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4年8月，湘桂战役开始；8月8日衡阳失守，9月8日桂林、柳州强制居民疏散；9月11日日军侵入广西境，14日陷全州；11月11日桂林、柳州失守，21日陷金城江，29日抵贵州边境的六寨；12月2日日军侵占独山……作者安娥于桂林陷落前经柳州逃难至贵州，本文所写为沿途所经所见的情形。可以说是一幅战时生活写真。）
生命、金钱与力的搏斗
（上）
车站——这是生命、金钱与力的搏斗。
这是抗战期间内最后的一次逃难，也是世界上最惨的一次逃难，虽然事过境迁，但凡经过这次逃难的人，没一个能忘记它，也没一个人不还把它当作“昨天”。简单的说说车站吧。无论是笑料，是悲调，是愤火，当时都是生死相关的！
衡阳沦陷后，整个儿湘桂、黔桂两线立刻吃紧，它们的波动，一直影响到了陪都。湘、桂、黔三省数千万逃难之群，尤其是各省客籍的人们，主要的逃难交通工具要靠这两条路运送。当时匆忙撤退的无计划，使得煤、车头、车皮都留在前边。又因公路的破坏和敌人追赶的迅速，致使堆积如山的物件，汹涌如潮的人群，都不能搬，不能逃。而后面的交通工具更陷于绝境！
桂林以后（最严重的是柳州）的煤和车辆的分配，各机关都喊不够。钱、势力、枪，对于要车要煤已经不是最可靠的工具，因为那还得看谁的更多、更大、更有力。车辆轮到老百姓逃难的份儿，在桂林以上还许亦有，桂林以下就绝对没有了。可是老百姓不愿做顺民，无论如何他们都要逃，而且逃得比什么都真诚、彻底，他们除了命之外，什么都可以丢下！沿车站数十里，丢下的箱笼行李成堆，那时候真觉到了：“有个国家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任这个国家怎样对不起我们吧！它总是自己的呀！”那种情况，只要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会被感动得落泪！
沿线的起点车站——如衡阳、桂林、柳州、金城江、独山，（贵阳的难民已快挤破了市）半个月以来，就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吃、喝、拉、住、哭、笑、争、吵、抢、骗、偷、打、走路、喊叫、流汗、生病、死亡，都在这个地方，三天以后这些地方已经不是车站，而是人和粪坑了！但是能挤到这人和粪坑中的人们已经是幸运者，其余拖在那个尾巴上一半里路的人们，想挤进粪坑还不能呢！谁肯跳开这个粪坑呀，离开这儿便没有上火车的机会。“粪坑”正是逃难者的桥梁。女人们开始还喊为难，过了两天就解放了，解手，换衣服，我看不见你，就是你没有看见我！
一天两天的等下去，不然就是没有车来，甚至来了不停，最多是火车上下五层已经挂满了人。在桂林还有为人民逃难开出的车子，到柳州以下就全部归公了。要只凭着老百姓的本分，本能，急死、骂死、跳死都没用。最靠得住的办法是靠父母赐予的双腿，走到贵阳去，曾经有百万“人流”这么走过。千里山路，扶老携幼，再乐观的“诗人”也不忍去形容它！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副刊。1946年6月22日）
（下）
在车站上的呢？那就是生命与金钱搏斗了！头一天一碗开水（开不开不知道）十元，第二天就二十元，三四五天以后就五十元，缺乏时还要多。洗脸也是一样。吃的东西更不用说，你若嫌什么东西苍蝇爬得多或是有了腐味，在你还没有考虑的时间，别人的钞票已经送进卖者的手了。
上火车，力大的可以用强力爬车顶上去后就坐到目的地再下来，风雨烈日都不能在乎。有钱的（非有势的）比较办法多；第一可以买木棍、木板和绳子，只要看到站上有空车皮，就把车轮与车轮间的空隙处捆上棍子搭上木版，等着哪天这节车皮挂上了机头就可以跟它走了。或是哪天发现了这节车皮原是坏的，绝不能走，那么就设法另去抢别的车皮，抢不到就用钱去买。开始的时候，捆绑的技术还不太好，有时挂车时一顿，绳头一松，木棍脱掉，木板落地，人也跟着落到铁轨上给车轧死，可是后来这种情形就好了。只是不能抬头（太低），也不能轻易露头（要防止上面四层的吐泄物）。
抢中三层（跳车窗）的人是完全凭金钱。力气无用。车站上专有一批壮汉包这批生意。抢上一只箱子，今天是五百，明天也许是一千，其余类推。代占坐位也分地方，价钱不等。托人跳进车里要分胖瘦，瘦子若是五十，胖子也许一百、一百五十，都是当场讲价钱。而车皮与坐位及货物的黑市更有你想象不到的价格及严密与普遍的组织。
这里完全是生命与金钱的比赛，力气和生命的交换，钞票像蜂蝶似的满站飞，眼泪与血汗像雨似的到处落！能忘记吗？那除非不是人！当时谁不这么说：“假使再要我们逃难，情愿做‘顺民’或是死！”“义民”两个字是由生命堆里淘汰出来的！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6月23日）
人们是这样离开车站的
（上）
桂林吃紧的消息来得异常突然，那是由于长沙战事急转直下的影响。头三天，桂林的表演单位，如剧团，歌咏队等，还积极的筹备到湘北去慰劳国军；桂林的一切反纳粹电影、诗歌朗诵会、时事座谈会、街头演剧，群众们仍然非常踊跃。诗歌朗诵会的门票，没有一次不是老早就卖完了，后来的听众情愿花钱站着听，他们的要求是：“只要允许我们进来就成！”他们常常是由很远的地方赶来的。新中国剧社的《怒吼吧，桂林！》（即《保卫大西南》）头一天夜里仍旧是卖个“客满”。但当他们演到第三幕时，就已知道明晨非疏散剧社的妇孺到柳州不可！一般居民在那一刻儿还没有弄得明白，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热闹的桂林，只有两三天的存在了！
可是当夜的湘境难民大量的来到，桂林的市民也起了恐慌，不过由于他们历年逃难的经验，还没有到“魂飞魄散”。有办法的人们连夜在车站上用金钱或力量走了，一般老百姓只好连家搬到车站上等机会。这时候的火车还卖票，但只有票，却无坐位，也不分等。想有坐位的人们都在“守车”上去想办法，那时“守车”的黑市是一千元起码，到五千元，超出普通二等车票价的十倍到五十倍。湘桂难民很多出不起这个价钱。
新中国剧社的社员们演完了戏，一部分人连夜拆台，好把重要器材赶明晨火车运往柳州。一部分人去交涉车辆。由于他们平日社会关系宽广，买到了一部分团体票，并在站上连夜守候车辆，因为那时的行车时间已经没了规定的时刻。大部分人都回社里（桂林市的边上）收拾公私必需物品。天亮以前新中国剧社以及“社友”中的肺病患者、孕妇、母亲、儿童、老年人、妇女、行李、器材都运到了车站。他们的外勤人员，忽然嗅到有一列火车要开，于是几个较强健的社员用最敏捷最英勇的手法先把病人、老人、孕妇送上车。其余的妇孺们及护送者们上了火车顶，另一部社员也用同样的手法把行李器材送上了车顶。但回头一看车站上满坑满谷候车的同胞，在那里干着急，干流汗，没有办法，妇孺们哭得一塌糊涂。买黑票的人看不起他们，他们手举着钞票没处用！虽说他们出的黑票钱不比别人出的少，但站上要买黑票的人们，不但比他们的钱多，主要是比他们有力，比他们聪明。卖张黑票给这种人，不但可得钱，还可交交朋友。买黑票当时也有阶级。像新中国剧社这么近二十个的妇孺、病人、乘客及行李器材，在当时即使有了车票，没有两万元以上是上不了车的。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11日）
(中)
最讨厌的是行李，起先只好打打行李票，后来只好“丢”！打了行李票的人，一两月后未必能收到行李。后来终于在报上看见湘桂路向旅客道歉的启事，说因为运输不及，行李被沦陷，希望物主原谅。其中幸而能领到行李的，多半也被雨水打得稀烂。因为行李过多，只好摆在月台上，一任风吹雨打，绝没有人去偷它一件。后来幸亏在衡阳抵住了敌人，桂林逃难的人还可以多活一些。可是两个星期的火车站上，逃难的人们的痛苦，已尽人间惨事。
最后，衡阳确实抵住了，湘桂逃难的人们又抱了观望；已经逃到了柳州、金城江，甚至独山的，因无车逃难，无钱逃难，或是行李没有运到，又回到衡桂来，物价也因为人们的回来又高了。电影、戏剧、座谈又开始了，赴前方的工作队又出发了。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12日）
（下）
但衡阳终于吃紧，第二次湘桂线的逃难又来了。这次比第一次更为慌张，因为第一次许多明白战局实况的人还不大慌，虽说家眷和宝藏早走了，而本人却还留着。这次不对了，这些人早早都不辞而走，桂林成了空城。市民们也知道不能如第一次，还能观望一下或慢慢逃。但实际情形是交通工具较上次更缺乏！车站一日之间已入无政府状态。湘桂路本身的下级职员家眷都逃不动。从衡阳开过来的火车，人像网篮包裹似的挂在车厢和车头的四面八方。火车经过站即使停下来了，体力稍差点的妇孺便是打冲锋也涌不到火车上。两个星期后更进入了军事状态，车辆都归了军队和机关。这时除了更多、更多、更多的金钱外，别无他路。沿路传遍了“敲竹杠”与“被敲竹杠”、“贪污”与“被贪污”的骂声与故事。但谁也没有工夫去分析它。说的人不过是出出气，听的人甚至还学了乖去找“被贪污”！因为那时除了“钱”可以保命外，就是“枪”。因此两者也无所不用其极。人格道德连把泥土都不值！
有钱的人找好了车位以后，天天在大粪堆里吃鸡吃肉，吃饱了睡，睡饱了赌，赌饱了又吃！唉，别提了，“谁要你不去死？”
衡阳开出来的火车在过桥时，难民堆在桥上想爬车，但车上已爬得无法再爬。也不知汉奸的捣鬼，也不知军队的误会。枪声一响，司机和车上的人要逃命，而桥上人也想逃命。两者相持，火车从人头上开过，鲜血染红河水！有些从桥上跳河逃命的人也永远留在水中。但就是这带人血的车轮上，在它们的中间仍旧沿途增加着难民，车顶和车头上仍旧沿途在挤不胜挤中增加逃难的人们。只要能把身子爬上火车，其余的都不要了，只要“我”能爬上火车，孩子、妻子、丈夫、父母也可以不要的了。无论如何他们是从车站上了火车，不怕走出车站去再成问题，反正我已多走了一步！
公路上的情形，绝不比铁路好。而步行的人们更不比公路、铁路好。平常运猪的情形绝不比这个更坏！在这个期间最不值钱的是人，最值钱的是性命！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13日）
人们是这样在火车上过的
（一）
好容易等到火车开了，只要开出去二里路不再倒回来，就算是开了。经常是开出去又开回来，开回来又开出去。“为什么？”“不知道！”日子一久，满站上的人都是熟面孔。交了朋友的，共同作了生意的，恋爱了的，结婚了的都有；另一方面是：病了的，死了的，失踪的，做生意赔了本自杀的，赌输了投河的也有。头一两天死了人，人们还叹息，还愤怒，死者也还有把纸给他烧，有个棺材给他装，后来心情与事实都变了。单用我们的一列车作例子吧，就可以知道这个大概；我们那一列车不是湘桂难民车中最好的，但也绝不是最坏的。
我搭的是长官部的疏散列车。说是列车，一共只有四节车厢，三节是长官部的，一节是铁路自己的，又说是某某机关的，又说不是，这一节车厢跟我们从柳州到麻尾。一百五十公里走了十四天，我们却始终没弄清楚“它”是谁？总而言之，那是个混乱世界。
我们那一批是三十五个人，主人是政治部的第四第九演剧队的先遣队，除了客人及两队的病人以外，能工作的男女队员不上四五人，连轻病的队员加上也只有十来个人做事，但行李却有三百件以上（演剧队的服装、器材及书籍）和几十包米，每包都有三四十斤。九队队员又是从长沙起就逃难的，带着二百多件行李。四队也被接二连三的搬家和工作，弄的筋疲力倦。这回下来的这批又都是既乏而病者。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26日）
(二)
头一天在车站上守候消息的队员忽然跑回队部说，有消息，明早四点钟开车。于是大家忙着连夜把三百多件行李几十包米运到车站，可是过了两个“明早四点钟”，既没有车开又没有开车的消息，敌机在车站上轰炸扫射，扫射轰炸，看守行李的二三队员昼夜没有离开过他的职守！“一走开就会给人偷，没有了器材便演不成戏了！那我们还干得什么戏呢！”
好容易第三个“明早四点钟”说有车了，而且又是“确实”的消息，通知我夜里三点钟去上车。当然我按照时间到了，找到了队的负责人——赵明，把他叫起来，找好坐位坐下，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快到中午了，长官部来了个人说是重新点名分配车辆，不知如何一下子比预计的人多了一倍。于是：排班、站队、吵闹、咒骂，三百多件行李，几十包米又搬下来；难民们“顺手”，还有“专门家”，就在这时候大偷东西。在太阳里晒了三个钟头，赵明——肺病患者，几天没有歇气了，现在又被吵了几个钟头，总算他交涉得弄到四个坐位（两个椅子），和一个过道，又抢得了一个车顶，和一条条车轮底。于是三百多件行李，几十包米，三十五口人就尽在这里边塞。我的一箱工具书就在这时候丢了。心里又急又难过，但丢到后来全部损失时，倒也罢了。
列车在从下午四点就开始蠕动，开来开去，开到夜里十点钟，总算开到了柳州西站。三个在站外去吃东西的队员掉了车，十二点钟的时候他们赶到了。以后两三天之内，每次停车都有误车的，但那不要紧，你终会比火车走的快，很容易的会把它赶上。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27日）
（三）
在西站停留的夜里，隔壁车厢里死了个难产的孕妇，婴儿同时死了。直到她死没听见她哼一声，所以女同志们听说是死了难产妇，开始大家不相信，后来却瞪了眼。那是因为火车颠簸，本人又急又累，婴儿在母亲肚里转了方向，一只手先入人世，没有医生，直到跑了十里路把医生请来时，已经是几个钟头以后，医生把婴儿拖下来，产妇已经死了。越是难产妇没有叫唤，人们越觉得为她痛苦。
第五天走到六甲，听到远处轰的一声，不是轰炸，因为没有敌机。两个钟头后知道是金城江火车爆炸。队员们急了，他们知道那儿还有他们三个第一批出来的押运器材的队员，于是他们派了两个人，带着枪，带着三天的伙食费走了。第二天他们平安的回来，说队员和器材无恙，大家才放了心。听说他们始终在火车顶上守着器材没有动，这三个人早就把伙食费花完了，但他们还能借出来给我们，因为当他们最后一天把伙食费吃完以后，就开始卖白饭，一天卖三锅，就有得钱多下来了。六甲在过去是个荒僻山坳，现在却是个大站。过了这儿火车要开始钻洞，车顶上的东西，必须搬下一些来，否则便过高。于是队员们又多出了几身汗。这儿除了车站本身外，就只有一条街和一条河的地方。十几行列车排在那儿，六甲便不得不被涨破了。很多人都在站外去想办法，用篾席和苇叶搭房子，利用汽车筒搭房子，利用堆货搭上房顶，就那样过下去了。又有些人索性卖开了馒头、绿豆沙，反正是白等着走不了。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29日）
（四）
列车动起来多伟大！停下来却真讨厌！
队员们天天在月台上太阳里烧饭，我们天天在月台上太阳里吃饭。白米吃完了，每餐临时去碾米吃，那是一个苦差事啊！太阳真毒哟！队员——他们都是优秀的专门家，画家、音乐家、文学家、舞蹈家，每个人能独当一面的工作，因为他们愿意为抗战“干戏”，所以他们不离开。他们的编制内没有一个是兵，可是他们做的跟兵一样的工作，过着跟兵一样的生活！
难民们吃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该是“拉”。有人曾说过：“若问金城江车站的茅厕有多大？那就是：金城江有多大，金城江车站的茅厕就有多大！”六甲当然也是一样。谁要想找个地方解手而避开人，任你跑上三五里路那都是不可能的事。一个女队员说：“管它！我没看见他，就是他没看见我！”确实也只有此法。
睡跟洗澡的问题又来了。睡，好办！车不开，月台上破车皮里都可睡。洗澡恰好有那条六甲河。事实把礼教很自然、很迅速的给改了，那真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虽然仍有不少不知耻的男人在这种时代还死抱着他的无耻的优越感，以看女人洗澡为胜利。可是那终是少数，而且女人已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了，假使她们发现了这种人，她们会把他们痛骂得回去：“看你的妈妈去吧！你妈妈同我们一样！”确实，中国有不少“孝子”给他们的母亲争骂。
病的问题来了。队员病了，客人病了，同车的人病了，站上的人病了，死了；又看见几堆纸钱在燃烧，这是说几个人又死了！
队员们互相警戒不许游泳，六甲河虽是碧绿如镜，但凉却透骨！每次洗过澡之后，强迫吃奎宁。侥天之幸，病了的好了，好了的也不再病了。
中国的吃风、赌风、装饰风、嫖风，由都市移到逃难的车站。只要敌机不来，在这六甲大粪堆中，有钱的人仍在轨道上炖鸡炖鸭，爱漂亮的仍然有人刮脸打领结，也仍然有人画眉涂唇膏，爱嫖的，三千块一夜的妓女，连旅馆的老板和茶房的分账在内。妓女以湖南妇女为多，说得最清脆的一口长沙话。爱赌的，在月台上、轨道上公开相聚，自有穿红十字衣的伤兵来代你维持秩序，并抽头。几万块的输赢不算什么，有一位太太输了七个金戒指、一只金镯子，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走了：
“不算什么，”她说。“明天再来，赌钱不论的是输赢。”
可是另有一个四十几岁的小商人，带着二十万元和一家人逃难，到这儿只剩了一万元。他多想能用一万元本钱赢几万元好来使一家人继续逃难，偏他不巧把一万元白输了，一家人失了着落，他半夜里偷着在远处树上自缢死了，第二天一家人坐在地上告地状讨埋葬费。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29日）
（五）
就是这样天天同样的生活，在六甲停了六天，这列宝贝火车总算又开了。到南丹又停下来，生活仍然如六甲一样的重复，只有越走货价越高而已。南丹又少了一条河，只有条原来是河现在成了“沟”的水，那里可以洗脸洗衣不可洗澡。那么也算了，不洗也罢！
过了这里，火车要钻更低的山洞，车顶上的东西又嫌高，必须再移到车厢或车底下去。队员又忙乱了一阵。火车里的地方又少了，又挤一点。本来已是无隙可挤，三十五个人仍然还在里边，天晓得！只好轮班坐睡。
走了几天过了几个山洞，到了东晨一个小站。总算万幸，我们三十五个人中没一个人受伤，只有最后的一节车内掉下去一个不认得的人。在南丹看见一些过山洞时被挂死、碰死的人们的稀烂模糊的尸首，没一个人看了不打冷战！从六甲以后，因为煤不够，火车爬不上坡，队员们沿途推火车、上水、抬枕木、锯枕木，都干过，总算没有人病倒，够了，还要求什么？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31日）
（六）
隔壁厢内一对中年夫妇，偶尔打开他们的皮箱，我们看见了，那里是满满一箱药品和注射等用具，可是他们看着车里的人病了死了，没声明过他们是医生。
东晨是个小站，似乎这儿还没有停过车，站上很干净。可是这么多人一到，“吃”成了问题。车一停下来，人们就嗅着到每条小路上去了。第一个人一走，第二个人就跟上去，一下子就成了行。老百姓立刻给煮糯米饭。当飯刚一出锅，手和钞票就包围了老板，老板顾了钞票顾不了飯，顾了飯顾不了钞票。不少人抓了飯走了没有给钞票，老板只好以贵价来补损失。
有饭吃了又想吃肉，老百姓第二天一清早就杀猪。人们听着猪一吼叫就到处寻找，一下子杀猪者的门口被围了。猪头一落地就有两只手揪了两只猪耳朵。好吧！老板把猪头对半一劈，你抓的那半儿算你的，他抓的那半儿算他的。价钱没有争，只要有肉吃就行！猪肚子一破开，情势更严重了，几只手抓住猪肝，几只手抓住猪肚，几只手抓板油，肉上抓的手更多，因为它面积大。老板沿着每只手旁边，把东西一一割下来，谁抓的就卖给谁，回站的路上，提着肉的嘻嘻哈哈，没提到肉的叹运气不好。
中秋到了，人们穷开心，翻山去采买食物，来回山路十六里，总算得到东西。夜里在月下煮起来，吃起来，喝起来，这样过了个中秋。一个同车的胖太太在南丹站上输了七万块钱，现在向我们要饭吃。她一边吃一边哈哈的笑着说：“难为情”。她说：“不赌了，等到了目的地再赌。在这种场合我赌不过他们。”
（七）
在这个小地方住了四天，就把这里弄成了个小六甲！这里连小河都没有，只有陡坡下一个涧，一切就更脏了。
看着别人有钱、有枪的车们开过去，而我们的车不能开！在南丹同站长闹了个够才开车，站长像送瘟神似的把我们这列车送走，到东晨便把我们搁下。怎样交涉车也开不了，于是人们把站上的电话剪了，把铁轨用枕木塞了！
“好！不给我们走，大家都别走！”
这样闹了后，第二天车果然开了。走到一个更小的站又停下来，一下车人们就飞跑着找东西吃，找到一家麦糖店，大家争着买麦糖。老板招架不住，神经一刺激，在钞票堆里死了，等我们车过的时候，他已经被芦席盖着，还看得见他的灰白头顶。
第十四天到了麻尾，这里是贵州境了。我们还得倒退步行十五里回六寨。队员们把东西搬下来，运到六寨，天晓得！找块板儿搭比找金子还难，地下睡却真脏得不成话，怎么办？这是抗战啊！这是逃难啊！只好在这儿暂停吧。万一能够停在这儿不走了，（就是说军队不再退了），已是万幸！可是没过一个月，这儿就被美机误炸，千辛万苦逃出来的人及物又损失于这儿一部分。没过几天又得再逃！逃到贵阳！逃到重庆！就是这么个秋雨烂泥的小小六寨地方，也停不住，还是给了日本鬼子！
再逃就更苦了，完全没有了交通工具，东西丢得每人只剩了自己。生病、拖着孩子的母亲们，只有天保佑他们吧！
生命、金钱与力的搏斗
（上）
车站——这是生命、金钱与力的搏斗。
这是抗战期间内最后的一次逃难，也是世界上最惨的一次逃难，虽然事过境迁，但凡经过这次逃难的人，没一个能忘记它，也没一个人不还把它当作“昨天”。简单的说说车站吧。无论是笑料，是悲调，是愤火，当时都是生死相关的！
衡阳沦陷后，整个儿湘桂、黔桂两线立刻吃紧，它们的波动，一直影响到了陪都。湘、桂、黔三省数千万逃难之群，尤其是各省客籍的人们，主要的逃难交通工具要靠这两条路运送。当时匆忙撤退的无计划，使得煤、车头、车皮都留在前边。又因公路的破坏和敌人追赶的迅速，致使堆积如山的物件，汹涌如潮的人群，都不能搬，不能逃。而后面的交通工具更陷于绝境！
桂林以后（最严重的是柳州）的煤和车辆的分配，各机关都喊不够。钱、势力、枪，对于要车要煤已经不是最可靠的工具，因为那还得看谁的更多、更大、更有力。车辆轮到老百姓逃难的份儿，在桂林以上还许亦有，桂林以下就绝对没有了。可是老百姓不愿做顺民，无论如何他们都要逃，而且逃得比什么都真诚、彻底，他们除了命之外，什么都可以丢下！沿车站数十里，丢下的箱笼行李成堆，那时候真觉到了：“有个国家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任这个国家怎样对不起我们吧！它总是自己的呀！”那种情况，只要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会被感动得落泪！
沿线的起点车站——如衡阳、桂林、柳州、金城江、独山，（贵阳的难民已快挤破了市）半个月以来，就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吃、喝、拉、住、哭、笑、争、吵、抢、骗、偷、打、走路、喊叫、流汗、生病、死亡，都在这个地方，三天以后这些地方已经不是车站，而是人和粪坑了！但是能挤到这人和粪坑中的人们已经是幸运者，其余拖在那个尾巴上一半里路的人们，想挤进粪坑还不能呢！谁肯跳开这个粪坑呀，离开这儿便没有上火车的机会。“粪坑”正是逃难者的桥梁。女人们开始还喊为难，过了两天就解放了，解手，换衣服，我看不见你，就是你没有看见我！
一天两天的等下去，不然就是没有车来，甚至来了不停，最多是火车上下五层已经挂满了人。在桂林还有为人民逃难开出的车子，到柳州以下就全部归公了。要只凭着老百姓的本分，本能，急死、骂死、跳死都没用。最靠得住的办法是靠父母赐予的双腿，走到贵阳去，曾经有百万“人流”这么走过。千里山路，扶老携幼，再乐观的“诗人”也不忍去形容它！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副刊。1946年6月22日）
（下）
在车站上的呢？那就是生命与金钱搏斗了！头一天一碗开水（开不开不知道）十元，第二天就二十元，三四五天以后就五十元，缺乏时还要多。洗脸也是一样。吃的东西更不用说，你若嫌什么东西苍蝇爬得多或是有了腐味，在你还没有考虑的时间，别人的钞票已经送进卖者的手了。
上火车，力大的可以用强力爬车顶上去后就坐到目的地再下来，风雨烈日都不能在乎。有钱的（非有势的）比较办法多；第一可以买木棍、木板和绳子，只要看到站上有空车皮，就把车轮与车轮间的空隙处捆上棍子搭上木版，等着哪天这节车皮挂上了机头就可以跟它走了。或是哪天发现了这节车皮原是坏的，绝不能走，那么就设法另去抢别的车皮，抢不到就用钱去买。开始的时候，捆绑的技术还不太好，有时挂车时一顿，绳头一松，木棍脱掉，木板落地，人也跟着落到铁轨上给车轧死，可是后来这种情形就好了。只是不能抬头（太低），也不能轻易露头（要防止上面四层的吐泄物）。
抢中三层（跳车窗）的人是完全凭金钱。力气无用。车站上专有一批壮汉包这批生意。抢上一只箱子，今天是五百，明天也许是一千，其余类推。代占坐位也分地方，价钱不等。托人跳进车里要分胖瘦，瘦子若是五十，胖子也许一百、一百五十，都是当场讲价钱。而车皮与坐位及货物的黑市更有你想象不到的价格及严密与普遍的组织。
这里完全是生命与金钱的比赛，力气和生命的交换，钞票像蜂蝶似的满站飞，眼泪与血汗像雨似的到处落！能忘记吗？那除非不是人！当时谁不这么说：“假使再要我们逃难，情愿做‘顺民’或是死！”“义民”两个字是由生命堆里淘汰出来的！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6月23日）
人们是这样离开车站的
（上）
桂林吃紧的消息来得异常突然，那是由于长沙战事急转直下的影响。头三天，桂林的表演单位，如剧团，歌咏队等，还积极的筹备到湘北去慰劳国军；桂林的一切反纳粹电影、诗歌朗诵会、时事座谈会、街头演剧，群众们仍然非常踊跃。诗歌朗诵会的门票，没有一次不是老早就卖完了，后来的听众情愿花钱站着听，他们的要求是：“只要允许我们进来就成！”他们常常是由很远的地方赶来的。新中国剧社的《怒吼吧，桂林！》（即《保卫大西南》）头一天夜里仍旧是卖个“客满”。但当他们演到第三幕时，就已知道明晨非疏散剧社的妇孺到柳州不可！一般居民在那一刻儿还没有弄得明白，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热闹的桂林，只有两三天的存在了！
可是当夜的湘境难民大量的来到，桂林的市民也起了恐慌，不过由于他们历年逃难的经验，还没有到“魂飞魄散”。有办法的人们连夜在车站上用金钱或力量走了，一般老百姓只好连家搬到车站上等机会。这时候的火车还卖票，但只有票，却无坐位，也不分等。想有坐位的人们都在“守车”上去想办法，那时“守车”的黑市是一千元起码，到五千元，超出普通二等车票价的十倍到五十倍。湘桂难民很多出不起这个价钱。
新中国剧社的社员们演完了戏，一部分人连夜拆台，好把重要器材赶明晨火车运往柳州。一部分人去交涉车辆。由于他们平日社会关系宽广，买到了一部分团体票，并在站上连夜守候车辆，因为那时的行车时间已经没了规定的时刻。大部分人都回社里（桂林市的边上）收拾公私必需物品。天亮以前新中国剧社以及“社友”中的肺病患者、孕妇、母亲、儿童、老年人、妇女、行李、器材都运到了车站。他们的外勤人员，忽然嗅到有一列火车要开，于是几个较强健的社员用最敏捷最英勇的手法先把病人、老人、孕妇送上车。其余的妇孺们及护送者们上了火车顶，另一部社员也用同样的手法把行李器材送上了车顶。但回头一看车站上满坑满谷候车的同胞，在那里干着急，干流汗，没有办法，妇孺们哭得一塌糊涂。买黑票的人看不起他们，他们手举着钞票没处用！虽说他们出的黑票钱不比别人出的少，但站上要买黑票的人们，不但比他们的钱多，主要是比他们有力，比他们聪明。卖张黑票给这种人，不但可得钱，还可交交朋友。买黑票当时也有阶级。像新中国剧社这么近二十个的妇孺、病人、乘客及行李器材，在当时即使有了车票，没有两万元以上是上不了车的。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11日）
(中)
最讨厌的是行李，起先只好打打行李票，后来只好“丢”！打了行李票的人，一两月后未必能收到行李。后来终于在报上看见湘桂路向旅客道歉的启事，说因为运输不及，行李被沦陷，希望物主原谅。其中幸而能领到行李的，多半也被雨水打得稀烂。因为行李过多，只好摆在月台上，一任风吹雨打，绝没有人去偷它一件。后来幸亏在衡阳抵住了敌人，桂林逃难的人还可以多活一些。可是两个星期的火车站上，逃难的人们的痛苦，已尽人间惨事。
最后，衡阳确实抵住了，湘桂逃难的人们又抱了观望；已经逃到了柳州、金城江，甚至独山的，因无车逃难，无钱逃难，或是行李没有运到，又回到衡桂来，物价也因为人们的回来又高了。电影、戏剧、座谈又开始了，赴前方的工作队又出发了。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12日）
（下）
但衡阳终于吃紧，第二次湘桂线的逃难又来了。这次比第一次更为慌张，因为第一次许多明白战局实况的人还不大慌，虽说家眷和宝藏早走了，而本人却还留着。这次不对了，这些人早早都不辞而走，桂林成了空城。市民们也知道不能如第一次，还能观望一下或慢慢逃。但实际情形是交通工具较上次更缺乏！车站一日之间已入无政府状态。湘桂路本身的下级职员家眷都逃不动。从衡阳开过来的火车，人像网篮包裹似的挂在车厢和车头的四面八方。火车经过站即使停下来了，体力稍差点的妇孺便是打冲锋也涌不到火车上。两个星期后更进入了军事状态，车辆都归了军队和机关。这时除了更多、更多、更多的金钱外，别无他路。沿路传遍了“敲竹杠”与“被敲竹杠”、“贪污”与“被贪污”的骂声与故事。但谁也没有工夫去分析它。说的人不过是出出气，听的人甚至还学了乖去找“被贪污”！因为那时除了“钱”可以保命外，就是“枪”。因此两者也无所不用其极。人格道德连把泥土都不值！
有钱的人找好了车位以后，天天在大粪堆里吃鸡吃肉，吃饱了睡，睡饱了赌，赌饱了又吃！唉，别提了，“谁要你不去死？”
衡阳开出来的火车在过桥时，难民堆在桥上想爬车，但车上已爬得无法再爬。也不知汉奸的捣鬼，也不知军队的误会。枪声一响，司机和车上的人要逃命，而桥上人也想逃命。两者相持，火车从人头上开过，鲜血染红河水！有些从桥上跳河逃命的人也永远留在水中。但就是这带人血的车轮上，在它们的中间仍旧沿途增加着难民，车顶和车头上仍旧沿途在挤不胜挤中增加逃难的人们。只要能把身子爬上火车，其余的都不要了，只要“我”能爬上火车，孩子、妻子、丈夫、父母也可以不要的了。无论如何他们是从车站上了火车，不怕走出车站去再成问题，反正我已多走了一步！
公路上的情形，绝不比铁路好。而步行的人们更不比公路、铁路好。平常运猪的情形绝不比这个更坏！在这个期间最不值钱的是人，最值钱的是性命！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13日）
人们是这样在火车上过的
（一）
好容易等到火车开了，只要开出去二里路不再倒回来，就算是开了。经常是开出去又开回来，开回来又开出去。“为什么？”“不知道！”日子一久，满站上的人都是熟面孔。交了朋友的，共同作了生意的，恋爱了的，结婚了的都有；另一方面是：病了的，死了的，失踪的，做生意赔了本自杀的，赌输了投河的也有。头一两天死了人，人们还叹息，还愤怒，死者也还有把纸给他烧，有个棺材给他装，后来心情与事实都变了。单用我们的一列车作例子吧，就可以知道这个大概；我们那一列车不是湘桂难民车中最好的，但也绝不是最坏的。
我搭的是长官部的疏散列车。说是列车，一共只有四节车厢，三节是长官部的，一节是铁路自己的，又说是某某机关的，又说不是，这一节车厢跟我们从柳州到麻尾。一百五十公里走了十四天，我们却始终没弄清楚“它”是谁？总而言之，那是个混乱世界。
我们那一批是三十五个人，主人是政治部的第四第九演剧队的先遣队，除了客人及两队的病人以外，能工作的男女队员不上四五人，连轻病的队员加上也只有十来个人做事，但行李却有三百件以上（演剧队的服装、器材及书籍）和几十包米，每包都有三四十斤。九队队员又是从长沙起就逃难的，带着二百多件行李。四队也被接二连三的搬家和工作，弄的筋疲力倦。这回下来的这批又都是既乏而病者。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26日）
(二)
头一天在车站上守候消息的队员忽然跑回队部说，有消息，明早四点钟开车。于是大家忙着连夜把三百多件行李几十包米运到车站，可是过了两个“明早四点钟”，既没有车开又没有开车的消息，敌机在车站上轰炸扫射，扫射轰炸，看守行李的二三队员昼夜没有离开过他的职守！“一走开就会给人偷，没有了器材便演不成戏了！那我们还干得什么戏呢！”
好容易第三个“明早四点钟”说有车了，而且又是“确实”的消息，通知我夜里三点钟去上车。当然我按照时间到了，找到了队的负责人——赵明，把他叫起来，找好坐位坐下，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快到中午了，长官部来了个人说是重新点名分配车辆，不知如何一下子比预计的人多了一倍。于是：排班、站队、吵闹、咒骂，三百多件行李，几十包米又搬下来；难民们“顺手”，还有“专门家”，就在这时候大偷东西。在太阳里晒了三个钟头，赵明——肺病患者，几天没有歇气了，现在又被吵了几个钟头，总算他交涉得弄到四个坐位（两个椅子），和一个过道，又抢得了一个车顶，和一条条车轮底。于是三百多件行李，几十包米，三十五口人就尽在这里边塞。我的一箱工具书就在这时候丢了。心里又急又难过，但丢到后来全部损失时，倒也罢了。
列车在从下午四点就开始蠕动，开来开去，开到夜里十点钟，总算开到了柳州西站。三个在站外去吃东西的队员掉了车，十二点钟的时候他们赶到了。以后两三天之内，每次停车都有误车的，但那不要紧，你终会比火车走的快，很容易的会把它赶上。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27日）
（三）
在西站停留的夜里，隔壁车厢里死了个难产的孕妇，婴儿同时死了。直到她死没听见她哼一声，所以女同志们听说是死了难产妇，开始大家不相信，后来却瞪了眼。那是因为火车颠簸，本人又急又累，婴儿在母亲肚里转了方向，一只手先入人世，没有医生，直到跑了十里路把医生请来时，已经是几个钟头以后，医生把婴儿拖下来，产妇已经死了。越是难产妇没有叫唤，人们越觉得为她痛苦。
第五天走到六甲，听到远处轰的一声，不是轰炸，因为没有敌机。两个钟头后知道是金城江火车爆炸。队员们急了，他们知道那儿还有他们三个第一批出来的押运器材的队员，于是他们派了两个人，带着枪，带着三天的伙食费走了。第二天他们平安的回来，说队员和器材无恙，大家才放了心。听说他们始终在火车顶上守着器材没有动，这三个人早就把伙食费花完了，但他们还能借出来给我们，因为当他们最后一天把伙食费吃完以后，就开始卖白饭，一天卖三锅，就有得钱多下来了。六甲在过去是个荒僻山坳，现在却是个大站。过了这儿火车要开始钻洞，车顶上的东西，必须搬下一些来，否则便过高。于是队员们又多出了几身汗。这儿除了车站本身外，就只有一条街和一条河的地方。十几行列车排在那儿，六甲便不得不被涨破了。很多人都在站外去想办法，用篾席和苇叶搭房子，利用汽车筒搭房子，利用堆货搭上房顶，就那样过下去了。又有些人索性卖开了馒头、绿豆沙，反正是白等着走不了。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29日）
（四）
列车动起来多伟大！停下来却真讨厌！
队员们天天在月台上太阳里烧饭，我们天天在月台上太阳里吃饭。白米吃完了，每餐临时去碾米吃，那是一个苦差事啊！太阳真毒哟！队员——他们都是优秀的专门家，画家、音乐家、文学家、舞蹈家，每个人能独当一面的工作，因为他们愿意为抗战“干戏”，所以他们不离开。他们的编制内没有一个是兵，可是他们做的跟兵一样的工作，过着跟兵一样的生活！
难民们吃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该是“拉”。有人曾说过：“若问金城江车站的茅厕有多大？那就是：金城江有多大，金城江车站的茅厕就有多大！”六甲当然也是一样。谁要想找个地方解手而避开人，任你跑上三五里路那都是不可能的事。一个女队员说：“管它！我没看见他，就是他没看见我！”确实也只有此法。
睡跟洗澡的问题又来了。睡，好办！车不开，月台上破车皮里都可睡。洗澡恰好有那条六甲河。事实把礼教很自然、很迅速的给改了，那真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虽然仍有不少不知耻的男人在这种时代还死抱着他的无耻的优越感，以看女人洗澡为胜利。可是那终是少数，而且女人已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了，假使她们发现了这种人，她们会把他们痛骂得回去：“看你的妈妈去吧！你妈妈同我们一样！”确实，中国有不少“孝子”给他们的母亲争骂。
病的问题来了。队员病了，客人病了，同车的人病了，站上的人病了，死了；又看见几堆纸钱在燃烧，这是说几个人又死了！
队员们互相警戒不许游泳，六甲河虽是碧绿如镜，但凉却透骨！每次洗过澡之后，强迫吃奎宁。侥天之幸，病了的好了，好了的也不再病了。
中国的吃风、赌风、装饰风、嫖风，由都市移到逃难的车站。只要敌机不来，在这六甲大粪堆中，有钱的人仍在轨道上炖鸡炖鸭，爱漂亮的仍然有人刮脸打领结，也仍然有人画眉涂唇膏，爱嫖的，三千块一夜的妓女，连旅馆的老板和茶房的分账在内。妓女以湖南妇女为多，说得最清脆的一口长沙话。爱赌的，在月台上、轨道上公开相聚，自有穿红十字衣的伤兵来代你维持秩序，并抽头。几万块的输赢不算什么，有一位太太输了七个金戒指、一只金镯子，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走了：
“不算什么，”她说。“明天再来，赌钱不论的是输赢。”
可是另有一个四十几岁的小商人，带着二十万元和一家人逃难，到这儿只剩了一万元。他多想能用一万元本钱赢几万元好来使一家人继续逃难，偏他不巧把一万元白输了，一家人失了着落，他半夜里偷着在远处树上自缢死了，第二天一家人坐在地上告地状讨埋葬费。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29日）
（五）
就是这样天天同样的生活，在六甲停了六天，这列宝贝火车总算又开了。到南丹又停下来，生活仍然如六甲一样的重复，只有越走货价越高而已。南丹又少了一条河，只有条原来是河现在成了“沟”的水，那里可以洗脸洗衣不可洗澡。那么也算了，不洗也罢！
过了这里，火车要钻更低的山洞，车顶上的东西又嫌高，必须再移到车厢或车底下去。队员又忙乱了一阵。火车里的地方又少了，又挤一点。本来已是无隙可挤，三十五个人仍然还在里边，天晓得！只好轮班坐睡。
走了几天过了几个山洞，到了东晨一个小站。总算万幸，我们三十五个人中没一个人受伤，只有最后的一节车内掉下去一个不认得的人。在南丹看见一些过山洞时被挂死、碰死的人们的稀烂模糊的尸首，没一个人看了不打冷战！从六甲以后，因为煤不够，火车爬不上坡，队员们沿途推火车、上水、抬枕木、锯枕木，都干过，总算没有人病倒，够了，还要求什么？
（上海《新闻报》“新园林”1946年7月31日）
（六）
隔壁厢内一对中年夫妇，偶尔打开他们的皮箱，我们看见了，那里是满满一箱药品和注射等用具，可是他们看着车里的人病了死了，没声明过他们是医生。
东晨是个小站，似乎这儿还没有停过车，站上很干净。可是这么多人一到，“吃”成了问题。车一停下来，人们就嗅着到每条小路上去了。第一个人一走，第二个人就跟上去，一下子就成了行。老百姓立刻给煮糯米饭。当飯刚一出锅，手和钞票就包围了老板，老板顾了钞票顾不了飯，顾了飯顾不了钞票。不少人抓了飯走了没有给钞票，老板只好以贵价来补损失。
有饭吃了又想吃肉，老百姓第二天一清早就杀猪。人们听着猪一吼叫就到处寻找，一下子杀猪者的门口被围了。猪头一落地就有两只手揪了两只猪耳朵。好吧！老板把猪头对半一劈，你抓的那半儿算你的，他抓的那半儿算他的。价钱没有争，只要有肉吃就行！猪肚子一破开，情势更严重了，几只手抓住猪肝，几只手抓住猪肚，几只手抓板油，肉上抓的手更多，因为它面积大。老板沿着每只手旁边，把东西一一割下来，谁抓的就卖给谁，回站的路上，提着肉的嘻嘻哈哈，没提到肉的叹运气不好。
中秋到了，人们穷开心，翻山去采买食物，来回山路十六里，总算得到东西。夜里在月下煮起来，吃起来，喝起来，这样过了个中秋。一个同车的胖太太在南丹站上输了七万块钱，现在向我们要饭吃。她一边吃一边哈哈的笑着说：“难为情”。她说：“不赌了，等到了目的地再赌。在这种场合我赌不过他们。”
（七）
在这个小地方住了四天，就把这里弄成了个小六甲！这里连小河都没有，只有陡坡下一个涧，一切就更脏了。
看着别人有钱、有枪的车们开过去，而我们的车不能开！在南丹同站长闹了个够才开车，站长像送瘟神似的把我们这列车送走，到东晨便把我们搁下。怎样交涉车也开不了，于是人们把站上的电话剪了，把铁轨用枕木塞了！
“好！不给我们走，大家都别走！”
这样闹了后，第二天车果然开了。走到一个更小的站又停下来，一下车人们就飞跑着找东西吃，找到一家麦糖店，大家争着买麦糖。老板招架不住，神经一刺激，在钞票堆里死了，等我们车过的时候，他已经被芦席盖着，还看得见他的灰白头顶。
第十四天到了麻尾，这里是贵州境了。我们还得倒退步行十五里回六寨。队员们把东西搬下来，运到六寨，天晓得！找块板儿搭比找金子还难，地下睡却真脏得不成话，怎么办？这是抗战啊！这是逃难啊！只好在这儿暂停吧。万一能够停在这儿不走了，（就是说军队不再退了），已是万幸！可是没过一个月，这儿就被美机误炸，千辛万苦逃出来的人及物又损失于这儿一部分。没过几天又得再逃！逃到贵阳！逃到重庆！就是这么个秋雨烂泥的小小六寨地方，也停不住，还是给了日本鬼子！
再逃就更苦了，完全没有了交通工具，东西丢得每人只剩了自己。生病、拖着孩子的母亲们，只有天保佑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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