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 --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
|
编者按：本文是中央党校几位同志根据李维汉同志的多次谈话记录整理的。在整理过程中查阅了部分有关历史文件和资料。整理后，经李维汉同志审阅并作了较大的修改。 八七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失败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当时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最近，我看了八七会议记录和一些有关的历史文件，帮助我回忆起会议的一些情况，现在谈一谈，供同志们参考。 关于这次会议，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八七会议的历史背景。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谈起。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内革命战争，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曾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在一九二七年遭到了失败。 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所以遭到失败，主要是由于在力量对比上，敌人的力量太强，我们的力量太弱。帝国主义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包括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反对中国革命，它们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它们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在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占领武汉、南昌、南京、上海以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就伸出千百只手来，把蒋介石拉了过去。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公开叛变了革命。 我们的力量太弱，主要表现在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是一个不满六周岁的娃娃，经验是很不足的。那时，我们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还缺乏统一的了解，对领导权的问题、武装斗争的问题、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问题，都认识不够。正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错误路线才得以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自愿地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所以失败的主观原因。 陈独秀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两次革命论。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３５页。１９７９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注:同上书第３４页。】，要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工人阶级的革命。因此，他没有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而把军队交给了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扩大和巩固。当北伐军胜利占取长江中、下游，农民革命高涨时，又不敢放手武装农民，夺取农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却依靠上层谈判，而谈判往往以退让、妥协告终。 陈独秀积极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开始，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策动、收买、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六月五日，汪精卫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强制解送共产党人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出境，并派兵搜查革命群众团体。六月十日，汪精卫、唐生智、孙科、谭延闿等在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表面是南北会师，实际上预谋反共。会后，汪、唐等回到武汉举行中央会议，表示对湖南马日事件和平处理，唐生智并自愿回长沙执行，但一到长沙，就支持许克祥等反动派继续实行白色恐怖。而冯玉祥则于六月十九日赴徐州会见蒋介石，并在徐州秘密会议上与蒋介石达成反共反苏的协议，电促汪精卫、谭延闿"速决大计"，举行反革命政变，实现"宁汉合作"。 就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生反革命政变之后和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以前，我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到武汉就任党中央组织部长职（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调我任中央组织部长，随后奉命去湖南省委交卸，并帮助省委制定关于土地法的单行条例。事毕后，因连续发生夏斗寅事变和马日事变滞留湖南。我在"马日事变"中的经过，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第三期《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我在六月下旬到达武汉时，陈独秀还在主持工作，党中央机关内部的情况很混乱。六月三十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陈独秀提出一个所谓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这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在政治上的最突出的暴露，是一个彻头彻尾地放弃领导权，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纲领。在讨论时，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代表团中央提出一个批评这个"议决案"的书面意见，当面交给陈独秀。陈独秀看了大发雷霆，也不传阅，就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下，用脚踏上。任弼时同志要求发言解释，陈独秀严辞拒绝，以致大家不便多发言，而集机会主义大成的十一条也就不明不白地通过了。 接着，在七月四日以后到七月十二日以前（那一天记不得了），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估计这时鲍罗廷已经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斥责机会主义、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训令，但鲍罗廷没说有这个训令。）这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在五人常委里头为什么没有瞿秋白，我至今搞不清楚。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里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按指鲍罗廷）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他还说："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威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的《党史报告》中也说："当时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并且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的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威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就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蔡、李两同志讲的这个情况可供参考。在我看来，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虽然还谈不上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纠正，但开始改变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统治我党中央的状况，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一味退让的政策。七月十三日，我党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公开地揭露汪精卫等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我党同志退出政府。这是我们党改变政策的开始。 与此同时，汪精卫于七月十四日晚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七月十五日又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了革命。紧接着就在武汉地区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 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不久，新的国际代表罗明纳滋来了。在这前后，罗易和鲍罗廷走了。罗易是共产国际的中央委员，也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他把在六月一日接到的共产国际打给他和鲍罗廷的电报交给汪精卫看，让汪精卫找到了背叛革命的借口，所以共产国际很快就把他调回去了。回去的时间是在七月上半月。鲍罗廷是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我党在七月十三日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后，他随即与瞿秋白一起到了庐山，七月下旬他从庐山回到武汉，随即回国。罗明纳滋是七月下旬到达武汉的。当时，五人常委开了个会，罗明纳滋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那时，五人常委代行中央职权。在五人常委掌权期间，我记得以下三件大事都是它决定的： 第一是同意举行南昌起义。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去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这里附带提一下张国焘的问题。过去只记得他有问题，但具体问题是什么记不得了。现在查阅一九二七年十月李立三写的《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原来政治局常委同意南昌起义的建议后，同时报告了共产国际，国际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常委派张国焘去前方传达国际电示，张借此反对起义。前委同志都不同意他的意见，经过两次激烈争论，张始同意举行。由于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都到前线去了，到召开八七会议时，在武汉的常委仅剩下我和张太雷两个人，但瞿秋白同志在"八一"以前已回到中央，参加并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的准备工作。 第二是决定组织秋收起义。这是五人常委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至七月下旬这段时间里决定的。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在八月三日以前就草拟好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随后中央农民部还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为中央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八月三日，中央便作出决定，通知各有关省委。《大纲》明确要求在上述四省组织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起义的战略。八七会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时，我又向大家说明：中央农民部已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拟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这样，五人常委会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就得到了八七会议的追认。中央除通知有关各省坚决配合八一起义军的行动外，并于八月八日致电前委，指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 第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中央紧急会议原来准备在七月二十八日举行，并由秋白、维汉、太雷等与国际代表一起进行了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急，二十八日未能集会，便先由常委发出七月二十九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到了八月三日，常委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可是，仍然因为时局紧张，交通非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到八月七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便只有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因此，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叫中央紧急会议。 五人中央常委除了决定这三件大事之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在八七会议以前，各路退下来的大批干部（包括冯玉祥、朱培德、唐生智等部队用"送客"办法驱逐出来的干部），大部分到了武汉。那时我和陈乔年任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我们按照中央规定的三项办法进行安排：凡能秘密回原地原籍工作的派回原地原籍；不能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包括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还有一小部分送到莫斯科学习。 以上情况表明，八七会议是在我党中央领导机关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在非常困难和非常危险的时刻，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召开的。当时召开这个会议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个问题是八七会议的经过。八七会议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我过去回忆是二十几个人。现据八七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二十一个人。八七会议记录上写的"迈"即罗迈（就是我），"秋"即瞿秋白，"太"即张太雷，"中"即邓中夏，"弼"即任弼时，"兆"即苏兆征，"顺"即顾顺章，"亦"即罗亦农，"乔"即陈乔年，"和"即蔡和森，"震"即李震瀛，"沉"即陆沉，"泽"即毛泽东，"匏"即杨匏安，"荷"即王荷波，"芬"即李子芬，"善"即杨善南，"定"即陆定一，"达"即彭公达，"超"即郑超麟，"飞"即王一飞。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同志，他曾在冯玉祥的部队工作。冯公开反共后，他来到了武汉。八七会议时，任党中央秘书处长。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和其他两个俄国人--牛曼和洛蜀莫娃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六天工夫。邓小平同志在里面一直呆了六天。 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原三教街四十一号（现在是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这个地方以前属俄租界，当时是苏联派驻中国的农民运动顾问罗摩罗佐夫的住宅。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从楼下的后门进去有厨房、厕所和一个房间，从前门进并排有两个楼梯，楼上有三间房子，即会场所在。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当时我对会场的安全也负有责任，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条件很注意，所以武汉市有关方面来访时，我的回忆比较具体。中共武汉市委因邓小平、陆定一同志也都认定这个地方是八七会议会场所在，遂在这里陈列会议有关文物，开馆展览。 因为环境险恶，八七会议由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 会议由我任主席。我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并向到会同志说明，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能开一天，请大家发言要扼要。 接着，进行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尔后他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简称"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由于国际代表的报告很长，加上他讲一段还得由瞿秋白同志替他翻译一段，这样他的报告就花去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国际代表报告完毕，我随即向大家指出：国际代表的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１、阶级争斗与国民革命；２、工人问题；３、农民问题；４、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５、对国际的关系问题。并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但要简单。 我讲完之后就休息半小时吃饭。在休息时间以及整个会议中间，我们都只能在这座房子里，不能出入。 午饭后，大家就国际代表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言的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彭公达、瞿秋白等同志。他们都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地揭发和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 毛泽东首先发言，着重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国民党问题，批评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做客人，党的领导始终无当主人决心的错误。第二是农民问题，指出他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第三是军事问题，批评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他指出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组织问题，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针。 随后发言的同志，中夏、和森、亦农、弼时都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见上层，却不见群众（中夏并指出：甚至把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为了向上层让步，把国民革命转入到一个新的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亦农还指出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和森还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自我批评说，他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弼时还指出机会主义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秋白只对"告党员书"提了几点需要补充的意见。 由于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便宣布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接着，国际代表就对鲍罗廷、罗易、魏金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提议对"告党员书"在原则上付诸表决。这个"告党员书"，是由国际代表罗明纳滋起草的，并由瞿秋白同志在八月六日晚上连夜翻译成中文。在会上，瞿秋白同志把它念了一遍，大家就在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并决定以瞿秋白、罗迈和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由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有的人可能会问：秋白不是五人常委的成员，为什么却能代表常委向八七会议作报告呢？这是因为秋白在七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七月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秋白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随后，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现，他还提出了三条具体方针：第一，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最后，秋白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同时要求会议对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追认。 接着，我依次将常委与国际代表起草的三个议决案，即：《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提请大家讨论。在讨论这三个议决案时，都是先由秋白宣读决议草案全文，经大家发表意见后，由秋白作结论或由国际代表答复问题。会议决定：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处理，政治局应将会议讨论通过的新政策发布各地。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五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蔡和森、罗迈和陆沉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后来，国际代表认为可将名单提出表决。表决前决定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加二名。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九名正式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七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选举完毕，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八月九日，由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秋白、兆征、罗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任党报总编辑，兆征兼管工委，我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 有的同志问，为什么当时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他曾进行过抵制。你们可以看看他在党的"五大"上的一篇发言，即《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在这篇文章里，瞿秋白同志有许多观点是好的。他的这篇文章是驳斥彭述之的，实际上彭述之跟陈独秀是一起的，彭述之与陈独秀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批判彭述之，实际上也是批判陈独秀。在当时，这是有系统地驳斥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一篇文章。党的"五大"时，他把这篇文章发给代表看，也送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赞成。后来，这篇文章还印成了单行本。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 有的同志还问，当时应不应该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九二七年七月间陈独秀拒绝去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辩论，并允许他保留意见。在这里附带地叙述一下陈独秀问题的经过。八七会议前后，陈独秀住在汉口前花楼，黄玠然继续在他那里当秘书。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去他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后来，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搬到上海，也照顾他迁居上海，还是黄玠然在他那里当秘书。秋白和我又一次到他那里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对他的态度是对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直到一九二九年他纠集八十一个人发表反党声明，进行分裂的活动，中央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黄玠然也才回到中央工作。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如前所述，有他的两次革命论作为根源的。因此，他当时对待 误的态度很顽固，以致后来堕落到同托派相结合。陈独秀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下台，前后当了六年的总书记。在这期间，特别是在建党初期，他是为党做了工作的，我们对他要进行具体分析，要历史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功过。以前某些历史书上把他的名字根本抹掉是不对的，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他的照片是对的。目前对陈独秀有三种看法：一说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说他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说对他要一分为二。我赞成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对他的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要一分为二。 第三个问题是对八七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可找有关文献加从研究。我在这里谈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应该肯定，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就是说是有重要的功绩的。当时不开这个紧急会议行不行呢？不行。不开，就不能纠正我们党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就不能确定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不能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物主要方面。例如，会议通过"盼告党员书"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八七会议期间所作出的这些决定，不仅表明我们党决心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由此展开了土地革命战争。因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注:《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１３页。１９６６年横排版。】 但是，八七会议也是有缺点的。它的主要缺点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注:《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０９页。１９６６年横排版。】 当时党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还属幼年，还很不成熟。在八七会议上和会议以后，还不能对陈独秀主义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不能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党第一次遇到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杀害了。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每天报纸一来，在广告栏里，常常看到一排排的，都是一些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主义糟蹋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特别是在革命干部中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却还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这种"左"倾情绪更容易滋生起来。在八七会议上，这种情绪是有反映的。会议的文件里头就有"左"的东西。我自己就有一种"左"的情绪。一则因为对白色恐怖极端仇恨，二则因为曾经执行过陈独秀路线，怕再犯右倾错误。那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必然在组织上反映成为过份追求个人责任的打击政策。国际代表提出执行政治纪律和处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就是在这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这次扩大会议使盲动主义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占了统治地位。 这次扩大会议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三人扩大到五人，吸收恩来和亦农参加常委。无论是八七会议或十一月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对国际代表的报告和会议的决议都是一致赞成通过的。秋白领导政治局常委会，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感不到他有家长制气味。秋白作风正派，有问题摆在桌面上，平等待人，不揽功推过。常委在后来改正错误的时候，认识上和行动上也都是一致的。 在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中还有重要一点，就是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以后，便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以后在党内长期把蒋介石反动统治笼统称之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锅煮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才改正了这个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此外，八七会议还有其他的缺点，我这里不再具体叙述了。 八七会议以后，在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各省部分地区纷纷举行了武装暴动，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从而把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挽救出来，胜利地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负责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党的湖南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他根据当时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把战略上的退却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率领秋收起义剩下来的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和后来的"六大"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刘经宇、颜广林、叶心瑜一九八○年六月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