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公元二零零五年,在六十年以前,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了,到现在六十年了,日本人最不要脸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它到今天不会,也不肯痛痛快快地认错,向我们道歉,向我们忏悔,或者自己做一个像样的反省。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都做了很多坏事,可是德国人肯反省,西德的总理勃兰特到了犹太人的被害地区,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杀掉了六百万的犹太人,到了这些令人伤心的地区,西德总理勃兰特下跪,请注意啊,他是私生子,他本人也被希特勒纳粹他们迫害,可是他当了德国的领袖以后,他 代表他的国家向犹太人表示忏悔,日本人到今天都没有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反对日本人,是必然的。
日本人可恶,可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我们要追查出来,就是它为什么这么神气?为什么做了坏事还这么拽?不无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追查起来,和中国的统治者,国民党的蒋介石这帮人有关系。来举个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有一百多万军队,他们的军队里面的军头,叫做冈村宁次,他就是日本在中国的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是他,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了,在中国战区投降,就是由他出面向中国投降。这个就是投降的降书,大家看,这降书就是由他来签字,大家注意了,这些人都受过一些中国的影响,你看他的毛笔字啊,签名啊,还是有那么个架势的。
授降的人呢,中国方面就是蒋介石的陆军总司令,叫做何应钦,在签降的那一天呢,有照片拍出来,大家看,递降书的时候,这是何应钦,日本人来递降书。大家请开始注意这个照片,这个投降者的腰板比较直,这个受降者,所谓胜利者的腰,反倒弯了有三十度。大家再看一遍,这两个人弯腰的程度不一样,怎么你打赢了战的人的腰弯得比这个打败了的还多呢?大家再看这一张,这一张更清楚了,这是何应钦,这是日本人,弯腰弯得更多了,很显然,上了当,或者没注意到,你不该弯腰弯成这样子。请看国民党刊物里面的,官方的刊物的这个说明,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何应钦将军呈递降书,就这个照片。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个错误,只有我李敖看得出来,我写文章揭发过,这个人哪,根本不是冈村宁次,他不是冈村宁次嘛!那么他是谁?大家再看,另外一个国民党的刊物说,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递降书,又是这个照片,大家看得更清楚了,他的腰板很直,何应钦的腰弯得更厉害了,看到没有,这角度不同。大家看,当时这个受降的时候,胜利者跟失败者是面对面坐着,这边,中间坐着受降席,是何应钦,对面坐的就是冈村宁次,他是日本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他旁边坐的是派遣军总参谋长,叫做小林浅三郎。
各位请注意,历史学家李敖告诉大家,这个递降书的人不是冈村宁次,而是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叫做小林浅三郎,冈村宁次在哪儿呢?冈村宁次大模大样坐在何应钦的对面,他让在他旁边的参谋长过来递降书,他老太爷坐在那里,投降的头子不站起来递降书,可以神气到这个样子啊!蒋介石派出来的何应钦,可以让对方投降的司令官坐在那里,不递降书,请问日本人怎么会看得起你们?在举办这个仪式以前,国民党先要跟日本人谈细节,冈村宁次派他的副参谋长坐镇,参谋长是小林浅三郎,他的副参谋长是今井武夫,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先到芷江来谈判。这就是今井武夫,带来两个少校,到了芷江来谈判,我把这个资料都查出来了,根据什么?根据今井武夫这个少将后来的回忆录,我都把它查出来了。今井武夫说,他到了芷江来谈判的时候,根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方面是萧毅肃中将来接见他,他是少将,由萧毅肃中将接见他,萧毅肃中将向他表明了身份、姓名和介绍左右同僚以后,要求我—就是今井武夫出示冈村大将的委任状,这你的身份我也要确定,我的身份告诉你了,你的身份也要告诉我,我,就今井武夫说明,还没有接到我们日本本部大本营的命令,不能算是正式代表—你看到没有他厉不厉害,刁不刁—此行只是为了投降前的联络,所以没有委任状—人来了,没有委任状,你要查我身份,查不出来,你要我提供,没有,你要不要我,我在这,蒋介石接受这种局面,好,不追究了。
看到没有,我李敖写文章说,这个不带委任状的家伙,神气的还不只此。我们再看他说的,国民党这边给他的备忘录,这个今井武夫拒绝接受,你看到没有—我拒绝接受备忘录,何应钦上将以宽容的胸襟撤回了备忘录—给你备忘录给你带回去,我拒收,投降的人拒收,何应钦看他不收,不收就不给了,就这样子。蒋介石手下的这个人,当然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对一个战败的日本的少将,都这样子“以宽容的胸襟”,全不计较,不递委任状也不接受备忘录,蒋介石这个手下全部接受。我们再看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他在芷江呆了三天,碰到一个妙的事情,先接洽,后来在南京签降,到南京签降时候,他看到,怎么这么面熟呢?原来九月间他看到了有人到南京,一个已经是少将级的军参谋副长,就副参谋长,一个呢就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看到这么两个人面熟,开始还吓了一跳,为什么面熟呢?因为这俩官都很大,一个是上校,一个是副参谋长,可是,当时在芷江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这两个人也不是副参谋长,也不是上校,他们在芷江的时候,是为了适合他们的临时任务,所以才特地带着低级的阶章。至少都是上校了,戴的是尉官或者士官的这个官阶的,为什么?要跟日本人接洽,又不能够找那些低层的人,他们不了解情况,就把他们这些上校级的人化装成尉级军官,校级军官化装成尉级军官,来照顾今井武夫。所以到了南京以后,今井武夫就看到他们,说你们怎么升官升得这么快,怎么两个月不见,三个月不见,升官这么快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在芷江三天跟今井武夫谈了判,今井武夫又拒绝接受递出委任状,拒绝接受备忘录,还要跟他们纠缠半天,最后怎么样,大家还抱在一起哭,看到没有—这些人竟和我们互相拥抱而哭,随着又很高兴地谈话—像什么话?!你们是战胜者,是中国人的将军们,日本人来投降,日本人在中国抱你们中国女人,抱得不够吗?结果来投降的时候,谈判的时候,还抱着日本人哭,你说蒋介石手下这些混蛋可不可恶?这就是国民党干的事情。
为什么我李敖看不起国民党,恨国民党?你们都以为说蒋介石关了我,我恨,把我看得太小了,这些记录都被我们查出来了。我们再看,然后蒋介石派人到南京来正式签降,接受了,这些大员下了飞机,叫日本军人来,大家举行这个投降仪式了,飞机到了,冈村宁次没有出现,没有来接—你们来了,我理都不理,不接,来迎接他们的不是冈村宁次,而是冈村宁次的一张名片,日本人拿了名片看,这是我们总司令来欢迎你们,晚饭是今井武夫请的,冈村宁次等大员全都不来,什么叫大员啊?冈村宁次或者参谋长都不来,由这个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跟国民党这些中将上将来见面,然后谈判,谈判最后说,冈村宁次总要过来看我们,国民党这边就答应日本人,看到没用,我们指示陈倬对日方说,冈村宁次大将来的时候,国民党这个大将们到室外去欢迎他,并且叫卫兵向日本的冈村宁次敬礼,那冈村宁次就答应来了。冈村宁次然后说,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来,国民党的大将说,我们不能去到你们家去,后来日本人就吓唬国民党,说我们冈村宁次大将要自杀,要切腹,打败了他不要活,那国民党吓死了,就派人去看他,最后给冈村宁次看什么?看投降的文件—你向我投降,我怎么给你看文件呢,你签字就好了,国民党你看没有,冈村宁次在投降前,早就看到了降书的内容,在国民党的大员冷欣将军回忆,他说曾于签字的前夕,九月八号晚间,秘密先给冈村宁次将军以阅读的机会,随即收回,并且约定一不许抄录,二不准提修改意见,三不得于签字以前宣扬,换句话说啊,等于给你打Pass,给你小抄,告诉你你要签字的内容,先给你看过,表示友好。
这还不够,看到没有,按说投降,日本人降将要把武器交出来,象征性的武器交出来,那什么东西啊?军刀,日本人的武士刀要交出来。问题来了,看到没有,有人说按照投降惯例,投降代表需要交出武士刀,结果蒋介石的手下怎么办?当然是蒋介石同意的方法,偷着把打Pass给冈村宁次,你带刀来就要交,当场献出刀来给我们,如果刀不在身上,就算了。所以何应钦跟冈村宁次,在日本签降以后十一年—看到没有,在一九五六年的日本《文艺春秋》四月号,有国民党的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的会见—就在投降十一年以后,在日本有这样的谈话,冈村宁次说,签字前的九月七号,您,就是何应钦,您的参谋到我宿舍来,秘密告诉我,在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可以带刀来,但必须在礼堂内缴纳一把刀,呈交给何应钦先生,否则呢就不带刀,不带也可以,问我选择,你要带刀来,你就要交出来,你不带刀,我们也不追究,所以何应钦说,你们没带刀来,当然就没带来,所以冈村宁次说,没有带刀。然后按照规矩,你向我投降,你向我敬礼,而我呢,我不要回礼,大模大样坐在这里,享受一个战胜者的一个快乐。可是冈村宁次回忆,最后我在投降文件上盖章,而由小林参谋总长呈现给您的时候,您却站起来给他回礼。看到没有,这个照片拍出来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看到没有,他站起来给他回礼,还接受这个降书,他可以不站起来,他站起来了,结果这个腰出了问题,看到没有,腰板太弯了,尤其远看,这个接受投降的何应钦将军,腰比他还弯,丢人丢死了!看到没有,丢人丢死了!这就是笑话出来了。
这就是我李敖根据这个照片,再根据日本鬼子今井武夫的回忆录,再根据日本人的《文艺春秋》这个杂志,追寻当年日本人所谓这个投降典礼的真相,我们全部都查出来了。国民党这样子低三下四,对日本人这个恐惧,给日本人偷偷打小抄,跟日本人私下拥抱,这个日本鬼子怎么会看得起你啊!后来冈村宁次无罪给放回到日本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抗议之下,放到日本去,蒋介石后来跑到台湾来,请冈村宁次到台湾,要求冈村宁次给他组织一个日本人的训练团,来训练蒋介石的这些无能的将军们,冈村宁次答应了,就组织了一个团,叫做白团,白颜色的白,白团,一直给蒋介石作秘密的训练。直到最后被美国人发现,美国人抗议,美国人说,你蒋介石就要靠着我美国人,跟这些日本人扯在一起干什么,就强制蒋介石把这个白团撤销了。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故事,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对日本人这些降将低三下四的事情,被我李敖完整地揭发出来,所以当我今天说,你们这些人的低三下四,引起日本人看不起,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这就是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干的事。
李敖的文章中,我本人最喜欢这一篇。
文中说的两个陈少校(不是士官或尉官,李敖的记忆有误)。一个是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少将陈应庄(一作陈祖贻),湖南长沙人,留日学生,在北京做过记者,后来任长沙绥靖公署新闻处处长,1949年8月4日随程潜陈明任在长沙起义,留在了大陆。一个是陆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陈昭凯,福建福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来去了台湾,任国民党特务学校校长,官拜中将,著《日本政界人物录》等书。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专设一题,名为《胜败双方的友情》,其中说他们一行在芷江停留期间,始终由接待的两名将校陪同,“大家围一圆桌而坐,虽然是农村饭菜,每餐都准备了丰富伙食,尽量饱餐。”
这两名将校,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何应钦的心腹。今井说:“我亲自体验到中国军人对待我们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派此两人同行的措施,并不是何应钦独断独行,因为任务特殊,是暗地里遵照蒋介石授意而行的。”所谓任务特殊,今井一语道破:就是为了建立今后中国军与日本军的“新关系”。
今井武夫说:这次会谈中特别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冷欣副参谋长发言的内容。冷欣为亲自进驻南京,而要求日本军用书面保证安全。他觉得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领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未免有些滑稽之感。他认为:“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号称不败的日本军,感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上取胜,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并没有战胜的实感,还不能消除对日本军的畏惧心理。”今井还说:“中国方面向日本军提出的要求,对有关军械军需品、设备及财产的接收问题显得特别关心,再三强调要妥善接收,坚决要求对于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特别是与冷欣中将的协议,几乎完全集中在这一点上。事实上,在中国军进驻以后的实际情况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明。大小纠纷多半都是围绕着接收武器和金银财宝而产生的。也就是:对没有接收权限的部队向日军强迫接收,如加以拒绝,就会受到打击报复;正式办理接收的人,在公开接收之外,又要求表册以外可作黑市买卖的物品;或者为了看中拥有财宝的人,即使毫无关系,也当作战犯加以逮捕;而确实获得不法财宝的人却能免除汉奸罪不予逮捕。因此,国民政府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国民政府的前途也就垂危了。”
这话出自一名战犯之口,一方面流露出他们不承认战败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争的事实,国民党对投降者的“友善”,是与他们贪敛的欲望相一致的。
关于何应钦,今井武夫称何应钦到芷江,是对日本投降代表“不辞辛苦远道来到芷江加以慰问”。后来,冈村宁次在回忆9月9日正式签署投降书的心态时,有一句令人惊讶的话:“在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
摘自《扫描多色的八一五(7)》
这两名将校,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何应钦的心腹。今井说:“我亲自体验到中国军人对待我们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派此两人同行的措施,并不是何应钦独断独行,因为任务特殊,是暗地里遵照蒋介石授意而行的。”所谓任务特殊,今井一语道破:就是为了建立今后中国军与日本军的“新关系”。
摘自《扫描多色的八一五(7)》
文中说的两个陈少校(不是士官或尉官,李敖的记忆有误)。一个是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少将陈应庄(一作陈祖贻),湖南长沙人,留日学生,在北京做过记者,后来任长沙绥靖公署新闻处处长,1949年8月4日随程潜陈明任在长沙起义,留在了大陆。一个是陆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陈昭凯,福建福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来去了台湾,任国民党特务学校校长,官拜中将,著《日本政界人物录》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