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笔记中，曾经记录了他参与整理国民党历史档案时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是说上个世纪初的某一天，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宋教仁、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在长江流域起义。这是国民党历史上最重要的的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发动了武昌起义，三百年的大清国，就这样完了蛋。可是这样会议的签名册上，不但没有跺在海外的孙中山黄兴的大名，更不见有时在上海的革命老人于右任的名号，事情传到于老先生的耳朵里。于老先生说，我是革命元老，花名册上怎么能会没有我的名字？李敖就说，老先生甭激，我有史料，来给您说一说当时您为什么没有参加会议的原因。为此，老先生耿耿于怀了一辈子。这种倚老卖老的现象，借用电影上的一个词，叫做蒙太奇。
风水轮流转，十多年以后，就到了咱共产党这一边。
大家都知道，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汉口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确立了武装斗争的正确策略。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参加了会议，老人家参加了会议，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说是做大会的临时记录。会后，大批中央干部，被遣散各地，发动武装斗争，邓小平就担任了中央秘书处的处长。有人就说，邓小平担任的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据说也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可中央档案馆的文献并不支持，因为中央秘书长另有其人。据唯一还健在的当年参加会议的郑超麟后来揭露说，八七会议期间没有做记录，因而中央办公厅档案馆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是后来补搞的。现在就又有人说，八七会议时邓小平已经是中共中央秘书，但却不是会议记录，而是参与筹备整个会议。并说这一点也在邓小平于1980年视察八七会议纪念馆时得到了确认。
１９３５年长征途中，老人家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另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确立了老人家的正确领导。邓小平又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对大会做了记录。有人请示过邓小平本人，说是１９３４年底就开始担任中央秘书长了（显然和前面的不一致）。５０年代末，杨尚昆不记得邓小平参加过遵义会议，后来周恩来说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是中央秘书长，杨于是也就回忆起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了。１９８４年，当年接替邓小平任职的张闻天的老婆刘英回忆说，邓小平当年的任职，是中央队秘书长，不是中央秘书长。在中央档案馆，也找不到当年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只有陈云写的一个《遵义政治局会议》传达提纲，但在这个提纲上，却没有注明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的参加人。但是出於各种政治和人事缘故，后来的将军回忆录，也就将邓小平回忆成为遵义会议的正式参加者了。
在这两个会议的纪念馆中，邓小平不仅“正式”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和会议的领导人一样，是大幅照片的悬挂者。不过这些，都还算是有一点谱，至少因为了档案的短缺，当时的情况，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的。
和老人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相似，红七军也有一次七千里的小长征，说是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预演。在红七军的历史上，也有两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一次是１９３１年元月召开的全州会议，出身于红七军的将军们的回忆录中，胡扯说左倾的中央代表邓岗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及参谋长龚鹤村，夺了红七军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的领导权。和遵义会议前的老人家一样，邓小平开始也是在红七军受打压，经过全州会议，邓小平咸鱼翻身，挽救了红七军，也挽救了党。现在看起来，这已经是一个笑话，一个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因为事实不是这样，邓小平在红七军中的官和权，不是因为邓岗的到来更小了，而是更大了(参见绌帖:历史是这样被创造的-席评央视《军事家邓小平》)。
红七军历史上，另外一次重要的会议，是在贵州省的板寨召开的会议或叫板寨会师，会议的结果，是确立了去打王家烈的部队。马屁们说这次会议：一是趁敌不备攻打榕江，缴获大量军需物资，解决了红七军当时枪弹十分紧张的问题，为返桂后收复百色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总结了灵活的作战经验，为日后的东固石菱之战、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商虎脑之战、二渡赤水中的争夺娄山关之战等提供了宝贵经验。三是一路宣传了红军的政策，争取了民意，补充了兵员，起到了“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摘自《荔波县红七军板寨会师旧址专题》，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
当红七军主力在板寨召开这次重要会议时，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的邓小平不在贵州，而是从上海刚刚返回广西，也没有见到红七军的主力。红七军的前委书记，也还不是邓小平。可是在贵州省荔波县新建的板寨会师纪念馆中，邓小平的巨幅像片照挂。而且非常奇妙的是，我们神机妙算的总设计师，早在五个月赴上海向中央汇报之前，就已经布置好了：“前委书记邓斌（邓小平）虽然在广西凤山就离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未进入贵州，但早己授权并作了交待。”（《荔波县红七军板寨会师旧址专题》，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
而且邓小平是“未入贵州”，也能“率领”红七军。这可真是，方天画大戟，亘古未有之蒙太奇。
啊啊，这样制作的党史，又有什么样的教育意义？
２００５－４－１２
附：荔波县红七军板寨会师旧址专题（节选）
红七军的建立与发展
红七军板寨会师
1933年6月改编为第三军团第五师，红七军番号即行撤销。这支部队后来又参加了第再次反“围剿”、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广西右江暴发了工农武装的白色起义，由邓斌（邓小
平）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农民农民起义队伍攻城掠池，打土豪分田地，惩恶霸，除暴安良，红军所到之娃、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响应。
红七军为开辟和扩大红色革命根据地，其主力一、二纵队及军部挥师北上，到黔桂边开展游击。1930年3月下旬，由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分别率领一、二纵队从右江革命根据地向黔桂边进发。红军将士千里跋涉，一路征战，于4月上、中旬到达桂北思恩（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与桂军杨腾辉师遭遇激战，敌我力量悬殊，红军为保存实力，兵分两路撤退迂回进入贵州。张军长率领的二纵队1500多人，由广西环江社村向荔波县洞塘乡板寨方向开进，于4月16日傍晚时分先期到达板寨，李总指挥率领的一纵队约1500人，由环江经驯乐朝荔波县进发，于4月18日到达佳荣坤地、当李总指挥探知二纵队己驻扎板寨，旋即率部向板寨开进。历尽艰难险阻的红七军一、二红队3000多人的队伍，终于在板寨胜利会师了！
红七军在板寨，休整了数日，红七军7名委员当中的代理书记等5名委员：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龚鹤村、黄某某（士兵代表）均到了板寨，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事关红七军存亡的“板寨会议”、作出了远程奔袭古州（今榕江县）敌军需物资守备团的决定，榕江之战，战果辉煌，红军缴获敌军大量的枪支弹药，轻型野炮，无线电台，马匹等军需装备，另外还筹款数万银元，补充了红军之需。
在荔波，红军辗转于洞塘、翁昂、立化、茂兰、瑶麓、佳荣等乡镇，计50多个村寨，红军所到之处，宣传发动民众，写下了约800多条的标语，播下革命的火种，为后来“黔桂边荔波革命委员会”、“中共荔波支部”、“中共翁昂支部”的创建奠定了基础。红军镇压恶霸，开仓济贫，匡危扶困，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欢迎。板寨布依族青年姚吉安、玉老旺、佳荣坤地覃引菊（女）、覃树银报名参加了红军。由200多名红军武装人员护送，从板寨转移到翁昂乡坡费养伤的红军伤员在当地群众的呵护照料下，伤愈全返部队。
红七军会师板寨，这是贵州高原迎来的第一支红军队伍，具有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红军的丰功伟绩，可歌可泣，永远值得人们缅怀和纪念。
红七军板寨前委会议的正确决策
很多人都知道红七军曾在荔波县洞塘乡板寨村会师，还知道会师旧址风雨七十多年不被摧毁，而且即将对外开放，吸纳游客，但是，红七军板寨会师后召开的一次前敌委员会却因参会人少，保密性强而令人鲜知。其实，这一次会议作出了重大的正确的决策，为红七军补充枪械，重返百色，取得胜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12月11日广西左江起义成立了红七军；1930年2月1日广西右江相继起义，成立红八军（后与红七军会合统称红七军）。两军成立不久，国民党军十分恐慌，遂调集重兵进攻百色，妄图扑灭刚刚燃起的革命星火。为保存革命火种，红七军军部和一、二纵队3000余人，向桂北挺进，转到外线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政治影响，补充部队给养，不料在广西思恩（今环江县）遭到桂系军阀杨腾师偷袭，隔断了红七军一、二纵队。在这种情况下，张云逸军长果断率领军部和第二纵队北上，总指挥李明瑞奉命率领第一纵队向西撒走。两个纵队自始失去了联系。不久两个纵队分别从南丹（二纵队)、宜北（今环江）进入贵州荔波南北两乡的洞塘（板寨）佳荣，相距20多公里，经密探知情终于会师板寨。
板寨会师后，下一步工作将如何开展？红七军前委就部队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地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前委委员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李谦、龚鹤村和士兵代表黄某某及总指挥李明瑞等6人均来到极寨。前委书记邓斌（邓小平）虽然在广西凤山就离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未进入贵州，但早己授权并作了交待。
板寨前委会从当时红七军严重缺少枪支弹药（起义地广西百色无兵工厂，北撤路上弹药消耗大，生活物资在攻打广西怀远时已得到一定的补充）的实际出发，决定放弃攻打四五十里外、警卫薄弱的荔波县城而去攻克二百多里远、有一个正规团守卫的古州（今榕江县），因榕江县是黔军王家烈部与湘军混战的军需囤积地，袭击成功，将大大地满足自己的军械所需。果不其然，红军沿着苗山走小路跋涉数日艰难行进来到榕江后，正是贵州军阀实力派王家烈作为“国民革命军讨逆指挥官”率部驻湘西洪江地区与湖南军阀混战，军需后勤地守兵甚少之时。因而，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拿下了榕江县城，召开了几千人的会议，缴获了各种枪支达600余支，各种子弹10万发，轻型野炮2门，无线电台1部，马500多匹和大量军需装备及10多万银元等。待王家烈追赶，无奈红军早已过境来到军阀相互不买账的李宗仁、白崇禧地盘而望洋兴叹。
综上所述，极寨前委会议的重大而又正确的决策体现在：一是趁敌不备攻打榕江，缴获大量军需物资，解决了红七军当时枪弹十分紧张的问题，为返桂后收复百色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总结了灵活的作战经验，为日后的东固石菱之战、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商虎脑之战、二渡赤水中的争夺娄山关之战等提供了宝贵经验。三是一路宣传了红军的政策，争取了民意，补充了兵员，起到了“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
板寨会师旧址陈列馆藏丰富
修葺一新的红七军板寨会师旧址大院，由一栋两层一底的主楼及两侧各一层一底的厢房构成，占地面积400多平方米。大门横匾是当年红七军军部特务连党代表、百岁将军吴西题写的。
进入天井，右侧厢房底层是当年红七军前委召开“板寨会议”的地方，墙上是红七军挥师挺进荔波线路示意图及红七军前委邓小平、张云逸、韦拨群、陈豪人、雷经天、李谦、何世昌等7人的照片；楼上陈列了李天佑上将、洗恒汉中将、莫文骅中将、韦杰中将、吴西少将、欧致富少将等32位当年挺进荔波的红七军老同志的照片和生平，红七军将士及家属的题词，以及18帽红七军在荔波开展扩军、打土豪、开仓赈济贫苦百姓、镇压恶霸的照片。
左厢房底层是当年伙房如旧的陈设；楼上除到了当年红七军士兵行军用的背包。
主楼底层陈列了红七军当年使用过的枪支和刀剑标枪，以及副官许凤翔、李振亚的照片和生平；楼上两间是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当年的办公处所，屋内陈列有床架、桌凳，墙上是他们的照片和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