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1900．3．8－1979．9．25），名岂匏，又号人杞，在白区地下工作时曾用罗东莼等化名。父母早丧，幼时与胞弟杨人楩（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依干妈童氏生活。19l4年毕业于醴陵朱子祠小学，1918年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业。1919年入北京大学文预科一年级读书，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追求革命真理。1920年，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其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领导下，随邓中夏、罗章龙、吴汝明等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群众，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广交工人朋友，宣传革命道理。1920年3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参加了由李大钊直接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该会19个发起人之一。1922年南归故里结婚，任醴陵西山县立渌江中学校长。李大钊曾经写信给他，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促其继续参加革命。1923年7月在长沙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何叔衡等经常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社会活动家之一。在长沙期间，他先后执教于长郡中学和协均中学，并领导协均中学文史科的全面教务。1925年春，湖南省总工会成立，应郭亮之邀，他担任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并兼《长沙工人日报》社长。通过郭亮的介绍，他被恢复了一度脱离了的党的组织关系。1927年夏初，许克祥反革命屠杀的端倪已见，杨东莼也大体获得了险恶的讯息，但他仍然镇定地编发最后一期报纸，随后乘间潜赴汉口，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任宣传处主任。后被派往十五军任政治部秘书，因被告密，离开部队，又一次失掉组织关系。1927年l2月，他东渡日本，开始了长期的著述、翻译、编辑生涯。
抵日后，杨东莼即潜心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并从事翻译工作。他的外语基础并不很好，在长郡中学（旧制长郡中学四年毕业，一个年级分三班，两班习英语，一班习德语）四年和北京大学两年，学的都是德文，至于英文，只在小学读了三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编给印度人学的《正则英文》，而在中学和大学则是把它当做第二外语来学的。他凭借着这样积累起来的、根底并不深厚的德语、英语和在日本刚刚学到的日语知识，就大胆尝试着翻译工作。首先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论》。这部著作明确宣布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此书译本一出，立刻在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界获得广泛好评。
19世纪美国民族学、考古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是一部影响极大的巨著，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和高度评价这部杰出的著作。1927年冬，杨东莼到东京以后，找到了美国芝加哥柯尔公司出版的通行本，首先通读一遍，就被这部著作深深吸引住了。他认为，《古代社会》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书，对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当时出版界面临着严密文网的情况下，以世界名著的面貌把这部书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既是一条较易通过的“捷径”，又是一项最为扎实的理论奠基工程。但是，他发现，《古代社会》包括的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摩尔根的文笔十分艰涩，许多句子的确切含义不易掌握，而且也很冗长。因此，要仔细地读懂这部书，并将它译成流畅易懂的中文，实在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以杨东莼当时所具备的外语水平和业务知识水平来衡量，要独立把这部书全译出来是相当困难的。他依靠字典一段一段地直译，译完一章，对照原文仔细阅读两遍，咀嚼每章、每段和每句话的内容，将译文反复进行修改和润色，使其易于为读者理解和接受。这部书在30年代初由李达任总编辑的昆仑书店出过初版，经过半年多修改之后，在1935年12月，经周予同推荐，由何炳松负责，纳入商务印书馆的《两有文库》出版，1950年4月，又原封未动地由商务印书馆再版。1957年9月，经过民族学家冯汉骥教授修改校订，并写出长篇《校后记》，由三联书店第四次出版。1972年商务印书馆将上述版本重印发行。1971年，杨东莼读到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于1964年出版的、由摩尔根著作研究专家怀特（Leslie A．White）编校的《古代社会》。这个版本有下面几个优点：第一，怀特对全书文字作了详细的校订，在校订过程中，他还参考了罗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摩氏原著手稿，手稿上有摩氏最后的修改；第二，怀特对注释中所引用的各种著作进行了核对，其中有许多章节页次号码错误之处（或由于摩氏笔误，或由于排印误植），都尽可能予以更正；第三，注释中有一些引用书目是简称，往往过于简略，以致一般读者不知原来的书名，无从查阅，怀特补出了大多数原书名，便利读者；第四，注释引用古典著作中的希腊、拉丁原文，怀特都改用了最新的英译本；第五，怀特在摩氏原著之外，增添了一些注释，有助于了解摩尔根的研究活动、材料来源以及他所引用的作者。于是，杨东莼采取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办法，与马雍、马巨兄弟合作，穷数年之功，终于在1976年初将《古代社会》全部重译，完成了近50万字的译文任务。后来，杨东莼谈起这次合作时说：“从我个人而言，感受实深，因为我对此书反反复复、前后一起搞过四次，都是关着门干的，其结果，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而用‘三结合’的方法来做，其结果就两样了，不仅易于发现错误，而且能及时改正错误。班班辈出，后来居上，这正表现祖国一番新气象，可喜之至。”很可惜，杨东莼不及见到新译本面世（新译本是1987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溘然长逝了。
从1923年翻译（德）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的诗歌开始，到1979年临终前仍在伏案试译《对话录》为止，前后凡56年，杨东莼都在断断续续地从事翻译工作。他译的书不多，但影响很大。他是以一种“盗火者”的献身精神来进行翻译的，他是在克服许多困难（包括自身的弱点）的情况下来进行翻译的，他是抱着对原著者和读者极端负责、对译文劘砺不辍、刻意求工的严肃态度来进行翻译的。
杨东莼的著述主要是三本书：《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和《高中本国史》。
《本国文化史大纲》成书于日本，1931年8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作者谦称为“编”，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经营的专史著作。
《中国学术史讲话》几乎和《本国文化史大纲》同时成书，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发行标明的时间为1932年11月。1986年7月，湖南岳麓书社作为《凤凰丛书》之一重印发行。这本书只有22万字，以“讲话”的体裁分为：学术思想的萌芽、学术思想的解放与分野、学术思想的混合与儒家的独尊、道教的兴起及其变革、自然主义的特盛、佛教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影响、理学未兴前学术思想的倾向、儒学的大转变——理学、西学东渐、朴学、今文学与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等共计12讲，下置94个小题，分别对中国学术史上的每一重大时期、重要思潮、重要学派、重要人物、重要著作以及它们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了简洁晓畅的叙述和深中肯綮的论衡。
《高中本国史》是杨东莼在30年代中期编著的一部篇幅很大、内容比较系统翔实的教科书，这部书曾经几次修改，由北新书局多次印刷发行。30至40年代的许多高中历史教员，多采此书作为基本教材，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赞誉和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杨东莼以大部分精力献身人民教育事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除前述修订旧译外，实际上并没有专事著译。在此值得提到的是：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主编的6集共200余万字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亲历、亲见、亲闻的宝贵史料；他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并亲自制定了庞大的调查规划草案；他对通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译本，提出了大量改讹匡误的意见；在主持广西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校务期间，他作了大量的论述人民教育工作的报告。此外，这一时期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固不乏令人心折的佳制，但绝大多数都留下了“左”的印记。其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物自由主义》一书，收集了《知识分子在斗争风暴中何去何从》、《何物自由主义》、《坐什么渡船》、《人民的新闻事业不容许右派分子插手》、《关于“叛逆性格”》共五篇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纪录。作者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内，信任和使用了一批在1957年横遭贬谪而又确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并且推诚相见和平等待人温暖了这些同志的心”。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进一步认识到了“左”的危害，经常和亲密友朋表示自己的歉疚之情。
杨东莼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一生中，大约有25年的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他巧妙地利用地方势力和中央集权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努力发展进步教育事业。全国解放以后，他为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是一位从来不知疲倦为何物的辛勤园丁。他晚年所从事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工作，就是以团结广大教育战线的同志（特别是中学教员），提高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积极性，作为主要任务的。
1930年12月，杨东莼由日本归国。此时，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蒋桂战争失败后退守广西，与蒋介石中央政权继续对立抗衡。他们装模作样，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号召，提出“三自三寓”政策，训练人材，推行所谓“新政”。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创办，正是桂系培养新政人材的一项重要措施。1932年夏天，广西教育厅厅长、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推荐在广州中山大学才执教半年的杨东莼担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东莼接任以后，表面上适应桂系提出的口号，实际上则把师专办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培养广西革命青年的摇篮。在办学思想方面，他明确地提出了两条方针，就是学习上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生活上主张养成集体主义的作风。他聘请了许多思想进步、学有专长的学者到校任教，如经济学家薛暮桥、语文学家陈望道、历史学家邓初民、哲学家马哲民，以及左翼作家夏征农、沈起予、杨潮等，都在广西师专教过书。广西师专的第一、二届办得虎虎有生气，培养了广西革命运动一批忠勇战士和广西中等教育的一批骨干力量，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有几个优秀的学生如麦世德、刘敬安等在抗日战争中为党担负重要工作，在桂系军阀的屠刀下英勇牺牲了。1934年5月，由于杨东莼的办学思想和桂系的意图相左，加之他聘请了大革命时期第三军的党代表、著名共产党员朱克靖（化名朱笃一）为师专教务长，被白崇禧发现，终于为桂系所不容，被迫辞去广西师专校长职务。
杨东莼离桂至上海，一二·九运动后，参加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南京当局先用分化手段解决了广东的问题，把广西孤立起来。但李宗仁、白崇禧顽抗固拒，以联合各党派团结抗日为号召。为了增加政治资本，李宗仁一面争取李济深、蔡廷锴合作，一面电邀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入桂共商国是。沈老派杨东莼到广西走一趟。杨东莼在南宁向李宗仁等介绍了全国抗日救亡的形势，传达了救国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反对在“南宁开府”的过激作法，要桂系促蒋共同抗日。这对以后桂系调遣军队去前线作战，无疑起了一定作用。1937年抗战全面展开，国共两党在抗日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杨东莼过去和张治中相识，他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充任了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的高级参议。他在长沙主持当地救国会的工作，经常和犁头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徐特立联系，推进湖南抗敌后援会的抗日宣传活动，对《观察日报》的编辑出版进行帮助。1938年11月12日，蒋介石以“焦土抗战”为由，悍然于仓卒间火烧长沙，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这年冬天，杨东莼由长沙转桂林，经当时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推荐，广西当局邀请他在桂林筹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这是杨东莼第三次入桂，和第一次入桂担任师专校长、第二次入桂调停“六一运动”一样，都受到了李任仁的有力推荐，而和桂系关系特深的高级幕宾、杨东莼儿时的同学和朋友刘斐，则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关于杨东莼和刘斐的关系，程思远有一段精彩的话：“东莼先生与为章（刘斐字）先生幼同里，长同校。东莼在30年代先后入桂，任广西师专校长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皆为章先生一手推荐之功，而在1946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报’（不是汇报），他在‘对日作战是内行，对内作战是外行’的遁辞下，存心作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所以有此，也都是东莼先生穿针引线所起的作用。在事业中这样紧密配合，相需相成，历史上实不多见。”刘斐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思维敏捷，雄辩滔滔，自恃极高，临事一经决断，就很少或很难采纳别人的意见。但他对杨东莼则虚心求教，即使是与己见相违的主张也能虚衷接纳。杨东莼通过自己的挚友，把党的统一战线的无远弗届的威力，施展到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的心脏部位去了。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杨东莼任教育长，实际校务是由教育长全权负责的。杨当时是共产党员，他的工作直接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领导（有时通过周钢鸣联系）。所以，干校的教育训练工作，实际上是党在领导的。干校筹备工作开始时，恰好徐特立老人因公路经桂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生活教育社召集留桂会员，假杨东莼寓处请徐老作了报告。徐老谈了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区的各种教育活动。杨东莼向徐老请教了有关举办短期干部训练班的种种问题，这对干校的筹备工作是一次切实的指导。杨东莼参照解放区干部教育的经验，从办校方针、教学内容、实习活动、读书方法、生活管理、军事训练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把干校办成了一个广西抗日民主运动的阵地，等于是在国统区办了一个延安式的“抗大”。当时，全国各地流亡到桂林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不少人在干校担任教务领导、辅导员或指导员，如秦柳方、张海鳌、潘逸耕、姜君辰、周钢鸣、司马文森、汤有雁、宋之光、张健甫、潘超、路伟良、欧希哲、屠天侠、萧敏颂等。另外，胡愈之、夏衍、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万仲文等，都先后被邀请到干校做专题报告。1939年5月，叶剑英在湖南衡山南岳游击训练班讲课完毕后路过桂林，也应杨东莼的邀请，到干校作了题为《积小胜为大胜》的重要报告。他深刻分析了抗战形势，介绍了各解放区军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绩，并针对当时的“速胜论”和“悲观论”，生动地讲述了解放区抗日斗争的实际事例，雄辩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持久战的方针、政策。干校自1939年2月开办，到1940年年底结束，为期两年，总共举办训练班4期，结业学生1402人，还开办了特别训练班4班。从干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有大批人成为共产党员，有的人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有的人在各条革命战线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国解放后担任领导工作，有的人成了国内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1940年6月间，国内政治形势开始逆转，已处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夕。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因为政治倾向太明显，受到各方注意，杨东莼被迫向广西当局辞职。广西当局改任他为省政府参议，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视察了几个县的县政，回桂林处理好了干校结束和《救亡日报》终刊事宜，于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之后离开了广西，转赴香港。在香港，他与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组织了全国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并与邹韬奋全力承担会务。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杨东莼和许多著名文化人士一道，在党的保护下，于1942年辗转入川，先后在内迁乐山和成都的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鸣圣学院担任教授。1948年8月又转任厦门大学教授。
1948年冬，杨东莼离开厦门大学秘密出走香港。其时，在党领导下的达德学院院长陈其瑗北上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全国政协，香港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协商，一致认为，由达德学院校董会聘请杨东莼代理院长最为适宜。他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革命精神，积极负责地办好这所新型的革命大学。香港弹丸之地，政治形势十分险恶复杂，他镇定自若，排除干扰，坚持正常教学秩序，亲自讲授历史课，并作政治形势报告，号召师生做好精神准备，为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而努力。1949年2月23日，港英政府无理下令撤销达德学院注册，强迫停办。在党的领导下，他审慎周详，安置了全院师生，处理了一切善后事宜，旋转入香港《大公报》任顾问。
1949年10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杨东莼被任命为广西大学校长。从1950年初到1953年底，他在广西大学先后进行了解放接管、恢复教学、调整院系、纳入正轨等十分繁重的工作。1954年春，又奉调任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到任后第一次讲话的题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要靠真才实学。这个原则鞭策着华中师范学院师生，孜孜不倦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掌握真正的知识和本领。在华中师范学院，根据分工，杨东莼负责指导历史系的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他就和系内的教师进行了个别谈话，而且谈话前都作过认真准备，对教师的家庭、学历、经历、专长、特点、身体健康状况和眼下遇到的困难，都做到了心中有数。这样的谈话使人感到亲切，没有拘束，而他也就通过这个途径掌握了大量系内的情况。他亲自为学生作治学方法和政治形势报告，使学生们举一反三，大开眼界。校内教授作科学研究报告时，只要得到讯息，他一定赶来参加，认真倾听。难怪以后这所学校的老教师们都有着美好的回忆：杨东莼任职三年多，即1954一1957年，特别是1956年，无论从全国或从华中师院来看，都是建国以来形势最好的年代。
杨东莼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杨东莼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由于特殊国情的决定，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除极少数人依附于反动派以外，绝大多数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所以他们是爱国的，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前途并为之献智出力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更应该是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的。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则是一件艰巨的、和风细雨的工作，需要一个长期的锻炼过程。在这里，一切对知识分子的无端贬抑、侮辱甚至摧残，都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莫大损害。虽然他在《何物自由主义》这本小书和《打渔杀家新解》、《从剪辫子想到的——看老舍〈茶馆〉有感》（载1957年秋《人民日报》第6版）这些杂文中，流露出了一些“左”的情绪，但是，从总体来看，他在行动中确实认真贯彻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拥护毛泽东同志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所规定的方针，认为这是一个必须长期执行的方针。他赞成周总理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赞成陈毅同志1963年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却不愿苟同那种轻视和伤害知识分子的“左腔左调”和粗暴做法。
对于学有专精、业有专长，但又存在某些缺点的知识分子，杨东莼总是尽力之所能，去做一些据他说是近于“保护”的工作。在政治运动波涛汹涌接踵而至的那段历史时期，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运动之前以老朋友的身份去和知识分子谈心吹风，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至于在急风暴雨的批判前惶惑不知所措。对于个别体弱多病的知识分子，杨东莼还用尽心思让他们取得适当机会回避一下。石声汉教授是庚款留英的第一届高材生，专攻生物，为人诚实不欺，敏悟非凡，有学贯中西之誉。可是他不修边幅，懒于世故应酬，耿介直爽几乎到了落落寡合的地步。为了使他在运动中不受伤害，杨东莼千方百计地下功夫“保护”他，使他后来在整理我国农学古籍，包括《齐民要术》等名著，做出了特别可贵的贡献。1963年以后开展的某些所谓“学术讨论”，实际上是不讲道理的围攻批判。对此，杨东莼十分反感。报刊上点名批判周谷城、夏衍、孙冶方，他偏偏要在各种场合大谈自己和这些同志过去的共事、交往和评价，隐约地流露出由衷的惋惜与同情，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巧妙的抗议形式。20年代长沙中学著名英语教员杨笔钧，桃李满天下，政治清白，为人正直，有口皆碑，“马日事变”后曾帮助杨东莼脱险离湘，并曾掩护柳直荀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杨笔钧81岁时孤身一人在长沙生活，十分困难。杨东莼多方写信陈情，将杨笔钧在湘潭工作的女儿调来长沙伴养老父。程潜的二公子程元曾为此事出了大力，杨在感谢信中提到顾念旧情问题时说：“足下言念旧为不可思议。不思不议，当然不可思议；多思多议，便可思议矣。《老子》想已读过，重读更有好处。”他还经常说：“不念旧恶，在必要的条件下应该如此做；不念旧情，那就会变成独夫和天下绝物。”向达教授是国内有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受到了严重冲击，为了“保护”向达，他向有关方面反复介绍向达的专业成就和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原《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是杨东莼受命与其联系的对象，他对王芸生关怀备至，也做了许多“保护”工作。经学家马宗霍，从湖南带着可以理解的十分不满的情绪，调至北京中央文史馆当馆员，月支100元，待遇骤降，生活困难，杨东莼设法调他到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使他生活安定，发挥了晚年的光和热。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居室逼狭，藏书乱积，无法开展研究，杨东莼四出奔走，替他解决了住房问题。逻辑学家金岳霖重病时得不到应有的照顾，雇板车送医院求治，杨东莼为此大声疾呼。知名爱国人士章士钊，90高龄仍在为《柳文旨要》朝乾夕惕，艰难笔耕，杨东莼尽管不同意《柳文旨要》的基本观点和一些牵强附会的古今类比，但是他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仍在孜孜矻矻为学术事业献身，难能可贵，因此，他为此书的付梓四出联系，使作者在辞别这个世界之前，终于见到了《柳文旨要》的精致的大字体印刷版本，宽慰了老人一颗赤子之心！杨东莼担任中央文史馆秘书长的时候，曾专程从北京到广州看望商衍鎏和陈寅恪两位副馆长，不管是对商老还是对陈老，他都缓慢有力地说：“您老人家好！我是代表章士钊馆长来看望您的。”他和商老谈词林掌故，和陈老谈隋唐历史，滔滔不绝，应付自如，气氛极为融洽。陈寅恪教授抗战中在成都执教时就目疾严重，终至失明，建国后某年在浴室不慎，又跌断髋骨，他在杨东莼坐定后就发牢骚：“我过去左丘失明，现在孙子膑足。”杨东莼立刻飞驰他的词锋作了答复：“膑足是‘莫须有’吧。谁敢对您加以膑足之刑？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他就太胆大妄为了，中央一定会追究的。我觉得您著述中有的考证确是明察秋毫，并且，您足不出户，知道许多中外大事，您比不少健康的人更健康，这太值得恭喜，值得学习啦！”躺在床上的陈老听后，不禁笑出声来，回敬了一句：“杨先生，我早就耳闻你的辩才，真是名不虚传。”事后，杨东莼语人：“拜访成功，两位老人都很高兴。高兴可以长寿，这样的老人，爱国、正派、有学问，是人瑞兼是国宝，全国已经为数不多啦！”
杨东莼反对欺老凌幼，力主扶老携幼。他对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热情奖掖扶持，言传身教，从各方面关心他们的成熟和成长。张劲夫在《怀念孙冶方同志》一文中说：“记得在有一次的约会上（这里指的是抗战前夕），某一刊物主编人提到要请冶方就某一专题撰稿，杨东莼当即对冶方发表了评价，说冶方治学严谨，不轻易为文，他答应要写的文章，必定认真负责写好，只是时间不能急，因为冶方不仅在构思上要费脑筋，而且在行文上对每一字句都要推敲的，写文章虽慢，但写出的东西，很有份量。我当时年轻学浅，听了这样的评价，留给我的印象和受到的教育都很深……对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来说，帮助是很大的，（杨东莼）帮我们做了许多当时难以做到的事。”1940年6月底，内迁桂林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强迫近10名进步学生转学，杨东莼设法给这批青年以帮助，亲自写信给当时在粤北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林将这批学生全部接收了。对于年轻学者来信请益的书稿，他总是认真阅读，密点细圈，丹黄殆遍，以商量的态度，提出中肯的意见。对于年轻人提出来的困难，只要他能办得到的，他都尽力帮助解决。他个人生活清苦，但慷慨解囊，资助进步青年。所以有许多人说：“杨东老真是慈航普渡的活菩萨，有求必应。”对于他认为禀赋独厚、勤奋可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总是倾注更多的心血浇灌，使之茁壮成长。胡仲达、李侃、章开沅、陈庆华、张高峰、曾敏之、马雍这些同志后来的成就，都有着一份杨东莼的劳绩。在使天地为之倾斜的特级风暴中，杨东莼自己遭受着严重的迫害，与此同时，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遭受摧残，青年知识分子彷徨失措，教育战线呈现一片荒凉破败景象。他忧心忡忡，约同胡愈之和周世钊“上书毛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作者按，据杨东莼、周世钊告我，接见人为华国锋和吴德）。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晋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召开纪念座谈会，此时，这位60年前五四时代的老战士病得很重，距离生命之旅的终点只有几个月时间了，但他仍然扶病与会，赋诗明志，对青年一代殷殷寄予厚望。由此可见，杨东莼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关心是一贯的，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挺身而出，冒险犯难，为青年一代仗义执言。
杨东莼是一位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活动家。他经常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彻底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在这个理论基石上产生出来的，其目的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最顽固、最反动的一小撮敌人驱赶到最狭窄的地带里去，充分孤立他们，以取得和扩大斗争的胜利。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劳绩并不是在理论上有什么创见，而是在实践中颇具特色。约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下述四条。
第一条，他提倡广交朋友。这本来是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他能凭借历史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结纳友朋，并且把这个朋友圈子不断扩大。这样，他在各条战线中（包括学术文化界、政界、军界），在各个不同时期中，利用这些老朋友关系，顺利地进行工作，做了很多一般人难于做到的事。
第二条，他总是谦谦蔼蔼，有仁者风，以平等待人的原则对待统战对象。他最反对某些人那种居高临下，以改造者、教育者自居的奇怪现象。在和党外朋友谈话的时候，总是聚精会神，回答问题也经过缜密思考。他经常教育做统战工作的年轻干部：“和年纪大的党外朋友谈话，要认真听，不要走神，不要打断人家的思路，随便插话，不要未经同意就掏出笔记本做记录，不是确实憋不住时不要离座解手。这是必要的礼貌，你要人家尊重你，首先你就得尊重人家。”章士钊的骨灰盒从香港运回北京，在机场迎接时，有一位并不很年轻、地位也不算低的干部面露极不严肃之情，杨东莼后来批评这位干部说：“并不要求你啼啼哭哭，但也不能嘻嘻哈哈，这叫做失态，党外朋友看了会产生反感和恶感，甚至会感到寒心的。”
第三条，待人以诚。他总是说，人之相知，贵相交心。你要人家掏出心窝里的话来，你就得讲心里话，不然感情就不可能交流。党外朋友有所请求，有把握的事他就慨然应承，无把握或不应办的事就委婉说明原因，从不轻诺寡信。1947年蒋军攻下延安时，杨东莼向蒋氏阵营中某些人物策反，得到的反应比较冷淡，但他不把门关死，以克制和等待来显示诚意。他对几十个对象发出了空白信，信封上写明自己的通讯处，信封内不着一字，意思是：想过来了，以后仍可保持联系。到淮海大战结束，不到10天，他就收到了许多封态度截然转变的回信。针对某些朋友还心存幻想，他就用毛笔写上一句话：“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他用这样的诚恳态度敦促这些朋友弃暗投明，脱离反动阵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条，十分强调统战工作人员的学养和素质。他主张：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不仅要懂得业务、政策，而且要争取多懂得一些各类专门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知识。在这一方面，他本人确实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由于客观原因和个人性格，在56年的漫长时期中，他同党的关系时断时续，但即使在脱离党组织的时候，他的心总是向着党的，而且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9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单独接见了杨东莼，周总理对他作了八个字的评价：见多识广，胆小如鼠。并且说：“现在你应该把红旗子插起来啦！从来只有个人找党，没有组织来找个人。”杨东莼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不无内疚地归告亲友：“周总理说的‘见多识广’对我是一种鞭策，‘胆小如鼠’则是痛下针砭，是忠言良药。我是一个孤儿出身，我再不能失去政治上的母亲，一定要认真总结教训，积极争取插上红旗。”后来的历史表明：在共和国建立之后的30年中，无论在广西大学、中南师范学院，在国务院副秘书长任内，在中央文史馆，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全国政协分管的工作中，他都高举红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他自己也终于在1961年9月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焦琦、萧贤法同志介绍，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四人帮”施展淫威的那些邪恶的日子里，杨东莼受到了无情迫害，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全国串连妨碍生产”的正确说法。在这前后，中央文革小组批判了“以生产压革命”。随后，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了“生产力论”，全国则刮起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龙卷风。杨东莼对此极为反感，他说：“有些人自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左’派，但他们忘记了人要吃饭、生产要发展的起码常识。有人自封为‘金棒子’，我看是一根搅屎棍。”他日以继夜，重新温读了马、恩、列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以气贯长虹的理论魄力，冒着巨大风险，在全国政协的联组学习会上作了一次专题发言。他指出：所谓“唯生产力论’，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所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依据。经典著作中只是肯定，革命可以在资本——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从来没有批判什么“唯生产力论”。列宁只讲，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泽东同志说得更明确：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无端批判一个捏造的“唯生产力论”，可能在一时打倒“政治上的敌人”，但永远不能打倒“敌人的政治”。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多么策略！在7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正义、邪恶两派力量尖锐交锋之际，发出这种破石惊天之论，又需要多么大的革命勇气，多么大的逻辑力量！
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在选举的头一天晚上，主席团成员得到了候选人名单，王芸生发现周恩来依然继任总理，激动得无法入睡。深夜，他跑到杨东莼屋里，两人抱头痛哭。以后他二人的心相通了，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后来得知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江青，他们知道国家得救了，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
1975年暮冬至1976年岁首，在“四人帮”行将覆灭前夕，这伙政治野心家假借和歪曲毛泽东的意向，掀起了一股拔地而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的领导交代，要身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的杨东莼在民主党派的会议上发言。杨写了发言稿去找薛暮桥商量，薛说：“你最好不发言，要发言就应付几句算了，何必写这样长的稿子？”杨说：“不行，领导上一定要我表态，不得不说儿句违心之言。”薛看到杨东莼的发言稿字斟句酌，也就表示同意。不料因此引起一场风波，在他发言后受到一批“风派”人物的围攻，说他“假批判，真包庇”，杨东莼被攻击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1976年，周恩来同志逝世，杨东莼在写给程元的信中说：“周总理逝世，举国悲恸，史无前例。弟等叨在属下，心情实在难安。”这封信表达了他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刻沉挚的爱。就在同一年的六七月间，杨东莼和笔者在北京中央文史馆简陋的办公室里进行过三次谈话。这时，他的神智比较清醒，但“四五风暴”刚刚过去，很明显，他的压抑悲愤情绪是很浓烈的。每次长谈，他都长哭，额头、双颊布满了冰刀霜剑的皱纹和岁月年轮的疤痣，略显呆滞的眼角噙着晶晶闪光的泪珠。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东莼欢欣鼓舞。他看到了党的希望，人民的希望。很不幸，厌疾（肾脏综合症）苦苦纠缠着他，剧烈的思想斗争折磨着他，使他全身浮肿，易于激功，被迫长期住院。从“四人帮”倒台到杨东莼辞世，整整三年，他一直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但仍然振作精神，参加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在他预感到即将离开尘世的时刻，他写下了遗嘱：我死之后，一、不要搞遗体告别，二、不要开追悼会，三、不要留骨灰。杨东莼是开国以后提出“三不要”的第一人。这“三不要”的遗嘱，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信仰，反映了一个战士的真知灼见和优美情操。
1979年9月25日，在北京，杨东莼的生命河床干涸，他在生命的终点写上了一个句号。
[本文节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