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者按］：这是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由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的百色起义领导人的最新排名，发表在官方发行的《南宁晚报》上（２００４－８－１３）。注意，由于邓小平本人因故没有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所以现在称这两次起义，为“南宁兵变”。这样，既照顾了领导人的情绪，又比较不错误的贴近于真实，算是后来的中国人的智慧。
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前话：
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与广西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75年前，由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上世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江泽民同志曾称之为：“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两场起义的序幕，是由发生在邕江河畔的“南宁兵变”拉开的。邕江河畔，曾是邓小平施展雄才大略的沃土。南宁的青山绿水留下了他为中国革命不懈奋斗的足迹；中山路旧有的光昌汽灯店有幸目睹了他革命家的风采；邕城儿女将永远传颂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
在隆重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报与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邓小平与南宁》纪念回忆文章，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
75年前，由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上世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继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江泽民同志曾称之为：“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两场起义的序幕，是由发生在邕江河畔的“南宁兵变”拉开的。
俞李合作 邓小平受命到邕城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仅有一个开局，新桂系即被蒋介石的支解反蒋阵线、兵逼武汉和策反倒戈“三板斧”搞垮。新桂系从武汉前线到广西老巢，一战即溃，李、黄、白被逼下野出走。由于倒桂有功，俞作柏、李明瑞分别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开始他们短暂主政广西的生涯，在广西地方史上称为“俞李政权”。
早在蒋桂开战之前，蒋介石派杨永泰携密函赴港游说新桂系左派将领，与桂系李、黄、白有隙的俞作柏，动用俞的关系策动桂军倒戈。但俞作柏对阴险狡诈的蒋介石心存芥蒂，在彷徨中找到中共驻港负责人杨殷，征询中共方面的意见，并希望得到支持与帮助。在俞的请求下，中共中央即令两广巡视员贺昌赴港，具体与俞洽谈，速调中共北流县委代理书记俞作豫（原桂军副师长、俞作柏胞弟、李明瑞表弟）协同俞作柏北上武汉，策动李明瑞倒戈。我党对俞作柏的帮助，为后来的“俞李合作”创造了前提。另外，由于俞作柏在港闲居期间，与汪精卫改组派有一定的联系，也为其日后被拖入改组派倒蒋的旋涡伏下了祸根。
1929年5月下旬，俞、李倒戈后，从水路回兵广西途中，俞作柏在香港作了短暂的逗留。在港期间，俞作柏与中共驻港代表进行了秘密商谈，请求中共方面派遣军政干部，帮助其新政权治理广西。应俞、李的要求，中共中央派遣了曾在冯玉祥军队中做过兵运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到南宁，与俞、李政权开展统战和兵运工作，并全盘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工作。7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与中央特科成员龚饮冰一道，从上海到香港，辗转广州、梧州后，乘船到南宁，并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中央为方便邓小平的工作和安全，调曾与邓小平一道在中央秘书处工作过、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陈豪人，到南宁协助邓小平。陈豪人到南宁后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直接沟通邓小平与俞、李的上层联系，转达邓小平对广西党组织的指示。在当年派系林立、错综复杂的“俞李合作”期间，在俞、李政权和军队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出于安全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俞作柏、李明瑞也只是知道邓小平、雷经天、俞作豫等少数几个中共党员。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还先后派遣贺昌、张云逸、何世昌、许卓、叶季壮、袁任远、李谦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参加俞、李政权和军队的工作。
邓小平到南宁后，肩负领导开辟广西革命斗争新局面的重任，走上了他革命生涯的重大转折。时过半个多世纪，邓小平在1984年3月25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回忆到这段历史时说过：“２５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从那时起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暗度陈仓 邓小平巧施兵运计
由于俞、李政权是由倒戈建立起来的，基础十分脆弱，且国民党各派势力都极力渗透其中，李、黄、白新桂系，蒋介石中央系和汪精卫改组派在俞、李政权中都有一定的势力。为此，俞、李期望借助中共的力量，对内可防止新桂系东山再起，对外可抗拒老蒋的渗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我党则借助“俞李合作”，发展广西党组织，在俞、李军队中秘密进行“兵运”，待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实现工农武装割据。这就是当年我党与俞、李合作双方各自的政治目的。
在合作期间，邓小平利用俞、李要扩编广西警备军，夯实自己基础的意图，通过俞作豫、陈豪人建议俞、李开办广西教导总队培训初级军官，并推荐徐开先、张云逸分任教导总队正、副主任。１９２９年8月下旬，６个警备大队（团级建制）分别成立，张云逸任第四大队长，俞作豫任第五大队长。我党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一批军、政干部和党、团员安插到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
由于张云逸原是同盟会会员、北伐四军第26师参谋长，资历颇深，深得俞、李的信任，俞、李即将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全权交由张云逸掌管。张云逸以改造两支军队为目标，采用改变建制、明升暗降方法架空旧军官，让共产党派入的干部控制教导总队的实权；在警备第四大队，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等削弱旧军官的职权，发动士兵揭发反动军官劣迹，将他们挤走后用我党的军、政干部取而代之，把党的秘密组织建立在基层连队上。为配合张云逸改造军队，广西党组织还从南宁、玉林、贵县等地动员一批党、团员和千余名工农青年参军，为党控制两支军队奠定了基础。仅在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内，党、团员就有300多人。同样，俞作豫充分利用与俞、李的亲属关系，将一批党、团员安插到警备第五大队内。但由于警备第五大队的中层军官不少是俞作豫桂系旧部，部队改造进程稍为缓慢。
在改造旧军队的同时，邓小平极其重视发展农民武装。在他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成立了“兵委”，领导各地农军和农村的武装斗争。在１９２９年8月中旬召开广西农代会期间，邓小平指示广西特委争取到俞作柏以“红河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东兰、凤山农军200余枝步枪，2万发子弹，且在韦拔群的300农军来邕领枪时，留下他们进行军事训练。这一时期，邕宁农军和左江部分县的农军也得到省府拨给的一些武器、装备，为日后举行百色、龙州两起义和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西党组织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成功地改造了在南宁的３支旧军队，掌握近5000人的武装。南宁兵运的成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水平。
发动兵变 邓小平挥师左右江
正当我党与俞李合作进入关键时期，一桩突发事件改写了这一历史。1929年9月17日，地方军阀张发奎不满蒋介石铲除异己，在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的鼓动下，在湖北宜昌通电反蒋。改组派为壮大反蒋力量，将广西俞、李拉入改组派反蒋旗下。9月20日，张发奎率部南下受挫，改组派为挽救颓势，要求俞、李出兵进攻广东，接应张发奎，并派薛岳来桂送委任状和军费作诱饵，坐镇南宁催促俞、李出兵反蒋。
我党察觉俞、李追随改组派反蒋动向后，感到事态严重。邓小平指示陈豪人、俞作豫等人，去做劝阻俞、李出兵的工作，指出其执政不久根基未稳，贸然出兵反蒋，会凶多吉少。在邕秘密指导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广东省委领导人贺昌也约见俞作柏，表达我党对出兵反蒋的意见，努力劝俞、李不要贸然出兵。但由于俞、李与改组派牵扯太深，自认为反蒋已成骑虎之势，决意孤注一掷。
鉴于俞、李执意出兵，邓小平等领导人预料到改组派的反蒋游戏不会太长，及时做出应变准备。一方面指示俞作豫、徐开先、张云逸等在俞、李军政联席会议上，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尚未训练好，不宜上前线为由，争取留在南宁，避免我党掌握的武装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经过努力，俞、李最终同意这３支部队（除教导总队部分集训的学兵返回原部队外）留守南宁，任命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全权处理南宁的治安与防务。此时的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加快了“兵运”进程，提前做好应急准备。
10月1日，俞、李在南宁举行出兵反蒋誓师大会，分兵沿西江进攻广东陈济棠。出兵几天，蒋介石重演了“俞李倒桂”的翻版戏，以200万大洋和广西省主席高官收买桂军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倒戈拥蒋。再由吕焕炎串通李明瑞部属的黄权旅、蒙志独立旅、杨腾辉五十七师，反水拥蒋。俞、李在众叛亲离下，于13日宣布下野，反蒋不战而败。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邓小平临危不乱、沉着应对，领导广西党组织采取果断措施：急调广西特委委员雷经天、陈洪涛到恩隆县那马镇建立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指示广西特委委员严敏协同韦拔群等率领东兰、凤山农军提前结束在邕军训，返回原地待命；派出李干、张震球、黄永达、黄书祥、陈鼓涛等迅速赶赴隆安、思林、果德、奉义、向都等县，建立党的县委，并调何建南、麦锦汉等赶赴左江龙州，在左、右江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自卫军，做好接应南宁撤退和起义的准备。同时，还指示张云逸立即接管省政府金库和军械局，征调大批商船集中在邕江码头候用。派中共联络员龚饮冰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南宁举事”计划。
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回南宁，邕城一片哗然，气氛异常。10月12日，以教导总队战术教官许廷杰为首的桂系反动分子，煽动教导总队伍生团哗变，拉队投蒋。子夜12时，骚乱开始，枪声大作。在危急关头，教导总队的共产党员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徐开先、李朴（政治教官兼连长）带领一批党员和李天佑、卢绍武等进步学兵，在反动分子哗变拉队离开前，先发制人袭击许廷杰住所。张云逸率大队人马及时赶到，平息了这场叛乱，留住了大部分学兵。面对反动派的卷土重来，邓小平当机立断领导广西党组织发动兵变，将党控制的教导总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３支旧军队，转为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邓小平等领导人，还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条件出发，断然否定中共广西军委部分委员提出在南宁举行起义的要求，移师左、右江。“南宁兵变”被当时的中央军委肯定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义的一次兵变。”
10月13日，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等2000多人的武装队伍离开南宁，向龙州进发。俞作柏、李明瑞随队到龙州后，俞作柏在党组织护送下，经越南安全转移到香港。李明瑞则在邓小平的努力争取下，在龙州参加了革命，并成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15日，邓小平、陈豪人带领警卫队和地方党组织人员，乘船押运军械和物资，溯右江西进。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部分学兵共2000多人，从河岸陆路掩护邓小平、陈豪人等物资船队。20日，雷经天等广西特委领导人在平马镇与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会面，讨论有关布防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事宜。22日，邓小平乘坐“昌平”号汽轮和其他物资船一道，到达百色。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2月11日，在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下，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自卫军在百色举行起义，成立红七军，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次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的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成立红八军。百色、龙州起义拉开了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领导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9年12月“百色起义”时期的邓小平同志。
图中所划圈处为当年的南宁光昌汽灯店（原南宁市中山路96号，1996年拆除），1929年夏秋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设立的机关驻地，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曾在此指导过中共广西特委的工作。
（撰写人：刘家幸）
（以上两张资料图片由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