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晚报》　２００４－０８－１７

陆文权

    “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七月到南宁。”这是邓小平1984年8月29日在自治区党史办请示有关问题的信上亲笔批示的话。说的是1929年7月中旬，邓小平受中共中央派遣，化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南宁负责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的事。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游说俞作柏策动桂军第三路军代总指挥李明瑞倒桂成功。桂系战败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出走海外。蒋介石任命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统领全省军事，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7月初，俞、李回兵南宁，共掌广西军政大权。

    俞作柏原为桂军的重要将领，受李、黄、白排挤失去兵权，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是广西著名的左派领袖，深受我党影响，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被桂系政府通缉并查封家产，被迫寓居香港，与我党干部李立三、恽代英、杨殷等继续往来。李明瑞是俞作柏的表弟，是桂军中赫赫有名的一员猛将，对我党也有好感，曾公开对蒋、桂当局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群众表示不满，并掩护和安排了几名中共党员在他的部队工作。俞联系李明瑞倒桂时征求过杨殷的意见，请求我党予以协助，约定先倒桂后反蒋。俞、李执政广西前后，主动要求我党派干部协助工作，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因此，我党先后派了40多名干部到南宁，安排在俞、李的政军部门工作。

    邓小平到南宁时，已有随俞、李同时赴邕的中共党员龚鹤村在南宁当了公安局长。他安排邓小平住在公安局楼上（在今共和路与民乐路交叉路口处）其住房对门的房子里，两人共用一个客厅。邓小平的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只有俞、李及党内少数人知道。为方便出入共商大事，俞作柏给邓小平一个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邓小平便以此为掩护，以主要精力亲自做俞、李的统战工作。其时，桂系势力在广西仍然根深蒂固，蒋介石、改组派也都派有不少人到南宁，或许以高官重爵，或许以军费装备，都在竭力拉拢俞、李。我党手中没有这些诱人的东西，邓小平将重点放在对俞、李的团结、教育、争取上，对他们以诚相见，宣传和解释我党的政治主张，共同商讨重大事情。俞、李执政之初，基础薄弱，急需巩固统治，扩充实力。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理和意图，通过俞作柏胞弟、我党干部俞作豫建议俞、李从整顿军政机关、扩军练兵、开放工农运动等方面着手，励精图治，以便巧妙地在支持俞、李施政中实现党的意图。在对俞、李的统战过程中，邓小平坚持了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当时我党派干部到南宁的目的在于掌握枪杆子，邓小平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布置在俞、李部队中任职的张云逸、俞作豫等同志秘密进行兵运活动，撤换反动军官，改造部队，尽快把部队掌握到我党手中。而他与陈豪人、俞作豫等对俞、李的团结、教育、争取，实则也是对李明瑞等高级将领进行“将运”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的仇恨，党内产生了一种“左”倾情绪，将所有的资产阶级都看成叛变革命的敌人，认为国民党各派都完全是反动的，认为俞、李也是军阀，与坚决反共的桂系“根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中央名义上派邓小平来做俞、李的统战工作，实际上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同盟者看待，指示广西党组织对俞、李政权“工作路线，总的是要破坏他，绝对不是巩固他”。邓小平对俞、李的团结和争取，在做“兵运”工作的同时也重视做“将运”工作的做法，中央是不赞成的，中共中央曾在1929年10月8日给广东省委（当时领导广西党组织）转广西特委的信中提出过批评和警告。可是邓小平从广西的实际出发，认为俞、李的目的虽然是为巩固他们在广西的统治，但他们反对反共，与蒋、桂有很大的矛盾，主动要求我党派干部与之合作，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我们完全有可能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以扩充革命力量。在蒋、桂、改组派都在竭力拉拢的情况下，如果不对俞、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俞、李对我党的活动持支持、合作的态度，而是公开与俞、李对抗，势必把俞、李推到反动派一边，甚至连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到南宁的干部都难以立足。如果这样，可能将失去一个发展革命力量的大好时机。因此，邓小平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指示，而是实事求是，采取了切合实际需要的做法。

    由于邓小平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俞、李听从我党的建议，任用我党推荐的干部担任其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的军官，在扩军练兵时对这几支部队进行改造，并在其他方面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释放了“四·一二”时关押的政治犯，惩办了一批罪恶昭彰的反动分子，解散了桂系爪牙把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委任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各县当县长，开放工农运动并把枪支弹药发放给右江农民武装。当时，尽管我党在社会上仍是被取缔的，但在南宁的活动却得到俞、李等上层的默许和暗中保护，因而南宁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大好形势：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兵运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掌握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的领导权，并把这几支部队改造成我党指挥的革命武装；公开在南宁召开广西省第一次农代会，成立了完全由我党掌握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还于9月中旬在南宁市郊津头村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派派到南宁的代表薛岳连声惊呼：“俞作柏用了许多共产党，不得了！不得了！”李宗仁后来闻讯也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1929年10月，急于向外扩张的俞、李在改组派的诱惑和拉拢下，不听我党劝告，出兵反蒋并迅速失败。邓小平、张云逸等及时发动了南宁兵变，将党掌握的部队拉到左右江，后来举行百色、龙州起义，建立红七军、红八军，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李明瑞参加了革命，成为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俞作柏则按其意愿，由我党派人护送他到香港寓居。南宁兵变和百色、龙州起义的顺利进行，以及李明瑞走上革命道路的事实，证明当时邓小平在南宁对俞、李的统战和实行“将运”与“兵运”相结合的策略是正确的。

    邓小平运用统战搞“将运”，开创了创建人民军队的一条新路子，后来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总结说：“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江西第二十六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邓小平在广西与省一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统战关系，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派、集团建立统一战线的最初的也是最有成效的一次实践。它突破了我党自“六大”以来形成的对中间阶级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政策，为以后我党制定对国民党左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形成正确的完整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系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