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多雨的夏天，北方的雨不比南方，不是雨，沙沙沙；而是雨，哗哗哗，显得有些没有诗意。

五岁的我，每天都会趴在窗户上看外面的风景。马路上一辆辆汽车驶过，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尽管也没谁挡他的道。马路对面是一家医院，那扇涂着白漆的大门总是被进进出出的人们推来推去，它好象也被推得疲倦了似的，慢慢悠悠地左摇右摆。白漆大门的前面是个很大的雨搭，上面总是站着一些人，不知道他们是去医院看病，还是在看热闹，医院有什么热闹好看呢？

没错，那儿还真有热闹可看，而且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上演。上午十点钟，三个女人被人推推搡搡地拉到医院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只见她们一字排开，每人脖子上都挂了一个大牌子，那上面写的什么，离得远也看不清。不过没关系，因为她们通常是要自报姓名的。她们报名字的方式也很独特，每人手里拎着一只铜锣，每敲一下，就跟着那锣响拉开嗓门喊一声。

三个人的嗓音很不一样，站在最边上长得比较瘦小的女人，她的嗓门是尖尖的，比锣声还响几个分贝，只听她喊着“打倒现行反革命xx！”再仔细看看她的脖子上，除了一个大牌子，还挂着一双破鞋。据说她不光是反革命，还和单位里的走资派生活有染，所以应该是罪上加罪。

与她并肩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她的长相有点让人恐怖。可能是多日没洗脸的缘故，她的那张脸灰炝炝的，而且还青一块紫一块的，好象被人打过似的。她明显地跟没吃饱饭一样，因为那面锣给她一敲，如同闷鼓一般。她喊话的声音也特别低沉且嘶哑，“打倒历史反革命xxx！”。因为喊得不够响亮昂奋，所以她常常挨踢。踢她的那些人，嘴里还不三不四地骂着，那意思是说，你这个反动的家伙，真的不识抬举，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免得我们多费口舌。

挨着高大女人站着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她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很文雅的样子。她总是低垂着双眼，唯恐旁人认出来她似的。她的嗓音真好听，不高也不低，每次轮到她喊那一嗓子时，大家都安静下来，好象在欣赏一首美妙的曲子。“坚决打倒保皇派xxx！”。

保皇派是什么罪过呢？我很好奇，就忍不住问妈妈，她抬起眼皮，叹了口气说：“保皇派就是站错了队，保了不该保的人吧。”我似懂非懂，心想她肯定是没有拥护毛主席，才会挨批斗的。

雨还在哗哗地下着，那三个女人就那样毫无遮掩地站在雨里，她们的衣服被淋透了，雨水顺着她们的头发往下流着。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不让她们进那扇白漆大门，躲一躲这没完没了的大雨呢？没谁理会她们，她们就那样默默地站在雨中，还要不时地鸣锣呐喊，以示路人，这里还有三个“反革命”的女人。

忽然，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疾驰而来，但只见站在中间的那个高女人，不顾一切地冲向大卡车，她好象发疯了一样。坐在雨搭下面的那几个人立马飞也似地奔向高女人，把她连拉带扯地拖回来，然后就劈头盖脸地猛打这高女人。那高女人也不挣扎，就那样俯首就擒地任他们打她。终于他们还是停下手来，大概他们打人也打累了。高女人的这一自杀举动，使她每天要比其他两个人多挨斗半个小时，从此她老实了，再也没有寻死的念头了。

那的确是个多雨的夏天，我害怕下雨，甚至有些愤恨这毫无情面的雨，因为不忍看那三个在雨中的女人。她们是那样的无助，没人搭理她们，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她们仿佛是多余的。

刚开始她们一出场，还引来许多围观的人，戳戳点点，议论纷纷。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三个人自是每天要出场亮相，敲锣呐喊，低头认罪，抬头示众。她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我一直都很奇怪，可也是，刚刚五岁的我，哪里能理解大人的世界。

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三个游斗的女人，只剩下了俩。那个戴眼镜长得文文静静的女人，去哪了呢？我问妈妈，这一回她有些不耐烦，“唉，小孩子不该问的事，就别乱问了。她，去了享福的地方。”说罢，妈妈抬眼看着窗外，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戴眼镜的女人是那家医院里的医生。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夜里，她隔断了自己的手腕动脉。。。

我依然趴在窗户上看外面的风景，已经是秋雨绵绵了。那扇白漆大门依旧慢慢悠悠地左摇右摆，人们从中穿来穿去。好象谁也不记得，这里曾经站着三个女人，在雨中默默地挨斗，敲着铜锣，喊着自己的名字，还有自己的罪行。那个消逝在雨中的戴眼镜的女人，她那富有磁性的女中音，那张白皙清丽的脸。她们竟是这样深刻地留在了一个五岁女孩童年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写于2011 年 2 月 17 日

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也许，它留给每个人的印记都是不大一样的。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从一个五岁女孩眼睛里映射出的当年的那一片红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