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村童到中学生

1906年农历5月，我出生于福建省龙海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曾宗乾，参加革命后，曾使用过一些化名，1937年取名王德。

在旧社会，我像所有的穷孩子一样，童年时代充满着辛酸和苦难。我出生不到5个月，父亲去世。因为家境清贫，我两岁半时，母亲改嫁，8岁那年，祖父又病故。我是全靠继祖母抚养大的，继祖母为人很贤慧、很能干。虽然父亲和所有叔父都不是她亲生，但基本上都是她带大的。叔父们常有龃龉，所以，我的遭遇和处境异常困顿。我一直跟随四叔父生活，10岁那年，四叔父患了淋巴结核病，不能干农田粗重活。这样，我就成为了家中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到14岁时，除耙田以外其它农活样样都要干。

后来，四叔父病愈，可以参加劳动，并兼做小 贩，家庭经济才有所改善，当时我已经15岁。由于四叔父支持，我进了本村本姓办的小学读高小一年级。以前我虽然没有正规读过书，但也认识一些字，只是算术很差。教我高小算术、英文的老师是本村本姓人，他希望为本村本姓培养出一些人材，所以教书很认真。在高小两年间，我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居然学业长进甚快。后来由于没有经费，学校停办了。我在老师的鼓励和四叔父的支持下，到离家10华里的区公所所在地的县立第三高小读三年级。因家庭经济困难，原拟高小毕业后就在本村教书，不再升学。后来在本姓老师的一再鼓励和叔父的支持下，我高小毕业后升上了中学读书。这位老师和我的叔父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本村本姓培养人材，将来可在地方做事，使本姓本族不致被人欺压。我叔父更希望我读书成材，光宗耀祖。但我知道家道艰难，能否读到中学毕业，当时并没有把握。那时在我的思想里，既感到自身的凄凉，家庭的困苦，也感到社会的不合理。但是还没有产生改变这种不合理社会的思想，只是希望多读一点书，增长多些知识，将来能当上教师或到外边做事挣些钱，改善家庭经济生活以及孝敬祖母叔父。

高小毕业后，经同学的舅父介绍，我到了厦门鼓浪屿美华中学（教会学校）插班读中学。当时，同去美华中学就学的连我在内共有7人。中学的校长是中国人林仲馥，名义上是领导，但实际上权力都集中在美国牧师安礼逊的手中，这个学校明文规定如“圣经”课不及格的不能升级。但教“圣经”的牧师是一位中国人。他觉得如果不及格的学生人数太多，都不能升级，会使他脸上无光，也会影响他在教会中的地位，所以考试时任由学生抄书而不干涉。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舍监兼数学教师李金赞是位天主教徒，毕业于金陵大学。他规定谁的数学不及格就不能升学，而且是说到做到。因读书来之不易，加上怕留级，所以我读书很用功，特别是用心攻读数学，结果成绩不错，在全班名列第二。教我英文的教员姓钱，名字叫查理，是个混血儿，英文功底深厚，教学也很有一套办法。他不是要求学生死背课本，而是重视课堂会话，评定成绩是根据考试与平时成绩综合计算。由于他的严格要求，我也认真学习，所以我的英文水平提高很快。

在美华中学读书期间，由于初步接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护本家本姓不受欺凌的思想逐渐转变为爱国主义思想。这个思想的变化过程主要是由下面四个原因引起的：

一是从书本上和现实中我逐步看清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近百年来不断向列强屈膝投降，签订了许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外国人在中国可以任意横行霸道。鼓浪屿是租界，完全被外国人统治，而中国人却无权治理中国的地方。列强的军舰可以任意出入中国的港口，而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心里既愤恨列强的无理野蛮侵略；同时也愤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二是李金赞先生的影响。前面已提到过，李金赞是美华中学的教务主任兼舍监，也是我的数学老师。他负责每晚学生集合点名，然后分散自修，点名之后他总要讲一些有关科学和卫生常识。当时，他的思想比较开放，对数学成绩好的学生特别偏爱，经常与他们个别聊天。我有时遇到数学难题去向他请教，完了就与他聊天，谈的问题非常广泛。从他怎样读书考试，谈到上金陵大学；从“五四”运运的发生到北京、上海、南京的学运及他自己如何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从他如何参加同盟会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到他对国民党的信念，希望中国强大等等。通过和李金赞先生来往接触，使我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懂得了革命道理，逐步萌生了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

三是孙中山思想的影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这一噩耗在厦门产生了很大反响。当时，在厦门大学广场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本处于秘密状态，致此时就公开了，《三民主义》等书也逐渐公开发行。厦门是北洋军阀海军所控制的地盘，能在厦门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可见孙中山先生影响之大。1923年永丰舰曾驶进浮宫圩港，在那里停靠了两个多月。我读小学时就曾经听到许多有关孙中山先生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陈炯明发动叛变，永丰舰如何保护孙中山先生脱离危险等传说。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逐步有所了解，后来进一步认识到，爱国就应该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为建设一个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化的富强国家，最后为进入大同的世界而奋斗。

四是“五·卅”运动与美华中学学潮的影响。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厦门各学校，厦门各报刊也均登载这一事件；在各阶层人士中震动很大，尤其在学生中，有的学校如厦门大学，立即响应，上街游行示威；而更多的学校学生则是暗中互相串连酝酿响应。记得是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很多学校的学生互相通知，到私立中华中学正门的大院听上海学生会派来的代表作报告，接着准备组织全市学生示威大游行。

在此之前，我们美华中学已发生了学生林林被美国人安礼逊开除的事，安是美华中学的最高统治者，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都是按他旨意办事。林林被开除的原因，是因为他参加了一此社会活动。安礼逊无理开除学生，引起了一部分师生的愤慨，我们一部分学生还宣布要与林林共同行动，离开美华中学，搬到中华中学去住。我也于此时离开了美华中学。中华中学是以前美华中学闹风潮时，一部分教员学生离校另行建立的。校长也是原美华中学的校长林仲馥，副校长翁钦峰原是美华中学的教务长。他宣布，凡是美华中学的学生愿意到中华中学继续就读的他均接收，并发给毕业文凭。

我们一部分与林林共同行动的同学搬到中华中学后的一两天，便是全市学生大游行的日子，集中的地点是一条大马路，游行队伍以到达集合地点的先后为序排列。那天刚好是星期六，美华中学校方借口说要做礼拜而禁止学生参加大游行。我们离校的学生买了白布写上“美华中学离校学生”作旗帜参加了游行。值得一提的是，美华中学一位教国语的公孙先生（名字忘记）本来是“安息日会”教徒，那天却不去做礼拜，而和我们离校的同学参加了大游行。我们问他：“公孙先生，你为什么不去做礼拜”？他慨然答道：“没有国家，哪还有什么教！”

“五·卅”运动的发生，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当时在我们国土上，列强横行霸道，视我们中国人连狗都不如。这些事使我感触很深，心里感到很难受；也使我明白，一个国家如果衰弱的话，就会被欺辱。因此，强烈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有一个保护百姓的好政府，不再受列强的侵略。

但这个好政府从何而来呢？我对此感到既苦闷又彷徨。由于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不能再升学，只好回家准备教书，或另寻出路。

在参加游行后不久，便领取了初中毕业文凭。回家之后不久，在本村高小校长和家人的支持下，我又去漳州公立学校读书。当时漳州有两所公立学校，一所是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另一所是直立第八中学（简称“八中”）。二师本来是一年预科四年正科，收的均是公费生，即是由省政府出膳费。从1923年秋季开始停止招收师范生，改为招收初中学生，初中三年自费，转入高中才实行公费。权衡得失之后，我决定到这间学校插班复读初中三年级，目的是为了增长知识和借此机会进入高中，可以公费。进入二师后，我发觉这所学校的数学和英文程度都很差，比我在美华中学的程度低了一年。因此，我这两门功课的成绩都是优等的，教师对我也就另眼看待，但我的语文程度就差些，主要是原来的基础不好。

二、踏上革命征途

“五四”运动对漳州有一定的影响。1919年底，在漳州成立了一家“新闽学书店”，专门经售当时风行的《新青年》、《新潮》和《星期评论》等书报。陈炯明进驻漳州时还没有背叛孙中山先生，也传播了一些先进的思想和促销了一些先进刊物。当时的民主气氛在漳州也是令人注目的。一些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到过漳州。漳州也有派学生到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留学，其中有人还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回国在平和县一带活动。

对于“五·卅”运动，当时漳州的学生也有热烈的响应。各校学生成立了“漳州学生外交后援会”，领导学生开展了抵制英、日商品和游行示威等爱国斗争活动。但由于漳州的地方封建思想浓重，地方反动集团的势力太大，因此，稍有先进思想的人很难站住脚，在学校中受先进思想影响的学生也并不是很普遍。我于1925年下半年到漳州后，各校学生的进步活动已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全市虽有学生抗日外交后援会的组织，但也没有大的活动，只是偶尔进行查查日货而已。当时在各校的教员中，思想比较进步的有二师的季永绥（字祝安，又名季康），他是武昌师范大学毕业生，在武汉时曾目睹“二七”大罢工，参加过C.Y（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是我参团后才知道的。

但漳州当时同乡会的组织倒是不少。漳州原是福建七府之一的府治所在地，也是民国初年全省分为四道中的汀漳道台所在地，是闽南的政治中心。漳属七县和永定、龙岩一带到漳州读书的学生不少，学生较多的县都组织有学生旅漳同乡会。办同乡会的宗旨说是联络感情、关怀桑梓。其实真正的目的不外有二，一是因封建的地域观念，怕在漳州受欺凌，组织同乡会人多势力大，避免受外人欺侮；二是为了毕业后彼此互相照应，便于谋生。但学生中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还是大有人在。以二师来说，我们海澄县的学生中就有不少人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经常活动多了，就逐步发展到要求组织一个学术研究会，这样海澄县在二师的学生就组织起来了，并于1926年春成立了“海澄县二师学生学术研究会”。大家把各人的书都集中在一处，并每人还出钱订一份学术性或政治性的刊物《响导》、《新青年》等等。研究会不定期进行活动，通过各种活动，有的同学思想逐步倾向进步。到1926年秋，二师又出现了一个名叫“青年艺术研究会”的组织，成员有郑时雍、李兆炳、郑待聘、许士清等十多人，均是本地学生。这个组织既搞体育艺术也涉及政治，是中间偏左的组织，与我们的关系是友好的。这两个组织后来都有人参加了革命。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二师又有一个名叫“冷风社”（有时又叫“热潮社”）的所谓学术团体成立，为首的人叫郑榕。这个组织完全在学校当局操纵之下进行活动，有的人很反动，完全与我们对立。

漳州党团组织的建立是从二师开始的。在北伐军进漳州前不久（具全时间记不清），翁振华、谢志坚夫妇从上海来漳州，住在同乡李山火家（翁、谢、李均为台湾籍）。后来通过关系找到二师教员季永绥，再经季永绥找我们二师几位同学一同入团。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团支部。是1926年秋的一个夜晚，在二师附小前二楼的教务室里。参加会议的除翁振华、谢志坚外，还有二师的季永绥、黄炽光、陈成德、邱启明、林义民、郑静安和我共9人。王占春是稍后几天才入团的。此次会议成立了团支部，支部书记是季永绥。季永绥大约担任了两个月支部书记，因他的工作重点转向工农运动讲习所，改由邱启明担任。邱于1927年夏毕业离校，由我继任。第一批及随后不久入团的人均于1927年2月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中共漳州支部就正式成立了。书记是翁振华，组织季永绥，宣传谢志坚。后来加入的团员也都是同一个支部，只是另编小组。党团员同一个支部的组织形式，一直到我离开漳州之前都没有改变。这期间，支部分工我做学生工作，林义民做国民党工作，王占春是南乡人，在南乡做农民工作。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二师支部已发展到二十多名党团员，而且还向外扩展，在二师附属印刷厂发展了两名党员，其中一人是许土淼（又名许徐淼）。陈成德、邱启明等还通过同乡会的关系，在八中、崇正中学及龙溪中学等校发展组织。

后来，罗明同志来漳州，成立了漳州特委，由罗明任书记。整个闽南、闽西的工作均由漳州特委管，漳州特委归属广东区委领导。在福州也成立了福州特委，管辖整个闽北、闽东的工作，福州特委归属中央直接领导。

北伐军进漳州后，漳州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当时的主要斗争有如下几项。

1、学生下乡宣传三民主义，拥护国民革命军北伐。这项工作是由当时进漳州之北伐军第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徐琛（后来任我党福州特委书记，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在厦门时被捕，于福州牺牲）出面召集各学校一些学生谈话，谈如何下乡宣传，宣传什么。宣传的内容主要是：什么是三民主义？国民党为人民谋利益和北伐的必要性及一定胜利等等。我们二师学生组织了40多人的队伍，到南乡一带宣传，早出晚归。

2、成立学生联合筹备会。漳州的地方绅士主要集中在教育界，换句话说，当时漳州的地方绅士完全把持着教育界。他们根据各自的利害关系，分为三大集团，依照各集团成员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分为东党、中党、南党，各把持漳州的一些中学。其中东党把持着县立龙溪高中，中党把持着“八中”（后改为“五中”）、县立女子中学。东党和中党还各自把持一间县立女子师范。南党则把持了省立第二师范（后改为省立第三高中，简称为“三高”）和女子职业中学。南党党魁黄莲舫（又名恩培）是“二师”的校长，是个大劣绅。教务长陈耀东，是南党的核心骨干，是个十足的学阀。他们把“二师”视为南党的地盘。而东党则基本控制了全市学生抗日后援会的组织，其领导人主要在龙溪县县立高中，负责人姓陈（名字忘记）。北伐军进漳州后几天，陈某就用抗日后援会的名义发通知，要各校派两名代表参加集会，准备将后援会改组为学生联合会。他们的目的是想控制整个学生组织，捞取参加北伐胜利后省的国民议会代表名额。当时，能与之抗衡的只有我们二师，因此，我们也积极联系我们有力量的学校，如八中、崇正等中学，要这些学校推选和支持我们的代表。出席这次改组会议的二师代表是我和陈济川。选举时票数集中在我和龙中陈某两个身上，结果我比陈某少了一票。如果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我们就掌握不到领导权。怎么办？我及时提出：以学生后援会改组为学生联合会是不合法的。因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改组学生联合会不符合章程的规定。陈某不知道有这个章程，而我所准备，随身带了一份。于是即席大讲章程的内容和精神，向到会代表阐述了学生代表大会的召开，应在各校学生会成立之后，由各校学生大会推选代表参加全市的代表大会，再由大会选出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等等。经我阐述之后，大会一致同意我的意见，已选出的人员改为学联的筹备成员。陈某多我一票为筹备会主任，我为筹备会副主任。这样，既符合全国学联章程的规定，也有利于我们在成立学联时争取领导权。陈某对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一无所知，因此，筹备处的工作基本上是按我们的意见去做。到国民党反革命政变时，一些学校尚未成立学生会，之后也就难以再成立。所以，学生活动也就一直沿用筹备会的名义进行。

3、请愿取消鸦片烟苗捐。当时漳州有的地方农民发动起来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抓土豪斗劣绅运动。在此影响下，漳浦、南乡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决定进行请愿取消鸦片烟苗捐的运动。这个请愿运动的主力是漳浦的农民，南乡的农民也有参加，学生会发表声明表示声援。自从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属各县之后，强迫各县农民种植鸦片烟，他收烟苗捐，美其名为田亩捐。既名为田亩捐，有田亩就要捐，即种不种鸦片都要捐，以此来强迫农民种鸦片烟。1926年冬，因捐税太过于重，农民实在无法承受，于是，北伐胜利后的漳浦、南乡的农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到漳州政治监察署要求赦免当年的田亩捐。政治监察员鲁纯仁是国民党右派，不但避而不见，也不答应赦免。由于群众的强烈抗议，1926年底广东国民革命政府陈卓凡代替了鲁纯仁的监察员职务。

4、“倒蓝反瘳”运动。蓝汝汉，号称“蓝皇帝”，是石码的一个大恶霸。他包捐包税，凌辱群众，无恶不作，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称之为恶霸土皇帝。1928年1月，石码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倒蓝斗争。蓝汝汉闻风逃走，只抓住其四子蓝步青。蓝步青是蓝汝汉儿子中最坏的一个。群众将其押送到漳州廖鸣鸥团扣押。到2月底，驻漳的国民革命军团长廖鸣鸥受贿，偷偷把蓝步青放走，却谎称其越狱逃跑。因此，倒蓝运动后来发展成了反廖运动。各届群众和青年学生趁“三· 八”节在龙溪县党部礼堂召开纪念大会之机，农工代表在会上讲话，揭露并严厉指责廖鸣鸥受贿放走蓝步青的罪行。会后，举行了“反廖”示威大游行。当时，廖团还扣押着漳浦县两个大恶霸，群众怕再被放走，于是由督察专员公署把他们押解过来枪毙了。倒蓝初期，学联筹备会及时发表宣言声援，“反廖”示威大游行时，学生已经成为运动的主力军。

5、声援国民政府收回汉口租界的大游行。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收回汉口租界。当时，厦门的报刊没有及时登载，我们也不知道，但翁振华懂日文，他在日文报纸上知道了这个消息，并报告了特委，商量后决定告诉陈卓凡，并取得他同意，用督察专署的名义邀请各界代表，主要是各学校的学生代表开会。陈卓凡亲自到会并作讲话，会上议定组织漳州各界声援国民政府收回汉口租界的游行并通电，目的在于唤醒民众。陈卓凡是国民党左派，原是广东揭阳县县长，后调任漳州督察专员，和我们合作得很好。翁振华任陈卓凡的翻译，并在督察专署里任青年工作指导员。在党委里分工他管青年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由他直接领导的。这次声援国民政府收回汉口租界的游行示威，翁振华就是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6、“三高”春季开学与农工运动讲习所。1927年初，为进行教育改造，福建全省各公立中学春季均推迟开学。省成立了有七人参加的教育改造委员会，委员之中有原二师的季永绥。在宣布进行教育改造之后，各学校都有人到福州进行活动，希望自己的地盘不要被搞掉。漳州的“二师”、“八中”和“龙中”三间公立中学也均有人去福州讲情。这次改造的结果是换汤不换药，校长改为委员制，其他一切不变，因而皆大满意。原来省立第二师范的名称改为省立第三高中（简称“三高”），“三高”的委员是陈耀东、陈开泰、吴春元、郑泰奇、郑玑等5人。

为了培养干部，更好地开展农工运动，1927年2月，在漳属政治监察员陈卓凡的支持下，漳州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在漳州“三高”（即原“二师”）开办。由陈卓凡任所长，樊渊博任副所长，由我党翁振华同志任教务主任，教员基本上也是由我党特委同志担任，分别讲解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课程。养成所的所址设在“三高”，本来并不影响“三高”的开学。但陈耀东从福州回来后却迟迟不愿开学，我和几个同学找他谈，并要求尽快开学。他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认为本应该立即开学，只因养成所借用了部分学生宿舍和教室，要求我们向专员公署反映，把养成所迁往另处，以免妨碍开学。这显然是借口，我们据理力争，及时揭穿陈耀东的阴谋，提出了如下三点意见：一是依学校现有的宿舍、教室完全够用，不必要求养成所搬迁；二是养成所是为漳州各县培养人材，学校和学生都不应该反对；三是以宿舍、教室不够为借口而不开学，会被人认为学校当局反对办养成所，对政府的措施不支持合作，这样做于学校不利等，经过我们多次据理力争，陈耀东感到理屈，特别怕被人认为对政府不满，只好答应立即开学。

7、选举“三高”学生会的斗争。在选举“三高”学生会时，左右双方阵势很明显，斗争也很尖锐。大多数学生选举我，陈耀东一方的人则选举郑榕，郑当时完全在陈的操纵下和我们对立。这次选举，不仅是争夺本校学生会的领导权问题，也涉及到全市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问题。那方取得本校学生会的领导权，那方就可以派自己的人为代表参加市联筹备会的工作。“三高”选举学生会双方票数均很集中，只集中在我和郑榕两人身上，结果是我获得的票数多而当选，学生会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

三、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的漳州

1927年4月12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是在广东发动了“四 · 一五”反革命政变。而在福建，反革命政变的时间则是提前。福州是“四· 三”，厦门是“四· 九”，漳州是“四· 十”。国民党反动反革命政变，为什么福建会比全国早？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福建的群众运动和党的组织力量较薄弱，特别是比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江苏、上海等地薄弱；二是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又比上述各省、市雄厚。

漳州“四· 十”事变，事发比较突然。当天晚饭后街上军警林立，详细打听之后才知道国民党右派已叛变革命，到处抓共产党和左派群众。当时我党漳州特委成员的身份均没有公开，且事前已得知消息，因此于事变的当天均已离开漳州。后来才知道罗明先去了厦门，后到闽西；翁振华去了上海；谢志坚回了台湾；李联星在漳浦一带；季永绥当时去了哪里不知道，到1928年冬又回到了漳州；只有邱泮林、刘端生两人轮流来往于漳州、厦门之间。事变的第二天即4月11日，我和林盈科等几个人也一同逃避到南乡一带。后来（即1927年7月下旬），中央误认为福建反革命政变中闽南特委已被破坏，所以派陈明（陈少微）来帮助恢复。

这次出面抓人的武装是国民党漳州驻军廖鸣鸥团，地方出面抓人的是张纯厚。抓谁，抓什么人，武装部队都得听从张的命令。张纯厚和“震中学社”在“四· 十”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漳州带兵抓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就是张纯厚。镇压革命力量，召开反共拥蒋的反革命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反共讲话的也是张纯厚。就任国民党龙溪县第一届清党委员会主任的还是张纯厚。张纯厚是“震中学社”的头目，而“震中学社”的大部分成员是张纯厚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基本队伍和力量。

谢瘦秋、卜益友、张纯厚等3人是结盟兄弟。谢掌握着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人事权，他委派张为国民党龙溪县清党委员主任。邱启明是谢在海澄县第一高小任教时的学生，两人的关系不错。谢随北伐军进闽时，在漳州碰到邱，邱因此也认识了张。我们通过邱启明向张纯厚了解到不抓学生的消息后，分析认为这个消息是比较可靠的，因此，我们在乡下住了几天之后，就回到了学校，并逐渐开始进行一些合法斗争。张纯厚虽然反共，但缺乏政治头脑，且喜欢“戴高帽”，这在客观上为我们打进国民党提供了方便。我们利用邱启明与谢瘦秋的师生关系，以及谢仰堂和谢瘦秋的堂兄弟关系，由邱写信给谢仰堂，再由谢仰堂写信给谢瘦秋，要求两人（即谢仰堂和邱启明）到国民党内部工作，得到了谢瘦秋的允许。谢仰堂为厦门市清党委员会委员。邱启明后来逐渐变坏，最后脱党。谢仰堂于1930年三四月间被捕，5月，经省委组织劫狱，营救出来后往闽西，后来牺牲。

1927年秋季，“三高”发生了右派学生殴打左派学生的事件。这次事件是以郑榕为首、陈耀东幕后操纵制造的。事发当天上午，我们得知他们准备打我们的消息，便立即找到“三高”校委郑泰奇，把情况告诉他，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制止打人事件的发生；二是保证全体学生的安全；三是请他和我们一起吃中午饭。郑泰奇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并答应和我们一起吃中午饭。教师与学生在同一饭厅吃饭是很平常的事，如发生打架事件，他可以当场制止，这样做还可以使他亲眼目睹当场的情况，以免陈耀东、郑榕 之流陷害我们。到了吃午饭时，果真发生打人事件，当时我们没有还手，立即丢下饭碗退回宿舍，郑泰奇也出面制止。而郑榕 则有意跑到廖鸣鸥团报告，说“三高”有共产党在捣乱，要求派兵镇压。瘳团听到报告，立即派兵到校进入饭厅，郑泰奇感到事态严重，只好出面担保说明只是学生因吃饭问题吵架，并无共产党捣乱之事，现已平息。而瘳团部队则说：“是你们学校一个患足疾的人一拐一拐跑来报告的”。当时郑榕 正患足疾。由于是郑泰奇出面担保，部队进到学校后又看到很平静，也就走了。事后，郑泰奇无意中透露出打架的事是陈耀东同意的，陈说我们这部分学生对另一部分的学生进行“压迫”，所以同意那部分学生对我们略施警诫，也证实了是郑榕 去报告瘳团的。这次打架事件由于是陈耀东一手策划的，所以对郑榕 之流当然没有作出任何的处分。

右派学生殴打左派学生的事件发生后不久，“三高”校园又发生了罢课风潮。起因是由于教师郑玑在高中一年级理数系上课超时不下课，占了下一节文学系要用的课室。文学系要开会，到了上课时间，就催郑玑快点下课，郑玑把课室门一打开就扔出一把椅子，把文学系学生郑江波打伤了。顿时，文学系的学生很愤慨，认为郑玑是有意侮辱学生，便向学校当局报告，要求郑玑赔礼道歉。学校当局反而认为学生无理取闹，并大加斥责。事情传开，引起全校绝大部分学生的公愤，文学系的学生要进行罢课，同时强烈要求无故殴打学生的郑玑进行道歉。地下党支部讨论后，认为学生的要求是正义的，应当给予支持，以校学生会的名义支持学生罢课，并发表了罢课宣言。这个行动得到了全校绝大部分学生的支持和响应，只剩下一小部分受陈耀东之流利用或与学校当局关系密切的学生继续上课。罢课进行到四五天后，学校当局耍尽手段，威胁利诱学生上课，仍不见效。于是采取更卑鄙的手段，在政治上对学生进行陷害。他们和南党的成员、漳码公安局特派员菅训庸串通，由菅派一批警察到学校声言要抓共产党。学校、警察双方在教导处假意争辩，校方说没有共产党，警方说有共产党。双方一番“争论”之后，菅提出由学校列出共产党嫌疑名单并立即开除，学校当局表示同意，菅则带警察离校。后学校便列出15名“嫌疑”名单，并作出开除决定。我也在这15人当中，被开除的学生中虽有党团员，但大部分是一般学生，学校当局根本没有掌握一点共产党嫌疑的材料。这主要是陈耀东之流借“嫌疑”之名开除这些学生，以扩充其势力，巩固其在“三高”的地盘。

自“三高”风潮之后，我和王占春就转到程溪一带做农民工作，后来还有卢克同志。为什么转到程溪搞农民运动呢？因为王占春是南乡邹塘人，“二师”（后改三高）支部成立之后，便分配他除了在学校做学生工作外，多注意南乡的农民工作。暑假期间，我没有回家，除了做学生工作外，也到南乡做一些农民工作。南乡毗邻程溪，因此，逐步把工作发展到程溪附近的农村。

程溪是南靖县的一个山区，也是附近一带山区圩镇的总汇。除赶集的日子之外，平时圩镇上是比较冷清的，人口少，店铺更少。但这里盛产春笋，每到春笋上市季节，便很热闹。其时县上也来设立税务所及派来保安队，专收笋税。由于这儿山高皇帝远，税务所和保安队的人员经常为非作歹，欺压农民，除了收笋税外，还随便拿农民的东西，敲榨勒索，农民深为痛恨。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在程溪一带向农民开展工作很顺利。我们初期工作是秘密的，后来成立了农民协会，逐渐走向公开。当时主要是通过邱启明的关系，他是我党派到国民党内部工作的，后被委任为国民党南靖县党部主任委员。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到国民党县党部备案，在程溪成立了农民协会。当然，我们的农民工作能够顺利开展还和当时的客观原因分不开，一是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还比较薄弱，上层忙于争权夺利，地方的反动势力与国民党还没有完全勾结起来，二是从军事统治来说，力量也不够强大。新军阀瘳鸣鸥团于1927年秋已调到别处，由海军接防，海军在漳州设有指挥部。海军是旧军阀所部，较之新军阀，其统治力度还是差些。

在程溪一带农村，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仍比较注意工作方法，工作中还是比较隐蔽的。在宣传上主要针对苛捐杂税，比如说，税务所和保安队鱼肉农民，只有农民自己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有办法改变受欺侮、受压迫的状况。我们还把彭湃同志所写的关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小册子以农村中流行的“讲古”形式，当作故事向农民讲解，成立了公开合法的农民协会，秘密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对农民中的一些纠纷问题，则通过农会协商解决，教育农民不能以大姓欺小姓，强宗族压弱宗族，等等。因此，南乡和程溪的农民运动是有成绩的，也为党的组织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1927年冬，根据组织的安排，我被调回漳州党委工作。

四、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中的张纯厚和《震中学社》

中国革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下革命的、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结论并不容易。有些人或团体，开始是革命的，后来在革命队伍的大分化、大改组中，因为主张不同或怕艰苦而变成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有的是开始对革命认识不足，不懂得革命的道理而不想革命，后来受新思想的影响而革命的；有的是两头革命，中间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有的是两头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而中间是革命的等等。总之，必须按历史的进程来说明其是革命的、进步的、消极的、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革命胜利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至于大革命时期，距今就更远，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所以写回忆录，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