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00年庚子二月生在广东佛山镇。祖与父都是中医。父亲40岁以后，收入颇丰，但他既不开商店，又不买田地，只爱玩古董书画。身后剩下来的是一大堆假古董。我在私塾念了几年书后，因为父亲不愿供给，14岁便出外投考公费的学校。在黄埔学校5年余。将要毕业，因闹风潮而被革除，所以我一生连一纸小学文凭也没有取得。

　　1920年流浪到上海，在一家私立的学校教国文，藉以糊口。

　　1924年至1927年，正是国内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而我还是平平常常地在学校当教员。既不敢参加共产党，又不想参加国民党。四·一二蒋介石叛变的时候，我正在桂林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裴邦焘及许多青年男女被屠杀。国民党反动派这种野兽般的行为，给我很深刻的“教育”，使我从此坚决地不向他们谋名谋利，坚决地不“助纣为虐”。但对于革命之道仍然毫无认识，没有参加革命的勇气。

　　1927年5月返抵广州。从1928年，由陈汝棠介绍，先后在高明县合水乡小学、中大附属中学、东莞县石龙镇私立中学当教职员。在后两个学校时，都因为爱说怪话，同“上司”意见不合而被排斥。

　　1928年，在广州结识了杜君慧和金奎光，并从奎光学习日语。君慧劝我多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看了些日本出版的《社会主义讲座》之类，不辨真假马克思主义，对托洛斯基也发生过景仰。

　　我最喜欢看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杂文。他对形形色色的官僚绅士和高等华人，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讽刺，往往使我边看边笑，看了又看，百看不厌。我的床头经常放着几册鲁迅作品，临睡之前，必翻开来看，看到眼疼就睡觉。鲁迅给我影响很深，几乎以其所是为是，以其所非为非。

　　1931年，李任仁做了广西教育厅长，约我回桂林工作，并嘱我物色思想进步的人。当时，李、白标榜反蒋，李任仁是国民党左派、白的老师，满以为广西大有可为。于是邀请曾在中大附中共事的，也是景仰鲁迅的张海涛到南宁，我做秘书，他做编辑科长。又介绍海涛到官办的《民国日报》做副刊编辑，在那里鼓吹“普罗文学”。王公度、韦永成对此表示不满，我于是怫然请假赴上海去了。

　　1932年至1933年，在上海过着亭子间的生活。应该感谢李任仁，他继续把我的月薪寄到上海，使我得以专心读了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然，由于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解很少。

　　这期间，杜君慧介绍我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性的团体。潘梓年和丁玲被捕后，常来的人都不见面了。我就转赴广州，住在陈汝棠家里。

　　1934年1月，我和盛此君、陈汝棠到了日本东京，目的仍在看些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我们住在目白驿。先结识了一个每天推板车上街卖菜的高田正。之后由他介绍一个名叫山田惠子的帮助我们学习日语，同旧寸料理家务。经过一段时间，彼此相当了解之后，隔十天八天，就有几个青年来和山田谈话，大概是开小组会口巴。他们有时也和我们谈谈，教我们日语。8月间，山田不知在什么地方被捕了，供认是在我们这里做工的，特务便来搜查她的行李，倒没有搜出什么。但发现我们的书刊大都是谈社会主义的，尤其触目的是一套马克思一恩格斯全集。因此引起了特务们的怀疑，追问女工是怎样来的。

　　我害怕被追踪下去，但一时又想不出好办法，就佯言是某天在《朝日新闻》登广告征求的。第二天，特务们又来了，凶恶地斥责我说谎，并言山田已供认是一个上街卖菜的人介绍的。他们没有追问卖菜人的名字，可能高田正也已被捕。特务们把我们屋里的一切东西认真搜查，忽然看见一张“帅云风”的名片，立刻找帅来查问。帅证明，我们不是共产党，特务们敷衍几句就走了。但要我们如果离开东京到别的地方时，须通知附近的警察派出所。以后一两天就有警察来和我们攀谈，实则是窥探有什么活动。

　　我们是到了东京才认识帅云风的。从广州动身前，何彤把他介绍给陈汝棠，说帅留日多年，语言流利，情况熟悉，可做向导。我到东京后，只和他来往过几次，并不知道其底细。这事件发生后，才明白他原来是和日本特务勾结的。

　　10月底，离日回广州，仍住陈汝棠家。不久，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要我去做教务主任，并物色几个好教授。我和何思敬、邓初民等商量，他们认为利用李、白和蒋介石的矛盾，向青年们灌输一些新思想，还是有益的。

　　1935年，陈望道、马哲民、邓初民、熊得山、夏征农、施复亮等先后到了师专学校。他们讲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社会科学，大受青年们欢迎。不久，就发生斯派和托派的斗争。教师方面以陈望道和熊得山为领导，在课堂上公开批评托派分子施云的讲义。学生方面，地下党员陶保垣等领导一群进步青年，秘密组织“反法西斯同盟”，和王公度布置的特务学生杨坚、李志诚等对抗。学生都不去听施云的课，他就无可奈何地滚蛋了。但这件事必然会有人向李、白告密的。其后师专学校之被解散，陶保垣、崔真吾等之被捕枪毙，这次事件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1936年4月间，李任仁使人通知我；现正酝酿粤、桂、湘三省联盟，成立抗日反蒋政府，要我到南宁一行。我到南宁不久，作为救国会的代表何思敬、杜君慧、杨东尊等先后来了，十九路军的头目李济深、蔡廷锴也来了。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起草文件。

　　以前，我和李宗仁并不认识，白崇禧也只是1931年在李任仁处曾见一面。此时为了工作关系，由李任仁介绍我参加他们用以反蒋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这同志会的纲领抄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一部分，对于“三大政策”则只字不提，实质上“革命”的气味微薄得很。但我当时满脑子的幻想，竟糊里糊涂地同意了。后来我才弄清楚，这同志会的人完全是同床异梦。其中的李任仁、陈劭先等幻想靠它来反抗蒋介石；潘宜之、邱昌渭则利用它来升官发财；王公度是从中搞小圈子，企图掌握大权；李、白呢，藉此来使军政干部对他们效忠。1937年10月间，王公度事件发生，李、白就把这组织解散了。

　　所谓“六一运动”揭开后，何键临津退缩，陈济棠不过数日便被余汉谋推翻，李、白孤立彷徨了一个时候，终以力量微弱而不得不向蒋介石妥协。李济深和蔡廷锴为了此事大不高兴，愤慨离开南宁。

　　所谓“六一运动”，完全依靠地方军阀如刘湘、龙云、阎锡山等的互相勾结，对于革命力量根本就不敢接近。而这些军阀，又皆是看风使舵的角色，其转瞬消灭是当然的。在广西搞出一个比较进步的局面的幻想，至此完全破灭了。

　　师范专科学校被解散后，师生职工全部并入广西大学，我和陈望道等就跟着进广西大学任职。还不满两个月，为了施复亮对学生批评广西政治之不行，李宗仁大不高兴。又因为这批“左派”教授都是我引来的，对我也大不满。我于是辞职，和施复亮同赴广州。

　　我转赴香港，同李章达、何思敬、陈汝棠、陈希周等组织“抗日救国会华南区总支部”。具体联系群众的工作，都是由连贯、饶彰风、杜君慧诸同志负责。

　　1937年11月，救国会的同志要我返桂林从事团结抗战的工作。1938年初，曾到武汉、潢川、六安等地，想找点工作。但李宗仁对我很冷淡，其身边的谋士，争权夺利，视我为异类。 3月间就回抵武汉，往来于沈衡老、李济深诸公之间。5月间，李任仁邀我一道返桂林。

　　武汉撤退后，胡愈之、范长江、杨东尊、夏衍、张铁生、姜君辰、张志让等许多文化工作者都聚在桂林。所办的事业有《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国民公论》、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等。我这时的主要任务是把这批文化工作者介绍给李任仁、陈劭先，通过李、陈，和桂系头目搞好关系。

　　当时李克农任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主任，实际上领导着在桂的进步事业。到了皖南事变发生，八路军驻桂办事处被迫撤消／李克农临走的前夕，来我住处，嘱咐我尽力帮助左翼人士撤退。又把一大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赠给我。

　　1941年2月间，桂林的情况已恶劣到顶，《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被迫停刊，国际新闻社也岌岌可危，张铁生、范长江、姜君辰、夏衍、杨东蒪纷纷赴香港，李一氓从皖南逃至桂林，无处容身，由李章达亲自护送到韶关，转往香港。我把邹韬奋等送走后，也赴香港去了。

　　此时在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由廖承志领导。经过彼此商量，认为救国会的同志应该就各人的历史、社会关系分工；李章达和我，因为与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等比较熟悉，应该从事团结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所以，李和我以后帮助搞“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由于日军侵占了香港，1942年2月，我和范长江等潜渡澳门。经过许多曲折，4月间返抵桂林。8、9月间，得到重庆朋友的通知，救国会已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和梁漱溟、金仲华等共同组织民盟的西南支部。这时期，经常和李章达、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陈翰笙、李任仁、陈劭先等举行时事座谈会，酝酿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

　　1944年日军入侵桂林，我和何香凝、陈劭先等迁于贺县的八步。在那里继续酝酿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

　　1945年日本投降后，把拟就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会章和纲领携至梧州访李济深。随赴广州找李章达和蔡廷锴，把何香凝、李济深等签了名的会章和纲领交给他们，请他们负责筹备成立。

　　11月间，我和张铁生、狄超白等赴香港，会见了从东江游击区出来的连贯、饶彰风等，着手筹备《华商报》的复刊。同时，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

　　1946年元旦，《华商报》出版，我在那里当社论委员。3月间，组织派李章达、张铁生和我赴广州工作。也在此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成立会。5月间，《华商报》广州办事处、兄弟图书公司，以及民主促进会所办的刊物和印刷所，都被匪帮特务捣毁。情势日趋险恶，组织又把章达、铁生和我调返香港。蔡廷锴也把民主促进会的中央理事会移至香港了。

　　1947年初，中国民主同盟在上海召开第三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李章达和我同去参加。在会上，发生了沈衡老和罗隆基的争论，因为罗于翌日要会见一个美国人，沈老主张事先共同商量一下谈的内容，罗竟傲慢地说：“这是我的职权，你不能干涉。”

　　会后，由廖梦醒引我们到马斯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访问董必老。章达和我曾数次访问李济深，敦促他早日南下领导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离沪的前夕，董必老到我们的旅店，叫我们尽可能地团结各党各派的同志，为革命事业奋斗。

　　同年7月，李济深到香港，发表了一篇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宣言，并开始筹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

　　1948年元旦，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1949年1月，和李章达、陈其拨、陈劭先等离香港北上，在烟台登陆。第一次踏上了真正是人民统治的祖国河山。

作者：陈此生，文章来源:《中华文史资料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