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打入敵人內部最高情報官吳石紀事

在廈門大學圖書館，共計775輯、151000多篇、2.2億字的“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擺滿了高兩米、長六米的兩大書架。這些紙質黑黃發脆、被定為孤本的文獻揭示：早在1912年日本便開始大規模刺探我軍情並整理成冊，以供侵略中國服務。

1997年5月，當這批塵封55年的鐵證經搶救整理並作為《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影印出版時，人們感激當年為保護它而冒險犯難的英雄––代號為“密使一號”的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而他早於1950年6月10日被叛徒出賣，在臺灣壯烈犧牲。

吳石（低首寫遺囑者）臨刑前照片

朱諶之就義前毫不畏懼

聶曦上校被押赴刑場

抗日戰場的南天一柱

1940年底，白崇禧推薦其任第四戰區中將參謀長，終於實現上陣殺敵的願望。

在柳州，吳石重逢了睽違20餘年的同鄉好友、時任第四戰區長中將軍法執行監吳仲禧，後者已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秘密加入中共。他們一見如故，推心置腹。解放後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的吳仲禧曾憶道：“他對共產黨人是有好感的，在武漢時聽過周恩來演講，同葉劍英有過交往，還曾建議白崇禧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印發給各戰區部隊長官閱讀。”

另據後來任廣州市政協主席的原第四戰區參謀處情報科上校科長陳一林回憶：吳石當年還救過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1942年底，廣西鎮邊縣政府急電四戰區，說抓到一個像日本間諜的越南人，吳石下令先送到柳州長官部來。在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後，吳石以禮相待，並讓他在柳州組建越南民族同盟會，舉辦軍政干部培訓班。

1943年至1944年，吳石親自部署了桂柳大會戰，保衛了獨山至百色一帶戰略要地。同時，還指揮了保衛中越邊境保衛戰，以固守反擊戰術與敵軍殊死搏鬥，確保了廣西龍州至靖西嶽圩中越邊境廣大地區不被敵人染指。

抗戰期間，吳石還聯繫閩僑參與抗日救亡，他以福建旅桂同鄉會作為橋梁，吸引南洋華僑青年來桂參軍。陳嘉庚先生率團回國慰問路經桂林時，與他相談甚歡，吳石一再要求陳先生多為抗日出錢出力。

棄暗投明的正確選擇

1944年，日軍大舉進攻湘桂，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吳石所部雖一再電請當局增調重兵，但蔣介石為了北扼共黨，南滅異已，不發一兵一卒，導致桂柳大潰退。當時天氣極冷，上有敵機轟炸，後有日寇撲來，大批難民病死凍死餓死炸死在逃難途中。吳石逐漸看透了國民黨的腐敗本質。

抗戰末期，吳石調任重慶軍政部部長辦公室任中將主任。這時候，上海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潘漢年等人，指示吳仲禧設法通過吳石的關繫在國防部內找一個實職，以便更好地開展情報工作。是年9月，經吳石幫忙，吳仲禧被國民黨國防部委任為監察局中將首席監察官。

1947年至1948年間，解放戰爭已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此時，吳石因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開始傾向革命。他知道吳仲禧正在進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動提供條件，給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幫助。不久後，吳仲禧介紹吳石參加“民聯”，直接受中共地下黨員何遂（解放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長）領導，單線聯繫，以其中將的特殊身份為掩護，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48年6月淮海戰役前夕，吳仲禧改任國防部中將部員，被派往“徐州剿匪總指揮部”。吳石親筆寫信給他的學生、“剿總”參謀長李樹正，請李多加關照，給予方便。吳仲禧到任時，出來接待的李樹正見信格外客氣，親自帶他到總部的機要室看作戰地圖。吳仲禧暗中把部隊駐地、番號、兵種及主要部署記錄下來，托病回後方就醫，趕到上海把情報向潘漢年彙報。

保全密檔的歷史貢獻

1948年秋，人民解放軍揮師逼近南京，蔣家王朝搖搖欲墜。當時，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尚保存有500箱重要軍事機要檔案，白崇禧、陳誠主張直運臺灣，而局長吳石卻建議暫移福州，理由是：福州有“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臺便捷”之利。

原來，吳石已得悉自己將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發動起義，將這批絕密資料悉數獻給新中國。於是，吳石派隨從參謀王強等人押送，於1948年12月下旬將機要檔案運抵福州，保存在於山戚公祠大殿內。

1949年5月吳石正式到任後，國民黨高層又電促速將存榕檔案運臺，吳石則以“軍運緊，調船難”為借口，僅以百餘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充數先行運臺以拖延時間，又以十萬火急的口氣下達“死命令”，將絕密檔案全部轉移到位於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匿藏。

1949年7月，吳石經廣州輾轉到95港找到吳仲禧，告知:他已被調任臺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仲禧曾請他考慮，如果不去，可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吳石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為了避免嫌疑，他將攜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一同去臺，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無損的298箱軍事絕密檔案呈獻給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價值連城的“末次資料”也在其中。

深入虎穴的孤島忠魂

吳石赴臺前，中共地下組織給他的代號為“密使一號”。

由於臺灣的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1949年10月25日，我三野十兵團在缺乏軍事情報的情況下，進攻金門失利。同年11月，攻打舟山群島也受到重大損失。為盡快取回戰鬥在敵人心髒的吳石掌握的重要情報，華東局決定派長期在滬、港從事情報工作的朱諶之赴臺與吳石聯繫。

1949年11月27日，朱諶之從95港抵臺，與華東局臺灣工作委員會負責人蔡孝乾取得聯繫。一個星期後，吳石在寓所秘密接見朱諶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絕密軍事情報的微縮膠卷，內有：《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最新編繪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臺灣海峽、臺灣海區的海流資料；臺灣島各個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海軍基地艦隊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另外，還有《關於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遊擊武裝的應變計劃》等。這批情報迅速通過95港傳遞到華東局情報局。其中，幾份絕密情報還呈送給毛澤東。當毛澤東聽說這些情報的來源後，當即囑咐有關人員：“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喲！”還揮毫寫下了一首五言絕句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朱楓在臺灣期間，6次與吳石秘密會晤，又陸續送回一些重要軍事情報。

報國無門的閩中英纔

吳石，字虞薰，1895年8月生於閩侯縣螺洲鄉（今福州倉山區螺洲鎮）人，自幼懷有以身許國之壯志。

1911年，正在福州開智小學讀書的少年吳石，聽老師在課堂上談到黃花崗72烈士中有19人為福建英傑時，激動得數夜難眠，毅然決定投筆從戎，參加北伐學生軍。1913年3月末，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暗殺，在武昌預備軍官學校深造的吳石聞訊義憤填膺，欲約閩籍同學回鄉參加倒袁運動，後因海上交通斷絕而未能成行。同年7月，李烈均在江西反袁宣布獨立，同窗雷彪赴九江參加起義，失敗後被捕犧牲，吳石冒著生命危險，在校內秘密召集閩贛同學舉行追悼會。

畢業後，滿腹纔學的吳石被保送到保定軍官學校，與張治中、吳國楨、白崇禧、劉建緒等同學，其中與白崇禧交情最深。稍後，吳石以保定軍校狀元身份，留學日本炮兵學校、陸軍大學，畢業成績也都名列榜首，被稱為“十二能人”，即：能文、能武、能詩、能詞、能書、能畫、能英語、能日語、能騎、能射、能駕、能泳。

學成回國後，吳石曾在陸軍大學任教多年，撰寫過《兵學辭典》、《孫子兵法簡編》、《克羅則維茲兵法研究》、《左傳兵法》、《新技術之研究》、《抗日新戰法》、《歷朝武學集解》等專著，但由於其政治背景屬於“桂繫”，國民黨始終不肯給予帶兵實權，立志做傑出軍事家的他，經常流露出報國無門的憤懣、失望的情緒。

慷慨捐軀的無名英雄

1949年12月，蔣介石建立國防部總政治部，由其子蔣經國出任主任，對武裝部隊和保安機構實施特務控制。

在蔣經國的精心策劃下，國民黨軍警對我地下黨組織進行了瘋狂的破壞。1950年1月29日，逮捕了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由於蔡的叛變，造成包括其他負責人在內的400多名地下黨人被捕。情況極為慘烈，變節者活命，堅貞不屈者則遭血腥鎮壓。

1950年2月2日，朱諶之的身份暴露了。此時，到95港的空中、海上航線已被封鎖。危急關頭，吳石冒險為她簽發《特別通行證》，送她乘機飛往舟山。可是，叛徒又供出了吳石。暴跳如雷的蔣介石下令逮捕吳石，特務在其寓所搜出他親筆簽發給朱諶之的證件等有關書面材料。不久，朱諶之便被國民黨軍警從舟山抓回臺灣。

1950年6月10日，為真理而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勇士吳石，被押至臺北馬場町刑場，臨終前寫下了“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的壯麗詩句。與吳石一起捐軀的還有他所布建的“聯勤總部”第四兵站中將總監陳寶倉、親信隨員聶曦上校及朱諶之等人。

然而，出於保密制度，當1950年6月20日95港《星島日報》刊出消息《轟動臺灣間諜案四要角同被處死》時，不少知情人痛哭不已，卻不能公開表彰吳石將軍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的特殊貢獻。直到1973年，纔由國務院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本文根據盧荻、王強、劉琳、陳日增、石洪行等同志的文章及相關文史、黨史資料編寫，特此說明。）

《末次資料》的巨大價值

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一直對中國懷有覬覦之心。1912年在北平東城棲鳳樓七號掛牌運作的“末次研究所”，負責人叫末次政太郎。

“末次資料”的主要來源是1912年至1940年7月間公開發行的國內外50餘種中文、英文及日文報紙，選材相當嚴格，有很強的連續性和繫統性，且不同觀點的報道盡收，並按專題整理成輯，裝訂成八開封面燙金精裝本，共計775輯、151000多篇、2.2億字。它以“中國問題”為中心，“中日關繫”、“中日戰爭”為主線，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我國政治、軍事、外交、社會以及中日關繫的多個方面的重要情況。一些選題極為具體，如《招商局工作》、《罷工問題》、《治外法權問題》、《鴉片》、《排外與人民度基督教運動》、《滿洲驅逐朝鮮人事件》、《通化大刀會暴動事件》、《天災與救濟》、《銀問題》、《中國黃河歷代變遷史》等。在一些重要的剪報旁邊加有收集者的批語，如“這條新聞可疑”，“這兩個帶頭抗議二十一條的議員是張某某和劉某某”，有時剪報文字邊劃有著重線，以引起特別注意。

驚人的是那時的日本人已注意到了中國共產黨，單獨列出《共產黨活動》一冊，專門收集中共的信息。而重要事件的資料收集尤為詳盡，如《中日事變》（即蘆溝橋事變）這個專題，收集時間的跨度從1937年6月至1940年7月，資料多達107輯，條目21000篇，文字多達3200多萬字。

除了可以和正史互相驗證外，一些獨家的東西也將給研究提供不少幫助，如《西安事變》專題中，有《冀東報》1937年1月6日報道：“本報南京專電，頃此間接奉此密電，蔣腰部傷勢潰爛，痛楚不堪，五日晨九時，由總醫院施行手術，痛略止。定七日再行手術。惟關於蔣氏受傷後施行手術等情形，禁各通訊社發稿，以免寧府內部發生枝節。”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接收了這部資料。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潰敗時，準備將其運往臺灣，被吳石將軍巧妙截留。

解放後，“末次資料”先被存放在省社科院，後交由廈門大學圖書館收藏。20世紀60年代，由於“深挖洞、廣積糧”，“末次資料”一度移至閩西長汀。“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文革小組”曾下令封存“末次資料”。1984年，“末次資料”被專家鋻定為孤本珍貴文獻。

雖然傅衣凌、王亞南等幾代學者都將之視為寶物，可它卻獨自寂寞40來年，直到1993年華東地區高校圖書館館長會議召開時，當時的廈大圖書館館長孫晉華與王忠俊帶領會議代表前往參觀，杭州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智仁先生極為動情，開始為“末次資料”的影印出版奔走。1994年9月，經社科院專家論證，成立了出版領導小組，由原國家教委瀋友益、季嘯風二位司長主持，決定由杭州大學圖書館整理發掘。

當時，這部紙張已經變黃變脆的資料，驚動了浙江省公安廳，最後確定由軍車押運，兩名武警戰士全程陪同，兩名司機晝夜不停輪番開車，運抵杭州。

1997年5月，由廈門大學圖書館、杭州大學圖書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東亞古籍研究所合力影印出版的“末次資料”中文部分，書名定為《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共計100冊，其中包括國民黨政府接收“末次資料”以後，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收集整理的1944年到1947年的7輯剪報，第100冊是檢索全套資料的篇名索引。而資料外文部分的出版工作也還有待完成。

北大教授季羨林這樣評價這部資料：“剪報的這一段時間正是我國多事之秋，危難深重之際。這一段的歷史實在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從中吸取教訓。”可想而知，在遙遠的1912年，我們至今不知的末次政太郎開始工作後，相繼而來的侵略，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封面

鄉土 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