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的父亲邓小平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作者：毛毛 邓林
1930年2月7日，父亲再次经香港取道越南，回到了广西龙州。
当他还未走出越南的地界，远远望去，就看到镇南关上高高飘扬着红旗。他知道，龙州起义一定举行了，红八军也一定已经成立了。
他一到龙州，才发现红八军已分头到各县去剿匪反霸，只有第二纵队司令员宛旦平在红八军司令部。宛旦平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红八军工作情况和龙州的形势。
随即，父亲召集了一个广西军委和地方党委的干部会议，根据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精神，作了几次详细的报告，指出左江各方面的工作尚未抓住中心工作。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决定了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反帝斗争、土地革命、扩大和发展红军等问题的方针政策。会议同时决定，八军暂时组成一个前委，总的方向是与七军会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进展，以期与朱、毛红四军会合。
不久，父亲他们得知七军在右江的隆安战斗失利，主力已退出右江，不知何往。此时，重掌广西军政大权的桂系军阀，以四个团的兵力进犯龙州。八军此时已认识到龙州是绝对不能守的，因此为了保住与右江七军的联系，决定打下左、右江之间的重要通道靖西。
红八军第一纵队于3月11日包围了靖西的敌人。据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回忆：“邓政委亲临前线和我同在南门外阵地（即现在的靖西大桥附近）指挥作战。在围攻了四天尚未能攻下之际，邓政委因不能在靖西耽延太久，我便派谭晋连长率领第八连护送他过右江。握别时他指示第一纵队领导一定要把靖西攻下，扫除左、右江联系的障碍，并随时注意龙州方面的情况。邓政委由第八连战士护送，经过代垌、把荷、东江、巴麻、思林、武篆，安全到达韦拔群同志处。”
父亲离开红八军后，第一纵队久攻靖西不下，撤回龙州。这时，敌人已调重兵袭击龙州，红八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抵抗，最后放弃龙州，由俞作豫军长率领退至凭祥。敌人尾随追击，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营长雷献廷等牺牲，俞军长所率部队仅剩七百余人。龙州被敌人占领，红八军和龙州革命政权至此失败。
红八军军长、共产党员俞作豫为了找党组织而去香港，不幸为叛徒出卖被捕押送广州。1930年8月18日，俞作豫军长及廖光华、王敬轩三同志被陈济棠杀害于广州黄花岗。俞作豫年仅30岁。在慷慨就义之前，俞作豫无比悲壮地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绝笔诗句。
红八军失败后，其攻击靖西的第一纵队，在司令何家荣和参谋长、共产党员袁振武的带领下，几次企图与红七军取得联系，均因敌人强大围攻而不得，乃退至贵州边界，但仍坚持战斗。最后，这支红军队伍，历尽千辛万苦，转战滇桂、黔桂边境数月，历经半年的时间，剩下300多名战士，在参谋长袁振武的率领下，终于于同年9月间在广西河池地区与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会合。当袁振武紧紧握住李明瑞总指挥的手时，两军的战士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
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从此并入红七军建制，一起参加了平马整编。
1930年3月，父亲和红八军第一纵队的一个连，从靖西一带冲到右江。这时，右江沿岸已完全为敌人占领，红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4月，父亲终于在重敌重围之中，迂回到了东兰县武篆区。
到武篆后，父亲一面设法同已向北行动的七军主力取得联系，一面与韦拔群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父亲曾说过，他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作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父亲在武篆的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到了5月底，他们估计红七军主力可能向河池方向移动，父亲便决定去河池一带寻找红七军。第六天，父亲赶到河池，终于与李明瑞、张云逸会合。
父亲在河池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决定回师右江，在右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改造红军，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并决定乘红七军从贵州回来一路上取得的胜利成果，一鼓作气，挥师百色，收复百色。
父亲回到广西后，还办了一件事，就是按照中央的批准，根据李明瑞的要求，接受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定，当父亲一到龙州后便宣布了。从此，李明瑞，由一位具有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旧的军事将领，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战士。1930年6月初，红七军在李明瑞总指挥、邓小平总政委和张云逸军长的带领下，向百色进发。6月8日，红七军一、二纵队向百色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两天仍未拿下。李明瑞、张云逸亲到前线指挥，令二纵二营营长、共产党员冯达飞用山炮轰击。在红军猛烈攻击之下，胜利收复百色。
收复百色后，前委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红七军乘胜战斗，又收复了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右江沿岸各县县城，全部恢复了右江苏区。在红七军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的同时，右江地区继续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群众基础，巩固红色根据地的建设，整个右江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右江红色烈焰的熊熊燃烧，早已引起了蒋介石的忐忑不安。 7月初，蒋介石命云南滇军龙云，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两江进攻南宁。但在平马附近的果化一带，冒进的滇军一部遭到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红七军的伏击，恶战一场，滇军死伤五六百之多。经过这一战斗，气势汹汹的滇军真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以后再未敢与红色区域为难。
与滇军一战之后，红七军也伤亡200多人，因此部队便开到平马，进行整训。
红七军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注意到部队的改造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时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废除军阀作风。七军的各连队，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都建立了党支部，在战斗中发挥了党组织在军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七军前委之下各纵队设立队委，各营设营委，各连设连支部，从上到下形成了完整的党的领导系统。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前委还十分重视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理论水平。
在平马，为了提高军队政治素质，红七军军部举办了一期为时三个月的教导队，以培养连排基层干部。邓斌政委亲自主持开学典礼，亲自作了形势报告，还亲自给学员讲课。红七军在对部队进一步进行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整训的同时，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颁发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及《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指导性文件。
由于进行了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民欢欣鼓舞，热情高涨，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由于贫苦青年农民的参军，红七军的部队成份大大地得到了改变，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为了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保护秋收，红七军决定在整训之后于10月初出发向河池地区行动。
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回忆：“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胜利完成。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了，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翻身，因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许多翻身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有几千农民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就使红军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为四个纵队，全军发展到八千人。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迎接新的战斗，开辟新的局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按父亲的说法，此时，“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1930年9月间，红八军余部到达河池，与红七军胜利会师。从此，红七军、红八军，汇成广西革命的一支英勇的武装力量，开始了新的征程。
自1930年2月间父亲向上海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离沪回桂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央失去了与广西的联络。4月，中央给七军前委一封信，称“自小平同志去后，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的报纸得到你们一些消息。”6月16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上面称：“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
一省或数省先胜，进而建立革命政权，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就是“立三路线”的战略布局。在这封信中，党中央重申了立三路线的观点，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同时批评七军前委对于李明瑞、俞作豫的态度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问题”，是“没有遵照中央正确指示做法，故结果遭受机会主义的失败！”可以看出，上海立三中央因对七军前委一些作法不满，又联络不上，情绪十分焦急。
因此，党中央为了在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左”倾方针，特派邓岗（又名邓拔奇），前往广西指导工作。
9月31日，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拔奇）来到红七军。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前委会。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红七军前委决定，七军由四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十九、二十两个师北上向河池方向行动，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的阅兵典礼，以鼓舞士气，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韦拔群率领第二十一师留在右江地区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
10月4日，红七军主力七千余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整装北上，向桂黔边界的河池地区进发。
这支红军队伍，正是朝气蓬勃、士气旺盛之时，他们怎么会想到，他们的总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的心里，却是思绪万千，很不平静！
原来，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到来后，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取得一省或几省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命令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以配合红三军团夺取武汉，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除了军事部署以外，邓岗还传达了中央对广西右江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批判，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
党中央的新的战略部署和对右江土改工作的批评，引起了父亲的沉思和忧虑。
对于革命形势和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看法，对于红七军这支七千多人的红色革命武装力量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不容他不深刻的思考，不容他不心存忧虑。
1930年秋，红七军到达广西北部黔桂边境的河池地区。
10月10日，红七军前委在河池召开了全军党员代表大会。在会上，邓岗坚持遵照立三中央的指示，让红七军首先攻打柳州。红七军的参谋长龚楚（鹤村）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积极支持这一主张。
而父亲，则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父亲说过，他这时的心理是，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中央精神，的确很兴奋，但他冷静地考虑到，当时的广西，已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当时打百色都已十分艰难，要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
但是，打柳州是中央的命令，又必须坚决执行。怎么办呢？父亲曾和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发现大家的思想很不统一，有的认为不行，有的不表示意见。最后，在会上，父亲提出，由河池到东南的柳州，隔着一条大江，不好打，可以先打东北面的桂林，然后再打柳州。这一意见取得了多数代表的同意。
尽管父亲和其他的同志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由邓岗把持的河池会议，完全接受了立三路线，确定了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以完成南方革命。会议上还批评了七军前委过去的“错误”，组织了一个由陈豪人为书记的“兵委”，并错误地免除了广西党的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主席雷经天的职务，以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
11月9日，红七军整装出发，向东开进。
当这支革命队伍满怀豪情壮志奔赴战场，去执行党中央“左”倾决议之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出发的两个月前，党中央已经于９月底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和纠正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由于山高路远，消息隔绝，地处西南边陲地区的红七军，对于这么重要的一次党的会议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重要转变却毫不知晓，乃至在中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两个月后，他们仍然按照原“左”倾中央的指示方针，出发了。
到达三防后，邓岗和龚楚、陈豪人等指责邓小平违反中央命令，坚持要先打柳州的方案。于是在三防召集营以上干部会加以讨论，会上争论激烈，最后，大家表示服从中共南方局代表的指示。邓小平深感在会上的孤立，便提出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建议由中央代表或他人来担任这一职务的请求，而邓岗和龚楚、陈豪人又不同意，结果，邓小平只能服从了大家的决定。
在这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军旅途中，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停止过争论，从未消除过分歧。按父亲的话说，就是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三防会议以后，红七军即向东南方向而下，准备攻打柳州。行至中途，到了融江一岸的长安，发现敌人已有两个师的重兵驻防。12月15日，红七军以主力攻打长安镇，但激战五日，终未能攻克，而自身也已伤亡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决定撤出战斗。
从长安撤出后，红七军终于为现实所迫放弃了攻打柳州的计划。但是，以邓岗为首的人，既未放弃立三路线，也未放弃攻打桂林的方针，只是因为当时敌人已有布防，所以红七军只好北上，想从湘南迂回广西继续攻打桂林。但经武冈一役，红七军连遭重创，伤亡二百余人，十九师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壮烈牺牲。部队的士气大受挫折，在撤退的途中部队又跑散不少。红七军收集了部队，决定立即继续向东南方向转移。最后，红七军总算安全地回到了广西，到达湘桂边境城镇全州。
到了全州后，红七军的领导干部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
自从10月初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以来，经过四次与敌遭遇，长安攻城失利，武冈作战失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到三四千人。此时，部队中士兵的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也很多，虽然时入冬季，部队尚且衣食无着。而且，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以待，在这种困境下，再要打柳州、桂林，进而“饮马长江”，真是谈何容易！至此，红七军在严酷的现实和教训下，终于彻底放弃了“立三”冒险主义，再也不提攻打柳州、桂林的计划。
会后，邓岗要求回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而支持他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随后离开了红七军。父亲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自己悄悄走了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他们走后，“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指挥也从此丧失。红七军的指挥权，又重新回到了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手中。
在全州稍作休整后，红七军转战于湘、粤、桂三省的边界地区，1931年１月，到达湘南乳源县梅花村一带。
在梅花，部队刚住下，中共湖南省乐昌县委派宣传部长谷子元前来和红七军联系。谷子元带来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紧急通告等文件。看到这些文件，父亲和红七军前委才知道，原来，早在去年的９月，也就是他们在河池之时，党中央便已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结束了立三路线！
1930年9月到1931年1月，这个时间上的差距，竟使红七军辗转作战数千里，不但丢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兵力减少三分之二！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大的损失，这么大的差误，回想起来，怎么能不令人深感震撼！
逝者已逝，无可挽回，也没有时间去挽回。红七军刚在梅花住下几天，２月３日，他们即得情报，说粤军邓辉一团从星子方向追来，七军前委认为，只有一个团的敌军，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乃决定进行战斗的军事部署。
仗一打响，敌我双方一经接触，才发现，敌人的兵力绝非一个团，而是三团之众，其中两个团是由乐昌方向过来的。
错误的情报导致了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失败。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而又残酷的一场恶战，红七军歼敌一千多人，但本身伤亡亦很大，最后于黄昏时撤退下来。
对于梅花一仗，父亲记忆深刻。1992年他到广东时，还曾感慨地提起他在广东的这些战斗经历。他万分惋惜地说，在梅花一仗中，牺牲了许多重要的干部，比如二十师师长李谦。
1931年2月5日，梅花村战斗结束，在掩埋好牺牲的战友后，红七军退入山区。
经梅花一战，七军损失严重，兵力疲惫，部队情绪不佳。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在粤北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在中央苏区休整部队，并任命张翼为五十五团团长，冯达飞为五十八团团长。
在安排好了二百多名伤员后，红七军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的带领下，向西开拔，强渡乐昌河（即武水）。
中午时分，邓小平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过乐昌河，不想此时敌人由乐昌、韶州两处用汽车运来部队，阻止我军过河，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仅过了一个连，便为敌人炮火截断而不能渡河。
经乐昌河一役，红七军又被割断为两部，五十五团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向江西进发；五十八团则由张云逸率领继续在湘粤边界迂回，最终渡过乐昌河，向江西方向前进。在此期间，红七军的两部失去联系，全无音信，直到４月中旬，两部方才在江西永新会师。
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在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的带领下，突破了企图阻止红军过河、并将红七军全歼于此的敌人的围击，一千多人的队伍经过广东北部仁化地区，向北直入江西。２月８日左右到达内良，在这里，他们欣喜地遇到了中央湘赣边特委领导的崇南游击队。
红七军在游击队的安排下，安置了伤员，还听取了情况介绍。他们得知，这一带尚属游击区，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六十里外的崇义县城还是敌占区，但敌人兵力较弱。
红七军乃决定，北进六十里，拿下崇义！红七军以较强的战斗力和兵力上的压倒优势，很快占领了崇义县城。
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