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说，政治是丑恶的、是肮脏的。玩政治的人，也即是政客，人品是卑劣的，是上不得台面的。

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教科书和日常生活中，就提倡人们去讲政治，政治因而，就成为一门艺术，一种时尚，要人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玩政治的人，也都是伟光正，直到他最终被放倒的那一刻。

政治斗争，不讲道德，没有法理，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成功者是王，失败者为寇。

是人都要吃喝拉撒睡，都有其两面性。台上是君子，台下是禽兽，十有八九。但屎盆子最终，总要有人来顶。

以前是曹操、秦桧、杨贵妃。当代就成了林彪、四人帮。

还有一个，是北京的陈希同市长。

附：[转帖] 我所读到的“四人帮”

说起来不怕笑话，我至今还记得的、小时侯最早唱的一首歌就是什么“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从我懂得分辨好坏开始，我就认定“四人帮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坏蛋”，我的眼里他们比“文革”中加在刘少奇身上的“叛徒、汉奸、工贼”的形象还要丑恶无比。

例如，我很早就听说王洪文闲得无聊往地上扔手表，李银桥的回忆里也说解放后江青越来越难伺候，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四人帮的厌恶。所以后来看到一位当年工作人员说当年四人帮买什么私人东西也是自己掏腰包，从来不敢想着往公家报销。姚文元早上还是自己路上买早点吃，边吃边走好赶会议，我也觉得不过是装清廉而已。

后来遇到一位学法律的朋友，他说过一点他的法律思想：如果被审判的一方根本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资格，那么就和对一个稻草人射箭一样,很难说审判是合理的。

他还说，要把私人事务和公共事件分开，也要把犯罪和正常的权力争夺分开。例如扔手表，只要是他自己买的，如果人家只是想试试手表的质量，也不好指责太多。而文革时期真正审判的干部比例好象也不是太大，大部分就是靠边站，和现在的新老交接很难说有什么区别。

我忽然想到，这么多年里，对“四人帮”的揭批以及道德上的审判，几乎是我们民族人人参与的一个历程，然而，我印象中几乎没有听到被审判的“四人帮”对自己有什么辩解，尤其是在当年法庭以外的重大政治事件方面。

那位朋友也说了一点怀疑，就是“文革”中大量的丑恶现象真的都应该由四人帮集团负责么？或者林彪、康生干的坏事都算他们干的么？或者所有事情他们都是始作俑者并且坏到极点么？

例如《光明日报》1976年10月4日的社论《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我一直以来相信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信号，但是现在的史实已经证明，社论不是出自“四人帮”指令，而是“梁效”们早已确定发表的。当时的写作者后来都免于追究责任。

以遇罗克的事情来说，我一直相信他是因为反抗江青的反动“血统论”而受到迫害的，后来有人却告诉我说当时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是从来明确反对“血统论”的，鼓吹“血统论”的是保皇派子弟，也就是“中央文革”要打倒的一方。

前几天读罗点点（罗峪平）的《红色家族档案》，书中提到，罗瑞卿大将自残后不幸坐监，一场大病需要做手术，结果没有做成，我开始以为又是江青他们搞的鬼，但是作者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迅速批示抢救，而罗瑞卿的老对头林彪却居心叵测想整死罗瑞卿。

我忽然想到，“文革”中真的所有整人的事情都是“四人帮”干的么？或者有别的人呢？例如军队里那些被整的将帅，江青历史上基本没有军事领域恩怨，怎么好象所有将军的遭遇却算到“四人帮”头上？说江青整了文艺界我是相信的，毕竟她在上海时结下一批恩怨嘛。

再例如，贺龙元帅蒙冤我也一直听到的是江青怎样设陷阱，但是读师东兵的《秦城冷月》等书，却说是江青最早提出给贺龙恢复名誉的。

《秦城冷月》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姚文元在监狱里打听中国中国农业生产情况，听到1979年粮食大丰收时，他连忙请狱警转告中央：请中央领导同志注意一定不要敞开供应，1958年我们就是因为丰收敞开供应酿成严重后果……

我“啊”了一下，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