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
沿京张铁路，去八达岭长城，经青龙桥，站台北侧便矗立着詹天佑铜像，旁边是孙中山题字碑，建于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此举有“民国国父”赞颂“中国铁路之父”的意思。其实，最有资格题写碑文的是三年前（1916年）死去的袁世凯，因为没有袁的大力举荐和支持，詹天佑便没机会“自行设计和建造”京张铁路。
1881年，被清廷强令中途辍学的94名“留美幼童”，回国后境遇很惨，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学非所用。有篇介绍“留美幼童”梁敦彦的文章这样写道：“梁敦彦和同学们归国后，以为在国外勤习八年，学到不少新知识，可以为国效力，谁知因他们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功名，处处遭官场白眼很难找事。梁敦彦几经周折，才在天津电报学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丧，返回时，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狈。”与之相比，詹天佑算幸运，被湮没七年之后，终有机会在铁路公司当上工程师，总算学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发奇想，希望能坐火车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赶紧筹措修建这条只有37公里的“皇陵专线”，詹天佑终被启用，迅速修筑完毕。说来有趣，这才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但路旁没有任何人的铜像，甚至至今没人愿意提及这个“第一”。
也是在1901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没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们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彦当上京奉铁路总办，他的同学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北洋外交负责人，另一个同学蔡绍基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大学总办，这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就在这期间，詹天佑被袁世凯大力保荐为京张铁路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使之完成了“中国用自己的资金、建筑自己的铁路”的梦想。2004年，钱钢、胡劲草著《留美幼童》一书，专辟一节，题“袁世凯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写道：“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都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真是“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
袁世凯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时之需而临时起意，还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贯做法？检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说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便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大学，是为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而后从1901年任直隶总督，到1909年被罢官回籍，袁世凯领导直隶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一万多所，拥有教职工20多万人。再说用人，有个进士叫梁士诒，被分配到直隶做候补官员，几年过去，仍没谋得个正式职位，郁郁不欢，终于鼓起勇气求见袁世凯。袁问：“有何特长啊？”梁答：“我楷书很好，会教书，能写诗。”袁说：“书奴伎俩罢了，你这种人，我属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没出息。”梁士诒听罢，惭愧至极，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点迷津。仆人告诉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经济人才。梁士诒卖掉衣物，遍购外交、经济书籍，认真苦读，揣摩领会，几个月后，再次求见。袁问：“还写诗呢？”梁答：“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识，已然更新。”于是谈起外交和财政两门学问，滔滔不绝，纵横议论，很有新意。袁世凯大为惊奇，马上聘请梁为财经顾问。众所周知，民国初年，梁士诒乃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后来还曾做过国务总理。时人论袁世凯爱才，决不任人唯亲，且全是务求实干之士，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凯青睐，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并非偶然。
当年，铁路开工时，袁世凯派其幕僚郑元直将一座鸟鸣钟送给詹天佑，以示关怀。后又有《致詹天佑函》，写道：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除此之外袁世凯与清廷交涉筑路决策，多方告贷筹措资金，排除洋人阻碍干扰，千难万难，比筑路之难恐不在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