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1月29日：在张闻天身边的日子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何方
第一章 延安：总书记洛甫
陈晓楠：一九三七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维尔斯来到了延安，见到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洛甫。她在《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这样描述：洛甫的外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硕大的头颅显得才华横溢。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和深思熟虑的脸型很不匀称。这个名叫“洛甫”的人，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
在毛泽东那里，张闻天曾得到过一个“开明君主”的雅号。在日本人眼中，他被誉为“中共军中第一论客”，在他妻子眼中，他既是一位文质彬彬、学识渊博的“红色教授”，又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
如今已经八十三岁，曾经跟随张闻天工作十多年的何方老人的记忆中，张闻天是怎样一个人呢？
何方：这是抗大。这个是我上学，上中学，这个是上小学。这是抗大，这个帽子成了抗大的标志，抗大两个字。
陈晓楠：一九三八年，还在上中学的何方离开家乡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时延安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张闻天是他的老师之一，亲自给他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课。除了在教室上课外，张闻天等许多中共领导人也经常在露天给抗大的学生上大课。
何方：上大课啊，你们现在没这个概念了。这个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就是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那是在杨家岭。这边党校有个礼堂，在党校门外，这么一个大礼堂。这里是每个礼拜一讲列宁主义概论，讲演人是吴亮平。张闻天也讲，张闻天讲哲学。有时他来讲，主要是大报告了。罗瑞卿主持会议，说，我们现在请我们党的领袖之一，博古同志，毛泽东同志，或者是洛甫同志讲话。
陈晓楠：早在一一九二五年，张闻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张闻天在瓦窑堡成了家。妻子是同他一起走过二万五千里征程的刘英。刘英是毛泽东的老乡。说起来，张闻天和刘英的结合也有毛泽东的功劳。他们两人结婚的时候，毛泽东从前方到瓦窑堡后，特意去“闹洞房”，除了庆贺新婚以外，毛泽东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奖了一番。
何方：毛主席不是封了他一个“明君”吗？毛主席的原话就说，洛甫这人是讲民主，不贪权的，就是不争权，他能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每次开会做结论，都把我的意见综合进去了，所以我赠他一个封号，叫做开明君主，也叫明君。
因为毛主席经常讲，不是讲一次，于是就把刘英叫成娘娘了，大家叫刘英，连陈云也叫刘英娘娘。刘英后来对我们说，她训他们，批他们，他们不听，大家都叫她娘娘。他们住在凤凰山，就是延安凤凰山下面一个院子，说是皇宫，谁去那儿汇报工作，就说，进皇宫了。
陈晓楠：虽然毛泽东把张闻天比作“明君”，称自己是“大帅”。但实际上在陕北，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和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一直密切合作，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了一九三八年左右。
何方：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来说，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了不得。毛主席的脾气暴躁啊，即使他做下级也是，也可以和上级干，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个别的事情，主要是江青的事，他得罪毛主席，让毛主席当场撕信。
陈晓楠：张闻天写信表示他不同意毛主席和江青结婚？
何：不是，当时不是张闻天不同意，大家都不同意，几乎没人同意的。不同意得按组织反映啊。你有意见，那我们是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大家都按组织反映。特别是项英和杨帆，打了电报。杨帆当年和江青一起在上海工作，知道江青的底细，他就把自己了解的情况给项英汇报。项英是东南局书记。于是项英就打电报到延安，就说不行。还有别的人，都反映不行。不行嘛，就反映到总书记那里了。所以，我后来和刘英谈，我说，闻天同志确实也还是教条主义，他不懂人情世故，一切按原则办。张闻天就这么一条，一切按原则办。大家都有这么多意见，他就用非常温和的语言写了个意见。他说，你是应该结婚，就是和刘英说的一样，贺子珍确实差一些，应该结婚，应该找，这是没问题的，大家也都同意，也应该结婚，但是江青差一点，她过去是电影演员，名誉也不太好，这样恐怕有碍于主席的声望、声誉。来了这么一通。毛主席一看，还没看完就全撕掉了，说老子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吗？把他整回去了。然后第二天就请客了，请了两桌客，没张闻天的份。大概在他们个人之间，一个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理会议，有一点误会。
陈晓楠：遵义会议后，中央到四川会理开了一个会。就是在这次会上，红军领导层中出现了一些针对毛泽东的怨言，而毛泽东怀疑是张闻天在背后支持林彪等人反对他的军事指挥。
何方：到会理的时候，张闻天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张闻天民主，一切问题都要讨论。大家意见纷纷，意见很大，又打电报来。刘少奇，杨尚昆打来了电报；林彪写了信；个别人发牢骚。张闻天觉得是个问题，值得考虑考虑，对毛主席有意见，就觉得这个三人团光听毛主席的意见，什么四渡赤水，把队伍都拖垮了，打不垮也拖垮了。林彪说是人家走弓弦，我们走弓背。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嘛，矛头当然都是对着毛泽东的，就说毛主席不行，还不如让彭德怀来，他的信就是叫毛主席下台，彭德怀上去。所以会理会议，毛泽东批林彪，批刘少奇，批彭德怀。张闻天是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是总书记呀，主持会议作结论的时候也批评，但是也批评给毛主席上纲过高，说，不能随便说右倾机会主义什么的。把那边，主要是把提意见那边批了，说你们不应该，说林彪，你们不应该对军事指挥提出那种意见，这边也不应该戴大帽子。毛主席显然认为是老张在后面搞鬼，于是还整，整整整。唉，整风期间又继续说，又把张闻天训一顿。老头子一直记着，文化大革命还在讲，一直讲到庐山会议，一九五九年。
第二章：延安整风时期的张闻天
陈晓楠：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总书记。标志之一就是当时的政治局会议地点已经从张闻天的窑洞转移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一九四○年五月间，张闻天和中央秘书处也都一起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实际上等于是把他的工作全部交了出来。在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关系上，如果说此前是平等合作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张闻天只是一个配角，而从延安整风开始，恐怕连一个配角也算不上了。
一九四一年，延安高层开始整风，张闻天首当其冲。毛泽东带头责备批评张闻天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错误。
何方：就是当时这个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啊，已经是传遍延安。马列学院院长是张闻天。张闻天本来没有宗派，他没有人马，所谓教条主义者都是光杆司令。说张闻天光杆司令；谁跟王明？除他老婆以外，我看当时就没人跟；王稼祥有谁跟？博古有什么人跟？而且互相矛盾很大，互相意见，意见很大，从此教条主义就彻底推翻在地。
陈晓楠：毛泽东的批评，让张闻天感到苦闷和不解，他也曾到毛泽东那里做过解释。
何方：毛泽东老批评张闻天，张闻天烦了。六中全会以后老批评他，说他宣传也没搞好什么的，教条主义。张闻天就找陈云、康生谈。他们两个说，你还是直接找毛泽东谈一谈。他找毛主席谈了。毛主席挺客气，没事了。第二次，毛主席把康生和任弼时叫到一起，和他谈，这次上纲上得厉害了，给他送了五个字，叫“狭高空怯私”，狭隘，高傲，空就是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什么本领都没有，不实际，胆怯，胆小，自私自利，狭高空怯私，五个字。
陈晓楠：尽管毛泽东的批评有些偏激过火，但张闻天并没有多加辩解，而是很诚恳地检讨错误，此后不断检讨。最后，在一九四三年写成一篇近四万字的反省笔记，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看完后，对这份笔记大加赞赏。
何方：为什么赞赏那个笔记呢？这笔记啊，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而且好像一参加革命就是反革命，升到这种程度。比方说标题，我在一九三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的罪恶。可是当时是提着人头干革命的。所以，我说这个东西该给翻案的就给翻案。临时中央在上海的时候，那是提着脑袋瓜的。那么张闻天是确确实实真心实意检讨。现在看来这个检讨过了头，而且这个过头使延安整风养成了习惯，就是以后检讨都过头，结果说假话，检讨的人说假话，批判的人也说假话，批判的人上纲过高了，过度了，检讨的就接受，两方都不实事求是了嘛。心里怎么想这也很难说了。而且一直传下来，传到现在。
陈晓楠：一九三九年，何方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一九四一年，当时主管全党宣传教育的张闻天找到了何方，要了解抗大这类学校的教育情况，讨论教改。
他提出一个要求，这个时候抗大已经改成军事学院了，在抗大工作时间较长的一个教育工作人员，找这么一个人来了解情况。
何方：当时大家都上前线了，我是因为生病没去成，于是就留下了。那么就把我找去谈话。那时候谈话很随便，也没有什么警卫。进去，谈了一上午，谈完了他就请我吃饭，留在他们那吃饭。那时候的饭基本上差不太多，小灶优待一点。这个时候是冬季，小灶优待一点什么呢，一人一顿四个这样小的馒头，这么大。这样大的馒头啊，我一个人起码可以吃四十个，他就把两个人的八个小馒头让给我，菜也不怎么地，我看也没什么，他们自己吃小米饭。
陈晓楠：你说的两个人就是指他和刘英？
何方：他和刘英两人，小馒头，所以现在我后来和刘英一谈，谈到小馒头，她还记住，我说我吃那小馒头，当时根本没吃饱，在你们家里。
陈晓楠：一九四二年，张闻天离开延安去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调查。虽然张闻天经过延安整风后，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此后在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已经没有他的地位了。
何方：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一个张闻天，一个周恩来。博古还是在《解放日报》工作，还有王稼祥。这几个人实际上任何工作没有了。那么，毛主席和中央为照顾他们起见，总得给他安一个名堂，就给他们安了一个中央资料小组，就是搞材料的，一共三四个人，一个邓立群，一个徐达深，还有谁，一共三个小兵。
他们还真干，绝不因为这个官小就不干了，也没影响情绪，刘英也照样嘻嘻哈哈，一个总书记夫人，当时人家称她娘娘，她也嘻嘻哈哈，后来什么也不是了，照样嘻嘻哈哈。
第三章：从延安到哈尔滨
陈晓楠：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共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到东北从事实际工作的请求，这一请求很快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张闻天乘飞机离开了延安，从此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历史。
与此同时，在延安抢救运动当中被打成“特务”的何方也得到了解放，他被分配到东北工作。从延安到哈尔滨尽管路程漫长，但是对于何方来说，倒是一段饶有趣味的旅程。
何方：战胜利以后，咱们对东北抓得很紧。从九月二号第一批干部就上东北，我是九月二号出发的。那时候分配干部非常简单。当时放完鞭炮，完了就慌里慌张的，不知道怎么样好。新华社也出洋相，互相说，抗战胜利了，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啊？有的说出墙报，有的说第一件事情是买个洗脸盆，有的说第一件事情痛痛快快洗个澡。诸如此类了。
正在这个时候第一批干部上东北，宣布名单上有我，正好。我那时候情绪也很低落。那天就找黄华夫人何理良谈。我离开延安时候半点留恋都没有，对那些欢送的家伙也懒得看。
陈晓楠：您为什么那时候情绪低落，就是整风的时候？
何方：对，整风还没完，抢救运动还没完，没有彻底结束啊，那些好人坏人，有的抢救你的，有的抢救他的，反正浑家伙。我们因为是步行，到了承德，遇到了张闻天。
陈晓楠：与张闻天同行，去往东北的还有高岗、李富春等人。在承德，何方与他们一起上了火车。
何方：我和张闻天他们乘坐一列火车，第一次乘火车了，是离开延安以后第一次了。火车司机也不是我们的人，什么也弄不成，水塔也坏了，烧煤也没有，于是烧豆饼。没有水，大家下面拿盆子去接，用桶提，那玩艺弄太慢。高岗啊，张闻天啊，李富春他们站着看。我们在那弄水，弄了也不行，一天走那么五六十里路，七八十里路就不错了。后来，大概东北局叫他们快走，所以他们就给他们派来汽车，把他们拉走了，我们嘛，干脆，那火车也不要了，又步行。
陈晓楠：何方到达沈阳后，没承想又在那里遇到了张闻天和他的夫人刘英。
何方：到了沈阳以后突然看见了刘英。我问刘英，说，怎么回事？刘英说，不知道过两天是过几天，他们就要去北满去，问我去不去？我也搞不清楚北满是个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也搞不清。沈阳非常乱。她说，你要去的话，你就赶快到仓库，需要什么东西在那里拿。我说，去去去。这样就跟着一起走了。我说，那我的介绍信还没找到彭真呢。她说，算了，找什么彭真，你拿着这个就行了。
陈晓楠：张闻天、高岗这一批人，都是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派往北满分局和各省委的领导干部，当时成立了二三十人的北上干部队。这时他们都化了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里席地而坐，向目的地进发。
何方：这一路走去，大家都变成老百姓。因为那时国共分不清，咱们军队还没进去，老毛子也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说不清楚。
陈晓楠：刘英，张闻天和高岗，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何方：都是老百姓衣服。高岗弄了个帽子，张闻天弄了礼帽，我只弄了东北那个毡帽。他们都是大氅，张闻天打扮得像教授的样子，给我搞个什么名义呢，后来王鹤寿说，你就说你是西北联大的经济学教授。哎哟，我说大学咋回事儿我都不知道，我还当大学教授，瞎扯。因为我那时候才二十三岁，还不到二十四岁。路上胡吹一气，咱们有些书写的，以为这领导光会勾心斗角，其实大家也团结对敌，还是很友好的，开开玩笑啊什么的。高岗最大的洋相就是第一次听他讲笑话，讲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说，咱们到了北满，男的小便时手里拿个棍，不然它变成冰绺子，一下子就变成冰绺子，于是你得用棍打，不然那个冰绺子带回去。大家喊着，胡扯，老高，要是小便变成冰绺子，一敲连小便子也给敲掉了。
陈晓楠：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不料车到长春，又遇到了麻烦，张闻天一行人被管车站的一个苏军上尉拦住了。
何方：这个红军是一个上尉，俄语…东北老百姓叫狗皮蛋，这狗皮蛋又管上了。这狗皮蛋停下来，高岗就说，好吧，你去交涉。好，我去交涉。交涉那个上尉他不干，他说，你们干什么的？跟他说，他也不信。高岗这一怒，摆起他的架子来了，说，我去，我去给他说。好像他一说就行了。他这一去反而坏了，因为他戴了一个很长的手电筒，老毛子没见过。老毛子红军没见过这有这么长，四节电池长的手电筒。
这个老毛子有个特点，他的手表弄五六块，挂着，钢笔也插一堆。大概是没见过，动不动就说，好，留做纪念，要给他留下来。高岗这个手电筒，他就要留纪念了。高岗就不干，这纪律太差了，扭回头上了车了。这车就走不了了，这狗皮蛋不让走啊。
结果，张闻天哪，李富春，小干部一般都不大敢多说了，说老高，你那个破手电筒有什么了不得，送给他算了，咱们走路要紧。高岗就说，我不是舍不得这个手电筒，这红军纪律也太差了，啊，怎么怎么地，他说，好吧，拿去。就把手电筒给他。这一给不要紧，这狗皮蛋就把我们这一节车专门派了个车头，拉着这么一截车根本不停了，直达哈尔滨，这一路绿灯。
陈晓楠：就是因为给了那个手电筒。
何方：就是高岗这手电筒建立功劳了。
第四章：张闻天在东北
陈晓楠：到达东北之后，张闻天被任命为合江省委书记。这样，在一个非政治局委员都可以担任东北局副书记的时候，他却以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担任东北局常委兼一个小省的省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张闻天又担任辽东省委书记。而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在东北的四年工作期间，张闻天充分体现出了他主持地方工作的领导才能。用何方的话来讲说，他这个省委书记党的真是如鱼得水，只可惜水少了一点。
何方：我说张闻天一生有两个辉煌时代，一个是当总书记，他的才能发挥起来了，一个是在东北。在东北当省委书记，很小，就是现在地委书记而已，但是他全权，基本上是上下都管，所以他是党政军一把抓。
陈晓楠：张闻天到达合江省会佳木斯后，第一件事就是剿匪。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土匪蜂起，所有苏军未能进驻的地区，基本都由土匪填补了真空。而在整个北满，张闻天所领导的合江地区土匪数量最多，头目最大，活动最为猖獗。
何方：东北你们不晓得去没去过，现在大家去也白搭。那时候，一个村子到处都是碉堡的。
这个碉堡，一个老太太都可以放枪，扔手榴弹，那家伙了不得，所以弄不好根本呆不住的，我开群众大会的时候手握着盒子枪，就是二十响，两边两个警卫员一站，要不然的话当场叫谁把我打死了。
陈晓楠：《林海雪原》这部影片描述的就是当年东北剿匪的故事，说起来这个故事也与张闻天有关，因为正是张闻天的剿匪战术让合江地区的土匪在林海雪原中没有了藏身之地。
何方：比方座山雕，要拿座山雕，过去的办法就是打击溃战，把土匪击溃。张闻天说不行，土匪必须歼灭。所以，在合江四大土匪头子，就是在张闻天的军事战略思想给拿下来的，所以像咱们在这看，看京戏啊这个这个，杨子荣啊什么，这是张闻天在那指挥的，张闻天在那，他是合江军区政委呀，立即把这个合江变成了大后方。
陈晓楠：土地改革是当时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工作。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偏差。而张闻天领导的合江土改，得到了东北局的赞扬。
何方：合江土改啊是全国第一，因为全国执行土地工作政策，土地会议是搞左了，这是大家公开承认的。刘少奇搞左了，毛泽东做了纠正。毛泽东也有些左。左的表现，一个崇拜自发，一个是搞大平均，打滥平分，你这样当然侵犯到中农了。
除了合江以外，一些地方都是犯了极左错误。错误就在于随便打人，随便杀人，随便。可是给你们说起来吓一大跳，我们在那个时候任务相当重啊，我是土改工作队长，又是团长，又是队长，反正是干土改，一会是打游击，一方面打着游击，还得搞土改。那当然老实的农民不敢起来了，那我们就利用勇敢分子，说勇敢分子实际上就是《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上的痞子运动，就把这痞子发动起来了。
痞子一发动起来， 搞这个劈哩喀嚓，大家分东西当然要了。
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不像别人跟得那么紧。他搞他的，人家那一套他不用，不理。所以后来纠左的时候，他没事。合江在土改、剿匪、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上，受到全国表扬，那确实是高明。
这等于一个《三国演义》庞统去管个来阳县一样。那用不着平常管，睡觉就可以了，何况他兢兢业业，那个时候东北所有的文化人都集中在佳木斯，几乎是全国的文化人，什么袁牧之，什么演戏的，什么唱歌的，因为那是大后方，别的根据地不保险，那些宝贝都放那了，他这个，他又内行，抗大中学也搞到那了，他一把抓，他真是有弹钢琴的本领。
陈晓楠：到达东北后，何方先是在辽阳县担任县委宣传部长，之后又调到辽东省担任青委副书记，而张闻天也到了辽东，担任辽东省委书记。在这期间，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经济问题，他提出的不少意见被毛泽东采纳，但还有一些好的意见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就在张闻天兴致盎然，得心应手的从事地方工作之际，他意外的从从广播中得知中央要派他担任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首席代表。
何方：刘少奇提出派章汉夫去联合国，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否决了，说是派张闻天。那么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外放，就是把他弄到一个没事可管的，权力基本上很小的一个地方去。那个时候宣传嘛，就是说如何如何重要，所以需要派这样的人才去。哪有个政治局委员去当大使？他一开始提了意见，后来少奇说这个不行，这个事主席定了。
他总想做点经济工作，他是研究经济的。我每个礼拜跟着他买书，我的钱基本上上了这个当。从小学课本买起，土壤学，什么家伙都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卖也卖不出去，扔也没人要。他想搞经济工作。就托高岗和陈云说情，高岗没管，陈云确实到毛主席那去谈，给他写了封信，说，主席对你有看法，不拿下你这个政治局委员，就别想调动工作，他这一下子冰凉了。所以开始就集中力量搞外交了，研究国际问题呀，买书马上就变了，就再不弄土壤学什么不要了，啊，就买这国际关系，理论啊什么这类，因为我每个礼拜要陪他上一趟书店啊，刘英是希望逛商店，不希望逛书店，他想逛书店，只好拉我，我是没办法了。
陈晓楠：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五十年代初期张闻天就将在纽约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但是由于美国等国家的阻挠，中国一时难以进入联合国，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也只能解散。
一九五一年，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全权大使，何方也收拾行装和张闻天一起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张闻天开始了他十年的外交生涯。然而就是在他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时候，张闻天没有想到他会因为国内问题的发言被撤职罢官，在逆境中含冤受屈，煎熬了整整十七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