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杨奎松
叶永烈先生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中，有相当多的史实错误。对于这样一部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的“纪实文学作品”，无论其中有无虚构、失实，原本与历史研究无太多牵涉。但作者再三说明，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实”，“也就是符合真实、事实、史实”。该书发行量远较一般严肃的历史著作大得多，影响自然也大得多，其中的史实错误极易对众多读者产生误导。因此，对该书中的重要史实错误做些公开的订正，藉以说明来自历史学界的对该书在历史真实方面的评价，应当是必要的。本文仅就几处较为明显的“硬伤”做些辩证。
一、有关八七会议的史实
（１）叶书１６页称，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那个讲话的俄国人……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开头字母‘Ｎ’作为他的代称。其实，他的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那兹”。
中央档案馆先后两次公布过中共“八七”紧急会议记录。从所公布的原始记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罗明那兹的代称不是“Ｎ”，而是“Ｄ”。如果说由于记录上在罗明那兹开始报告处没有注明“Ｄ”的字样，外行容易搞错，那么在李维汉明确宣布现在“由国际代表作结论”后，记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Ｄ：大家都同意，结论自无甚说的。……”对此，叶书应该不至再搞错了。其实，罗明那兹到中国来以后，在中共中央会议记录上反复出现，都是以Ｄ来代表的。
（２）叶书１８页称，在“八七”会议上，“大会主席李维汉的开场白中，这么说及：‘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ＣＰ将不成其为ＣＰ了。……’”查公布的会议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段话并不是李维汉说的，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说的。也只有罗明那兹才能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中国党敬礼，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批评中共。
（３）叶书２０─２２页称，“李维汉在开场白中，转达了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之后，“瞿秋白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结果１４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３名工人，政治局正式委员中只有苏兆征一名工人，候补委员中也只有向忠发和顾顺章两名工人。只是与会者坚持要求扩大政治局委员中的工人比重，才使政治局正式委员中工人成份增加到４人。不过，瞿秋白仍旧不以为然。“对此，瞿秋白作了如下说明：‘至于指导成份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作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
按照以上所说，似乎应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共产国际代表千方百计地要让“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中央，与会的“大家”也要求“选出工人来作领导” ，然而瞿秋白不同意。由他主持的改选最初坚持不扩大政治局，特别是正式委员中的工人比例，尽管与会者全体都不大同意他的作法，他仍旧以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和目前尚不能确定选出的工人同志能否执行新政策为由，来坚持不让工人同志作领导。
但这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我们已经知道，叶书在这里张冠李戴，把共产国际代表的话当成了李维汉的话。第二，叶书在引述共产国际代表的原话时断章取义，曲解了原话的意思。从叶书目前的引文中，读者可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共产国际代表认为工人领袖比中共中央高明得多，因此中共中央应当选举工人出身的同志来担任领袖。但原文的意思并非如此。罗明那兹虽然肯定上海工人领袖在过去的斗争中比中央正确，这时却并不认为在任何方面和任何问题上，一定是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才正确。他指的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的正确”，并不是指任何事情。显然，叶书删去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一句限定语，就使整句话的意思改变了。第三，叶书把“Ｎ”当成是罗明那兹，结果在会议记录中读到“Ｄ”的发言时，只好根据发言者的权威地位来推测，于是就主观认为这个“Ｄ”一定是瞿秋白，而不管记录中那个“秋 ”是何人了。如此一来，叶书自然就把罗明那兹提出早已拟定的名单，说成是瞿秋白提出早已拟定的名单；把罗明那兹不主张立即让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说成是瞿秋白不同意立即让工人同志来作领导，好象这次会议完全是由瞿秋白来领导的。
二、有关六届四中全会的史实
（１）叶书５０页称，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圈定了出席会议的３７人名单，其中１５人不是中央委员。
实际情况是，远东局在与中共中央的联席会议上提出，参加会议的成份应当是所有在上海的中共六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和侯补中央委员（１６人），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７人），再加上占与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三分之一的非中央委员（７人）。关于非中央委员的与会者，远东局没有提出具体的名单。对此，中共中央提出，非中央委员的与会者应当再扩大一倍，否则难以容纳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远东局表示同意，并要求中央尽快提交与会成员的名单（１４人）。因此，第一，米夫并没有圈定出席四中全会的名单；第二，参加四中全会的３７人中只有１４人不是中央委员。”
（２）叶书５１页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基调是否定三个多月前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反瞿’成了会议的主题”。
此说不确。中共中央曾两次正式批判李立三的错误。第一次是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就是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四中全会的主要目的，固然在于对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温和态度的否定，但根本目的仍在继续三中全会没有完成的工作，即对立三路线予以彻底否定。故会议的“基调”完全是对立三路线上纲上线，而不可能放在如何否定三中全会和反对三中全会的责任者瞿秋白的问题上。从会议记录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与会者在发言中更多的是对立三路线进行全面批判，对三中全会的批评并不是放在最突出的地位，更很少有把矛头主要指向瞿秋白的。
（３）叶书５１页称，“米夫在会议作结论……”。
叶书在记述四中全会过程中，始终把会议记录中的那位“国际代表”当成是米夫。实际上，米夫虽然这一时期来到上海，但几乎从不出席任何会议，无论是中共的会议，还是远东局的会议，只是个别会见有关人员和向特定的负责人布置工作。因此，米夫同样也没有参加四中全会。参加国中全会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就是远东局的德国代表艾伯特。周恩来也明确肯定过：四中全会由“德国毛子” 出席。
（４）叶书５３页称，四中全会上，“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和米夫、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争夺中央权力”。“照理，中央委员会会议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米夫却说：‘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这么一来，那十五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代表，都拥有表决权，一下子使拥护王明的人大为增加。……米去提出的名单得到了多数票”。
把四中全会上发生的斗争，简单地说成是罗章龙一派和王明之间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这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在四中全会以前，党内存在着两种反对三中全会的力量。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相当一批留苏回国的学生，一种是以何孟雄、罗章龙为代表的一大批从事工会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的干部。他们一致主张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彻底改造三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但米夫来后，明确认为彻底改造政治局不利于党的工作，坚持只能做局部的人事调整。王明等人迅速接受了米夫的意见，然而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则坚持原政治局成员必须退出。于是，米夫与远东局遂决定不开紧急会议，强行召开四中全会贯彻局部改造政治局的意图，并促使原来反对政治局的王明等人转而与政治局携起手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召开了四中全会，以至何孟雄，罗章龙一派许多人直到会议召开时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何孟雄、罗章龙一派的干部当然要表示强烈不满。但客观地说，这时罗章龙等人还并不把王明等人放在眼里，他们虽不满意王明等人转而附和远东局，但显然不会因此而把斗争矛头指向王明等人。他们在会场上的抗议，实际上都是冲着远东局代表去的，其抗议的中心内容不过有二：一是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二是反对远东局提出的选举名单和突然袭击的选举方式，要求彻底改造政治局。
既然会议上罗章龙等人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王明等人，那么，说“米夫”（实际上是远东局代表）有意违反组织原则，通过让所有与会者都有选举权的办法来保证王明当选的说法，自然就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决定选举原则时，是中共中央主张所有与会者都有选举权，而远东局的意见却是只有中央委员才有选举权。但到会场上，远东局代表才发现如此行不通，因为与会的许多代表对会议本身就强烈不满，如果再不给非中央委员以选举权，则更会给反对者以口实。因此，远东局代表临时决定改变选举方法，给所有与会者以选举权。
三、有关长征途中的史实
（１）叶书３４２─３４３页称，博古、李德得知贺龙在黔东立足，便派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前往黔东。１０月２４日，二六军团在黔东会师后，“无线电波从黔东木黄县传来”，博古、李德便认定“西征的终点在湘西黔东”，决心把红军主力“搬到贺龙那里！”
此说错误之一，在于二六军团会师之地应在黔东印江县之木黄，而非在“木黄县”；错误之二，在于１０月２４日二六军团会师之日，中央红军早已出发多时，西征的目的地早已明确，博古、李德不可能在主力转移已经两周之后再来决定西征计划；错误之三，在于博古、李德最初的西征计划旨在去湘西创建根据地，而非去黔东。关于红军西征的最初目标，无论在黎平会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还是在遵义会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都有过清楚的说明。叶书虽然也多少提到了“湘西”二字，但目的仍在强调黔东，强调红军要到贺龙那里去。
（２）叶书３６０─３６１页根据李德回忆称，黎平会议时我因发高烧没有出席，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的正式认可。
在黎平会议上担任会议主席的周恩来对此曾明确肯定说：李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议上与毛泽东等人发生了争论，周以会议主席的身份支持和肯定了毛的主张，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怒，周与李德的关系亦因此而根本改变了。
（３）叶书４１６─４１８页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便立即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只是因为１月下旬土城战役指挥失误，以致在常委分工时落了个周恩来的“帮助者”。２月遵义大胜，才使毛泽东改变了“帮助者”的地位。３月４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央军委决定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委。
此说明显不确。第一，陈云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十分清楚地说明：“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三）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这里，至少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会议决定最高军事指挥者为朱德和周恩来，也就是说，按照会议的决定，经军的实际指挥者当时仍是朱德和周恩来，而决定权则在周恩来手中。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第二，会后常委分工并非在１月下旬土城战役失败之后。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事实上，在会议完毕后立即分工，这也是中共中央历次改组工作的一种惯例。而且让毛泽东担任周恩来的帮助者，这与会议关于以周恩来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决定，也是相一致的。这与土城战役失利毫无关系。第三，查遵义会议闭会后至土城战役失利，即从１月１８日至１月３０日间红军各项军事行动布置及命令，属名均为“朱周”，并无毛泽东的名字。此亦可见当时毛泽东还不是红军的实际指挥者，而只是居于“帮助者”的地位。第四，毛泽东改变“帮助者”的地位，也不能简单说成是２月遵义大胜的直接结果。事实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虽然名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但始终随中央一起行动，并未与周恩来同在前线。当时的军事指挥在重大军事行动上，仍然沿袭前此的方式，即由前方朱、周提出意见，报中央讨论决定。因此，毛泽东尽管是“帮助者”，但由于重大方针实际上仍要由中央下最后决心，因而像土城战役以及二渡赤水、二入遵义等作战，很大程度上自然成了毛泽东下最后决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土城战役失利后，包括林彪在内的某些军事领导人曾经因此反对毛泽东。但中共中央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原来的决定。不仅如此，二入遵义后，张闻天已经看出如此指挥存在问题，并注意到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不如毛泽东有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应当去前方做前敌政治委员（负指挥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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