其国民的智慧和劳动所创造的。”
这时我的论敌和裁判都说：“这是历史事实呀，没有争论的必要了。那你就另外出题辩论吧。”我说：“好吧，我的另一个论题是：当今中国，是选择先发展经济呢？还是选择先以消灭一党专制为目的的宪政改造？”他说：“当然应该先把经济搞上去，然后在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再进行宪政改造，否则国无宁日，亡党亡国，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动乱的代价。所谓‘仓廪实然后知礼节、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嘛。”
我驳之曰：“第一我要纠正你的亡党亡国的说法，亡党不等于亡国，有时候两者甚至是相互悖反的。也就是说：只有亡党才不至于亡国，而不亡党反而要导致亡国。这在逻辑上还需要辩论不？”（在这里，我故作惊人之语，武断地将执政党与国家置于对立状态，以期引起他的反驳。然后我打算用阿克敦勋爵关于权力与腐败的关系式来展开辩论，以论证当前这种没有监督的权力，经过五十多年的异化，已完全走向了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一命题。也许是他没有这个看出这种逻辑上的武断，或许是他已默认了执政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对立）他说：“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不需辩论了。”
于是我就接着说：“第二，你刚才既然承认第一个论题是历史的事实了，那么你就自我就否定了你对第二个论题所持的观点。如果你坚持你刚才的观点，那么你就否定了第一个论题。请问，这如何解释？”
这时裁判幡然大悟、朗然大笑：“原来是这样，你陷入了他的论题陷阱中去了。小陆你的辩论失败了，认输吧。”于是我的论敌只好败下阵来，爬到上铺睡去了。
这件事，过了一年多，仍然清晰如初，是故，以为记。
八、我们家所经历的“放卫星”与“反瞒产”
民国95年（公元2006-4-16）
我在《“感谢毛主席”——童年蒙太奇》的一篇短文里，曾提到过“放卫星”与“反瞒产”的典故。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和在海外生活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一定的中共党史方面的基本功底，会对此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今索性再把我们家所经历的“放卫星”和“反瞒产”的事情说一说，如果各位将此看成是对这个历史名词的注释也是完全可以的。
“放卫星”和“反瞒产”的时候，我才刚刚出生，当然不知道什么。但到我晓事以后，我善良的母亲却常常跟我念叨这些事。并再三叮咛我，要我记住（远房的）得喜大哥对我们家和我们村的好处。
可是得喜大哥的一生，真是人好命苦哇！他晚年的时候，继老伴过世后，接着就是大儿子的媳妇被别人拐跑了。他的大儿子从此变得心灰意冷，万事不管。最后竟不知所亡。他的小儿子则经常披头散发、疯疯癫癫。老大不少了，还是光棍一条。后来找到一个女人，作了上门女婿。可是过了几年后，却被那个狠心的女人活活弄死了。
得喜大哥的家里灾难连连的那些年，我在城里上大学。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得喜大哥在此巨大的打击下，竟硬着心肠，将一条棕索，一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一头则套在自己的脚掌上，狠狠蹬腿，将自己活活的勒死了。一条正直诚实热心肠的硬汉子，竟用这样奇特的法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母亲还告诉我说：得喜大哥死后，全村人自愿出资筹办了鼓乐、幔帐、殡殓事宜。并把丧事办得很是热烈体面。胜过儿孙满堂的人家。山村里的人，感情纯厚朴素。以为把得喜大哥的丧事办得轰轰烈烈，就是对得起他老人家了。
让我母亲再三叮嘱的，并要我记住得喜大哥的好处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放卫星”的时候，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要人民莫幸福，他是人民的大灾星。他要他手下的虾兵蟹将，顺着他的竿子往上爬。“放卫星”、吹牛皮起劲的，则受到表彰和提拔。“放卫星”吹牛皮不力的，则受到严斥和放逐。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下面的虾兵蟹将们，都希望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唯恐受到斥责或丢掉可爱的乌纱帽，于是变本加厉、层层加码，将牛皮越吹越大，也越吹越玄。最后将牛皮吹破了天，也没有人胆敢出面更正。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严重罪行。轻则罢官削职，重则脑袋搬家。
当时我的大伯和顺发表叔是“泥腿子”村干部。“放卫星”吹牛皮的时候，尽管县乡干部用软话来淳淳善诱，用政治帽子来层层施压，可是我的大伯和顺发表叔却总是“不开窍”，始终难以改变他们老实农民的本性，而不愿违背常识虚报产量。后来被抓去办学习班（其实是关押），仍然还是“实话实说”。最后还是县乡干部们脑子活泛，灵机一动，替大伯和表叔填上了“放卫星”和吹牛皮的产量，才把他俩从“学习班”里放了出来。
到了征公粮的时候，县乡干部们的“好心”穿帮露馅了。看着那天文数字的征购任务，我大伯和表叔矢口否认他们曾填报过那么高的产量。县乡干部们恼羞成怒，当场宣布将我大伯和表叔押去公社批斗。我大伯和表叔被押走后，县乡干部们马上布置村民们——在谷仓下部塞满稻草，上部则盖上一层稻谷，以便欺骗比他们级别更高的官僚和干部。
我的大伯和表叔被押走后，得喜大哥也被指派去担任炊事员，去为组织会议的干部和民兵们“开伙”。
表叔比大伯年轻，体格也没有大伯厚实健壮。特别重要的是，表叔是个温和忍让的人，性格远没有我大伯的火爆刚烈。俗话说，柿子拣软的捏，批斗就先拿我表叔开刀。大伯和表叔被押到台上，表叔被民兵按压跪倒在雪地里，大伯则被责令低头站在雪地里陪斗。批斗会开到接近到中午的时候，表叔就昏死了过去。他被立即抬了下来，马上就宣布对我大伯继续进行批斗。民兵们正在按压我大伯跪下的时候，得喜大哥立即提起大铜锣，哐～哐～哐～三声闷响之后，高喊“开饭了……”民兵和干部丢下我大伯，争先恐后地抢饭吃去了。
我的奶奶听到我的表叔被斗死后，从此一病不起。后来虽然听说表叔没有死，又活过来了。也没有让我奶奶病情好转。直到她去世，都一直念念叨叨着说：“我的兄弟（即笔者的舅公）就这么一个仔啊！弄坏了就断了后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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