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福建的一批进步知识青年与党、团中央取得联系，在福州、厦门、龙岩等地积极推销《向导》、《中国青年》、《独秀演讲录》等书刊；组织“奇山书社”、“民社”、“工学社”、“福建青年社”、“协进社”等进步社团；创办《岩声报》、《冲决周报》、《工学报》、《星火周报》、《福建青年》等刊物，在福建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福建建立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组织问题决定议案》后，党、团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先后派人和组织福建籍在外求学并参加了党团组织的学生，回省帮助建立党、团组织。1925年4月和6月，共青团福州支部和共青团厦门支部在福州、厦门两地先后建立，分别隶属于团中央和团广东区委。7月，团中央同意在福州建立团福州地委，方尔灏任书记。经过约一年的工作，福州、厦门两个地区的团组织都有相当的发展。共青团福州地委下辖12个团支部，已有团员50余人；共青团厦门特支下辖7个团支部，团员也达到42人。
在团组织发展的基础上，党的组织也开始陆续建立。
一、闽中、闽北
闽中、闽北地区的党组织，由党中央、团中央指导建立。
1925年9月12日，共青团中央福州特派员方尔灏写信给在团中央工作的福建籍共产党员郑超麟，提出：“福州同学已有三四十人，棣校(指共青团组织)亦已成立。此间无C.P(即共产党组织)，我意欲在闽组织。吾兄能否先为介绍加入，然后从事发展。因有二十五岁以上同学数人，甚愿组织C.P，从事政治活动故也。”(《方一号给超麟的信》，1925年9月12日。)郑超麟将此信转给党、团中央，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指示共青团中央派人到福州，将可入党者介绍参加共产党,以发展党的组织。1926年2至3月间，共青团福州地委及福州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方尔灏、林铮、陈聚奎、严明杰等4人先后到上海向团中央汇报工作。团中央分析福州形势，并部署了今后工作。3月下旬，4人返回福州。4月初，共青团福州地委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整顿福州地区的团组织，开展“党团分化”工作，将方尔灏、林铮、陈聚奎、施松龄、吴徽谦、郑蓉裳、林鉴、严明杰、陈长康、郑步云、金毓芬、林世良、傅克壁、陈与潮、陈长庚、赵凯、傅炳恭等17名团员转为党员。4月初，经党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以方尔灏为书记的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直属党中央领导。其领导及活动区域以福州为中心，包括闽北、闽东及闽中各地。
邓子恢 |
图2-1 《岩声报》发表的宣言及邓子恢在该报发表的文章 |
1926年初夏，在广东革命政府即将发动北伐战争之际，中共上海区委派建瓯籍共产党员葛越溪、潘作民回福建工作。葛、潘2人回到建瓯后，先发展杨峻德入党。接着，3人一同南下，到福州与中共福州地委联系，接转组织关系。中共福州地委派他们回建瓯建立党的基层组织。7月，由葛越溪任书记的中共建瓯支部在县城成立，归中共福州地委领导。
北伐军进占莆田后，莆田新成立邦尾、四亭、吴江等支部。1926年12月，鉴于莆田地区党组织的发展，中共福州地委指示将中共莆田支部改组，成立由陈国柱任书记的莆田特区委，归福州地委领导。
北伐军东路军克复福州后，中共中央也指派共产党员陈昭礼、陈昭涌(陈碧笙)等回福州，加强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力量，改组领导机构，由陈昭礼任书记。此后，在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的指导下，福州新成立店员、柴井医院、人力车、码头、涤社、鼓山等基层党支部，支部数达16个，共有党员160人；同时，中共福州地委派陈炳、黄孝敏、魏光增等回古田县建立党组织
1927年3月，由陈炳任书记的中共古田特别支部在古田县城成立。中共福州地委又派郑长璋、蔡泽□等回宁德筹建党组织。
二、闽南、闽西
闽南、闽西地区的党组织，由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指导建立。
1925年底至1926年初，中共广东区委先后在广州吸收厦门共青团组织负责人罗扬才、李觉民入党。1926年1月，又派在广州求学的共产党员罗秋天到厦门工作，厦门有了第一批党员，2月，成立中共厦门大学党支部。同月，中共广东区委又派曾在集美求学的共产党员罗善培(罗明)到福建招收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及整顿团组织。罗善培到厦门后，招收9名学员，整顿了团组织，并吸收刘大业、阮山、林心尧、庄醒民、巫玉霞、郑瑞生、洪敬钊、柯子鸿、严子辉、刘端生、邱泮林、罗贤开、罗良厚、巫丙熹、谢如香、邹纯等人入党，厦门地区党员人数大为增加，为“党团分化”创造了条件。1926年4月，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由党、团员混合组成的共青团厦门特别支部分为党、团两个组织，成立由阮山任书记的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干事会，隶属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
厦门党组织成立后，派人到闽西发展党组织。同年7月，阮山、林心尧回到永定湖雷，与在广州第五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入党的赖玉栅、赖秋实及从上海大学回乡的党员熊一鸥等人在永定上湖雷羊头村建立了由阮山任书记的中共永定支部。
1926年夏，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又派中共党员、厦门大学学生胡穷我(龙海石码镇人)回漳州地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7月，胡穷我在罗扬才的协助下，在石码镇发展周惠波、颜卧云、颜玉润、陈文澜、蔡冒西等人入党，并建立由胡穷我任书记的中共石码支部。
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展，党的组织建设有较大发展。
1926年10月，根据中共汕头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善培的指示，从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福建籍学员陈庆隆、郭滴人、朱文昭、胡永东、王奎福、温家福、黄昭明、李联星、朱积垒等9人(都在学习期间入党)回到家乡建立基层党组织。
10月下旬，陈庆隆、郭滴人、朱文昭回龙岩成立中共龙岩小组，又发展陈国华、谢宝萱、罗怀盛等人入党，翌年1月，成立了由陈庆隆任书记的中共龙岩总支部；胡永东、王奎福回到永定下洋，与厦门集美学校回乡学生陈正、曾牧村、卢肇西等人在下洋成立由胡永东任书记的中共金丰支部；温加福回到上杭，与在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入党的雷三明一起介绍罗大准、吴梅林入党，12月，成立由温家福任书记的中共上杭支部；朱积垒回到平和九峰上坪，先后发展陈彩芹、罗育才、朱赞襄、朱思等人为共产党员，并于12月在上坪乡建立由朱积垒任书记的中共平和支部；11月，黄昭明在诏安建立中共诏安支部；这期间，李联星也在漳浦建立了中共漳浦支部。此外，还有修焕璜等在武平建立了中共基层组织。以上组织统属中共汕头地委领导。中共闽南部委员会成立后，则改属闽南部委领导。
与此同时，中共厦门特支也利用北伐军东路军入闽推翻军阀统治的有利时机，派出共产党员在闽南漳属、泉属各地发展党的组织。
1926年秋，受中共江浙区委的派遣，由上海大学福建籍(包括台湾籍)学生党员组成“回乡工作团”，在翁泽生(翁振华)带领下，回福建开展革命活动，经与中共厦门特支负责人联系后，翁泽生、谢志坚等人到漳州，参加漳属各县政治监察署的工作，同时吸收王占春、曾宗乾、许土淼等人入党，成立由翁泽生任书记的中共漳州临时支部；11月，钟盛道受中共厦门特支派遣，回到海澄组建了中共海澄支部；12月，王德彰、吴国珍等人回惠安，发展吴敦仁、陈玉聪入党，成立由王德彰任书记的中共惠安支部，翌年1月，中共惠安支部改为中共惠安临时委员会，领导两个支部；1927年1月，中共厦门特支派往泉州等地工作的党员，也陆续在各县建立起党的组织：李松林(唐沙白)、辜仲钊(林超然)、左明亮(左光亮)等人在泉州成立了由李松林任书记的中共泉州特别支部；彭友辅、邱泮林等人在同安马巷成立由彭友辅任书记的中共同安支部；柯卓凤、李毅然等人在南安成立由柯卓凤任书记的中共南安支部；庄醒民等人在德化成立由他任书记的中共德化支部；邱廉回等在永春成立了由他任书记的中共永春支部。
北伐军东路军入闽后，中共广东区委为了统一和加强对闽西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调原中共汕头地委书记罗善培到漳州建立中共闽南部委员会。1927年1月，罗善培先抵厦门，将中共厦门特支改组为由罗秋天任书记的中共厦门市委，接着，抵达漳州，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中共闽南部委员会，由罗善培任书记。后经广东区委同意，中共闽南部委改为闽南特委，仍由罗善培任书记。
图2-2 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福建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第二节 与国民党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确立。
福建各地共产党组织陆续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国共合作在形式上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即在国民党基层组织已建立的地方，积极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进步分子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在国民党基层组织未建立的地方，帮助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携手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福建地方组织一些负责人李觉民、罗扬才、阮山等参加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执委会的领导工作，部分国民党县党部由共产党员主持，同时保持共产党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1926年夏，在全省相继建立的国民党县党部中，由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人士主持的有：厦门市临时市党部及永定、上杭、龙岩、长汀、平和、漳州、惠安、莆田、建瓯、福安、宁德等县党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各地的北洋军阀政权分崩离析。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在江董琴的领导下，依靠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和配合，于1926年11月后，先后在福建各地建立了6个“政治监察署”：(龙)岩(漳)平宁(洋)政治监察所，由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旭高(后加入共产党)任政治监察员，共产党员陈庆隆、郭滴人、谢宝萱、陈国华、林一株等参加该署工作；漳(州)属政治监察署，由中共汕头地委介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陈卓凡任政治监察员，共产党员翁泽生、谢志坚、李联星等参加该署工作；汀(州)属政治监察署，由共产党员谢秉琼任政治监察员，共产党员林心尧任秘书；泉(州)永(春)政治监察署，由国民党左派人士陈文总任政治监察员，共产党员林环岛为秘书，共产党员杨峻、谢岐、李松林、林超然(辜仲钊)、左明亮等参加该署工作；莆(田)仙(游)政治监察署，由国民党左派人士陈炳中任政治监察员；邵(武)属政治监察所，由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农为政治监察员。在这些地区级的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左派势力占了优势。
二、支援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为了迎接北伐军入闽，福建党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为国民革命大造舆论，派遣干部开展工农和学生运动。中共福州地委发动和领导了角梳工人、染业工人、电灯工人要求加薪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接着以行业为主，组织理发、洋务、码头、机器等一批基层工会。地委又派陈应中、朱铭庄、郑尚衡、林梧凤等深入郊区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5月9日，地委协同福州学生联合会组织数千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拦，举行国耻纪念日大游行。中共厦门党组织也在斗争中组织海员、电器码头、店员、船坞等23个基层工会，会员达1万多人；并派严子辉到郊区建立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国耻纪念日，领导90多个团体举行休业、罢课、罢乐和示威游行。在闽西，一批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的学员，均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在各县大力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上杭、龙岩、永定、长汀、平和等县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很快把农民发动起来。这些斗争，都为迎接北伐军入闽作了准备。
9月下旬，北伐军第一军指挥部准备发动攻闽的第一仗——永定战役。中共永定支部及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阮山、林心尧召集国民党永定县党部会议，通过由林心尧起草的致革命军何应钦军长的《请愿书》。9月26日，阮、林前往汕头，把《请愿书》送交第一军政治部负责人。10月4日，返回永定途中，林心尧又给何应钦发去“快邮代电”，再次请求革命军入永。阮山则到广东大埔，与国民革命军联系入永事项。10日8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发起攻永战斗。永定人民在中共永定支部发动下，割断电线，破坏交通，使驻永定的闽军总指挥部与其他各部失去联络。10日下午国民革命军攻克永定。
10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命国民党左派人士江董琴为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立即通过江董琴，派遣徐琛、陈明、陈祖康、张余生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到东路军各级政治部工作。同时，广东区委又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将从第六期广州农民讲习所毕业的福建籍学员分配到东路军政治部，随军入闽回原籍开展农民运动。这些共产党员发动沿途群众支援北伐军，并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北伐军士气高涨，增强了战斗力。
图2-3 王荷波烈士 |
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极力拉拢之下，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加紧向革命左派力量进攻。
1927年1月底，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代主席何应钦率东路军入浙江，蒋介石委任方声涛任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代主席，谭曙卿任东路军后方指挥部代总指挥，掌握全省政治、军事权力。同时，国民党中央派宋廷瑜等9人为整理福建党务特派员，参加筹建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接着，蒋介石又先后派遣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入闽，占据军政要职，加强了福建国民党右派势力。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与原已在福建活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国家主义派政学系的官僚政客、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从党、政、军到社会各阶层，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他们网罗一批流氓、打手，分别成立各种右派组织，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和所属革命团体中，挑起事端，大打出手，制造惨案，搞分裂活动，摧残工农运动。
3月下旬，福建的国民党右派召集骨干分子召开秘密会议，制定了反革命事变计划，并成立了“福建各界拥蒋护党运动大同盟”和“拥护蒋总司令运动筹备会”等组织。方声涛、谭曙卿又调新编第一军第二师郭凤鸣部陆续集结福州地区，为发动反革命事变作军事准备。24日，张群从安庆来电，转达蒋介石的命令：“如有不良分子意图破坏秩序，政治分会有权制止，并可颁布戒严；如有不合理举动皆可干涉，无待中央派员也。”(《福建临时政治会议第22次会议记录》，1927年3月24日。)31日，蒋介石又电令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工潮事即请就地解决。”(《福建临时政治会议第23次会议记录》，1927年3月31日。)接着，蒋介石又来电调戴任赴沪，为福建国民党右派分子发动反革命政变和进行“清党”减少阻力。
鉴于福州地区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狂,中共福州地委有所警惕,一方面在福建《民国日报》、《福建评论》等报刊上,揭露右派的罪行；领导各界群众集会、游行，提出惩办凶手、歹徒的要求；电请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给反动派以制裁。另一方面，地委于3月下旬召开有工农青妇运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地委机关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将已暴露身份的外籍党员立即疏散到农村隐蔽，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不再公开，并派人到郊区和闽侯的台屿、青圃、洪塘等地建立联络点。同时，将情况通知所属党组织，做好应变准备。会后，徐琛、余哲贞、蔡珊、林淑玉等领导人均相继转移到郊区、闽侯县农村，只留方尔灏、陈应中等在福州城区坚持工作。
中共闽南特委于3月下旬也从台湾日文版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即将发动政变”的消息，立即召开特委会议讨论决定，加紧做好应变的准备工作；并向所属党组织发出通知。
4月3日，福建国民党右派在福州首先发动反革命事变。清晨，在国民党右派策划下，福州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拥护蒋总司令”、“反对蒋总司令就是反革命”、“反对跨党分子压迫国民党员之败类”等标语。10时，右派以武力要挟福州各界在南校场召开“拥蒋护党运动大会”，大会以“群众”的名义推举方声涛、谭曙卿、宋思一、胡月逐、李大超、林寿昌等组成“福建各界拥蒋护党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方声涛任大会主席、胡月逐为总指挥。接着，右派分子纷纷上台发言，诋毁中国共产党，攻击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诬蔑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抛出紧急决议案16条。会上，新编第一军二师五团一营党代表、共产党员方毅威愤不能平，挺身而出，登台驳斥。胡月逐、林寿昌即指挥军警把方挟持下台，剥去军装，将其捆绑游街示众，到南台大桥头枪杀后抛尸于闽江。下午，方声涛召开省临时政治会议紧急会议，决定对全省及福州实行戒严，立即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革命团体负责人、积极分子。当晚，谭曙卿召开军、政、党各界代表紧急会议，决定一致支持“拥蒋护党运动”。
4月4日，张贞就任福州戒严司令，立即派军警逮捕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共福州地委宣传委员方尔灏、组织委员陈应中、共产党员郑尚衡、林梧凤、朱铭庄及国民党左派黄素云等3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方尔灏等人被杀害。地委书记徐琛、余哲贞夫妇已转移到厦门，也被逮捕押解回福州杀害，同时，国民党右派下令取缔福州各革命团体。并改组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由黄展云任代主席。
4月8日晚，方声涛、谭曙卿密电厦门海军司令林国赓，宣布全省戒严令，并着其在厦门实行戒严。9日凌晨，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又电令厦门方面，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群众革命团体负责人。林国赓接密电后，立即宣布全岛戒严。当日，右派分子召开“厦门各界拥蒋护党大会”，会上通过5项决议。会后，林国赓派出军警逮捕共产党员、厦门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共产党员、厦门总工会副委员长杨世宁，共产党员、厦门学生联合会主席黄埔树，共产党员严子辉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吴昆元等6人，查抄厦门总工会，封闭厦门学生联合会。随后，又开枪镇压请愿工人，下令通缉总工会另一位领导人柯子鸿等，宣布禁止罢工、罢课、集会、示威，违者以扰乱治安罪，格杀勿论，罗扬才、杨世宁同徐琛、余哲贞一起被押到福州杀害。
厦门“四九”反革命事变的消息传到漳州后，中共闽南特委立即召开会议，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为避免更大损失，特委决定将已经暴露身份的厦门市委书记罗秋天调到特委工作，派未暴露身份的刘端生到厦门接任市委书记，派未暴露身份的谢志坚化名骆秋霞到厦门做妇女工作。同时，提前结束漳州农工运动讲习所，把学员派回各县开展工作。特委对各县的领导只称联络站，在漳州的特委机关只留秘书长邱泮林和少数委员坚持日常工作。会上还作出决定：进一步加强秘密工作，继续领导工人、农民和学生的革命斗争，以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压迫；对事变后思想动摇的党、团员让他们离开，对在关键时刻经得起考验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应吸收入党，继续做好发展党的工作。会后，特委书记罗善培，委员罗秋天、李联星等到龙岩、永定、上杭、平和等县巡视工作，领导农民运动。
福建国民党右派势力迅速把反革命事变推向全省各地。4月10日，泉州、晋江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泉永政治监察署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时走避，转入泉州郊区农村隐蔽。10日下午，莆田的国民党右派逮捕了莆仙政治监察员陈炳中等6人，陈炳中随即被杀害；陈国柱幸免于难，转赴中央汇报工作，中共莆田特区委的其他党员转入地下，开展隐蔽斗争。15日，龙岩的国民党右派纠集地痞流氓，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岩平宁政治监察署，中共龙岩支部决定所有人员撤离县城，转入农村坚持斗争，但仍有陈国华、朱文昭等6人被捕。中共永定地方组织由于及时得到罗善培的指示，转入地下活动，未受损失。5月7日，上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包围汀属政治监察署，抓走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楷、周继英、包究生等3人，这3人均被杀害；林心尧转移到武平，也被抓回杀害。宁德共产党员林国璋、郑长璋、蔡泽□等也在福州被捕。在全省其他地方，国民党右派也纷纷“清党”，逮捕、杀害革命志士。据统计，从福州“四三"反革命事变至1927年底，福建各地被捕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革命群众达1305人，被杀害569人。(《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白色恐怖》，载《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26期。)全省党的组织遭到重大损失。但由于闽南特委及福州地委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为后来继续斗争积蓄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