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与红七军

　　1929年7月的一天，邓小平化名邓斌带着党的六大决议案，从上海经香港，取道越南来到广西。一到广西就迅速开展革命工作。并于1929年12月11日，领导并发动了著名的白色起义。宣告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并兼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支部队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它在左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十个月以后，除韦拔群、陈洪涛率领部分兵力留在原地继续与敌斗争外，邓小平、张明瑞、张云逸率领主力约7000余人于1930年10月沿桂黔边、桂湘边、湘粤边进行转战并与中央红军会合进行长征。1931年4月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6月改编为第三军团、第五师。红七军番号即行撤销。

二、邓小平率红七军攻占绥宁的经历 

　　红七军从成立到撤番只有短短3年多时间，在转战千里的征途中遭遇许许多多艰难困苦和成败波折。根据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描述“1930年秋，七千红军健儿身着军装，头戴红星，高举红旗，威武雄壮地出发了”。然而他们是在执行“去打柳州，去打桂林，去打广州”、“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一省或数省首行胜利”的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部队一出发便在天河附近受挫，损失三百多人，不久进攻融江长安镇与守敌李宗仁部两个师激战七天七夜，数攻未克，损失五百余人。邓小平主动撤出战斗经三江的富禄和古宜以及龙胜之间东进，放弃攻打柳州的计划。后经通道于1930年10月21日占领了绥宁。《我的父亲邓小平》259页描述：“红军进入湖南占领绥宁的消息很快为敌人的报纸报道，我党机关报《红旗报》也作了报道；24日长沙汛：红军第七军由广西义宁三江一带进攻湖南通道、绥宁各县……，由李明瑞指挥约三千余人，20日攻绥宁，继续向武冈、城步两县进攻，声势甚张。湖南军阀何健知此消息，十分紧张，急令王家烈由靖州派兵三个团倾击通道、绥宁，令章亮基旅开赴武冈，与绥宁黔军取得联系，令段珩由广州派兵驻新宁，向武冈、城步警戒，令湘乡新化各县团队开宝庆集中，以资抵抗。观此布置可见湖南白军吃紧到如何形势了”。据笔者与文化局、文物局领导深入绥宁老县城在市调查验证了此事实。被调查人龙章宣、杨通权已有84年了亲身经历了此事，据其回忆，当时只知道一支广西“粮子”（泛指当兵吃粮的人）攻打了在市。住在城外的万寿宫、紫元庵等庙宙祠堂内，没有搔扰老百姓。据杨通权、龙章宜老人回忆，当时守军是张发魁的部队（可能是黔军王家烈所部）。当天还有飞机在在市上空转了几圈。另据绥宁县志记载“民国18年（即1929年）县署遵省清乡督办署制定的《县挨户团章程》，将原龙腾汉、唐轩荣的挨户团改编四个常备队，240余人枪。民国19年，又改称保安大队共360人枪。可见当时除了国军外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参与拦截。但此次战斗未见有我红军伤亡的报道，可见此役是他们出发以来比较漂亮的胜仗。在绥宁休整后又转入武冈，有资料称进入武冈县时间是11月初。而占领绥宁是10月21日，可以推测邓小平同志在绥宁休整了至少七八天。后来在攻击武冈城时受到民团强烈抵抗，久攻不下，而湘军陈光中师又赶来增援，红七军只好撤退。在此次战斗中共伤亡二百多人，十九师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壮烈牺牲。部队后经新宁到广西全州，然后向东南越过桂湘边界经道县、江华爬越老苗山进入广东连县，1931年2月初在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附近飞渡武水，被粤军堵为两截，一部由李明瑞、邓小平进入江西南部的崇义地区，休整扩充。另一部由张云逸率领在广东迂回。之后邓小平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931年4月两部队先后到达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三、邓小平率兵占领绥宁的意义 

　　《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描述“自从1930年10月初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以来，经过四次与敌遭遇，长安攻城失利，武冈作战失几，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到三四千人。部队中士兵的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也很多。虽然时入冬季，部队尚且衣食无着，而且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以待”。这种情况下，绥宁攻城胜利无疑是给红七军将士一支兴奋剂，一包鼓劲药。绥宁的胜利才得以在敌我的报纸上报道，才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急调湘黔国军围追堵截。可见绥宁的胜利对敌我两方都是具有很大影响的，且具有很高的军事研究价值。 
　　2、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红七军的悲惨命运。本来在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结束了“立三路线”。而由于山高路远红七军没有即时得到消息。导致多次受挫，而在绥宁的胜利，使指战员有稍作休息的机会，也有了一个对于“立三路线”的思考机会，为“全州会议”彻底摆脱“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后来武冈攻城失利后，“立三路线”的传达者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支持者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先后离开红七军。邓岗以到上海汇报为名，而陈豪人则在一次战斗中自己悄悄走的，没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这就证明红七军内部形成了反对“立三路线”的统一战线。使他们无法再留在红七军中，这些思想的形成一定是几次战斗失利为佐证并在攻占绥宁休整中形成的思想。 
　　3、绥宁胜利巩固了邓小平在红七军的地位和威信，并磨炼出一批优秀将士。天河受挫后中央代表邓岗和龚楚、陈豪人等坚持攻打柳州，并在三防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公开反对，并提出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而邓岗等人不同意，结果邓小平只好服从了大家的决定，而在打柳州的途中在长安攻城中又失利，只好放丢攻打柳州。继而攻打桂林，后又经邓小平等同志极力反对，才进入湘西南，一举攻下了绥宁县城在市。这就是反对“立三”路线的有力证据；也巩固了邓小平等在军中的地位和威信。同时也磨炼了一批优秀的红军将士。红七军不仅培养出了一位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且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中原红七军共出了大将一名，上将二名，中将四名，少将十二名。 

参阅资料： 
　　《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毛著； 
　　《绥宁县志》方志出版社； 
　　《老战士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 
    　 张云逸回忆节录、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