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下旬，胡宗南在西南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西昌即将失守，几千残兵败将走投无路。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憎恨胡丧师失地以致全军覆没，竟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蒋要胡宗南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当此之时，胡宗南的好友、时任台湾“国防部”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出来为胡说情，甚至向蒋介石直言道：“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由于郭寄峤的坚持，蒋介石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这就注定，胡宗南在台湾当局掀起的“整肃”浪潮中，不能安然无事了。
胡宗南１８９６～１９６２，浙江镇海人，原名琴斋，字寿山。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是蒋介石嫡系，一度执掌西北军事实权，被称为 “西北王”。１９４７年曾率部进犯陕甘边区，受到人民解放军痛击。解放战争后期率部撤往西南，逃到台湾后，胡被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又被调任澎湖防守司令等职，旋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研究员”等职，从此完全失去往日“西北王”的威风。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４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
抵台后，蒋介石、陈诚都没有接见他，胡宗南只得携家眷前往台湾东部的花莲海滨。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突然得到一则信息：“监察院”中有5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对他提出弹劾，言辞激烈，声势吓人。领衔对他提出弹劾的是李梦彪。
李梦彪等人提出的弹劾文洋洋数千言，引证详尽，铿锵有力。据识者言，这是历年来“监察院”弹劾文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也是自1948年“行宪”以来参与签名的监察委员人数最多的两弹劾案之一。
弹劾文首先对台湾当局在整肃失职军政大员方面，空言“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表示不满。接着文章列举了胡宗南自1932年底率部进驻陕甘以来所享有的日益增大的权力与种种优厚的待遇，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胡宗南自1949年以来在西北、西南连连战败、丧师失地的种种败迹。
弹劾文最后说道：“窃以为……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
胡宗南弹劾案传开后，台湾各界议论不一，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更多的是默默静观者。
胡宗南由于其身份与性格的原因，面对弹劾案，表现得十分镇静。他认为在西北、西南的失败，主要不应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国民党整个党政军的失败。在那些日子里，胡宗南深居简出，从未公开出面活动或辩解。但他的许多僚属与好友却为之多方奔走了。结果，在1950年5月底6月初，由颇有声望的律师江一平领衔，108位“立法委员”署名的陈情书问世了，并很快送呈蒋介石和陈诚。
陈情书将胡宗南这个败军之将，美化成了一员忠勇奋发、战功卓著的有功之臣。其中，战功是虚假的，而将胡宗南比之郭子仪、岳飞等历史名人，更是不伦不类；但所说胡宗南对蒋介石一片忠心，在失败形势下仍拼命挣扎，然而最终却无法避免惨败，那倒是真实的。
在江一平与李梦彪论战期间，胡宗南本人在旧日僚属盛文、罗絮人等人的参助下，也草拟了一篇详细的自辩书，于1950年8月16日提交台湾“国防部”。
但决定弹胡案最后结果的是“总统”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既不满于胡宗南的丧师失地，同时又感到胡宗南跟随自己20余年，无比忠顺，征战西北、西南，苦多于甜，如果把责任全推给胡宗南，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现在台湾正是多事之秋，像胡宗南这样兵败逃台的将领不在少数，对他们需要安抚，才能安定军心，稳定局面。权衡利弊，蒋介石最后决定放胡宗南过关。
六个月后，“国防部军法处”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对弹胡案作出叛决，宣布“李梦彪弹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不能成立”，认定胡“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应予不付军法会审。”
与此同时，“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也申复：认定胡宗南从西安撤到四川，再撤到西昌，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论处。
胡宗南以败军之将，终于逃过了一场政治劫难。但是他从此再未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只在以后一度担任大陈游击司令与澎湖防守司令等职。胡宗南于1962年2月14日去世，时年6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