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庆油田到吉林、辽河、胜利、华北、大港、中原、河南、江汉、江苏、长庆和延长……20世纪中国石油大发现至今绵绵不绝。1982年，国家科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学成果进行表彰，“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获得了最高等级的一等奖，让我们铭记这些获奖者的名字：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韩景行、朱大绶等23人。在这一长串人名中，李四光作为地质部长自不必说，而黄汲清是干什么的，许多人并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但是，科学界给出了回答。1994年，第一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成就奖一百万元奖给了九十岁的黄汲清先生（与黄汲清先生同时获奖的另外三人是钱学森、王淦昌和王大珩）。基金委员会肯定地指出：“根据他的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中国实现了找油的重大突破，相继发现了大庆等高产油气田。”

　　今年是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此时此刻，回顾先生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巨大贡献，无疑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男儿立志多雄风

　　1904年，黄汲清先生诞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仁寿县青岗场一个书香之家。身为乡间秀才的祖父为他取名黄德淦。父亲毕业于洋学堂“通省师范”，参加过保路同志会。在新旧两种文化的熏陶下，德娃子一路读书上成都，过武汉，到天津，1924年从北洋大学预科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黄汲清刚读大三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到北京西山做地质调查，他写出的论文《北京西山的寒武纪奥陶纪层》，竟指出了开滦煤矿英国地质学家马休把因冲断层重复了的下奥陶统地层分成两个单元的错误，得到了中国地质学会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颁发的140块银元的奖金。就在那西山之巅，意气风发的黄汲清赋下明志诗：“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

　　北大毕业，黄汲清进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随后转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质界先驱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麾下，从练习生干起，跟随后来惨遭土匪杀害的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北上东北、华北、陕西，南下云、贵、川，转战四方“敲石头”…… 黄汲清以突出的才干和成绩为翁文灏所长慧眼识珠，于1932年被中华教育基金会派往欧洲留学，在瑞士浓霞台大学有幸成为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阿尔冈的研究生。恩师的教导使他确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为他奠定了大地构造学的基础。

　　1935年，黄汲清获得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兼职教授、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地质局局长，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1980年荣获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自然科学名誉博士称号，1985年美洲地质学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198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先后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第32届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一连串耀眼的职务贯穿新旧两个中国，把黄老的一生与中国的地质和石油事业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奠基人

　　黄汲清一生发表论文二百五十余篇，专著二十多部，在地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建树，尤其在生物地层学、区域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等领域功绩卓著，奉献了很多“第一”、“最早”和“最主要”。如：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地层学专著《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首倡二叠系三分，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了全国地质图和一套综合地质图件。1945年，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系统地划分了中国的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对我国地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大地构造学无可置疑的奠基人。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高校、科研和实践工作的经典名著，在前苏联、日本、印度和其他亚洲相邻国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黄先生曾经诙谐地解释过自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这得益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成为援华苏联专家的必读参考书。黄老的野外地质记录本被苏联专家戈鲁斯看到后，引起了一片惊叹：内容丰富，记述准确，素描图清晰美观，不用再加工就可以印作教科书。

　　大自然中石油的生成，流行至今并广为接受的是有机成因说，即石油是由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成的，因此许多人认为“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这种推理之下，因为中国大陆多是陆相沉积盆地，所以中国就不可能有油。再加上上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便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为这一“法则”所束缚，而且，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前方急需煤炭、石油、钢铁等战略资源，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为他们魂牵梦萦的理想。

　　黄汲清担纲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在翁文灏的建议下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发现威远大气田打下了基础。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他率领一队人马考察甘肃、青海的石油地质。在年底去西宁的路上，他得到了老母重病去世的消息，因为远在野外而无法送终。

　　1942年底，黄汲清又带领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和翁文波等人开始了为时半年的新疆石油地质考察。那年10月，天山北坡风云突变，风雪交加，他们乘坐的运输机竟在迷蒙中好久找不到迪化（乌鲁木齐）机场，一行人被气流颠簸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在万分不安中落到地面。那时，独山子油田虽然是中苏合办，但是苏方不肯把地质图全部拿出来，黄汲清只好带着大家自行测制地形图和地质图。春节来临，迪化的气温骤降到零下35℃，几个人披着棉被在招待所里突击工作简报。接着又转战南疆，在汗腾格里峰东南坡的草地上，在牛毛帐篷里，挑起马灯夜晚作业……黄汲清既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实践家，也是一个才思敏锐的理论家。1943年，在他领衔完成的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里，他提出了“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油田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生油，二是能储油，三是要有地层盖住，油气跑不掉，即生、储、盖组合。黄汲清从大地构造学说的地壳运动的多旋回特点出发，分析了中国含油气区的地质情况，认为多旋回构造作用使中国的大中型盆地的发育呈现明显的多旋回和多级演化性，油气的生成和聚集具有多期性、多层性。在谈到这一理论的意义时，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说’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例如，华北盆地和松辽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这就从理论上突破了“中国贫油”论的束缚。

　　虽然在“陆相生油”的理论探索方面，前有潘钟祥在美国发表论文《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纪的非海相成因》，提出了陆相生油可能性的初步论说，后有陈贲、尹赞勋、阮维周、王尚文、高振西等人从不同角度论述石油与陆相沉积的关系，1954年李四光也发表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远景”的文章，论述陆相生油的问题，但是最完善并且经受了最多的实践检验的，还要算黄汲清的“新疆石油地质调查报告”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黄汲清喜欢用一句四川话“杀死”来说明问题。他有一段学问名言：“研究问题就像打蛇一样，要打七寸。否则，好像打死了，可是过不多久却又活过来了。打死，谁来了也说不活。杀死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关键是杀死！”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他的陆相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就是一个“杀死了”、立得住的理论。

　　圈定松辽平原，揭开大庆石油发现史

　　所谓石油发现，第一步是个“找”字，即进行石油普查。1954年，新中国组建了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把黄汲清从四川召唤到北京，委任地质矿产大师谢家荣和他作为技术负责人，统领起全国石油普查的技术工作。从1955～1957年，作为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顾问，黄汲清得到了翁文灏和潘钟祥等人都不可能得到的验证陆相生油理论、施展抱负的机会。

　　面对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凭借解放初期有限的普查队伍和装备，如果漫天撒网寻找石油，无异于大海捞针。因此，石油普查的关键是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布署，即在广袤的国土上圈定理想的普查区域。若是圈定出错，搞错了方向，接下来的一切都将是白费——这就是黄汲清与谢家荣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翁文波、黄汲清、谢家荣等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

　　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与谢家荣一起，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组成了五个石油普查大队，并亲自布置了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准噶尔、吐鲁番和柴达木盆地的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先生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报告，用醒目的桔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后来，大庆以及渤海湾、四川、鄂尔多斯、柴达木、准噶尔、吐哈和塔里木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大庆油田的发现还不乏戏剧性的情节。黄老那么极力主张并寄予希望的大庆所在的松辽平原，在最后的关头竟然没有被列入1955年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确定的普查项目计划。没有计划就没有任务，没有任务何谈去发现？等到黄老发觉东北地质局根本没有动静时，他着急上火了。雷厉风行的他幸好大权在手。他立即找到普委的技术员苏云山，让苏赶快补充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这时会议结束已经两个月了。据苏云山后来回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松辽平原并没有列为首选开展战略普查的地区……会议之后，黄汲清先生……当即指定我……起草一个‘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我记忆比较清楚的是，他在谈到设计任务书的写法时指出，要求踏勘人员乘小船沿松花江两岸多找出露的岩层，尽量测量地层剖面，对铁路两侧及平原边缘的沟谷，要多下点力量，找基岩露头和油气显示。‘踏勘任务书’拟定后，曾经黄汲清先生修改和审定。”

　　1955年6月11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下达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书，接着，东北地质局派出以韩景行为组长的踏勘组……如果不是黄汲清圈定了松辽平原，不是他坚持并挽救了这个项目，大庆油田的发现可能就不只是推迟几年或十几年了！历史事件有时是令人诧异的，据说松辽平原项目当时是被遗漏了！但怎么被遗漏的，却至今仍是不解之迷。

　　石油普查有点像军事行动，要人要枪要装备。进度的快慢也取决于投入力量的大小，取决于领导者有多大的决心，而领导的决心有时就来自于好高参。为了筹备好第一次普查，1955年1月下旬，地质部副部长刘杰曾经单刀直入地问黄汲清：石油普查、勘探需要多少力量，需要多少技术人员、设备以及经费等。黄汲清熟知石油工业先进国家的情况，立即结合中国的特点提出：至少必须投入地质部现有技术人员的三分之一，以及相应的经费、物资和设备。

　　黄汲清从1955年5月22日参加石油地质工作检查组，走遍了西北西南十多个省市，一去大半年，直到12月初才回北京。刚过元旦，1956年1月初，陈云副总理又在中南海约见黄汲清，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以煤炼油的问题，二是中国石油的前景问题。黄汲清在回答中，一方面坚定地表示了中国有油的充分信心，一方面提出了现在战线太长，投入的力量明显不足等问题。黄汲清客观冷静的意见切中了中央领导的思虑，后来石油战线实行“战略东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加快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

　　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地质部党组决定：3年内拿下松辽平原！黄汲清在1958年4月、11月及1959年初几次亲赴现场，听取一线技术员的报告，分析情况，指导工作。很快，在南14井和南17井发现了十几米至几十米厚的油沙！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总之，要搞百家争鸣！”批示之迷

　　“文革”中，中国地质科学院这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是重灾区。黄汲清头顶着“特字号国民党员”的高帽，背负着地质系统“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被批被斗在所难免。1966年8月8日，地科院爆发了“文革”史上有名的“八·八暴动”，几十名原领导和技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戴高帽“坐飞机”，台上跪了一大片。

　　黄汲清被关进地下狱室一百八十多天，从一百三十多斤的壮汉被斗成了只有78斤体重的“牛鬼蛇神”，又被赶到江西峡江县坑西村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五七干校”。从此，在这个农场的养猪班里总会看到一个瘦弱的老猪倌，戴着顶旧劳动布帽子，穿一件旧蓝布中山装，脚蹬一双高筒雨靴，腰围粗布蓝围裙，整天围着一百多头“僵猪”忙忙碌碌……

　　一辈子跑野外，黄汲清从来不会视体力劳动为苦难。但是，当他从干校回到北京，面对一手组建的“大地构造研究室”和技术队伍已不复存在，满耳又充斥着有关大庆石油发现的不实宣传的时候，他却感到了无以名状的痛苦……多年来不争此功的黄先生，在这样的逆境中不由得设想：若是人们知道大庆石油发现的真相，大地构造研究也许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吧！于是，“要说出真话”便成为他魂牵梦萦的事情。

　　1978年11月14日，在全国科协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黄汲清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放出了一颗被称为震动整个中国科技界的原子弹。他在长篇发言中说道：“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全无关！这恐怕是铁的事实！……我在这儿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两个意见吧。第一，今后是不是不要在报纸或杂志上面吹嘘地质力学的理论发现了中国东部的大油田，不要再这样吹嘘了。第二，今后，地质力学这是一个学派了，应该让它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其他的学派、理论是要和地质力学一样，同样有机会发展。”

　　黄汲清的奋起其实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他已经向中央向邓小平发出了两次强烈的呼吁，获得过两次批示，只是后来公开的多是第二次，即1978年1月11日黄老给党中央的信及邓小平在此信上的批示。在这封信中，黄汲清全面而详细地反映了“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黄老在信中说：

　　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独立自主、高歌猛进》一文，首次错误地报道了这一讹传……如果说这在“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还算情有可原……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在《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4日）和《红旗》杂志（1977年第十一期）上分别刊登的以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地球开战》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在这两篇文章中，除了继续坚持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那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

　　黄老在第二封信里还写道：“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这就说明，在此信之前，还有过一封类似内容的信，而且，邓小平还就此信做过批示。然而，关于邓公这次对黄汲清的批示，长期以来都只有大意转述，而没有原词原句。事实上十多年来，这个批件在哪里？准确的内容是什么？一直留着一个悬疑。

　　冥冥之中，似乎是天意，更可能是巧合！就在准备邓公和黄老百年诞辰纪念的日子里，北京的一位收藏爱好者竟然发现了这份重要资料。

　　这位淘书人一天偶然光顾京城北三环的一家废品收购站， 在堆满旧书报废纸张的破败仓房门前，他看到了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显然正要装车拉往造纸厂。他随手打开一个袋子，最先进入眼帘的是一本本中国地质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出版物手稿。虽然都是改革开放后的科技新书，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但他还是跟这里的老板商量购买，没怎么讨价还价就扛回了家。到家后，他泡上一杯茶，倒出袋里的纸张，悠闲地坐在桌前翻检起来：里面还有几本抗战前的《中国地质学会地质论评》、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包杂纸、一些私人信件。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从地科院的杂纸包里竟然翻出了一份1977年中科院和地质总局几位领导批阅过的资料，上面赫然写着邓小平的批示！

　　这是一份蓝色钢笔的手写件，用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国家地质总局”信笺，题目是“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落款只有日期: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没有撰写单位或撰写者，但在首页上有当时中科院、地质总局和地科院的几位领导的批示或签名，当然这一页上最醒目的字句是:“总之，要搞百家争鸣。邓 八五”抢救固然功不可没，考证或许更加重要。寻找走访知情人，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理清事实的逻辑关系……黄汲清两次写信，邓公两次批示形成的情形在我们眼前勾画出来。

　　1977年3～5月，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前就多次讲话，确定了纠正“文革”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战略举措，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是时代的大背景。

　　1977年6月14日，黄汲清第一次写信给邓小平。邓公没有直接在黄的信上批示，而是要求地质总局先拿出一个“说法”——于是就有了地质总局“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的手写件。

　　1977年7月下旬，邓小平复出。8月4日至8日，邓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8日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关于学风问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就在会议期间的5日，他在地质总局送上的那份“情况说明”上作出了“总之，要搞百家争鸣！”的重要批示。显然，因为那份“说明”还没有脱离“两个凡是”的立场，邓公的批示显示他并不满意。

　　这样的一份东西，当然不便与黄老见面，所以黄汲清只能听到邓公批示的传达。可能传达本就不准确，也可能记忆有误，使他只记得：“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

　　到1978年1月11日，黄汲清写出了第二封信，又得到了邓公第二次批示。接着自然而然他挺身而出，放出了那颗震动科学界的原子弹。

　　就在黄汲清“争鸣”后几个月，又发生了另一场地震。1979年春天，杨显东在全国政协常委小组会上发言，披露了大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毁林造田破坏生态平衡，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实行穷过渡吃“大锅饭”，自力更生也是假的……到1981年，大寨问题正式得到了解决，后来，几个战线上的旧的思想樊篱终于都被冲决。

　　那一场“黄汲清争鸣”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科学界，超过了事件本身。

　　1995年3月22日21时55分，91岁高龄的黄汲清先生与世长辞。

　　3月31日，北京八宝山哀乐低回，一千多位各界人士为黄老送行。灵堂上高悬的挽联，极好地总结了黄老的一生：

　　一代宗师、地学泰斗，旋回构造奠基础，指导探宝献神州，丰功伟绩，后人永志不忘；

　　油气勘查，功在千秋，运筹帷幄指方向，九州大地油气流，斯人虽去，风范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