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艰难起步

石油，按照业内人士的话来说，是存在于地下岩石孔隙中的可燃有机质，由各种碳氢化合物与少量杂质组成的液态可燃矿物。石油，在今天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被誉为工业的血液。从石油中提炼的汽油、煤油、柴油是汽车、拖拉机、飞机、轮船的优质动力燃料；火箭、导弹、飞船等航空器的燃料也离不开石油产品；化学工业利用石油作为基础原料已经提炼出7000多种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塑料、纺织等领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并使用石油的国家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中国的古代居民就在陕西延长一带发现了石油。当时人们将石油称之为“可燃之水”。继《汉书》之后，对石油作进一步记载的是晋人张华的《博物志》，这本书对石油形态作了详细而准确的记述。据从魏晋到唐宋年间的史籍记载，不仅陕西，而且甘肃酒泉、新疆库车以及准噶尔盆地南缘，都在很早就发现了石油。在北宋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中，第一次出现了“石油”一词。从那时起，“石油”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了。

         图序－1－1：《梦溪笔谈》中关于石油的记载

中国古人不仅对石油认识，利用石油也早，而且相当广泛。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人们就将飘浮在水面的石油收集起来盛入容器，用来点灯。北魏时期人们开始用石油做润滑剂。唐宋以来发展到用石油制作“石烛”和墨。北宋时，京城开封出现了炼制“猛火油”的作坊，所产猛火油主要用于军事。元代以来，又有将石油用于医药并作为一种税赋上缴的记载。

此外，中国古人还最早发现并使用了天然气，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钻井技术。

         图序－1－2：中国古代钻井图

但是到了近现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却远远落在西方人的后面，当美国、法国和英国人在他们的本土和海外领地已经发展起了规模庞大的现代石油工业的时候，我们却还停留在古老的“淘油”阶段。

1861年，我国台湾苗栗发现石油，当地人用土法开采。1877年，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祯去台湾巡视，与福建巡抚丁日昌合议，拟将此地油矿收归官办，并于当年奏请朝廷批准。他们在1878年从美国聘请了两名钻井技师，购进了一套石油钻井机械，组成了中国近代石油史上的第一支钻井队，在苗栗钻了第一口井。该井约120米深，大约日产750公斤原油。这是中国使用近代顿钻打成的第一口油井。清朝在台湾设省后，1887年台湾省还成立了矿油局。1895年以后，台湾为日本侵占，台湾的民族石油工业也落入日本人之手。

中国大陆最早的油矿是陕西省的延长油矿。延长的石油露头早为世人所知。1903年，德国人汉纳根以旅游为名，到陕北私自勘查石油。查得结果以后，他与德商世昌洋行共同商议，要开办延长油矿。他们的行为引起了陕北民众的反抗。清政府也担心引发流血事件，便阻止了德国人的开发计划。

1904年11月，陕西巡抚曹鸿勋上书朝廷，要求创办陕西延长石油矿。朝廷很快批准了这一要求。曹于是拨出屯垦白银8万1千两，任命候补知县洪寅为“总办”，在1905年筹办起“延长石油官厂”。那时中国还没有开采石油方面的专门人才，洪寅从延长取了油样，到汉口请日本化学博士稻田辛吉与他的助手化验，化验的结果是：延长的石油“胜于东洋，能敌美产”。有了这样的结果，洪寅放心了。1907年，他从日本新鸿购买了钻机和炼油设备，聘请了7个日本人做技师技工，于当年6月在延长县城西门外勘定了井位，开始凿延长一号井。该井于9月完成，井深80多米，日产原油1吨多。这是中国大陆开凿的第一口油井。

图序－1－3：延长油矿一号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

到了辛亥革命，日本技师回国去了，延长的油井没人管，停产了。

1914年，美国的美孚洋行也看中了延长，准备投资办油矿。当时正是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与美孚签定了《中美合办油矿条约》。美孚与陕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了陕北中美合作油矿公司，袁世凯派他的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兼任“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督办。督办公署设在北京，熊希龄从来没有去过陕北。在此后的三年中，中美合作油矿公司的14名美、华技师组织了地质测量队，向美孚洋行购买了4台3600升汽动顿钻，在延长及周边几县共钻了7口井，效果都不理想。美国人由此断言陕北一带的油层是石灰系，没有开采价值，遂于1916年3月与中国方面解除了《中美合办油矿条约》。在消耗了270万资金以后，美孚带着全部设备和资料暗然而去。陕北的石油从此就只有民间零星地开采。到1934年，延长只剩下一口油井仍在出油，每天出150公斤。这点油，连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陕北的地下到底是否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此事牵动着许多关心中国石油工业的仁人志士之心。1932年，民国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派地质师王竹泉、潘忠祥到陕北进行过一次地质调查，发现永坪、延长的地质有储油构造。王、潘二人对那里的三个层面作了重新划分，并在延长、永坪定了20多个井位。

1934年，已经担任民国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又派孙越崎赴陕北调查地质资源情况。孙越崎等人在陕北高原上调查了半个月，行程800多公里，发现几乎每个县都有油苗。翁文灏接到汇报后，下决心开采延长的石油。

当年夏天，孙越崎等人采用人抬、牲畜驮的方式，将200马力的柴油机和两套汽顿钻机、发动机等设备运到延长，并组成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钻井队伍。

图序－1－4：延长油矿永坪基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

孙越崎等人开始在延长定位钻井，并很快打出了油井，生产出了石油。这是中国大陆开发的第一个油矿，虽然产量不高，却揭开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序篇。到1935年，延长油矿逐渐发展，钻井队伍扩大了，分成两个队。严爽担任第一队队长，侯宝政任第二队队长。

1935年以后，陕北红军解放了延长，在油矿的基础上，成立了延长石油厂。从1935年至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下，延长石油厂共钻井20口，有16口见油，其中旺油井6口。特别是1940年钻凿的七里村一号井，日产石油曾达96吨，一时轰动了全边区。延长石油厂为边区提供了为数不少的汽油、煤油、柴油、机油和蜡烛等产品，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军需民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石油厂的厂长陈振夏被评为边区工业战线特等劳动模范，毛泽东为他写了“埋头苦干”的题词，边区政府为他颁发了“苦心经营，成绩卓著”的奖状。

2. 玉门找油

旧中国投入开发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油田是玉门油矿。中国老一辈的地质家和矢志开发祖国石油资源的仁人志士，为兴办玉门油矿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距今1600多年前的西晋初年，人们已经发现玉门有石油。到了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也记述过玉门的石油。

从19世纪末期，中外地质家已经开始重视玉门一带的油苗。1892年，俄国地质、地理学家奥勃鲁契夫来到中国，专门去调查酒泉、玉门的地质情况。1905年，比利时人林辅臣从玉门取来油样到上海化验，结果显示“油质甚佳”。于是他雄心勃勃地向甘肃当局提出开发申请。这一年，甘肃洋务总局为开采玉门石油，改为矿务局，正式聘用林辅臣为公司总办，双方签订了共同开发玉门石油的合同。没想到，此后林辅臣去世，开发玉门石油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1920年底，西北地区发生8.5级的强烈地震。地质学家翁文灏到甘肃一带作地质调查。第二年，他和谢家荣又一起调查了玉门的石油地质情况，并写下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刊于《湖南实业杂志》第54号上。1928年地质学家张人鉴对赤金堡、白杨河的石油也进行过调查。玉门有石油，这已经是当时地质学界的共识，而且这一共识也已经被当时的中央政府所接受。但是，玉门距离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遥远，气候条件恶劣，自然环境艰苦，社会开发程度太低。加上中国经济落后，中央政府没有力量，地方政府更没有力量来开发一个正规的大油矿。这就使得玉门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又拖了下来。

1935年7月，顾维钧等五人旧事重提，他们向国民政府实业部呈请特许专探专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当时担任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将此呈及条款报告了蒋介石。8月7日，蒋介石电复陈公博：“原则同意。”并要求：“油矿开采必须全用华资”，“遵照中央政府颁布之法令，各种运输方法皆须先得政府核准”等。陈公博于8月中旬向行政院写了提案，行政院8月28日第226次会议作出决议：“交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五部，并函请全国经济委员会暨军事委员会会同审查。”这样的处置不可谓不重视，可是后来由于国库拿不出相应的资金，无力经营，开发玉门油矿的提案再度搁浅。

1937年6月，在民国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任职的地质学家孙健初与美国石油地质专家马文·韦勒博士、萨顿工程师一行，从上海出发奔赴大西北。他们经兰州，过酒泉，一路跋涉，于10月到达甘肃玉门的老君庙。在这里，孙健初等人认真考察了石油河两岸地层的断裂情况，发现了干油泉。随后，他们联名写出了一份《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对玉门石油开发做出了明确的论证。

    图序－2－1：孙建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国民政府不得不加紧寻找油矿，力图在国内解决油源。当时国内有四个地方有原油流出地面，即：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青海柴达木和陕北延长。其中开采价值最大的就是玉门。于是，玉门的开发又一次受到关注。

1937年到1938年，应煤矿探矿公司邀请，受美孚石油公司派遣，美国地质学家约翰和威廉在中国地质学家孙健初的陪同下，考察了玉门、西安以及青海东南部和甘南卜楞一带。他们考察的结果是“玉门一带地质条件非常好”。

此时，我国沿海地区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已经迁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被断了“洋油”的来路。抗日后方出现了严重的油荒。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少汽车、轮船改烧酒精、天然气、木炭。为应付困难局面还不得不建起了一些从植物油中提炼石油产品的工厂。

已经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对玉门石油的开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早年曾参加过对玉门的地质调查，如今又听取了孙健初勘探玉门后的开发提议，遂于1938年6月，在汉口成立了甘肃油矿筹备处，由参与创办延长油矿的严爽任筹备处主任。当时严爽正在美国学习石油工程，筹备处由张心田任代理主任。

筹备处一成立，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开发油田的机器设备。向国外购买的话，一无资金，二无渠道，远水不解近渴。比较之下，资源委员会决定拆运陕北延长的机器。

翁文灏在汉口找到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周恩来，说明开发玉门油矿需拆运延长油矿的两部钻机，希望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

周恩来听了翁文灏的话，非常爽快地回答道：“这是关系支援抗战的大事，开发大后方石油，我们一定全力支持，翁先生尽管放心，可以尽快派人去调运。”周恩来并且主动提出办油矿需要特殊工程技术人才，延长油矿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可以去开发玉门油矿。周恩来当即派钱之光负责接洽此事。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周恩来还同时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了电报，请有关人员协助资源委员会调运钻机。

甘肃油矿筹备处代主任张心田随即赶赴陕北。在延安，高岗、肖劲光、高自立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会见了他。这此中共高层领导对开发玉门油田都很支持。他们对张心田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一定帮助解决。边区政府第三局和八路军后勤部军工局派出熟练技工共同拆装机器设备。在拆迁过程中，边区政府帮助解决了很多具体困难，从钻机到原动力，从钻头到钻具，全部配齐，使之一到玉门即可安装开钻。延长的两台钻机准备好以后，国民政府派不出车来运输，张心田又打电报给李强，请求中共派车帮助运输。尽管当时边区的车辆十分紧张，但八路军总部还是先后派出13辆汽车，把两台钻机及其配件运到了咸阳。在装运中，由于钻机不在公路旁，边区政府动员了很多群众，把钻机搬到公路边，装到汽车上。

延长的这两台钻机运到玉门后，油矿筹备处就是用它们一连试打了6眼“发现井”，证明了玉门油田具有工业开采价值。

国共合作开发玉门油矿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1962年，周恩来到大庆油田视察。在与大庆人谈话时他还很有感情地追述了发生在2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

3．在老君庙

严爽回国后，于1938年12月和孙健初等人，骑着骆驼，带着仪器、资料、帐篷、行李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向玉门进发。年底他们到了老君庙。

老君庙，当时只是一座孤伶伶的小庙，残垣败瓦，金粉斑剥。小庙内供的老君神像，经年忍受着荒野中寂寞和戈壁上的酷暑严寒，几乎享受不到一点儿香火。小庙的坡下有一条小河，是祁连山上的雪水冲流而成。老君庙地处海拔2400米的荒原上，水源枯竭，若没有这条小河，则玉门油矿完全无法开发，所以后来人们称这条小河为“石油河”。

第二年2月，甘肃油矿筹备处又向玉门加派了测量人员，从四川油矿调的职工和其他办矿人员、民夫和工人等相继来到玉门。3月，根据孙建初所确定的井位正式开始钻探1井。1井位于石油河东岸，距老君庙仅15米。到了8月中旬，钻到115米时开始大量涌现石油。随后，老君庙的2、3、4、5井都先后开钻。

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成立，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孙越崎走马上任后，迅即在重庆招兵买马，筹备物资。各项准备工作大致就绪后，孙越崎率甘肃油矿局重庆各部门的负责人西行来到玉门的老君庙矿区。

在战争期间，在远离重庆2500公里的沙漠上创办一个大型油矿，其困难非常人所能想象。为了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孙越崎制定了建立现代化大型油矿的计划。为完成这个计划，资源委员会第一次向国外采购大批钻井、采油、炼油和其他设备。这些设备原定运到越南海防，但不久海防被日军占领，一部分机器只好运到仰光。不料，仰光仓库又被炸，机器损失很大，后来几经周折， 4500吨重的机器运到玉门以后，只剩下350吨，仅能拼凑出三套半钻机。而向美国订购的其他炼油设备则一点儿也没能运到玉门油矿。

为了开发油矿，生产石油，支持神圣的抗战大业，玉门油矿的开发者们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来制造开矿所需的各种机械设备。

制造采油炼油设备，最困难的是没有钢材。在战争年代，钢材奇缺。为了寻找钢材，孙越崎等人想了很多办法。有一次，他们打听到重庆附近的长江里有一些沉船，便马上组织人去打捞。打捞上来以后，再把船上的钢板切割下来。重庆还有一些内地迁来的工厂里堆放着一些废钢铁，他们也搜集起来加以利用。

开发油矿需要设备器材，石油工人需要吃饭穿衣，生产出的石油产品需要外运销售。要生存，要生产，一切都离不开运输。玉门油矿远离城市，地处戈壁，生产设备一般要从重庆、昆明转运，生活给养也要从酒泉、张掖一带运入。为了保证油矿开发建设，他们成立了自己的运输队伍。甘肃油矿共有540辆汽车，这在当时是一支相当庞大的运输力量。但由于战争的影响，汽车配件奇缺，待料停修的汽车常有半数左右，又加上国民党军队经常征扣车辆，油田运输力量仍感不足。当时的运输线路，南起昆明，北达新疆乌苏，跨越西南、川陕、西北、新疆四大公路，干线5000公里，运输任务十分繁重。为了增加运力，特别是将油田生产的石油制品运往重庆，支援抗战，他们又采用羊皮筏运输，即用360只羊皮胎编组成羊皮筏，每个筏子上可装168桶汽油，合24吨。一般用四个人驾驶，先用汽车把油品运到广元，上船经涪江、嘉陵江运到重庆。

油矿初建时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老君庙在没有开发之前，唯一可以称得上房屋的就是那座老君小庙。油矿最早的先行者到达后将蒙古包搭在小庙边上，人们住在蒙古包里，借用小庙埋锅做饭。后来用泥土和芨芨草在山坡上搭起矮矮的土屋。员工食于此，居于此。早期，这些房子十分简陋，密密地排在东岗脚下。

老君庙地处祁连山北麓，不但纬度高，海拔也高，一年中有半年冰雪封冻。随着生产的发展，宿舍和办公处所的建设迫在眉睫。但是戈壁滩上的沙质土，根本不能烧砖瓦，盖房子全靠 “干打垒”。

玉门油矿孤悬于荒漠中，最初的食品是靠牛车、骆驼车运，后来才有了汽车。西北沙漠，公路简陋，运输成本很高。因此，油矿开始只能努力保证员工的粮食供应，新鲜蔬菜、瓜果根本无法运到。

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发、建设了玉门油田，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做了杰出的贡献。

玉门油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非海相油田之一。1939年至1948年的10年中，玉门油矿共钻井44口，总进尺2.2万米，生产原油45.5万吨，约占旧中国1904年至1948年44年天然原油产量总和的72.3%。到1949年，玉门油矿已成为一个具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修、运输等生产部门和一些比较先进的工艺技术、装备的综合性石油企业，原油年生产能力8万吨，原油年加工能力10万吨，能生产12种油品。

图序－3－1：康世恩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康世恩传》）

玉门油矿的开发、建设，为中国培养了能够掌握近代技术的石油工人和技术干部。但是，从全国总体上来讲，中国的石油工业规模很小，水平很低。据有关资料记载，除台湾和新疆独山子油矿外，从1907年至1948年的42年中，全国共钻井169口，总进尺6.7万米。在辽阔的国土上，做过石油地质调查的仅有陕西、甘肃、新疆、四川、贵州、黑龙江、辽宁、浙江和台湾等几个省、区的部分地区。1948年，全国投入开发的只有台湾出磺坑、陕西延长、新疆独山子、甘肃玉门4个小油田和四川自流井、石油沟、圣灯山和台湾锦水、竹东、牛山、六重溪等7个气田和东北地区几个人造油厂。旧中国原油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43年，年产量32万多吨。到1948年，中国大陆原油年产量只有8.9万吨。从1904年至1948年的45年中，全国共生产原油278.5万吨，而在这期间中国共进口“洋油”2800万吨。外国石油公司的油品倾销中国市场，民族石油工业岌岌可危。1949年，全国石油职工总数为16000人，其中油田职工约6000余人；各级各类工程技术人员623人，而地质勘探、钻井、采油技术人员只有172人。由此可见，中国石油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

4．挑战“贫油”论

与中国脆弱的石油工业相伴随的，还有一个西方石油地质界强加于中国的“贫油”理论。

石油深藏于地下。为了找到油，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石油的成因问题。1864年，加拿大著名石油地质学家享特第一次提出了石油成因理论。他详细阐明了低等海洋生物可能是石油的原始母质，在北美古代岩石中，曾产生沥青的有机物质或是由海洋植物衍生而来，或是由海洋动物的残余物衍生而来。此后，绝大多数西方石油地质学家都认为，几乎所有石油都产生于海相沉积物中。他们认为，海相沉积盆地易于生油，而陆相沉积盆地不易生油，因为陆地森林更易生成煤层。

这种海相生油的理论就把中国划在了贫油的圈子里。由于中国大地构造大都属于陆相沉积，于是许多西方学者便认定中国的陆相沉积环境不可能形成大油田，由陆相贫油推导出中国贫油的结论。

最早提出中国“贫油”理论的是两个到延长油田考察的美国人，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叫马栋臣和王国栋。此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组织地质专家，对我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为期一年半的石油调查勘探，并钻井7口，结论是：“从整体来看，石炭纪以后的地层，主要是陆相成因，绝大部分地层缺乏能够生成大量石油的富含有机质的页岩，适当盖层很少，因为以沙盖为主的地层易于造成石油的散失，而不利于石油的聚集”。通俗些说，就是中国的地质构造不会有大油田。这一结论对世界影响很大，它更印证了中国贫油的理论。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地质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勃拉克·韦尔德也到中国进行石油地质调查。1922年2月，他在美国矿冶工程学会举行的年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论文，认为“中国东北地区也和华北地区一样，不会大量含油。”

与中国的仁人志士坚持不懈地发展民族石油工业几乎同时，一些中国的地质学家也向中国贫油理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挑战。1923年，中国石油地质学家王竹泉去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他根据采到的鱼化石，纠正了美国地质师马栋臣对地层划分的错误。1931年，王竹泉又与潘钟祥等调查侏罗系与三叠系的接触关系，次年继续在绥德、清涧、延川、延安等地进行地质普查，其调查成果成为后来潘钟祥创立陆相生油理论的基础。1928年，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批驳了“陆相无油”和“中国贫油”的理论，他说：“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出油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以后，他又提出了“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索’工作是值得进行的”，“通过深钻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等论点。

         图序－4－1：周恩来与李四光亲切交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大型画册——《周恩来》）

1941年，潘钟祥根据西北和四川发现的油气情况，并参考了莱亭格尔论文中关于美国科罗拉多西北部的泡德瓦胥油田石油产自陆相始新统砂岩中的实例，发表了《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的非海相石油》一文。文中明确提出了“陆相生油”学说，指出：“石油不仅来自海相，也来自淡水沉积物。”1947年，阮维周在《东北石油资料及石油工业》一文中，分析日伪找油失败的原因后认为，在东北是能够找到石油的。1948年，翁文灏在《中国石油地质概论》中，又把松辽盆地列为具有含石油远景的地区。

中国地质学家的上述研究成果，初步探讨了陆相生油的机理和石油分布规律，为陆相生油理论的最后确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能够真正推翻中国贫油的结论，直到1950年美国出版的《石油事实与数据》统计中，还把我国同日本、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一并列为石油远景最差的国家。

中国是否贫油，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找出广大的石油储量并最终从地下搞出大量的石油，中国人才能真正摘掉“贫油”的帽子。

5．翻开历史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在谈到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米高扬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斯大林认为，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橡胶，一个是石油。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层高度重视石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就设置了燃料工业部，主管煤矿、电业、石油等方面的工作，由陈郁任部长。陈郁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那时，他以很大的精力，领导和组织东北地区煤炭、电力和石油工业的恢复工作。在担任新中国第一任燃料工业部长后，他和部里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很快组建起燃料工业部机关，以及有关的专业工业机构。

1950年4月，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石油工业会议，研究部署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为加强对石油工业的领导，决定组建石油管理总局，由徐今强任代局长，唐克、刘放、严爽等为副局长。当时，中国的天然石油生产集中于西北，而且产量很少，全国的资源情况不明，亟待进一步勘探。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按照国家关于经济上重点恢复的要求，确定石油工业的基本方针是：“在三年内恢复已有的基础，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提高产量，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勘探与建设工作，以适应国防、交通、工业与民生的需要。”

旧中国在大陆共建立了甘肃玉门、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三个油矿。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生产，至1952年，三个油矿的年产量达到了19.54万吨原油。

1950年3月，燃料工业部邀请国内各方面的30多位地质专家进行座谈，就中国石油资源的前景和勘探方向征询意见。与会的专家提出：除已知陕、甘、青、新、川的油、气资源外，东北、西南、中南和华北广大地区，都可能蕴藏石油，值得进行勘察。考虑到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应该把原有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作为钻探重点，同时，有计划地进行广泛的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燃料工业部充分考虑了专家的意见，确定集中主要力量，以过去有一定工作基础和已发现油田的陕、甘地区为勘探重点，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陕西、四川、新疆的部分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和钻探工作。

国家对开发西北的石油工业十分关心。1952年，陈云、李富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信，信中说，积极地大力开发西北天然石油、并将石油工业的建设放在今后国家工业建设的主要地位是必须的。请他对陕北和甘肃河西地区的石油勘探开发予以支持和重视。

         图序－5－1：最早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勘探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

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各方面的支持下，西北地区的石油勘探取得了明显成效。从1950至1952年的三年间，共普查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发现适于储油的构造50个，并在老君庙及延长两个老油田的外围，即陕北的四郎庙、永坪，酒泉盆地的石油沟、青草湾，潮水盆地的窖水等7个构造上进行了钻探，扩大了老君庙油田的含油面积，增加了地质储量，探明了永坪油田。同时，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天山山前坳陷区和南疆的喀什及库车地区进行了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及钻探，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克拉玛依地区进行了少量的地质调查及电法勘探，并在浅井中见到了油、气显示。

为了壮大石油职工队伍，建立石油产业大军的基础，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老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接管或参加石油厂矿的工作；二是对旧中国从事石油生产、技术工作或管理工作的石油工作者和建国初期从国外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采取政治上信任、工作上重用和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三是将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到石油厂矿担任技术干部。特别是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带领7747名指战员，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石油工业建设。经过专业培训、学习和生产实践，他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职工队伍的骨干力量。特别是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带进了石油工业队伍，为建设一支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高度献身精神、能够艰苦创业的石油产业大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石油拖了国家建设的后腿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年1月，康世恩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康世恩曾是清华大学地质专业学生，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一野战军作政治工作。1949年9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余部于酒泉宣布起义。奉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司令员之命，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黄新亭率领装甲部队日夜兼程到达玉门油矿。在此之前，中央曾指示第一野战军选派得力干部去玉门油矿当军事总代表。当时，康世恩正在第三军九师担任政治部主任。经王震将军推荐，朱德总司令批准，解放军总部决定由康世恩出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

在当时国家工业的诸多部门当中，石油工业是最薄弱的环节。1952年国内石油产品只能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大约四分之一，进口石油产品花费外汇已上升为进口项目的第一位。石油工业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康世恩走马上任不长时间，朱德总司令在一次谈话中对他讲：“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有了这两样，打起仗来就有了物资保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产一吨钢铁，就产一吨石油，一点不能少。康世恩同志，你要完成石油供应的任务。这是给你的命令。”

图序－6－1：朱德视察玉门钻探施工现场

1953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向他询问中国石油发展的前景。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根据新华夏系沉降带理论，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李四光的观点，同燃料工业部与国内其他方面的许多地质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同李四光谈话的情况时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

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天然石油的潜在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只是勘探周期较长，投资较多。而象中国这样的大国，要长远地、根本地解决石油问题，只有大量开发天然石油才有可能。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石油工业在我国特别落后，不但产量很低、设备能力很小，而且是资源情况不明。因此，要求我们大力地勘察天然石油的资源，同时发展人造石油，长期地积极地努力发展石油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讲到的人造石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石油资源贫乏的德国人发明的，它主要是通过化学方法，以煤为原料生产石油，所需费用昂贵。日军侵华时，在东北勘探石油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在锦州和抚顺建立了合成油厂和页岩油厂。解放后，我国的人造油大都出自东北地区。1952年，全国石油总产量为43.5万吨，其中天然油19.5万吨，人造油24万吨。人造油占了石油总产量的多半壁江山。

为了查明地下资源，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他说：“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必须先行。”他还用军事术语形象地说：“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国家“一五”计划确定的方针，大力加强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国务院于1954年12月决定，从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负责石油的勘探、开发外，还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承担石油资源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成立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电力工业部。毛泽东主席任命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担当石油工业部部长，周恩来总理任命李范一、李人俊、周文龙为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徐今强、刘放、黄凯为部长助理。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的牌子正式挂出。

从1953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3年时间里，由于石油工业的装备落后，经验很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勘探力量集中在酒泉、潮水、民和、准噶尔、吐鲁番、柴达木等盆地的局部地区，只有少数队伍在四川及其他一些地区工作。在此期间，只在甘肃发现了白杨河、石油河两个小油田，在青海油泉子构造和新疆克拉玛依地区各有一口井出油，勘探效果不理想。

1955年9月5日，石油工业部李聚奎部长主持第一次部务会议，决定派出以周文龙和康世恩任团长的两个石油代表团，分赴东欧和苏联考察。两人领命后即组团出行。第二年1月，石油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正在苏联考察的康世恩给大会寄来一份题为《在中国如何寻找石油》的长信，提出要将全国含油地区作出全面规划，从解决根本问题着手，有步骤地进行勘探。他说，根据苏联的经验，小盆地和构造复杂地区不易找到大油田，应集中力量在大盆地和地台上展开区域勘探，把勘探重点从山前凹陷及山间小盆地移向大盆地，果断地从围着山根转走向盆地中央的地台，采取打区域大剖面和基准井的勘探方法，利用多种勘探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的区域勘探。大会接受了康世恩的建议，李聚奎在信上批示：“康世恩同志所提问题均好，许多具体方法应加以研究执行。”

1956年4月，康世恩从苏联回国后到克拉玛依做调查，按照石油工业部的部署，把新疆石油勘探的重点转向盆地西北缘，采取“撒大网，捕大鱼”的做法，部署了10条东西向大剖面。当年7月，就有10口探井喷油，年底已控制了55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成为我们当时最大的油区，新中国石油勘探出现了第一次突破。这也是新中国开发建设的第一个较大的油田。以后，在全国各方面支援下逐步扩大勘探，到1959年，已探明含油面积200多平方公里。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克服了资金缺乏、技术水平低下、材料设备靠进口等一系列困难，有了较大的发展。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145.7万吨，其中天然油86万吨，人造油59.7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11倍多；石油职工总数增加到14.1万人，其中石油勘探方面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有4.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8倍多；技术装备水平也有了提高，开始形成了一支石油产业大军。天然石油勘探，结束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状况，有了前进的阵地。

在这段时期，中国的石油地质理论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51年，潘钟祥在《略论中国石油》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石油大多生于沉积盆地之中的“盆地理论”；1953年，谢家荣在《探矿基本知识与我国地下资源发现》一书中指出：从我国大地构造角度来预测探矿方向，华北、松辽两大平原下面，都可能有石油蕴藏；1954年，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远景》一文中进一步肯定，在华北与松辽平原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随后，李四光在向石油部机关干部和地质技术人员作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的勘探”的报告中，以他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研究成果为基础，认为中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三个：一是青、康、滇、缅大地槽；二是阿拉善——陕北盆地；三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所有上述成果，都为我国石油工业在更大范围内布局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图序－6－2：陈云视察玉门油田

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石油工业非常重视。朱德、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先后到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考察。朱德在玉门鸭儿峡油田视察时，油井喷的原油沾满了他银灰色中山装的前襟，他兴致勃勃地欣然赋诗：“玉门新建石油城，全国示范作典型，六亿人民齐跃进，力争上游比光荣。”陈云是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他视察玉门后对康世恩说：“看了玉门我才明白，你们是埋管子大王，人家的管子是横着埋，你们是竖着也埋。”康世恩说：“竖着埋的套管跟不上需要，因国内还不能生产。”陈云回京后告诉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今后头一年就要把第二年石油部所需的管子订够，并决定拨给石油部700台大卡车，解决原油东运紧张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的石油工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油田分布不均衡，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石油产量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当时，已经发现的油田都集中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有油也很难运出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而经济较为发达、人口众多、消费量大的东部地区，除东北几个人造油厂外，没有一个油田。全国探明的天然石油工业储量只有0.56亿吨，实在少得可怜。1957年在全国很低的石油消费总量中，国产油只占38%，进口油高达62%。当年为进口石油花了1.34亿美元，占国家进口用汇总额的7%。特别是石油工业没有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单位。石油工业成为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这也使得石油系统从上到下都感到压力很大，脸上没有光彩。有的石油劳模说，走过天安门，头都抬不起来，见人都矮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