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农村有一种自己织的印花布，用蓝靛染成很松散的不是很好看的花儿，说是为了学习苏联老大哥。其实当时中苏已经交恶，报纸上经常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批判赫鲁晓夫和勃列日诺夫。可是大家批归批，苏联的花布照用。
上大学的时候，勃列日诺夫已经去世了，上台了的契尔年科和另外一个老朽，都难享天年。中苏关系解冻，俄语开始流行。讲专业科的时候，也总是东拉西扯，先说苏联是什么，接着是美国是什么，然后是日本和欧洲是什么，最后才是中国古代又是什么。总之，苏联的影响，还是有的。
然后再了解，就是大学的一个老师，因为说了苏联专家的怪话，被打成右派。现在谈起来，都激动不已，气愤填膺。另外一个大教授，因为和苏联的一个女专家关系暧昧，被坏了研究所所长的位子。我念书时的一个导师，在苏联专家几次来讲学时，都担任口译。另外一个老师，是留学苏联的副博士，后称流毒（留学独联体国家的）。新中国第一代的科学家，包括从美国回来的，或多或少，也都打有前苏联专家的烙印。
最近，看到网上一篇文章，说是５０年代苏联专家的待遇，相当于中国当时的一个部长。其实这又算什么？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聘请的外国专家，薪水是天文数字：月薪５００金元。现在中国的一个院士，待遇也是副部级。
又看到更多的文章，谴责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苏联专家，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且不说这撤专家的事，究竟责任在谁方。却不该把三年自然灾害和饿死人的事情的发生，一股脑儿都归咎于是前苏联人在逼债。这些，都是政治的宣传吧。
俗话说，瘦死的骆驮比马大，可是２００２年在美国某部办公大楼，看到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个一流专家，在给美国人打工。美国人抱怨说，这家伙老说他们没有钱，我们不相信也。等到２００５年中俄联合军演，才真的觉得，有钱可使鬼推磨了。俄罗斯，以不复从前。
可是，不管怎么说，历史上前苏联对新中国技术人才的培养，对中国建设的支援，其作用都不应该是被低估的。苏联专家在中国石油发现上的贡献，我已经有一个帖子在说。其他领域，也或多或少，都受其影响。就是一个生物学届的骗子李森科，在前苏联都臭了街的，不一样在中国，有很多人给他捧丑脚，唱赞歌，风光无限。
啊，苏联专家，久违的名字了。
1959年，大批苏联专家来包钢，支援包钢生产建设。
１９５４年，周恩来总理给苏联专家签发感谢信
附一：前苏联专家撤走过程中令人感动的一幕
《环球军事》2005年第12期刊登冯晓蔚的文章，披露了撤走苏联专家时令人感动的一幕。1957年10月，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孙继先受命在戈壁滩上筹建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1959年2月18日，孙继先和栗在山分别被任命为第20训练基地司令员、政治委员。
毋庸讳言，20基地的创建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孙继先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使基地的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对中国十分友好，讲课也不对中方保密。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戈壁滩，名为看望大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宴会上，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当天晚上11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
孙继先立即调动所有能拍照的中国技术人员到工作间作好拍照准备，并严格保密。同时，他与周总理接通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和安排。
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了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正确的。应当说，这位苏联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少年后孙继先说起他时，还说那才叫国际主义战士。
附二、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5月22日，照片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写着“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欢送苏联专家尤尔钦柯和阿诺亨回国留念”。
照片前排左（六）是苏联顾问专家阿诺亨，右（五）是苏联专家尤尔钦柯，旁边是他的夫人。后排左（四）是原油建公司党委副书记骆崇禄。
中苏石油公司成立后，有大批的苏联专家来到新疆，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日渐紧张，苏联专家陆续回国，1957年，地调处欢送的尤尔钦柯和阿诺亨，是离开中国的最后一批苏联专家。
1955年，地调处有苏联专家几十人，其中包括地质专家、地球物理专家、钻井专家、测量专家、计划和会计专家以档案资料专家等，其中就包括阿诺亨和尤尔钦柯。当时地调处除了少数野外队队长和机关科室的科长由我国年轻的技术人员和专业干部担任外，其余绝大多数单位的负责人都是苏联人。
骆崇禄所在的专家工作室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将苏联专家历年来的工作总结、计划和报告翻译成中文，同时又要将中方领导人的工作安排、讲话翻译成俄文。由于当时工作量大，任务又紧急，人员缺少，有时他也感觉到力不从心。为了搞好翻译工作，翻译们既要搞好分工，又要讲求团结协作。当时骆崇禄是测量专家阿诺亨的翻译，因为专家年龄较大，资历又老，生活上还得处处照顾，骆崇禄讲述了当年和专家一起共事几个片断―――
我第一次跟随阿诺亨到南疆轮台县的扎木台某测量队检查工作，在翻译的过程中，专家怕我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就随时拿出新疆地图指给我看。那次出差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光懂外语是不够的，还必须通晓地理环境，掌握维语，了解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第二次陪同阿诺亨专家到克拉玛依小西湖测量队视察工作。当时一位名叫杜庆瑞的工程师给专家汇报工作时说，有一名测量队员几天没有归队，专家推测他可能是迷了路，于是就让全部队员出动寻找。但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阿诺亨当即决定让我和保卫人员与他一起到小拐，通过那里的地球物理队的基地电台亲自向地调处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请求飞机帮助寻找。一个外国人对我国的工人如此关心，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仅有三年时间，经常出差野外，曾经到过大地测量队、航测队、天文队、制图室、导线队、地质队以及综合研究队等。专家们每到一处都对野外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发现问题就立即指出和以纠正，对他们的建议也要坚决执行。对我们翻译要求更是严格，有时也会对我提出严厉批评，因为他说我们翻译代表他们专家说的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不能出错，如果不清楚就要多问，否则出了差错不仅对专家会有直接影响，甚至会对工作上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天南海北地聊天，这样既可以提高我的翻译能力，也能对专家有进一步的了解。有一次阿诺亨专家让我去帮他买一点酸梅，我也刚从内地来，不知道酸梅是什么东西，他就说是南疆的一种干果，在乌鲁木齐南门外的巴扎上有卖的。他夫人怀孕反应想吃这东西，因为语言不通，也怕不安全就让我代劳。
专家回国时送给我一台电熨斗，我送了他一个乌鲁木齐生产的暖水瓶。阿诺亨回国后，1958年元旦还给我寄来一张贺年片，但当时被外事办扣压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张贺年片不知道怎么到了红卫兵手里，我为此受到了一些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