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杨登瀛五个人中，究竟谁是中共早期情报三杰？说法不一。
其中：胡底（1905-1935），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化名胡马等，安徽舒城县人。1923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中央特别情报科工作。1929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和钱壮飞介绍，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总务科。1930年冬调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并任社长。1931年8月，到江西苏区从事文教和政治保卫工作，同年11月在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1935年10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钱壮飞（1896-1934），原名钱壮秋，别名钱潮，浙江吴兴人。1914年就读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钱壮飞进入京绥路附属医院工作，1925年加入共产党,利用医生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考取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组织首脑之一的徐恩曾在上海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为徐恩曾所信任。
钱壮飞身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负责中统人事及各地基层组织的建立，钱趁机安置了若干中共人员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机关。如把李克农安排到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新闻编辑处，胡底打入国民党在南京的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从此，这三个人在敌人的心脏里，相互配合，肝胆相照，沉着机智的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斗争。
1931年4月钱壮飞及时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紧急情报截获并及时转报中央，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保卫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1935年3月31日在贵州息烽因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与部队失去联系，4月2日在息烽流长乡没良坑被地主武装杀害。
李克农（1899-1962）,又名泽田、峡公、种禾、曼梓、稼轩、天痴、震中，祖籍安徽巢县，生于芜湖。1926年加入中共，清党後流亡上海。1929年任中共沪中区宣传委员。在上海巧遇同乡胡北风，因胡之介绍而认识钱壮飞，再由钱的介绍，于1929年12月考入无线电管理局，以及负责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登记和考试工作，凡中共所列名单一律加以录取，对中共贡献极大，从此一生与中共情报工作不离。西安事变时，李任中共赴西安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1951年7月，负责朝鲜停战谈判，任中共方面党委书记。195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李克农除了做新闻编辑处的编辑，还负责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登记和考试工作，凡中共所列名单均一律加以录取，为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胡底则先担任“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后又去天津建立“长城通讯社”并主持工作，表面上是为国民党搜集情报，实际却是为中共服务，贡献也很大。此三人也因此在解放初期多次被周恩来称赞为“情报三杰”。
1929年底，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在上海租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陈赓
鲍于1937年获释后与党失去联系，被张道藩安排在“反省”院任院长。解放后
下面转两个帖，算是与此问题有关，尤其是第一个帖，在网上流传甚广，介绍的也非常详细，被广为引用。但文中认为钱壮飞、胡底、杨登瀛为中共早期情报三杰，李克农是“老母鸡”，其实有误，且前后矛盾。杨登瀛解放前和党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又被政府管制，聪明如周恩来者，不会说他是情报三杰中的一杰。反过来，如果周恩来说了话，杨也就不会被管制。其实，陈赓才是情报三杰的领导，同时陈赓也单线领导了杨登瀛。在陈赓被捕和撤退后，接替陈赓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潘汉年。
第二个帖，说“情报三杰”是钱壮飞、陈赓、和李克农，大概原作者也是根据后来的名气，给记混了。
虽然说这两个帖的观点比较反动，但是讲的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人心的向背，往往最终的决定了事业的成败。
附件一：六十年前的一段共產漢奸亂國史（节录）
* 周谷 *
三十年代中共特科潛伏在國民党中央調查科的錢壯飛、楊登瀛、胡北風、李克農為中共建立了汗馬功勞，前三人被周恩來譽為中共情报三杰，最後一人李克農自當為中共情報一雄。但後來四人命運各异，只有“老母雞”李克農竟享天年，人的造化各异，似亦有定數乎﹖
一九三一年四月顧順章案發生後，錢壯飛、李克農、胡北風難以再在上海為中共效忠，奉命轉道入江西蘇區重為中共效命，錢壯飛于一九三二年春天任中共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次年調任中共中央革命委員會二局局長，後因机關合并改任副局長，他在江西蘇區對外是以紅色戲劇家身份出現。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被迫撤离江西蘇區，錢隨軍行動，次年元月在行軍途中，被任命為中共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未到任，三月三十一日傳錢在貴州息烽掉隊失蹤仙去。
錢因与中共調查科淵源甚深，中共為防止內奸，也有可能將他秘密殺害﹗在中共肅反事件上，此類事例甚多，錢壯飛任中共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長，胡北風任局下執行部部長，不久胡調到張國燾主持的鄂豫皖蘇區中共紅四方面軍做政治保衛工作。張國燾大搞整肅殺人如麻，很多在他轄區的中共党軍政干部包括胡北風在內都被他公開殺害。
李克農到江西後，初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一九三三年接替錢壯飛任中共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長，及中共軍工作部部長。在江西時期，他對中共在情報上有极大貢獻。在抗日戰爭及國共爭奪江山戰爭時，李克農對中共貢獻更大。楊尚昆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李克農長文時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克農同志參与了對各地秘密情報組織的建設，派遣我情工人員深入日、偽、蔣的党、政、軍、特机构中，獲取了日偽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和國民党消极抗日積极反共的情報，對配合抗日戰爭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楊又指出﹕“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胜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党的机密決策指導机關內，及時准确地供給了党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楊尚昆這短短的几句話，正是正統的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的最主要原因。
當年中共情報“四壯士”之一的李克農，一生于情報為伍，迭任中共軍政要職，竟能于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善終北京，莫非“天佑”中共乎﹗李克農死前念念不忘當年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戰績，一九六一年在病重還函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要求將中央特科的斗爭歷史，盡可能加以搜集，編輯成冊，同時也可使過去在斗爭中的無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歸，幼有所寄，鰥寡孤獨，各得其所”。李克農舊學不錯，在秘密工作中，仍不忘老夫子的“禮運大同篇”精義。他不曾想到一九六六年那場文化大革命把他“臨終囑咐”燒得片瓦無存，如果他活到文化大革命，以他的丰功偉績，能否逃得過劫難，誠難以逆料也。
還有那一位愛幫閑忙心在曹營的大中國國民党駐上海特派員楊登英瀛同志，于顧順章案發生後，顧泄密，受到牽連，中共特科特派特二科陳養山前往安慰將保護其眷屬，囑其堅不吐實，諒無确切証据，國民党其奈何哉﹗顧順章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楊登瀛月底被囚。楊在監獄中遵照中共指示無一語向國民党中央提及他“效忠”事。翌年“一二八事件”後，由其老長官張道潘保釋出獄思過。一九三四年國民党愛才，楊再度受啟用為國民党效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生活歸于平淡，手中失去權力，不复再受中共重視。一九五○年南京城陷時，楊在街上擺小地攤為生，想起當年何等威風，手握生殺大權，不無感慨。一九五一年中共鎮反時，竟將過去這位功臣也抓起來。周恩來、陳賡獲悉後將其釋放，可怜生活無著，僅靠中共每月給他一些津貼，維持殘生，晚年十分凄慘。文化大革命中再度回籠成為國特、內奸、被斗得死去活來，一九七○年初含冤死去。狡兔死，走狗烹，哲訓依舊。
中共几十年來在政治上，你看多少功臣被打成叛徒、內奸、敵特，多少干部被肅反、鎮壓、整風，多少人被三反、五反弄得流离失所，尸骨無存，甚至一門參絕，象中共這樣子的政權究竟要橫行到什么時候呢﹖天理何在﹗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國共雙方在上海的地下情報戰爭，國民党在表面上戰果輝煌，專書成冊，實際上受制于中共潛伏在他心臟中的反間諜。國民党從實際情報工作中獲致有關知識和經驗，又借重了大量中共轉變人員。世界大國中從來沒有象國民党這樣出手大方，化敵為友的辦法，在它的情報机關中，竟如此重用對方轉變干部，有些甚至主持方面，或威鎮一方。國運盛時，取材于晉自有相當效果，及至一九四九年情勢一變，其中有很多人轉變到底，其中也有很多人又重回娘家向“人民”贖罪，加速了大陸政局的急劇變化，不到一年數百万大軍瞬息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真是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怪异之事，徒呼奈何，豈不傷哉﹗
摘自“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附件二：间谍将军/老灯
中共曾总结它获胜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其实使它获胜真正的三大法宝，是苏联主子的支持、宗教化的信仰、敌营里的特工。在中共执政前的斗争历史上，它的地下情报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堪称制胜的杀手锏。它的老对手国民党，被中共的情报战打得一败涂地。与其说是共军在战场上击败了国军，不如说是中共利用情报战打垮了国民政府。
两军对垒，知彼知己是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知己容易，要做到知彼，必须在敌人的营垒里收买或安插特工人员。在苏共的指点下，中共从国共分裂起即重视情报工作。中共早期的情报三杰钱壮飞、李克农、陈赓等，巧妙地打入国民党的核心情报机关，成功地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在国共决战的内战时期，中共的情报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准。中共利用国民党派系林立、人心涣散的弊端，极力收买安插地下人员，几乎控制了所有国民党的军政机构。除了“佩剑将军”张克侠、何基沣等直接率兵的共谍，国军统帅部主管作战的参谋次长刘斐也是共谍。
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外号郭鬼子。他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后来脱党，抗战后见风使舵秘密恢复了组织关系。这个郭鬼子本是桂系李宗仁的人马，但因积极投靠蒋委员长，深受老蒋器重，一年内竟然连升三级，执掌国府的作战中枢。
可恨老蒋有眼无珠，对郭厅长言听计从。凡是郭鬼子“精心”制定的作战计划，老蒋一律画圈儿同意。郭鬼子再把绝密的作战文件，交给潜伏在南京的一个交通小组，由该小组火速送往解放区。国军得到的作战计划，都是副本，正本早在中共统帅部的手里了。中共凭借郭鬼子提供的情报，对国军的动向了如指掌，玩弄敌手于股掌之中，老蒋不败鲜矣！
郭鬼子对国军的损害，不亚于共军的一个野战军。郭后来率部起义投共，然而并不受主子待见。他先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教学，五七年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组长”受关押。文革的时候，郭再次在成都军区被批斗。
笔者一个王姓的朋友，他的父亲是傅作义手下的少将，四九年被迫起义。文革时这位王将军也被流放到成都。他曾于批斗郭汝瑰时冲到台上，痛打郭鬼子，边打边骂：“你个狗特务，我要报仇！”至于王将军要为谁报仇，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郭汝瑰算是重量级的共谍，还有更多次重量级的共谍。如胡宗南的亲信副官熊向晖、卫立煌的秘书赵荣生（包括卫立煌本人也是铁杆的共谍）等等。周恩来曾得意地说：胡宗南的命令还没下达到军一级，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随着国军的兵败如山倒，势利小人们纷纷自寻出路，中共的特工队伍拦都拦不住的膨胀壮大。老蒋的总统府机要通讯室，八个人里七个是地下党。连警卫老蒋的中央宪兵团都被中共控制，可见老蒋能够活着逃出大陆实属奇迹！共军靠着内线的准确情报，靠着战场上共谍将军的临阵倒戈，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国军，一鼓作气占领了大陆。
按理说，国民党方面也不是不重视情报战。可是因为共产党组织严密，不断肃反，加之共党近乎歇斯底里的主义信仰，使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除了一些公开叛变的中共领导人，中共内部基本没有国民党的高级线人。军统曾经策反过共军将领赵寿山，赵根本不为所动。
国府撤到了台湾，共谍多数已经在大陆公开投共归队。但仍然有一批共谍跟随进入台湾，其中有继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将军。这批最后的“特洛伊木马”，本来要配合中共解放台湾的，却不幸陆续被破获伏法。
五、六十年代，流亡台湾的国府励精图治，强力肃清“匪谍”；也由于老一代的共谍逐步退出现役、现职，中共对台湾的情报战开始走下坡路。反而中共的内部不断被国民党特工渗透。据说，自七十年代起，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还没下达到省一级，台湾的情报机构就已经印刷出来了－－与当年的情况正好相反。
进入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政治民主化也走上轨道。反观大陆，历经中共多年的瞎折腾，民生艰苦，民心近散。两岸的情报战，台湾开始全面的占据上风。
九十年代共军少将刘连昆充当间谍，今年又告破刘广智少将间谍案，均证实甘当间谍的共军军官已经达到将军级。暴露的是两个少将，也许还有没暴露的中将、上将吧！
当年郭汝瑰在日记里说，他充当共谍，是反感国民党的腐败，崇敬中共的清廉和有主义信仰。而刘连昆说，八九年他同情民运，反对镇压学生，这是他充当间谍的重要原因。
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调个了。中共现在已经腐败透顶了，它的将军开始充当对手的间谍了。这说明它将象自己当年的对手一样，正向失败的深渊滑去，势必无可挽救。人心的向背与历史的趋势，毕竟不能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