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的血口喷人、无中生有，特别表现在对蒋介石人格的恣意诬蔑，他说蒋“对共军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共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可南下截击，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他还大肆吹嘘白崇禧指挥桂军在桂北边境以寡敌众，使得“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101)牛皮吹胀了必会爆炸，广西版与香港版的“李传”都用脚注的形式戳穿了他的弥天大谎：
“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一九三四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时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102)
白崇禧的“小诸葛”外号，只是李宗仁大吹法螺。六十万言的李宗仁回忆录，讳言桂南会战，因为“桂南系第四战区作战区域，这场战事当归战区长官指挥才合理。不料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建议由行营直接指挥，设指挥所于迁江县。一九三九年年底，调集两广地区四个军、中央系三个军加入会战，在昆仑关附近作战兼旬之后，中央才电令四战区长官张发奎于一九四○年一月上旬至迁江协同指挥。张到达时战事已失败，行营指挥所拟好撤退命令要张签署，并负指挥错误的责任。蒋介石不久即召开柳州会议整顿纪律，将白崇禧降一级，张被记大过。张发奎对此事很不满意。一九四二年张招待我与区寿年等晚餐，席间大骂白崇禧乱指挥，破坏指挥系统，招致大败(南宁失陷)。他说，在四战区作战序列另行设一个指挥机构，越级指挥，古往今来世界战史上是无前例的。当时他心情十分激动。”(103)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军使用六个师团、十二万兵力进攻长沙，长江上的日舰也向岳阳集中支援。战前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到株州要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部队撤退到醴陵、衡山、湘潭地区，将长沙以北含洞庭湖各县完全放弃。薛岳坚主固守长沙及湘北。白氏曰，长期抗战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不应作过早决战，而应保存实力，争取长期时间，更不可争功邀功，徒逞血气之勇。且湘北及长沙地形，利于攻而不宜守，因此种种，应执行命令，且战且退，放弃长沙以北，固守长沙东南地区。薛将军至此勃然大怒，指责白氏“第一不明抗战国策，枉为副参谋总长。抗战则必抗必战，乃能争取长期胜利；第二责白氏不读兵书，不读地图，不知长沙与湘北地形山岳湖沼，错综复杂，可战可守。今湘北工事坚固，民心士气旺盛，湘北道路已彻底破坏，敌我武器逐渐相等，敌为骄兵，我为哀兵，我党政军民同仇敌忾，正反败为胜、千载一时良机。若依你妙计，将九战区长官部及湖南省政府撤往邵阳，你之用意只是叫我们为广西看守门户，请问如何看守？广西有多少兵源、粮源？保有湘北，即保有湖南湘西，亦即保存了广西。今太湖鄱阳湖已失，仅余洞庭湖，如洞庭不守，何以足食足兵？如果湖南不守，两广湖北川黔亦难固守，请问你参的是什么谋？是否准备做亡国大夫？”陈诚见白氏无辞以答窘态毕露，乃转圜问曰“伯陵兄，你自信有胜算吗？”薛曰：“有。我已向委座及夫人保证，如不能固守长沙，决自杀以谢委员长，自杀以谢天下”。其后续谈作战方案，需要何项支援。白氏默无一言，陈诚乃饬开车而去。薛将军遂以重兵设伏于长岳公路两侧布一袋形阵地，而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后，予以伏击侧击、夹击、追击战术，获得杀、伤日军四万余人之辉煌战果。日军败退后，白崇禧乃饬人先行通知衡阳新闻界及绅商领袖人物，乘夜车由桂林赶至衡阳发布战胜消息，大街小巷，鞭炮祝捷，报章以大字标题盛赞白崇禧之“丰功伟绩”，“指挥若定”云云(104)。由此可见李、白人格之卑污。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我任北平行营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105)据金典戎回忆：“李宗仁在外貌上虽显得一派忠厚，但他的权力欲和领袖欲却特别强盛。北平行营表面上指挥第十一(孙连仲)、第十二(傅作义)两个战区，实际上不能过问受降事宜，也不能直接指挥军队，所以行营和战区长官部权力上的争夺战集中在北平的敌伪产业、接收下来的物资以及一切生财有道的工厂企业。为此，李宗仁刻意架空忠厚老实的孙连仲，另组一个敌伪产业调查委员会，将对敌伪产业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在行营手上。北平是有名的住宅区，又是仅次于南京的军政中心，敌伪要人的住宅很多，经调查检举被查封的房产与物资不下千余起。这些被冻结的东西，想启封解冻，就要靠法币与金条”(106)，如此这般，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宗仁在北平行辕(营)三年，能撷取故宫宝物十大箱了。
在研究李、白的罪恶一生时，人们发现戡乱战事期间长期在国防部执掌作战机要的刘斐、郭汝瑰、韩练成尽皆李、白扶植重用的共谍。刘斐是白崇禧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由白崇禧破格提拔官至军令部次长，“在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报，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107)郭汝瑰受白崇禧赏识，仅一九四七年就一年三迁，由国防部第五厅厅长而第三厅(作战)厅长而徐州陆总参谋长，在四年戡乱战事中，他与共谍任廉儒接头一百余次，提供了历次会战的绝密军情，帮共产党打败几百万精锐国军。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以军长身份故意将四十六、七十三军引入共军口袋，导致这两个军覆灭。事后他又和白崇禧唱和，指责陈诚指挥无能，致使陈氏由参谋总长降为东北地区的指挥官。一九四九年行政院把张治中等五人求和代表团名单交李宗仁批准时，李特意加上刘斐的名字(108)。另据黄纫秋证明，郭德洁对李宗仁的部属和武官最欣赏者就是刘斐。(109)这就不难明白，几百万国军怎样兵败如山倒了。从李宗仁口述的回忆录中，人们可以看到他是如此歌颂军阀，包庇叛逆的：对土匪出身的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赞为“无大过可言，治绩比蒋先生颇有足多者”；对助纣为虐、协助陈逆炯明率军围攻总统府逐走孙中山、与革命军鏖战四年数度攻打革命大本营广州且充任北洋政府所委潮梅护军使、粤军总指挥、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的叛徒林虎，则誉为“勇敢善战，磊落光明，廉洁自守，用人不疑，影响我一生做人处事实至巨大”；只因李宗仁本人在林虎部下任过中尉排长。林虎的反复无常、离经叛道，也确实对李宗仁叛变投共有所启发与影响。后来，当共军逼近陪都重庆、李宗仁专机飞昆明时，他每晚都与云南省主席卢汉谈至深宵。其时，卢汉虽建议由二人联名发电诱蒋介石赴昆明，趁机扣押蒋介石施以凌迟酷刑，李宗仁只为担心卢汉会把他自己也一并捉起来献给中共邀功，才婉拒了。(110)
最不可思议的是李宗仁将赋性桀骜、狂妄自大的美国人史迪威吹捧为“赫赫的战将”(111)可是翻遍这本六十万言厚书，未见李宗仁说出史迪威有何“赫赫战功”。此人毕业于军校后，曾充任美国根据辛丑和约而派驻天津的占领军之语言教官，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曾任驻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营长，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罗斯福将这位生平从未打过一仗的史迪威介绍给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是一大失策。由于史迪威的指挥失误，拥有优势装备的英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要劳动国军第卅八师前往救援，英军脱险后他又置数万国军于不顾，擅自离队入印度，致使国军最精锐的部队不能回援危急的豫湘桂战场，为了帮助史迪威报仇雪耻却陷身印缅丛林，而我们自己因兵员不足损失了廿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一百四十六座城市、三十多个机场，牺牲了装备窳劣的近六十万军队，使六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遭到烧杀掳掠。在中国抗战最艰困的日子，他将原在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轰炸机队全部调埃及助英作战，且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两架运输机转交给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五百架飞机之作战计划、中印空运每日保住五千吨数量之承诺；在豫中会战吃紧时，蒋介石电史氏借用五百吨汽油与停泊在成都机场的二百架驱逐机，史氏悍然拒借。最令人发指的是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他曾五次压迫、三次要挟中国政府，以停拨援华物资相威胁，逼我远征军出击，令他成为丛林英雄。当华东战事最危急之际，他以租借物资分配人之身份，对已运至昆明可供华东战场使用之物资拒绝放行。日军逼近桂林时，中国远征军在怒江前线与日军恶战，蒋介石欲调部份远征军回援黔桂，史氏竟亲飞桂林自毁美军机场，甚至要将美援武器直接援助共军。像这样一个危害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跋扈洋人，只有中共崇敬他，可李宗仁偏偏要吹捧他，岂不是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吗？
李宗仁论及沈鸿英时，称其“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论及刘震寰则称之为“反骨仔”。(112)这可以说是“夫子自道”。据刘仲容回忆，早在西安事变前，李宗仁就与中共有所勾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白接张、杨电报，要求速派代表一人到西安商量要事，刘遂于事变前五日到达。事变发生后，刘以广西代表身份在西安公开活动。中央军进驻西安后，刘仲容秘密赴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并答应秘密接待中共代表团赴广西见李、白。此后，张云逸到广西，受到李、白秘密接待。抗战爆发后，刘仲容代表李、白长驻延安一年多。一九三九年刘离延安时，毛泽东亲函介绍刘给在武汉的周恩来，为中共军委会情报科做地下工作。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十四年，官至国防部参议。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八日奉李、白派遣秘密北上向毛泽东乞和，向毛周汇报长达七小时。此人两次北上，来去安全，均系李宗仁向毛泽东担保。
从李氏自述知，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就决定赴美治病，但十二月五日才办妥签证，美国驻华代办师枢安则坦率对外交部北美司长陈岱础说“李代总统出国时，美国方面并不欢迎，后因他是出国治病，也就未便拒绝。”据周宏涛记录，李宗仁抵香港后态度数变，起初解释赴港的理由是与蒋介石之间政见不合及蒋介石即将复职，随后于十一月廿四日再致蒋介石一函，坚称要赴美治疗胃疾。廿七日晚上白崇禧致电蒋介石，称李宗仁“决心解除代总统职务请钧座复总统职”。次日李宗仁得悉美国终于准许他赴美，态度又变卦了，他以亲笔函致蒋介石，称“在私为根治旧疾、在公则实欲藉此争取美援以期能解除今日我财政上之极度困难”，连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丘昌渭也对此种行径极为愤慨，强调不能以国家名器做任何人在国外的护身符。(113)
在竞选副总统的日子里，李宗仁以公帑招待近三千名国大代表，让他们免费在五、六家饭店、酒家大吃大喝，一日三宴外加娱乐活动。(114)然而流亡美国后，失去了国库这棵摇钱树，他就不能继续挥金如土了，“起初带着一大堆随员，光是食、住、行三样就够头疼了。为了昙花一现的风光付出的代价不但得不偿失，且很快就产生坐吃山空的烦恼了，这才开始节流，遣散随员，搬到较纽约生活程度低的新泽西州，花三万美元买了一栋小平房”。郭德洁素以吝啬见称，“每周煮一锅饭，一碗菜，且是一成不变的碎肉炒青豆，放进冰箱就解决一星期的民生问题”“两个儿子，一是嫡出，一是抱养，两个儿子都因爱母而仇父。在李最凄凉最需要亲情安慰的岁月，他获得的是冷冰冰的反应。仅凭此点，美国对他确系毫无留恋的地方。在大陆至少还有些亲朋故旧可闲话桑麻，共叙家常，这也是吸引他回国的原因之一吧！一个在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数十年的人物，突然变得有国难投无家可归，被迫生活在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寸步难行的环境中，既无家室温暖，也无天伦之乐，终日看报面壁，面壁看报，度过形同幽禁长达十六年的岁月，暮年他的心情苦闷岂是局外人所能体会？”(115)
“因久处高位，对世俗人情也日渐生疏，故在投资方面很容易受骗，先是玩股票被一广东华侨蚀了一大笔，后又投资一位开旅馆的广东人，无端端蚀了五万美元。可见他很容易受骗。他由反共、亲共到投共的转变也是如此，他看的报章杂志是清一色的左倾刊物，最糟糕的是他对那些一面之词照单全收从不置疑，故不知不觉地自动洗脑。他读了太多的中共宣传品，走火入魔地单相思”。这是他投共原因之二。
“刘仲容告诉我，李宗仁回国是他奉周恩来之命暗中策划的，因程思远在港生活困难，写信向他求援，他寄了一笔钱给程，要他回国看看，并介绍程见周恩来。几次会见之后，周要刘先给李宗仁二十万美金现钞，设法交到李手，不要经过银行与外人。周说：我们知道李宗仁是在美国熬不下去了才想回国的，故先给他一笔生活费。”(116)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国致函香港的程思远起草《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就是迫不及待洽降的信号。同年五月他让程思远秘密北上，向中共表达了他想归国的愿望，然中共怀疑他还想回去发展第三势力搞局，故此事延宕了十年之久。李在北平行辕时，曾向故宫博物院借用一批大内书画作装饰，当选总统后未予归还，一九四九年冬携去美国。据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担负与李宗仁日常联系并陪他外出参观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坤披露，李宗仁“曾将自己收藏的一部份书画作品送回国，声称当年自己是花了十一万美金购买的。但其实不少是赝品，按当时的价格，顶多值三千美金。毛泽东得知这件事，答应给他十二万美金，并说：‘这是一笔政治账，我们做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要十一万，就给他十二万’李宗仁拿到这笔钱，很满意地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党中央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欢迎李宗仁归来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总理特意嘱咐事先向台湾当局打招呼，证明我方仅视李宗仁为爱国人士(按：不视作谈判对手)以免引起误会”。接着，程思远赴瑞士苏黎士向李宗仁提出“四不过五关”条件，即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过好思想关、政治关、家庭关、社会关、生活关。李宗仁全部同意，中共才安排他回归。宋坤对四不的解释是“如果不摆脱美国的关系，出现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言行，以他的影响，是要惹出麻烦的。鉴于李宗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不宜由他出面在中美关系上做什么事情；李宗仁是蒋的政敌，如果由李宗仁来插手台湾问题，必然要导致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化，正如周总理所说，已经告诉了台湾当局，我们不会利用李德邻反蒋，所以李宗仁归国后不能插手台湾问题；就第三势力的问题来说，李宗仁曾经热心于此，在这上面花费过不少精力。后来他组织第三势力的活动失败了，既然是要归国定居，理所当然要彻底断绝这种念头，不能再搞第三势力、走什么第三条道路了。”(117)
郭德洁去香港晤程思远与收钱，还找了个算命的，对方说她是正宫娘娘的八字呢！“算命的说，李宗仁要东山再起呢，说不定蒋介石想开了，或者毛泽东上了西天，当然是李宗仁重登宝座呀！”甚至窗台上盆景开花她也说是铁树开花，幻想她能得回那失去的天堂！
李宗仁回归的爆发点，是那年郭德洁查出罹患癌症，她不舍得在美国动用私蓄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而期望能倚靠大陆高干的特殊医疗待遇而出现奇迹。还有一种对外解嘲的说法是“要拯救他的部下和亲友。自他回归后许多部下和亲友都获平反而找到了好工作”。
然而不巧的是，他投共后正值文革动乱，他在抄家潮中度过了三年半心惊肉跳的岁月。郭德洁死后，中共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党”案件，称郭德洁是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的负责人，奉中情局派遣赴中国大陆与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联络，以梅花型胸针作为联络标志。此案牵涉高干甚多，成为文革十年的大型冤案之一。至于李宗仁本人，则是被共方用慢性毒药毒死的。(118)据刘仲容说，李一回大陆，刘与他寸步不离。刘的任务是每天要记下李的言论及所见的客人，故直到深夜才能回家。李宗仁夫妇回大陆，仅享受了短暂的风光，却成全了程思远的富贵荣华。(119)
据宋坤回忆，他陪同李宗仁拜谒廖仲恺墓时，李曾大骂：“老蒋是流氓，先杀廖先生打击左派，后来又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及蒋介石“发动三月廿日中山舰事变”。(120)关于刺廖案主犯张国桢、梁士锋、杨锦龙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审判长本系周恩来。破案经过是，张国桢等人在广州大塘李福林私宅举行颠覆国民政府的会议，廖被刺身亡后，李福林怕东窗事发，于是出面自首。这样一个早已水落石出的旧案还要翻出来诿过蒋介石，真系颠倒是非。
至于中山舰事件，近年公布的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惠僧、陈公博、张国焘等人回忆录、季方报告、黄珍吾报告、欧阳钟报告、陈孚木回忆录等等显示，蒋介石根本没有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过调舰命令，矫蒋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幕后主使人是西山会议派、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枢、孙文主义学会这三方面，而欧阳钟的后台则是其叔、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是“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一面唆使侄儿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李之龙谋叛，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后，蒋介石查出事涉欧阳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欧被处死。事发时，蒋介石在日记表明，他以为系汪精卫摆布与陷害，欲让李之龙出动中山舰绑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后，蒋、汪之隙已成，且绵延十一年。”(121)其间蒋、汪时分时合，最后导致汪氏投敌叛国。弄清史实、拨云见日的《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曾被中共党史与理论权威胡乔木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意谓此文作者杨天石在历史研究领域拨乱反正，已证明“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一起宪警冲突，荷枪实弹的宪兵杀死上海交通警七人、伤七人；无辜行人死四人，伤二人。这宗发生在繁华市中心金都大戏院的惨案激成全市警察大罢岗，整个上海交通枢纽宣告瘫痪，中共上海地下党乘机煽动警察组团赴京请愿，还编印《伸雪报》，扩大事态打击政府威信。事值美国特使魏德迈到沪，影响极坏。蒋介石遂下令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等大批中央大员到沪查办。军法审判结果，因掌掴警察并首先开枪的罪魁祸首、宪兵排长李豫泰竟从宽发落，仅判徒刑二年，只因他是李宗仁的侄儿；另枪决上等兵罗国新顶罪。警察方面两名分局局长被撤职。(122)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李宗仁确实做到以德报怨、仁至义尽。
李宗仁的人品究竟如何呢？据黄纫秋文章披露，李宗仁侨居纽泽西期间“来访的客人不少，同一些同病相怜的失意官僚政客，一谈就是几小时，自然全是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如：某大员坐拥数十万精锐而不堪一击；蒋介石临阵换将和遥控指挥，以致失败；某人丢了东北，蒋居然不加追究……美国人眼光狭隘，缺乏远大眼光的政治家，若他们竭力援华，怎会发生韩战呢？这样的谈话多是与志同道合的人士，但若是李怀疑来人是亲台或别有用心的，李的论调就变了，什么我与蒋先生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交毫无芥蒂，到底我俩为革命共同奋斗几十年，同甘苦共患难。大陆之失，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归过于他一人……个人的荣辱不算什么，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现在真感无官一身轻云云。可见李宗仁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政客，他说的话多数不能置信。
对于李宗仁的上半生，陈存恭教授有如下评价：“李宗仁对北伐后第一个大动乱难辞其咎，他隐瞒了许多要点，刻意将挑起战祸的责任反而归诸鲁涤平及中央，未免荒诞。最不幸的是北伐后的秩序因此打破，此后兵连祸结，从十八年打到十九年。冯玉祥既与桂系先有勾结，势非决战不可，而阎锡山在众多反叛份子怂恿鼓励下动兵，这些地方军系或为保持并扩大割据的地盘，或为争夺中央的领导权力，先后叛变，形成北伐后的大动乱”。(123)唐德刚氏虽然阿谀逢承李宗仁“不是反反复覆、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党棍官僚或市侩小人”“算个德胜于才的君子”(124)，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椿国民党党军自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于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汉事变。其后接踵而来的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实是武汉事变所触发的连锁作用，而李宗仁正是这事变的两造之一——也可说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说是罪魁祸首。中华民国十八年如果没有这一役讨桂之战，则后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125) 。李宗仁难逃历史罪责罪责。
《李宗仁回忆录》的撰写，耗用了近六年光阴，唐德刚自称是他此生“用功最深、费力最大、呕心沥血”之作，全书完稿于一九六四年，却人为地延宕到一九八○年由中共在大陆首印，亦即在先总统蒋介石逝世五年后才拋出，所有李氏渲染描述的“广州梅花村训蒋的过失和罪恶”等等均已成为孤证，失去了当事人印证的机会。虽然唐德刚声言已将李宗仁的聊天纪录“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所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门烘托出来”(126)，但这部唐氏自诩“势必永传后世的民国信史”，却大多数事件、情节不注明时间年月，这就为该传主的歪缠、颠倒因果、巧言令舌打下了埋伏。
李传英文版导言说，此书“是一位历史制造者和一位历史家的合著”(127)，唐德刚则自夸此书“势必永传后世”(128)，倒反而李宗仁说了一句“让后世史学家去细细探讨”。(129)然而读者不难发觉，唐德刚的行文是有两手准备的。他既说“全篇立说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参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辞”(130)，又说“著述史料之搜集、写作计划之拟订，新式史学方法之运用与全部文稿之撰写等等，则全是我一手包办的”。(131)既说此书“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底最忠实的报导”(132)，又说“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133)；既说“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134)，又说“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15%是他口述，85%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135)既自夸“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底最完备的纪录”(136) “是鲜有其匹、全始全终的一部当国者的自述”(137)，却又称：“老实说，这部书上所有的重要关节，很少我是不能在著述史料中提出注脚的。”(138)其言之“反复无理”，昭然若揭。
唐德刚在撰写过程中也常常是颠三倒四，自我掴掌。譬如“据个人探索，我也认为逼宫之说有点过甚其辞”(139)，却又断言“李氏岂能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心”。(140)这种种显示，自称历史学家的唐德刚氏所秉持的学术信条就是：首鼠两端，左右逢源；正反论点兼蓄，因此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这一种学术掮客的投机耍滑学风被他携入大陆，灌输到万千少不更事的青年学子脑海中，误人子弟已经整整一个时代。
然而，唐德刚的大作，只会误导一些读书很少的、与世隔绝的年青人，以及毫无历史常识的文化奸商(如成露茜之流)。象李宗仁回忆录这样的谤书尽管销售一百多万册，但总有被人拆穿西洋镜的一天。君不见大陆上新华书店的“毛选专柜”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吗？想当年毛选印行十亿册以上，不少家庭拥有七、八套之多，其中有官方强迫人民购买的，也有各单位作为职工福利馈赠的；然曾几何时，四人帮倒台，工厂、学校、街道大扫除时纷纷将毛著成捆成捆装上大卡车送去废品回收站，如今要在普通民居找到一本毛著已是难上加难。《李宗仁回忆录》从畅销到被人们唾弃，当也可作如是观！
（该节为本刊全部删除）
(1)
(1) 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原载唐著《史学与红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页一七四。
(2) 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页三三一。
(3) 陈存恭《从李宗仁回忆录论新桂系与中央的关系》，载《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第一辑，中华民国国史馆编印，一九八六年六月版，页二六八。
(4) 郭冠英《张学良口述史腰斩的经过》，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九卷第五期，页六十七。
(5) 同(3)，页二六七、二九○。
(6) 同(3)，页二二四。
(7) 同(1)，页一六四。
(8) 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版，页六二三、六三○、六三三、六三九、六四七。
(9) 同(8)，页六三五。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五册，页八三九，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版。
(11) 同注(10)，页八四四。
(12) 同(8)，页六○八。
(13) 同(8)，页六○○。
(14)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载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一九八六年版，页十--二十八。
(15) 刘仲容《白崇禧逼蒋下野前后》，载《新桂系纪实》下册，页一一七。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九九○年十月版。
(16) 朱振声《汤恩伯与保卫大上海之战》，香港《春秋》杂志第三○八期，页二六。
(17) 周宏涛 《蒋介石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台北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二○○三年九月版，页一一九、一三○、一五四、一五五、一八四。
(18) 同(8)，页六二四、五九六。
(19) 同((8)，页六三七。
(20) 《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页四七八--四八六。
(21)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页八六。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22) 同(15)，页一一六，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
(23) 同(17)，页四一四、八六、九二。
(24) 陈存恭访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编印，一九八四年五月，页八七八。
(25) 同注(8)，页六五五。
(26) 同注(10)，页八三五--八八七。
(27) 东方绿《小诸葛白崇禧与华中之战》，《春秋》杂志第四○三期页十二。
(28) 宋希濂《白崇禧怎样逼退蒋介石》，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六期，页四十七。
(29) 《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一月版，页二六一。
(30) 蛰翁《西南大撤退之际白崇禧竟毫无作为》，载《春秋》杂志第四五四期，页十三--十四。
(31) 政海清客《李宗仁代总统前后》，载《春秋》第卅六期，页八。
(32) 同(17)，页一三九--一四○。
(3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十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二○○二年版，页二五九。
(34) 同(33)，页二八二。
(35) 同(33)，页二八四。
(36)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页二十。
(37) 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台北独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版，页二三七--二四○。
(38) 据一位接近李宗仁与孔祥熙家族的香港商人李龙镳披露，李宗仁携往美国一百多万美金，多数由其长子李幼邻掌控，其中财政部长刘攻芸拨付三十万美元、华中剿总公帑三十万、广西财政(存于香港银行)二十万、广西钨矿存款二十五万、李宗仁宦囊十八万、郭德洁私蓄八万。他在北平行辕任上，撷取了故宫宝物十大箱，均存放于纽泽西州住宅的地库，其中有不少是徐悲鸿的名画。郭德洁亲口对黄纫秋承认，李宗仁出国前，刘攻芸给了卅万美元，为此，刘丢了官，还挨老蒋大骂一顿。又据黄启汉文章披露，财政部要中央银行拨给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大洋四百万，由于央行没有这么多的现洋，其中一部份就以一万五千两黄金折价，派专机运去汉口给白。此事由央行业务局白怀民透露。一九六七年十月黄启汉到北京最后一次见到李宗仁时，李亲口证实确有其事，还说白曾托他问询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有无办法帮他把黄金运进香港。[ 同(14)，页三九)。
(39) 同(8)，页四四五、六七六。
(4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一分册，页一九七，中华书局出版。
(41) 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研究》，系二○○二年八月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2)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页二○九、二一七。广西师大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版。
(43) 同(8)，页四○二。
(44) 同(8)，页四四七。
(45) 钟卓安《陈济棠》，页二○九--二一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版。
(46) 《李洁之文存》，页三○三。广东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九九○年九月版。
(47) 同(3)，页二五○--二五一。
(48) 同(8)，页四二五。
(49) 同(8)，页四一七。
(50) 同(20)，页五五八。
(51) 《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同注(20)，页三○三--三四九。
(52) 陶然《胡汉民被困汤山内幕》，载《春秋》杂志第六八七期，页三三。
(53) 黄旭初《东游见闻再记》，载《春秋》第三二○期，页一六，一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54) 同(8)，页五○二、四八三、四七一、四九一、四九○。
(55) 卢汉《第六十军赴徐州作战记》，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二○○○年十二月版，页一六五--一六八。
(56) 同(1)，页一六八。
(57) 同(8)，页四七八、四七九。
(58) 李以劻《亲历台儿庄大战》，载《传记文学》第七十二卷第四期，页五二。
(59) 伤亡统计引自共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会合编之《警备大上海》一书，页九。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发行。
(60) 同(8)，页五五六、五八九。
(61) 蒋纬国撰《历史见证人的实录》第三册，页一三一，台北青年日报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62) 士心《陈诚副总统二三事》，《春秋》第一八六期，页十四--十五。
(63) 同(8)，页五九○。
(64) 白先勇《父亲的憾恨》，刊香港《素叶文学》第六十八期，页四三、四七、四九。二○○○年十二月版。
(65) 金典戎《哈尔滨灯火在望》，刊《春秋》第六十九期，页七。
(66) 同(8)，页六四七。
(67) 王禹廷《胡琏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页一四五。
(68) 《顾维钧回忆录》，页八九四。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六月版。
(69) 同(8)，页六四二。
(70) 顾维钧回忆录也提到：“一个刚从台湾和广州回来的人，把广州描绘成一个放荡坠落、道德败坏的地方。那里有一种绝望和醉生梦死的气氛。据说人人都盼望三样东西来帮助拯救中国：美国的援助、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出现奇迹。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想工作，也不想战斗”。同(68)，页八三○。
(71) 同(68)，页八二七。
(72) 同(68)，页八三○。
(73) 同(8)，页五六三。
(74) 李龙镳《延安巧妙利用美方的一次战略空运》，刊《春秋》第八四○期，页十一--十六。有关美国帮助共军将高级将领空运到内战前线之事，也可见《聂荣臻回忆录》，页五二六。
(75) 同(8)，页五二二。
(76) 同(8)，页五九四。
(77) 马不羁《徐蚌会战见闻录》，刊《春秋》第一一一期，页十六。
(78) 同(8)，页六四七。
(79) 一野战史办公室《西北大剿匪》页四、二七、四三○。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
(80) 同(8)，页五四二。
(81) 同(33)，第十一辑，页四九九，云南绥靖公署高参刘文潮《云南起义前后的见闻》。
(82) 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页六五○，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
(83) 同(8)，页六二○。
(84) 《博讯网》二○○四年五月十四日报导。
(85) 同(8)，页五四三。
(86) 事见魏肇权《杨永泰被刺之谜》，载北京《法制文学选刊》一九八六年七月号。
(87) 辛平编著《民国将领传》，页三一五。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版。
(88) 孟绍濂《王天培之死》，同(33)，第三辑，页八五六。
(89) 黄纫秋《我所认识的郭德洁--兼谈李宗仁在美国的寓公生涯及回大陆前后》，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四期，页九三。
(90) 程思远《政海秘辛》，页一○四--一一五，《王公度案内幕》，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版。
(91) 同(8)，页九七、六五、八六、一一四。
(92) 金典戎《李宗仁主持北平行营时国共间谍斗智纪实》，载《春秋》二○八期页十五。
(93) 同(8)，页五九二。
(94)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版。
(95) 同(8)，页六二五。
(96) 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一期页十六--二十。一九八八年元月出版。
(97) 李龙镳《论孔祥熙为国理财为功为过？》，载《春秋》第九一九期，页二十。
(98) 同(8)，页六二二。
(99) 同(17)，页三一三--三三五。
(100) 同(68)，一○○○--一○一七《毛邦初与周至柔之争及这些问题对美国援华政策的影响》。
(101) 同(8)，页六七六、四二七。
(102) 同(8)，页四二八。
(103) 李以劻《记张发奎将军在抗日战场的轶事》，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一期，页五四。
(104) 陈梦因《儒将薛岳百岁荣寿》，载《大成》第二五三期。
(105) 同(8)，页五六九。
(106) 金典戎《李宗仁孙连仲斗法记往》，载《春秋》一九五期，页四。
(107) 程思远撰《深切怀念刘为章先生》，载刘沉刚著《刘斐将军传》，民革团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页十三。
(108) 同(8)，页六一五。
(109) 同(89)，刊《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三期，页三三。
(110) 同(8)，页六七五、五六、六六三。
(111) 同(8)，页五三三。
(112) 同(8)，页一二六、一二九。
(113) 同(8)，页一九七--二○四。
(114) 同(70)，页八四三。
(115) 黄纫秋《李宗仁回国投共前见闻》，载《传记文学》八十二卷第二期，页一四。
(116) 同(89)，页九六。
(117) 宋坤《追忆李宗仁归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四○辑《统战史话》栏，文史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
(118) 同(1)，页一九三。
(119) 同(89)，页九六。
(120) 同(8)，页二一一。
(121) 《中山舰事件之谜》，载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二年二月版，页一○七--一二九。
(122) 柳和清《金都血案亲历记》载《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十二辑，页二○八。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二○○一年十二月版。
(123) 同(3)，页二四二。
(124) 同(8)，《序言》页七、八。
(125) 同(8)，《序言》页四。
(126) 同(1)，页一六八。
(127) 同(1)，页一五三。
(128) 同(8)，《序言》页九。
(129) 同(8)，页六三九。
(130) 同(8)，《序言》页八。
(131) 同(1)，页一五二。
(132) 同(8)， 《序言》页一。
(133) 同(1)，页一六八。
(134) 同(1)，页一七一。
(135) 《文学与口述历史》，同(1)，页二五。
(136) 同(8)，《序言》，页一。
(137) 同(1)，页一五六。
(138) 同(1)，页一七五。
(139) 同(1)，页一四八。
(140) 同(8)，《序言》，页六。
(141) 夏志清《谏友篇--兼评唐德刚《海外读红楼》》，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九卷第二期，页四二--五三。
(142) 宋淇《未识其小，焉能说大？》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五期，页四九。
(143) 苏雪林自费出版的文学评论集《犹太之吻》。
(144) 唐德刚《我犯罪了，并无解说》，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五期，页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