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情变中仗义拔刀的红军妇女独立团政委曾广澜

余习广


江山入目说王寇，尽是苍生血泪成。

逐鹿无道，青史有情。在研究冷冰冰、血淋淋现代国史的时光里，一些壮烈千古的英雄们，时常令我动容；一些鲜活感人的人物，时常令我动情。

风雷滚滚说侠烈，自古巾帼更动人。

这些天来，巴东烈女玉娇龙修脚刀出手惩奸、守贞自卫的事迹及其后的遭遇，激起举国同情与感佩，民心沸沸，舆论滔滔，如江河东行！在守望玉娇平安脱险的日子里，我从玉娇龙的修脚刀，突然想到了在陕北拔刀而起、怒目相对毛泽东的曾广澜——那是一把沉没于历史尘埃的剪刀。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那位出生入死浴血百战、侠烈守道生死不渝、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委、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蔡申熙夫人曾广澜，因毛泽东延安情事风波中为贺子珍挺身仗义拔刀而出、几经磨难、最终含悲而去的故事。

一

曾广澜，1903出生在江西省庐陵（今吉安）永和乡曾家村，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5377;其兄长曾山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潜回家乡，组织发动农民参加赣南起义。1928年, 曾山将妹妹从吉安领到南昌，叫她与一位素不相识的湖南人扮成夫妻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65377;这位湖南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蔡申熙。是年11月间,一场千古不衰的美女配英雄，才子配佳人好戏在南昌上演，蔡申熙与曾广澜日久生情，弄假成真,结为夫妻65377;

蔡申熙，中国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原名蔡升熙，1906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他中学时代就是一位热血少年，立誓要铲尽人间不平事，一腔热血救黎民，在当时湖南风起云涌的反对军阀政府的学生运动中，蔡申熙总是当地起事出头的人尖子。1924年春，他考入孙中山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1925年7月，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蔡申熙任营长，旋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1926年蒋介石将共产党员排挤出第一军，他到时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营长，参加北伐。因战功升第20军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第11军24师参谋长。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春，蔡申熙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随后调任中共江西省军事委员会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武装斗争。1930年初调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不久被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同年10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他任军长，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12月到达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1月所部与第1军合编为第4军后，任第10师师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在活捉敌师长岳维峻的双桥镇战斗中， 他在前线指挥时右臂、左腿负伤致残。同年5月起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大批军政干部。 1932年 7月，任第二十五军军长。

作为战友，徐向前和刘伯承对蔡申熙都有很高评价。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曾广澜是一位“革命生产两不误，相夫教女两相宜”的女强人。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曾广澜比蔡申熙大三岁，一番炽烈赤忱、生死与共之情，令蔡申熙时常感叹：“有妻如兰，夫复何求？”

自与蔡申熙结婚后，曾广澜即随夫而进，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血火余生。打峡江、战鄂东，曾广澜冲锋陷阵，刀头舔血，克太湖城头跑马，反围剿双枪入神。巾帼女英雄声震苏区鄂豫皖，红军花木兰名扬红四方面军。1931年生下女儿蔡萍迹后，曾广澜携女随军转战，战场屡建大功，为红四方面军将士上上下下衷心敬佩，交口称赞！我真不能想象出，一个女人，是以如何的精神和力量，才能够做到那一切！
二

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蔡申熙被调任第25军军长，率部在英山、麻埠地区与各路进犯敌军展开激战。10月9日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镇战斗中，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就连张国焘也在其回忆录中评价说，蔡申熙是“公认的一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的死亡使我们大为震悼”65377;

当时，曾广澜正在战地鏖战，闻讯悲痛欲绝！战事紧急,她和红军指战员们一起,以泪水伴着黑土，就地掩埋了蔡申熙这位驰名疆场的红军将领!

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始长征。以孤儿寡母和红军女将的双重身份，曾广澜背着三岁的小女儿,急急忙忙踏上征途65377;过丹江65380;越秦岭,再渡汉江65380;翻越大巴山,随军西征转战3000里,进入四川65377;是年12月,部队到达川北，站稳脚跟以后,这才争取到半天时间,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主持,为蔡申熙举行了追悼大会65377;

是时曾广澜年方三十，貌美更胜当年，侠名犹传军中。一些红军将领几经周折传来爱慕之意，一些红军女将多次婉转劝她再走一步，也有女战友好心劝她，战事紧急生死难料，学别人那样，把孩子送给老乡寄养，或想方设法送回老家。

曾广澜钢嘴铁牙话出掷地有声：我不能那样没有母性，我不能那样没有人性！只要我还活着，孩子不能送人，一定自己带她长大，为蔡家留下一条根；只要我还活着，永远就是蔡家人！
在砸毁旧社会的革命大潮中，贞节刚烈的曾广澜，感动了红四方面军将士情；跃马挥枪的曾广澜，撼动了红四方面军将士心！

红军入川不久,即开始“扩红”。曾广澜奉命组建妇女武装,她跟红四方面军女名将、人称“假小子”的陶万荣一起,并肩扛起了红四方面军第一支妇女武装的战旗65377;1933年3月,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在通江县城成立,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65377;全营共300余人,编为三个连队65377;除营长65380;营政委和部分连排干部外,大都是来自大巴山区的穷姐妹,苦丫头,童养媳65377;全营战士,是清一色的巴山女红军65377;　

1934年3月,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曾广澜为第一任团长兼政治委员65377;后来,她还担任过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中共巴中市委书记65380;省苏维埃政府邮政局局长6538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第二届执委、西北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等职65377;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分歧，源于他们对权力掌控的信念，而这两个时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之争，造成了长征途中数万将士难以想象的新磨难。最后，以张国焘的失败和数万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战死沙场、抛尸西北荒原或被俘为奴而告终结。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途中, 曾广澜所受磨难，要大大超出一般将士。征尘万里，浴血百战，雪山草地，饥寒交迫，她还要带着女儿蔡萍迹，为了母亲的职责，为了蔡家的种根，为了革命的理念，她一头挑女儿，一头挑行装，两爬雪山65380;三过草地，艰难跋涉65377;“为蔡军长保根”成为这支长征队伍中最为感人的风景线。风霜雨雪，有战友相助；饥饿疾病，有同志关照。

1936年夏天,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北上时,组织上拨给一匹小青马, 母女俩靠着这匹小青马,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军,越过水草茫茫65380;遍地泥泞的大草地,随军到达包座地区,暂时休整了数日，又重新踏上硝烟弥漫的征程65377; 　　

1936年10月，红军二、四方面军赶到甘肃与宁夏边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这场毛、张之争中，毛泽东太阿在手，以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共中央而名正言顺，张国焘以“分裂中央”而“改弦易辙回归革命路线”而俯首听命。
是时毛泽东所率的中央红军八千余人, 张国焘所率的红四方面军仍有近三万人。张国焘的野心，是悬在毛泽东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毛泽东谋略筹划指挥下，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奉命进行“打开国际通路、争取苏联援助”的西征战役。曾广澜被调回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任特派员65377;从此，她领上女儿,随同团长王泉媛65380;政委吴富莲一起渡过了黄河,踏上生死茫茫而艰险悲壮的西征征途65377;

1936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配合当地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发起“通渭会战”，乘红军立足未稳，将其在陕北狭小地域里一举围歼。

时，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都同情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但又军令难抗，于是一面拖延时间，一面速报中共中央。

为求生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打通当时被苏联控制的新疆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得到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再杀回河东。

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在10月下旬打过河西。

10月21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各路国军向红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督战。

当时，红四方面军30军已控制黄河靖远渡口，正抓紧时间造船准备抢渡。国军集中了3个军的兵力，在飞机配合下，由南向北推进，与红四方面军后卫部队4军、5军和31军发生激战。红四方面军被迫步步后退。

10月24日夜，李先念率红30军由靖远偷渡黄河，打垮对岸国军，占领了渡河桥头堡。红军立即在河上架设浮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及前敌指挥部于27日渡过黄河，后续的红9军也于28日渡河成功。

按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的4军、5军和31军应相继在靖远渡河，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在打退南线国民党军的进攻后，应于中卫渡口西渡黄河。然而，国军29日就追至靖远渡口。看守渡口的红5军抵挡不住，仓促渡河。

渡河浮桥为飞机炸断，渡口亦被占领。未及渡河的红4军和31军独对强敌，只好退向打拉池，与彭德怀红一方面军会合。

国军快速推进，相继占领靖远、打拉池和中卫等黄河渡口，截断宁夏通道，过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与河东红军联系被隔断。至此，“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实行。

11月8日，毛泽东携中央军委，电令河东彭德怀、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退回陕北，再图发展。而已过黄河的3个军，则组成红军西路军，建立河西根据地，单独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于是，河西红军开始了悲壮的浴血西征。

11月10日，西路军正式组成，成立军政委员会，最高领导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此外，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全军总数为21800余人。

西路军以红30军为先头部队出凉州，红9军出古浪，红5军断后。11月15日，红9军占领古浪城。

16日清晨，马家军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兵力向古浪发起突袭。9军仓促迎战。古浪城墙残破，红军阻击火力薄弱，终被马家军突破。马家军骑兵冲入城内，沿街道猛烈砍杀，城内红军机关人员死伤惨重。9军组织反击部队顽强苦战，总算把马家军赶出城去，又出城追击。不料马家军骑兵很快杀回马枪，将出城红军截杀于旷野。

古浪之战，红9军损失2000多人，元气大伤。当夜，红9军放弃古浪向永昌退去。第二天马家军进入古浪，把留在城中的红军伤员全部杀光。

11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路军，要求他们暂停西进，在永昌、山丹、凉州一线建立根据地。这里地形狭窄，南北都是高山沙漠，人烟稀少，物产贫瘠，西路军补充不易，粮弹缺乏，村庄零落，居民回汉杂处。此令一到，西路军困于穷途，失去了继续挺进新疆的大好战机。

多年后，徐向前才明白，当时国民党重兵云集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情况极为危急。中央此令意在摆出河东红军可能渡河，向西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使之分兵扼控黄河沿岸，陕北红军主力可借机向东或向南突围。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苦守于永昌、山丹、凉州一线。马步芳见红军在自己的地盘停下不走了，不由大急，连日驱动马家军向西路军发动进攻。

红军以劣势疲惫之师顽强抗击马家军的攻击，因弹药不足只好用大刀、木棍拼搏。马家军骑兵众多，机动突袭，红军困守各个堡垒土围，到12月初，西路军伤亡达6000余人。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压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中共和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订立联盟，准备联手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遂得求活之路。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永昌，西路军将士一片欢腾。倘若趁机出新疆，全军将死里逃生。不意，12月22日，中央来电令西路军东返，意在从西面牵制国民党军，策应西安局势。

此时，河西走廊天寒地冻，西路军缺乏补给，伤员病号又多，大军行动非常困难。军令如山，西路军唯有执行中央命令。正在大军集合时，中央又来电，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蒋介石已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西路军仍执行向西打通新疆的任务。

12月下旬，敌兵如泰山压顶，而西路军奉命再次转圜，5军开路，9军和指挥部居中，30军断后，顶风冒雪向西开进。1937年1月1日，红5军攻占高台县城。这一带粮食较多，西路军停下来进行短期休整。

见红军一停下来，急切把红军赶往新疆的马步芳，急调2万部队围攻过来。1月5日，西路军指挥部各机关和红9军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的甘浚堡，遭到马家军骑兵突袭，部队被打散。

蒋介石回南京后，将张学良扣押，国民党大军兵围西安，局势又紧张起来。中央又有了放弃陕北的打算，想让西路军东进配合。1月16日，中央又来电要求西路军回兵向东。此时西路军人困马乏，损失严重，已到危急时刻。西路军进退失据。

为红军所困的马步芳，此时向蒋介石表示效忠，集中兵力猛攻西路军。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进攻红9军和30军，主力则绕道向西围住了高台。

军长董振堂率红5军3000余人守高台城，红5军政委黄超带着5军仅有的一部电台和部分兵力驻守临泽，高台守军与西路军总部失去了联系。马家军猛烈进攻高台，红军苦守数日，最后枪弹耗尽，开始展开肉搏。

1月20日，马家军再攻高台。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壮烈牺牲，3000多红军战士大部战死，少数重伤被俘。马家军屠杀了全部俘虏，将董振堂和杨克明头颅割下，送西宁向马步芳请功。

1月23日，西路军总部得知高台被围，急派骑兵师救援。遭遇马家军骑兵，红军骑兵师长董俊彦和政委秦道贤血战牺牲，骑兵大部伤亡。

高台之战后，陈昌浩、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决定全军东返，趁实力杀回河东。1月28日，全军1万多人集结到倪家营子，其中战斗人员不到一半。

马家军尾随而至，发起进攻。每日清晨，马家军以土炮向倪家营子轰击，然后密密麻麻的步兵发起冲锋。红军子弹缺乏，只有手持大刀、长矛、木棍等与敌厮杀。倪家营子激战10天，西路军已弹尽粮绝，伤员众多，又全无补充。而马家军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西路军再在倪家营子坚守下去，只有覆灭一途。

1937年1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毛泽东和中央认为：将来要划分防区，西路军如能在河西坚持下去，则等于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于是，中央又发电，要求西路军就地坚持。陈昌浩和徐向前觉得不能再坐等下去，便向中央发电请示行动，并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前来接应。

2月17日，中央发出措辞严历的电报给西路军，批评他们不听指挥，并将过去的错误与眼下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经西路军委员会开会讨论，明摆着眼下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大多数人支持抗令东返。

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向东突围，边战边走。2月23日，西路军到达西洞堡。这时马家军又追了上来，红30军88师在师长熊厚发带领下，猛烈出击，将追敌1个团全部消灭，缴获了相当多的武器弹药和物资。

身为统帅、一直追随张国焘的陈昌浩，此时为表示“回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来”的立场，他提出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坚持要执行中央就地坚守的命令，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和各军主要领导一齐反对，认为好不容易冲出来了，只能一鼓作气杀回河东，绝没有再入虎口的道理。陈昌浩是是西路军最高领导，有最后决定之权，徐向前等人只好服从。

2月底，西路军重返一片焦土的倪家营子。马家军见红军返回，立即又围上来发动进攻。红军缺粮少水，有限的弹药很快耗尽，指战员们再次抡起大刀与马家军展开血战。马家军源源而来，轮番围攻，加以炮火轰击，红军有耗无补，伤亡惨重。

此时，陈昌浩也知大势已去，急电中央请求增援。毛泽东得知西路军的惨况后，急电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要他出面请求蒋介石下令让马步芳停止进攻西路军。同时电令前方的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立即抽调红军部队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克日西渡黄河，以解西路军之危。2月27日，组成援西军，但渡河、造船、长途行军都将耗时长久，西路军死局无解。

倪家营子日夜血战，牺牲消耗巨大，援军又久盼不至。3月5日，西路军乘夜向祁连山突围。马步芳严令马家军，务必将红军赶尽杀绝！3月8日，西路军进至了临泽以南的三条流沟地区，被尾随而至马家军分隔包围，遂以大刀、木棍顽强拼杀。三条流沟血战，直持续到3月11日夜，西路军总部集合各部人马互相接援，杀出重围，向祁连山口的梨园口退去。

梨园口，红9军政委陈海松带9军余部千余人把守关口，掩护西路军总部及伤员向山中转移。马家军很快围攻上来， 9军全部伤亡后，30军又冲上来堵住敌军。在打光了全军的2个主力团后，终于击退马家军。

西路军余部陆续汇合到祁连山中的康龙寺地区，而妇女独立团，则在转移路上被马家军截断，全军覆灭。

3月12日夜，陈昌浩、徐向前再次向中央告急。中央回电要西路军化整为零，轻装突围。 3月13日，马家军追至康龙寺，一场血战后，虽然击退敌军，但西路军全军已不到2000人，且大部为伤员病号，枪弹已尽，粮食断绝。

3月14日，残余部队来到了一个叫石窝的地方，马家军又追了过来，李先念带30军剩余部队掩护全军边打边撤，直至傍晚才摆脱追敌。

当夜，西路军所余高级将领开会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余部分散打游击，突围出去一个算一个。

3月16日夜，徐向前和陈昌浩率一个警卫排护送，悄然向东而去。余下西路军则分成数股，各自突围。

李先念、李卓然等率最大的一股近千人红军队伍西行，沿路躲避马家军，餐冰饮雪，历尽辛苦，终于走出祁连山。在甘肃西部，又遭遇马家军围攻。李先念率部队且战且走，在戈壁滩中顽强突围，沿途很多人伤亡掉队。直至1937年4月底，终于到达新疆，只剩420余人。

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结盟，对中共比较友好，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亲自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李先念返回陕北。

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 余人。其中，战死者约7000余人，含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马步芳部对西路军被俘将士，实行见者即杀政策。仅在张掖，就杀害3200多人。

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收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他们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子被拉出，痛苦至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

对于西路军全军覆灭，其责任者罪在几何，笔者当然胸中有数，俟专文述说。但是，造成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始作俑者之心理动机，徐向前在甘孜同任弼时交换意见时，说过的一番话，可见一斑：“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土匪、逃跑。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进入梨园口，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这时，妇女独立团奉命在康龙寺以南的山岭中女扮男装用30军268团的番号抗击敌人。妇女独立团在这里和马家军战斗了整整一天，使男子汉们的西路军余部，能够撤入到石窝山上。

当天下午五点多，西路军在石窝山召开会议，宣布西征失败，妇女团被编入了一个支队，在祁连山中打游击，至此，妇女团的建制不复存在。

西渡黄河后，妇女独立团首战吴家山、大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1937年1月20日，马家军向高台县城发动进攻，妇女独立团第3营与坚守高台的第5军将士并肩战斗，当敌人攻上城头时，女战士投入肉搏战，3营的女战士大部分在血战中牺牲。在临泽一战中，妇女团损失近400人。在梨园口战斗中，她们又有40余人牺牲。在掩护总部向石窝山转移时，妇女团勇敢完成了阻击任务。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与敌相遇，女战士们经过生死拼杀，只突围出来200余人。

妇女团最后坚持在一起的，就剩下背着女儿的曾广澜、团长王泉媛65380;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另外两三名女战士65377;她们弹尽粮绝,精疲力竭,走投无路,陷入绝境65377;白天,到处都是搜山围攻的敌人,她们躲在山洞里65380;树丛中65380;悬崖底下,既不能烧火冒烟,也不敢寻找吃食,甚至连咳嗽都得捂住嘴巴65377;为了不被敌人搜到活捉,只能采取捉迷藏的方式东躲西藏，与敌周旋65377;饥饿和寒冷逼迫着她们，在牛毛山附近燃火取暖时，被敌人发现，不幸全部被捕。

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的妇女独立团1200多名女战士,除部分英勇战死外,绝大部分被敌人俘虏65377;

战争让女人走开，因为战争的残酷和激烈，将是女人不能承受的重负。

西路军战败后，逝者以已，生者难当！男人做战俘、为奴役。而女人们，则做战俘、为性奴！那些侥幸脱逃的的西路军女将士，大多流落青、宁高原回区，成为农牧民的女人；那些被俘的西路军女将士，绝大多数成为马步芳、马步青赏赐给军中将士的性奴隶。

女红军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悲剧和惨案。在西路军失败时，女战士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马家军对被俘幸存下了的女红军战士更是惨无人道，他们进行集体轮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令人毛孔悚然的是，有的女战士的阴道里被插入高粱秸残害致死。

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吴富莲是妇女团的政委，当敌人得知她身份后，即施以各种酷刑，她大义凛然地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就料到的。”面对非人折磨，身患肺结核的她瘦弱不堪，不断咳血。她不愿意受敌人侮辱，吞针自杀。

1936年10月，王泉媛被任命为妇女独立团团长。长征中到贵州时，她与王首道结为夫妻。掩护主力突围后，王泉媛在祁连山打游击时被捕。她和百余名妇女团干部战士被关押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监狱，受尽严刑折磨。身份暴露后，敌人将她单独关押，妄图收买她，但她始终以沉默相待。

马匪以释放战俘的名义将女红军士们集中训话，实际是要将她们分配给敌人军官们作妻妾。王泉媛知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保护大家，就将姐妹们召集到一起说：“任何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是红军。要有气节，死也不能屈服。大家以后要见机行事，设法逃出去。”

后敌人采取“各个击破”手段，将女战士们一个个单独押出去。王泉媛被分配给马步青工兵团团长马进昌做小老婆。一次她借机逃跑，被抓回毒打。马进昌将她送回永昌的家中进行“感化”。王泉媛乘用先后争取到马家佣人阿喜和部下穆主任的同情，并设法要来女红军王秀英当勤务。1939年3月，马进昌部队换防，王泉媛借机通过阿喜向穆主任要来通行证，与王秀英逃出虎口，奔向兰州，终于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接待者很同情她的遭遇，但无奈地告诉她，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规定是：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王泉媛闻声大哭说：“我只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就说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 其实，她的丈夫王首道，另取佳丽。

这位用双脚走了不止两万五千里的女红军团长，最终没能到陕北。她被迫又沿着当年长征路，靠乞讨走回家乡。途中，为了活命，她不得不与一位答应把她护送回家的叫万玲的男人结婚，可他却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别的女人。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褴褛、腿脚溃烂回到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相认。此后很长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她曾是红军女团长。后来她嫁给烈士后代刘高华，下地种田，自食其力。1965年，刘高华被政治运动迫害致死。

张琴秋是红四方面军重要将领、妇女独立师女师长。1936年春，张琴秋与陈昌浩结婚，西路军组成后，被任命为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1937年1月21日，身怀有孕的张琴秋随西路军总部从糜家营子向西洞堡转移，炮火中生下一个男婴，很快，寒冷冰雪夺去了幼小生命。张琴秋含泪上马，再赴征程，血迹沾满马背。

男人的自私至此为甚。神圣的背影下，往往是极度的龌龊。在“革命”的名义，陈昌浩丢下刚生产不久的老婆，自顾逃命而去，张琴秋日夜以泪洗面，亡命荒山。

3月下旬，她被搜山的民团抓捕，先押在张掖，后解往西宁。为不暴露身份，她改名苟秀英。女俘们得知她被捕后，都尽力掩护她。当时，马步芳将西路军原剧团被俘的女战士组成新剧团，并下令如发现原剧团的人，可以要过来。女俘们遂以需要炊事员为名，将在皮毛厂做苦工的张琴秋要来。 　

张琴秋讲究与敌人斗争要有策略。一次，新剧团战士提出要刺杀马步芳，被张琴秋制止。她说：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不要造成更大的损失，要活着战斗，争取能早日回到党的怀抱，参加更伟大的斗争。

为躲开敌人搜查，女俘们让西路军的赵全贞和杨万才假成家，让张琴秋去当佣人。马步芳为笼络人心，同意赵杨结婚，张琴秋得以转移。后转到中山医院隐蔽。曾在红9军政治部宣传处工作的吴仲廉，想利用中山医院医生罗承训的关系设法帮助姐妹们逃出去，罗答应帮忙，将此事委托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忠，李假意承诺帮助。

1937年7月，李晓忠以到庐山受训为名，将张琴秋、陶万荣(妇女团营长)、吴仲廉带出青海。途经平凉时，巧遇我援西军的一位宣传干事，请他带信给红31军军长肖克和政委郭述申，转告西安办事处设法营救。肖、郭接信后立即通知云阳红军总部转西安办事处，但因时间错过，未能成功。

李晓忠到西安马上向南京方面邀功，他将张琴秋三人交给了国民党西安行营宪兵队。张琴秋等人被押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在南京，她们被关押在反省院。

西安办事处得到消息后，给南京办事处发报要求营救，并报告给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周恩来、叶剑英随即到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同志，并在那里发表讲话，重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9月初，张琴秋等人在周恩来的亲自营救下获释，10月上旬回到延安。在延安，张琴秋曾任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中央妇委委员和妇联筹委会秘书长，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执委。

中共建国后，她任第一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文革”开始，张琴秋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4月22日，她含冤跳楼而死。

川妹子王定国，1914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年轻时候水灵漂亮，参加红军后也是军中有名的美女。

王定国回忆说：我当童养媳三个月，后来从那家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我就回家了，家里有地下党的，就是杨克明，他以卖布为名，从事地下活动，人们叫他“杨布客”。我把裹脚布拆了，辫子剪了，要不留着辫子被人抓住就跑不掉了。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他们到处打游击，走西走东。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就是跟着他们跑，做宣传，号召妇女放脚、剪头发。

王定国回忆：红四方面军来之前我是在川东游击队，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恶霸，那些人有钱、有土地，我们先解决这些问题。那时我们对付地主、恶霸，一方面给穷人分地，另一方面，让妇女把脚放了，头发剪了，这样大家才能平等。如果不把脚放了，头发剪了，就走不了路，也容易被人抓住，这是杨克明给妇女做动员时讲的。

1933年，她当选为县苏维埃内务委员会负责人和巴中保卫局负责人，后随红军长征。1936年12月2日，王定国所属前进剧团前往永昌东二十里铺慰问红9军时，与敌骑兵部队相遇，剧团团长和政委战死，王定国等10余人被俘，押解到西宁。

王定国回忆：我们当时去慰问红九军，结果红九军撤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们不知道。马家军是来打红九军的，结果把我们俘虏了。我们的剧团没有那么多枪，打不过他们，牺牲了很多同志，剩下的都被俘了。

马步芳听说她们是演员，为自己和部下的逍遥取乐，令其组成新剧团。

王定国：对剧团里会唱歌、能跳舞的女同志没有杀，说搞文艺的留着，不能杀，就留下一些，后来被送到青海，组成剧团，给国民党演出。国民党团长是四川人，对我们不错。剧团有一个叫杨万才的小战士，给团长当勤务员，他能给我们传递消息。有一天晚上，白崇禧来青海视察，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欢迎晚会，我们演节目。我们剧团的党文秀跳舞时把鞋子甩到桌子上，把茶杯打掉了，敌人以为是手榴弹，白崇禧吓跑了，那个女同志后来也被敌人枪毙了。后来又来了一个当官的管我们，也很同情我们，帮助我们改善生活条件，让我们住在一个小院里自己做饭。
　
　王定国等成功掩护张琴秋后，又争取了马步芳中校参谋绽永贵的同情，当王定国等10余人被补充到张掖韩起功部组建新剧团时，绽永贵不仅利用职务让押送的人照顾她们，还资助她们20块大洋。
　
　到张掖后，王定国设法与西路军被俘人员狱外党支部和狱中党支部取得联系，先后联络到20多名共产党员。她还给大革命时期曾入党的张掖县长马鹤年做工作，到狱中看望被关押的西路军战士。随后，让马鹤年给他们改善伙食。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积极开展营救西路军的工作。党代表谢觉哉亲自找高金城谈话，委托他去张掖以开办福音堂医院名义，开展营救工作。并通过关系，将王定国和徐世淑两位女战士要到医院当护士，后又增加了一些西路军流散人员。福音堂医院成为营救工作的秘密联络点。一些西路军伤病员在医院得到救治，伤势轻的，发路费让他们去延安。
　
　王定国利用机会营救张琴秋和其他西路军难友的活动，似乎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他们让王定国嫁给一个修枪工人，认为让她嫁人就踏实了。王定国以有丈夫并在永登修路为名拒嫁。敌人要她拿出证据，她委托获救的西路军干部吴建初等在途经永登时发一封假信给她。见信后，敌人要把她送到永登。党支部认为她处境危险，决定让她到兰州办事处去。通过马鹤年拿到通行证后，王定国离开张掖，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王定国与谢觉哉喜结连理。

　王定国回忆：我做了营救工作以后，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谢老说，你先不要回延安了，帮着做些营救工作吧。因为失散人员见了八路军办事处也不敢进门，怕上敌人的当，有我在这儿，大家看到我在这儿就敢进来联系了。当时具体负责接纳西路军失散人员归队的是我和我们的副官况步才，当时不管是谁敲八路军办事处的门，警卫都让他进来，进来以后问情况，情况属实的就留下来。他们只要想回来，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华全双是当时妇女团年龄最小的女干部，17岁任西路军妇女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说：“梨园口一仗，西路军受挫，我们独立团负责掩护其他部队转移，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当时，马家军把我们围在一个山头上，狂呼冲上去，一人赏一个小老婆！情况万分危急，已经弹尽粮绝的我们便手挽手唱着《国际歌》，准备从后山悬崖跳下。正在这时，一发炮弹打在我们中间，我被掀下悬崖，恰巧我挂在了树枝上，这时我三处负伤，昏迷过去。”

华全双被战友们从悬崖上救下来，她带伤在祁连山打游击，两个月后被敌人逮捕，为刘云库霸占，押到刘云库老家青海互助县大柳村。她终于做通了刘云库老婆的工作，在一个晚上逃出来。路上因野狗追咬丢了衣服和干粮，她只好靠讨饭度日。出青海省边境时，遇到马家军的一个逃兵，假意相帮，带她们过了黄河。快到兰州时候，那人露出凶相，逼其嫁人。她被卖给黄河边上一位姓关的纤夫。华全双四处打探党组织的消息，听说兰州有八路军办事处，她逃出来寻找，被姓关的追到，后被警察关进监狱。华全双在狱中认识了共产党员林健。1939年2月，华全双终于回到延安。
　
　 吴仲廉是湖南宜章人，1927年在衡阳女子师范入党。1928年参加红军，在朱德率领下到了井冈山。她被任命为组织干事，给毛泽东做秘书工作。1932年，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和康克清队长一起工作。1934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全师后，她被任命为红９军敌工部副部长，随部队进入河西。

1937年１月，吴仲廉在战火中生下一个男婴，留在当地。不久，她任红9军政委的丈夫曾日三血战红柳园时牺牲。
　
　 吴仲廉被捕后被押到西宁，在中山医院做苦工，巧遇被她教育释放的医生罗承训。罗帮助下，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忠将吴仲廉、张琴秋、陶万荣带出青海，在西安，又将她们转交给南京国民党政府，后在周恩来营救下，她们回到延安。
　
　 中共建国后，吴仲廉长期在司法战线工作，并与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结为夫妻。1976年1月17日，吴仲廉被迫害致死，时年59岁。
　
　何福祥是湖北红安人，小时曾当过童养媳。1927年她参加游击队并入团，1928年加入红军。妇女团成立后，任2营营长。
　
　 1937年3月中旬，何福祥向民乐方向撤退时被俘。当晚，敌人怕她们逃跑，将她们押解到冰河上冻了一夜。随后，在敌人押她们去西宁的路上，何福祥、李文英、李开英利用挑水的机会逃出来。跑到一个村庄时，她们被十几条饿狗撕咬，李开英被咬得露出肠子。何福祥将她背到一个山洞隐蔽后，同李文英去讨饭，当她们返回时，发现李开英已气息奄奄。原来，她怕连累战友，吞鸦片自尽。
　
　何福祥与李文英忍泪再次上路，她俩多次被抓，总是想法逃跑。最后，她们在永昌、民勤、武威交界的三岔路口再次被抓，被送进武威监狱。马步青将监狱里的女战士分配给他的军官做妻妾，何福祥被分给一个姓赵的副连长。她大闹不从，姓赵的只好将她送回监狱。后来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她逃出监狱，装成哑巴，曾逃到与兰州隔河相望的地方，但因敌人搜查紧，只好退回武威，在南山张义堡一带做苦工度日。

这真是，江山逐鹿翻血海，一将功成万骨枯！
　　
曾广澜和她的女儿蔡萍迹之所以获释,实属侥幸65377; 　在大多数女俘被逼嫁逼奸后，带着女儿的曾广澜以蓬头垢面遮掩，躲过大劫。

在被俘的女红军中，除了干部年纪大一些外，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姑娘，其中，尤其以那些剧团女战士和女宣传姑娘漂亮引人，成为马匪官兵们经常泄欲的对象。女俘们无奈中唯有以泪洗面、相濡以沫而已。

象年过三十、为长征拖累而已有几分憔悴的曾广澜，为了保护自己，更以尘土抹面、头发沾草、一幅邋遢相来保护自己，而小女儿不停哭闹，也成为她的护身符。

被俘后，曾广澜和女儿，随其他女红军被押往武威，关进临时设置在一所旧式大院中的监狱。曾广澜、二营营长何福祥、沈秀英、王子俊等干部秘密串联在一起，组织、团结难友们与敌斗争，鼓励难友，想方设法图找到救生之路。

毋庸讳言，在监狱和敌人经常的凌辱、强奸、做小老婆的现实危机下，一些姑娘们的精神垮塌，任人宰割。但是，也有那些坚信主义真的女人们，在秘密鼓励难友，力图唤起她们自强的人格和与敌周旋的勇气。白天敌人训话，晚上她们就分散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敌人要组织“参观”，她们就鼓动大家装病；敌人让给其部队缝袜底，她们就怠工或故意缝得歪七扭八。李开芬还代表全体女红军给党中央写信，给马步青写信，坚决要求回红军，上抗日前线。

9月，毛泽东电告谢觉哉，马步青之特务团团部押有西路军男女干部十余名，嘱其搭救。9月22日，西路军被俘干部刘瑞龙（政宣部长）、魏素清、徐洪才（四局管理长）、惠子明、李孔发等六人自青海返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曾广澜带女儿，与回民司令马良俊、骑兵团长徐明山、石建武、李安保、蔡萍跻、祁俊山等获释的7人，从凉州抵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9月26日,他们一行15人(其中有从青海归队的刘瑞龙65380;魏传统65380;吴建初65380;丁世芳等人),由兰州乘汽车回归延安65377; 　

曾广澜死里逃生回到延安，见到过去的战友们，她抱头大哭，一腔悲愤喷涌而出。她决心，振作精神，养大女儿，全力革命，早日把日寇赶出中国，迎接革命的胜利。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一以贯之的仗义侠烈风格，在为江西老俵、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抱打不平后，她再次遭遇了人生天大的不幸。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县云山人，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共，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因其美丽和才智，人称“永新一枝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贺子珍）

1937年，张学良让出肤施城，中共中央搬入后改称延安。斯时，国共合作，延安被热血青年们视为革命和抗日圣地，梓梓学子们如潮涌入。渐见舞曲如丝，舞步如摇。

因长征途中抢救伤员而身负重伤、体虚疲弱的贺子珍，与毛泽东夫妻生活中，传出第三者插足的不谐之声。艳曲的主角之一，就是新近投奔革命的美女吴莉莉。

吴莉莉，原名吴宣晨，1919年生于河南，吴是满清时河南盐务官之女。思想激进，喜好演戏。1934年与北京大学同学张研田结婚，受东北流亡学生的影响，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1935年，张研田和吴莉莉先后来到西安，投奔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张研田当了杨虎城的参议，吴莉莉从事西安的妇女运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研田预感危机将临，吴莉莉也感到进退维艰，二人协议分手。

曾广澜（1903～1969），女，江西省吉安县永和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11月，与江西省委军委书记蔡升熙结为夫妻，协助蔡升熙搞地下工作。1930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3年3月任四川省通江县妇女独立营政治委员，不久任中共巴中市市委书记。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0月任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党特派员。1937年底回吉安，在新四军驻吉通讯处工作。 1940年12月被捕，被关进泰和马家洲集中营，1946年获释。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吉安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后任江西省人民检察署吉安专区检察分署副检察长。1955年2月调任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69年遭迫害致死。

在此期间，吴莉莉经一位共产党员介绍，到延安学习。时值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因而吴莉莉当了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与毛泽东等多有接触。史沫特莱到延安后，设法鼓励中共高层引进了西方式的交际舞。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吴莉莉成了交际舞的明星。

据史沫特莱回忆：一个晚上，她已经睡下，突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有吵闹声。她跑到隔壁窑洞，就见贺子珍正用一个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贺子珍，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贺子珍却突然转向吴莉莉，当时，吴背靠着墙。接着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后来，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将贺子珍送回了家。

而据曾广澜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和吴莉莉的桃色事件震惊延安，闹得满城风雨。贺子珍多次和毛泽东打架吵闹，也多次跑去找她们这些江西老俵哭诉。这些女红军们四处找当时主观主义领导人反映，但无人敢过问。

一日，贺子珍再次为此和毛泽东打闹起来。大怒中，贺子珍想起当年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对她的许诺，于是掏出手枪，往炕上一拍，怒道：当年你对我亲口说过，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你到底是愿意生呢，还是愿意去死？！毛大怵而求饶。

随后，又发生了贺子珍在吴莉莉窑洞大打出手事件。

就在贺子珍大闹吴窑洞后，贺子珍又找这些江西老俵哭诉，激起众怒。曾广澜率领，冲到毛泽东的窑洞前，为子珍打抱不平。曾抓住毛衣领，从怀里掏出事先准备的剪刀，用她那尖锐的江西话怒斥：“你是一只毛毛虫呢，走一路，祸害一路！”为任弼时、周赶来制止。

斯时，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公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为防止出事，经政治局讨论，送子珍苏联治病，吴莉莉被强行送往西安，曾广澜持剪刀逼毛，性质严重，赶出延安。

而当时出身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正被集中关押，学习清洗，许多人被遣出延安。率众闹事、竟然敢于持刀向的曾广澜，也因此带着女儿，被赶出延安。

吴莉莉到了西安后，被国民党拘捕。此时，她原夫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在人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这件事发生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彻底破灭了，贺子珍很快就被送到苏联，后关进精神病院。其归国后，也被长期以精神病人名义，遭到软禁。

（吴莉莉、张研田（中）60年代在台湾）
1949年，吴莉莉从成都去台湾，1975年去世，张研田1986年去世。

曾广澜为贺子珍仗义出手，剪刀逼毛事件后，中央决定把曾广澜驱出延安。她带着女儿蔡萍迹，再次踏上返乡之程。1937年底，母女俩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吉安。

曾广澜对自己用剪刀逼毛、被赶出延安一事，无怨无悔。她说，当时一是为贺子珍抱打不平，二是对毛处理西路军的手段有怨气，成千上万死难的战友，一直哽在她的心中！

这样，从1929年冬到1937年秋,曾广澜先随丈夫南征北战，后又带着女儿蔡萍迹参加长征，经由江西65380;江苏65380;湖北65380;安徽65380;河南65380;陕西65380;四川65380;西康65380;甘肃65380;宁夏65380;青海等省,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65377;

曾广澜回到吉安，在新四军驻吉通讯处工作。1940年12月，在平江事件后，曾广澜被国军逮捕，关进泰和马家洲集中营，1946年获释。出狱后,仍坚持革命斗争。1948年底，曾广澜在吉安等地组织发动群众，夺取国军武装枪支,为解放大军保住了大批粮草65377;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吉安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后任江西省人民检察署吉安专区检察分署副检察长。1955年2月调任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1949年开国大典后，一次宴会，毛泽东挨桌敬酒。敬到这桌，曾广澜站起来，双手举杯说：“谢主席敬酒，祝主席健康！”毛泽东当时一愣，脸色骤变，绕桌而去。后她对家人说:哎呀，这可不好了，毛主席可记了我的仇啊。

曾广澜之女蔡萍迹，后在北京工作。曾广澜退休后来京依女，养孙含饴，期安度晚年。期间，她常与徐向前、李先念、谢觉哉与夫人王定国、张琴秋与陈昌浩等老战友们串门走动，她仍然为这些位高爵显的老战友们敬重有加。有时也去时任内务部长的其兄家，找妯娌聊聊天。

“文革”一起，看那风头，曾广澜就感到将大祸临头。她曾对家人说：毛主席可是个记仇的人，延安我那一剪子，不知道她会什么时候找我算账呢。

终于，她和家人没有逃过那场大劫难！

1967年8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关于“首都五8226;一六红卫兵团”问题调查简报》第４号刊出《“五8226;一六”—蔡萍绩—徐向前》。8月25日，戚本禹在简报上批：“即送江青同志阅。‘“五8226;一六’与徐向前、康克清以及军队有关。”同日，江青批：“总理、康生、伯达、富治同志参阅。”

1979年12月16日，戚本禹写的交代材料说：“关于徐老总……我现在记得有一个‘五8226;一六’后台的调查就涉及到他。这件事还向江青等送过简报。所谓‘涉及’指的是某一个可疑人物同徐老总认识或有来往。”

戚本禹所说的“同徐老总认识或有来往”的“可疑人物”，指的就是时任冶金部矿冶研究院的物资组成室副主任、曾广澜之女蔡萍迹。蔡萍迹被打成“五8226;一六”后台，抓进监狱。曾广澜被关进秦城，饱受摧残和折磨。康生亲自抓这个案子，审问者百般凌辱。据其外孙继红兄对我言及:老太太硬是让他们给生生整死了。其中一个罪名，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

1969年，曾广澜遭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