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变得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取消了一个约会，他要为N地一个露天博物馆的开幕式剪彩，因为市长临时有事去不了。我从来没去过N，那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穷乡僻壤，开车用不了半小时，那儿没有任何值得看的。我们本来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在一起，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星期六对于家庭来说当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说无法赴约就更让我恼火。达妮拉要去参加一位女同学的生日聚会，她家住在很远处的一个农庄，所以我说可以送她去，再接她回来，其间去看住在那附近村里的一个老相识。我穿了一件他没有看见过的连衣裙，那天正值晚夏，天很热。连衣裙是丝质的，上面有小花，从上到下装有排扣，领口开得很深，我配了一件合适的短外衣，连衣裙下面我只穿了个无吊带胸罩。走进汽车时我感到自己的魅力不可抗拒，我想降伏他。达妮拉闷闷不乐地坐在我旁边，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她不信任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她下车时我看了一眼表，N地的庆祝活动已经开始，如果我抓紧时间也许还能赶上听他的致辞。 

            果然不出所料。我在很远的街上停了车，因为附近的停车场已经没有空位了，我顶着骄阳向会场走去。过去的牛奶场受到了修缮：墙壁刷了白灰浆、桁架式建筑整旧如新、门前有个老水泵，内院的喷泉在汨汨地流淌，周围挤满了人。一个小小的台子上站着几位身着考究西服的先生和一位穿深色套装的瘦女人，他正对着一个 沙沙作响的麦克风讲话。我们体制改革的成就，他说道，可以从这所房子上看出，它不光是露天和家乡博物馆，而且将成为这一地区的一个聚会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和理解N地区的同一性以及其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在一个普遍崇尚合理化和现在这样一个对联邦体制越来越不看重的时代，他说，创造这样一个地区，在这儿不光能看到这里的现状，而且还能展现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的生活条件，让人们能够想象当时所有那些汗流浃背的人是如何从事他们的艰辛工作的，这绝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当他讲到这里时，传来一片驴鸣牛叫声，它们正在附近一块草地上吃草，这引起了一片哄笑和掌声——显然有些人已经喝高了——他退后一步与临时讲台上的其他几位商量了一阵。最后他又拿起了话筒，讲起了农业机械化、自然利用集约化，但也谈到了特别因为这一地区的机械化和标准化而引起的生活质量的下降。劳动分工，他说，尽管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备受称颂，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家庭式生产虽然不够经济，却在保持一种人道的生活方式方面功不可没，现在这种生产方式几乎消亡了……这时他发现了我，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但我的连衣裙随风飘荡，我直视他，因为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为我的到来而高兴。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家庭化生产方式这个词让他神经过敏了。但很快他又恢复常态，讲起了人们在此可以参观的老式生产工具，讲到喷水池和房间的内装潢，完全是按照19世纪早期农民大家庭的生活情况复制的，从木摇篮直到我也忘了是什么了，但不是尸架。最终他感谢所有为这个项目提供了赞助的人们，也提到了一些机构的名字，其中还有恩斯特他们储蓄所。接下来博物馆女馆长一本正经地介绍了本地区18世纪末的人口结构，有多少妇女、儿童和出生死亡率。然后N区区长——一位长着胡子的胖男人又说了点什么，内容我没记住。因为我一直在观察米夏埃尔 ，他站在博物馆女馆长身旁，不时向她耳语点儿什么，她听后总是作出一副紧张的面容，有时也做个怪样，有一次还小声笑了，最后他们俩一起为区长鼓掌。驴又叫了起来。我先回到车里，取出手包，然后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并向草地走去。我身上总带着旅馆里的糖块，我喜欢用它们喂动物。尽管有许多带着孩子的父母在场，但看来我是唯一一个为动物准备了饲料的人。那头驴很快就向我奔来，我不时喂它吃一块糖，但我想尽量以此拖延时间，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米夏埃尔是否赞成我来这里找他。这些动物能让我平静，特别是那些大眼睛的牛，它们无动于衷地望着我。我真希望自己还能倒退到17岁，就像达妮拉那么年轻，我想，或者稍微大几岁也行，要是那样的话这情景就会平添一种天真的优雅，因为人人都会相信一个年轻姑娘会喜欢这种反刍动物，相反一位上了岁数的妇女专注地喂它们就显得有些可笑了，如果她穿着丝绸连衣裙在一块被踩烂的草地上拿糖块喂牛，很容易遭到他人的嘲笑。我把剩下的糖给了身边的一个小男孩，在开始去四处转转前又往鼻子上扑了点儿粉。我不知道米夏埃尔这工夫去了什么地方。我走过一幢建筑，墙上的牌子上写着“大谷仓”，里面除了一些四轮单驾轻便马车和轿式马车外空空如也，在“大牛奶场”我看见墙上有一块纸牌子，上面的箭头指着会议室，我走进去看见里面摆着自助餐，大约30来个人，手里举着玻璃杯站在一起。米夏埃尔在和女博物馆馆长及另外两个年岁较大的男人交谈。他眼角的余光看见我进来了，但马上就把目光投向了别处，这样我只好拿起一杯葡萄酒，端详起墙上的展示牌，上面介绍的是古老的施肥方法、大麦粥和野菜沙拉。我还读到当时全家人睡在一张床上也是常有的事，仆役们则只能在炉边长凳上凑合。在大厅里展出了一张榉木桌，桌子中央有个凹穴，晚上全家人和长工与女佣一起从这个凹穴里盛汤喝。米夏埃尔突然来到我的身旁并问，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生硬地答道，尽管这个展览碰巧是他揭幕的，我也有权利来参观吧。你看上去真迷人，他小声说，当时我们正站在介绍收麦和制作烧酒过程的展示牌前，我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说，十分钟后我在大谷仓等你，说完我就向另一块展示牌走去，详细阅读了有关黑麦的介绍，其用途和加工方法，其营养价值和害虫，从另一块展示牌上我了解了奶酪的制作过程。离开牛奶场时我连头都没有回，我听见他在和女博物馆馆长开玩笑。我对自己说，他是我男人，尽管现在除了我之外还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当他来到大谷仓时，那儿只有我们两个人，里边已经半黑了，暖烘烘的，有股稻草和皮革的味道，还能闻到淡淡的清洁剂味儿。马车上都写着说明文字，一辆是婚礼用马车、一辆是运牲口用的，还有一辆木制的敞篷拖车。一句话，人们把附近没人用得上的破烂都送到这儿来了。砾石路上不时传来脚步声，远处有孩子在玩耍，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靠在一辆四轮单驾轻便马车上等他，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我开始吻他，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我感觉到他慢慢动了情，就了范。我们的吻越来越炽热，缠绵不断，当我重新睁开眼时，他的目光十分朦胧，谷仓外面有一群人在走动，脚步离这里越来越近。我拉住他的手拽着他走近一辆宽敞的黑色轿式马车，我打开车门坐了进去，然后对他说：快进来！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脚步声离谷仓更近了，以致他别无选择，只好飞快地坐到我身边，然后从里面把车门关上了。我靠在他身上，把他的手放到我的胸部，同时再次开始吻他，我要把他吮吸干，让他彻底投降。我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强大。这时一群人走进了谷仓，一位声音洪亮的男子开始讲解弹簧装置和轮胎的安装。从说话声上推断，外面肯定有不少人，也有妇女，她们兴趣盎然地听着解说人的讲解，而后者也就更加卖力地展示起自己的知识和口才来。当我开始解自己连衣裙的扣子时，他们就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听到他在我身旁激动得直呻吟，也许是吓的，马车有些晃动，我们屏住了呼吸，他的手摸着我的大腿，我的手则放在他的胸口上，我能感到他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我知道他已经按捺不住了，就继续帮他往下扒衣服，这时我们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们附近说道，这是个很古老的式样，车座肯定是皮子的，里面至少可以坐四个人。就在米夏埃尔气喘吁吁地在解我的无吊带胸罩时，有人坐到了马车夫的高座上，马车晃动了一下，我把自己的腿和他的腿紧紧地绞在一起，以避免我们从座位上滑下去。外面的人在怂恿马车夫扬鞭。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其实我们可以坐到车里去，米夏埃尔在我身旁吓得目瞪口呆，我伸出手去握住门把手，把门从里面死死顶住。在那个不短的瞬间我同时感受到了那一切：激动和惧怕，既想保护我们自己，同时又想借此公开我们的爱。我的思维一直很清晰，然而我已经豁出去了，我只是不想放弃，我愿这样激动人心和不可抗拒地活着，我要跟他在这辆马车里做爱，立刻就做，我要征服他。米夏埃尔的嘴贴着我的乳房，这时外面有个女人说，我可根本不想钻进这个黑咕隆咚的小黑屋里去，咱们到户外有阳光的地方去吧，那位男子从马车夫的高座上跳了下去，马车又微微晃了晃。这时我们听到所有的人都陆续离开了谷仓，外面砾石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然后是一片寂静。

达妮拉随她所在的班级去进行最后一次旅游，一个星期后才回来。高中毕业考试之后还组织旅游，这也不是谁想出的怪点子，不过其实这样更好，毕竟紧张状态一去不复返了。尽管一年来上学对她来说已经完全无所谓了，最后一次考试她险些通不过，她能花些力气温书，肯定是因为憧憬着毕业后能从家里搬出去。我经常在早上差一刻六点时听见她开门进来，上那两节楼梯，从我们卧室旁走过，脚步不是特别轻，走得挺慢，肯定是累了。早晨吃早点时她的眼睛边总是红红的，闷闷不乐，一言不发，就好像她在向我们承认自己的作为，事实上也是这么回事。她之所以早上还回来，是因为我强迫她回来。她已经不指着家长给她零花钱了，我为她担忧她根本不领情，但伊尔米不该对她有不好的看法。我威胁她说要把一切告诉奶奶，如果有必要的话包括细节。她对我虽然冷若冰霜，但对伊尔米却很依恋，大概她也猜到奶奶经受不住事情的真相。在恩斯特那儿事情又不一样，她已经习惯了被他宠着，这对她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父亲的这份宠爱，这她又打错算盘了。但恩斯特根本想象不到她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天真地说就让姑娘开心地享受生活吧。要是我过分干涉她的话，他就疲倦而有些狡诈地看着我问道：难道偏偏是你想给她定下清规戒律吗？  

经过N那个下午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变得既冷酷又好挑战，米夏埃尔对我十分钦佩，有时对我的举止甚至是目瞪口呆。有一天晚上他说，他根本没预料到我是个如此烈性的女子，就像一座火山。我把每次约会都演化成小小的放荡节庆：我一丝不挂地在旅馆的房间里等他，我带来香槟，身着半透明的衣服，或是把赤裸的胴体裹在一件大衣里站在旅馆的服务台等着他。我搞到一本春宫书，试遍了里面的所有姿势，有一次我还录了音，在又一次碰面做爱时听。我不想有任何重复和审美疲劳，不仅每次幽会要换一个地方，而且每次都应该成为一次不同的经历，给自己留下全新的回忆。我要让他因爱而瞠目结舌、手足无措；看到他因激动而战栗我每次都很受用。我打听他以前艳遇的情况，询问他做爱时都有些什么最隐秘的愿望，鼓励他进行各种尝试。我想让他离不开我，就像我早就离不开他了那样。我送给他一枚戒指，我们幽会时他总戴着；他送我的内衣我则总是存放在汽车里。有一次他往我脚脖子上挂了一个小脚链，金的，还带一把小锁。时间不长这种专门小玩意儿就装了满满一箱子，我们喜欢这些东西，它们让我们动情。有时我在与他做爱时会蒙上他的眼睛，我还鼓励他适当施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种能力。我喜欢他弄痛我，但施虐的程度由我来控制。我的狂热日益高涨，但我的理智从未停止工作。

我想有一个了断和新的开始，我想离开恩斯特并和他开始新的生活。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再拖下去了。尽管我的想象力似乎没有止境，但他老婆早晚会察觉到什么，到那时候一切就不取决于我的导演艺术，而是要看他老婆如何反应，怎么威胁，是哭天抹泪还是岿然不动。我认为米夏埃尔不是很坚强。他绯闻不断，这一点他对我供认不讳；那些跟我们的关系是不能比的，他说，都是些比较浅的交情，有的就是一夜情，旅游或进修时认识的，有的干脆就发生在卡琳没有参加的社交活动之后。她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来她不是那种疑心重的人，二来她为人母、再加上店里的事也无暇旁骛，再说她也没有必要担心这种事。他们的家庭生活很好，很和谐，唯一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她离不开L。他很希望能飞黄腾达，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他学过戏剧，曾在著名的N 城担任过戏剧顾问，他常抱怨德国戏剧的贫乏，其实只要稍加努力这种局面就会得到改善，这只要看看N城的演出就一清二楚了，演出令观众欢欣鼓舞，批评届对其也好评如潮。我鼓励他多说说这方面的情况，不仅仅是我相信卡琳不会有这般举动，而且我也确实对此感兴趣。像他这么有才华，为什么不该再试试重新搞戏剧呢？他虽然拒绝了我的提议，但从他脸上露出的那含蓄而犹豫的微笑中我看出，他喜欢这个主意。毕竟我在戏剧界还有些关系，他说，他的一位朋友在B 城的一家大剧院工作，或许会找个机会让他在那儿负责个剧目，试验性的，当然不能给他什么承诺。我注意阅读戏剧评论，而且还阅读我们公司订的全国发行的报刊，我记住那些经常出现的名字，我甚至说服我们保龄球俱乐部的人一起去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剧团是正巧从别处来我们L城的。那天大演出一片混乱，演员们有喊的、有傻笑的，在台上互相追逐，到处爆发出各种响声，以致连台词几乎都听不见了。有时有雾气升起，扩音器中不断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声，然后又突然中断了，我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演出十分吵闹，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无聊，但这肯定也和我心不在焉有关。恩斯特在我身旁的椅子上扭来扭去，当我以责备的声调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这场演出时，他回答道，不是、不是，演得很好！也许只是有些太吵了？幕间休息时米夏埃尔来走进拥挤的咖啡厅，他来到我们这群人身边说，那位姓Z 的导演总是能 制造出这种“极端强烈的效果”。我们大家几乎都没有过多地批评这场演出，只有弗雷迪大声说没劲，他宁愿在家喝一扎比尔森啤酒；来看演出之前他专门在家读了莎翁的剧本，但台上演的与原剧一点不搭界，当然了，他也自问，李尔王的疯癫在大家都疯疯癫癫的氛围内是否还会那么醒目；他是为此才坚持到底的，他想看看导演对此究竟怎么处理。当他夸夸其谈时，米夏埃尔就站在我坐的那把沙发椅后面，我则双腿相叠地坐在椅子里吸烟。我突然感觉到，他在用手指轻抚我的脖颈，弄得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真希望能乞求他，别弄了，或是永远别停手。我不知道，如果现在——恩斯特正举着为我买的一杯香槟从人群中挤过来，一边挤一边用目光寻找我，那条左腿动作有点滞后——一切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是最好的结局。当他发现我时，米夏埃尔刚好把手缩回去，冲他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向另一群人走去，那边有人正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再回头看我，瞬间我感到一片空虚，十分无助，就好像被他遗弃了似的，仿佛他在从我身上缩回手并避开我丈夫时就已做出了一个最终抉择一样。我当然宽慰自己说，这么做是理智的，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别的举止，但我感到的那份对他的依赖却是前所未有的。恩斯特问我是不是不舒服了，我强颜微笑着摇了摇头，然后用颤抖的手把那杯香槟一口气灌了下去。恩斯特又一次夸赞起演出，还问我是否注意到那个小丑的跟头翻得多好。我们这儿的演员可没有这等功夫，他相当满意地说，还得是H城来的演员才能让我们这儿的人开眼瞧瞧跟头该如何翻！我没有答话，我盯着米夏埃尔的后背，他穿着一件黑衣服，离我们只有几米远，我几乎根本不在乎恩斯特会不会发现什么。我诅咒全世界都见鬼去吧，只是默默祈祷米夏埃尔能转过身看我一眼，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第二天晚上我们约好在F城的旅馆见面，我订了一个套房，在那儿忐忑不安地等着他，不知道他来不来。我关了灯，点燃了一支蜡烛，但当我赤裸着在床上躺了几分钟后，我觉得自己好似躺在一座坟墓里；那闪烁着的小烛火、环绕在我四周的黑暗，远处传来的车声……我站起来从浴室中取出一件毛巾布的浴衣穿上，熄灭了蜡烛，打开了床头柜上的台灯，从小吧柜中拿出一瓶啤酒。电视中播放着体育节目、新闻和西部片，这些我都不爱看，所以我就躺在那儿抽烟，想着我们这段情会有什么结局。当他最终姗姗来迟时，我已经透心凉了，我不想让他看出来，待他很温柔，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快，一分钟前这份不快还是唯恐他不来的害怕呢。我们一起洗了鸳鸯浴，喝了一瓶香槟，当我们相拥着躺在床上，做爱已接近尾声时，我紧贴着他说起了威尼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必须在那儿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开车到那儿差不多12个小时，夜里开还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希望我们的新生活一定要从夜里开始，只有我们两人。我攒了一些钱，用这些钱过两三年没有问题。伊尔米和恩斯特会相安无事地在一起生活的，达妮拉现在已经走她自己的路了。我将带走自己的汽车、存折和一两只箱子。卡琳将继续她迄今的生活，他的儿子们已经度过了青春期，我们将在B或别的什么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现在只需他做出抉择。几周来我的手提包里一直放着威尼斯一家旅馆的价目单，现在已经是深秋，差不多没有什么游客了，我们几乎可以独享这座城市了。我把他过去几周来在我耳边念叨过的海誓山盟又小声重复了一遍，他对毫无新意的日常生活的抱怨，我们在一起时身心的极度兴奋。最后我走进浴室，在那儿穿好衣服。当我手拿提包站在门旁准备离去时，他跳下床拦住我，我们就像你希望的那样私奔，他说，我又一次跟他上了床。

私奔定在星期三夜里。我不知道为什么选了这个星期三，这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事情也应该如此，我不需要魔法，而是只需要用清醒的头脑定出一个可行的计划。我买了一件新的适合旅行穿的大衣，很轻，面料是府绸的，微微有些闪光，衬里是毛的，可以摘下；还买了几双鞋、两件连衣裙、内衣和一身套装。箱子也是新买的，深红色，料子上面的花纹很肃静。我想尽量少从家带东西，我的新生活要有个全新的开端。从衣柜中我只挑出了全部衣物中特别值钱的几件，借口要送出去洗把它们装进了汽车。我还装上了两本最喜欢看的书和几年前逝去的我父母的一幅照片，别的就全留下了。我在为一封写给恩斯特的信打腹稿，我会把结婚戒指和这封信一起留给他，这是我必须做的，他无论如何应该是第一个知道我出走的人。我以后会写信给伊尔米的，她或是能立刻理解我，或是永远不会理解我。我离开的毕竟是她的儿子和孙女，尽管我们互相喜欢并彼此尊重，但我走出的这步棋却是她难以同意的。

给恩斯特的信我是在办公室写的。这是封写得很苯的信，与其说是封私信，不如说是封商务公函，这也许跟写信地点的气氛有关。但我不想半夜在厨房的餐桌上火急火燎地随便乱写几行，可我最终写到纸上的却比短短几行激昂的文字看上去更让人绝望。这封信就像是一张没有数字的收据，我试着写了好几遍，但就是写不出更好的来。我不想向他招供什么，我们的日子过得如何他应该也清楚，但与我不同的是，他对这种日子知足。这么算来他已经比我多度过了几乎20年的幸福时光，可这我也不想在信中写出；他不会想知道我的打算，这与他也毫不相干。达妮拉不再需要我，如果说她什么时候曾经需要过我的话，我不用担心她的教育问题，因为一位十三岁的女孩儿已几乎不再允许别人教育自己，至于说到安全感和可信赖的人反正有伊尔米呢。我试图回忆一些美好的时光，为的是写点儿安慰人的话，但我想不起什么特别美好的事，保龄球俱乐部那些欢闹的晚上也没有什么格外美好的事留在我的记忆中。所以我仅通知他说近期——我摆脱不了这种表述，尽管我知道这段时间从根本上说是很难预料的——会让律师就离婚一事与他联系。我也写明了是与米夏埃尔一起走的，因为我觉得他至少应该知道这一点，但我没有告诉他我们的关系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其实我们的关系历时还不长。但米夏埃尔也离开了这座城市，对此他不该感到吃惊。如果办公室有人打电话询问我，他是否推说我病了，那就全是他的事了。他什么时候让什么人知道此事，他怎么解释此事，这些都是他的自由，他尽可以说我疯了，或是说他早就猜到我会私奔，或是说我们曾一再讨论此事， 但我这人就是不听劝。我想了半天，最后在信的结尾写上了“祝你们仨一切都好！”，这毕竟是我的一句真心祝愿。我把此信的许多份草稿撕成小条儿从马桶冲走了，然后我把不多几样私人用品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清理出来：我的香水、梳子和一个地址簿，还有准备路上换用的内用卫生棉条和一件衬衫。擦手油我没有拿。

加油站的女老板激动不已。您想想看，我刚进门她就说道，刑警来过了！当时已经是8点多了，加油站只有我们俩，所以她就十分详细地讲述了那位值勤警官——如她煞有介事地强调的，是位探长——造访的经过。他还很年轻，显然功名心挺强，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抓住凶手，因为他没有别的高招，所以他现在检查L城和附近所有的洗车设施。他告诉她，这种草草清洗过的汽车是经不住犯罪侦查学调查的，他谈到残留的皮肤、衣料纤维和尘埃。但他却敢打赌，凶手肇事后的第一冲动仍就是想洗掉车上的所有痕迹。我不知道，她说，但我琢磨着所发生的事，或者这个人是个冷血杀手，他们永远都逮不着他，或者他自己既惊慌又迷惘，可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应该早就逮住他了，如果他是L城的人的话，不是吗？要是他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F，甚至是M，那他们就没机会抓住他了，现在事发一周后就更没机会了。我自己根本想不起来那天晚上谁来这儿洗过车，探长说那是个星期三，但我又不知道出事了，我为什么要格外注意呢？我有很多定期来洗车的顾客，但也有休假或出差开车路过这里的，尤其是老主顾登门，没人会注意日期的，对吗？就拿您来说吧，您就常光顾我们这儿，可您是否偏巧在星期三来过，而且还是在7点半或更晚的时候，就没人说得清了。当然了，从那天的结账总单上可以看出当天洗了多少次车，可谁洗了车我却没法确认，除非车主没付现金，那天晚上只有两个人刷了卡，这两个人他当然很快就能找到。可我想，要是我刚刚撞死人，而且还有那份脑子来洗车，我也不会留下自己的账号等信息的，是不是？我只能赞同她的说法，其实我在听她叙述时净点头了。那天对她来说是个令人激动的日子，事后讲起来她还津津有味，估计几周以后她还会忍不住向老主顾们一再和盘托出。L 城发生的可供讲述的事一向就不多。 

那天夜晚我驶往加油站时，它还归舒斯特曼老先生所有，他当然不在。当班的是个脸上尽是疙瘩的年青人，我想他是给我们送报纸的那位女人的儿子。他没有认出我， 我们并未进行什么私人性质的谈话。我把车开过洗车设施，加满了油，为了提神买了块Scho-ka-kola [1]  巧克力、两瓶矿泉水、一些水果和香烟，还有一张意大利地图；此外我还喝了杯咖啡。我很沉着冷静，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当我小心翼翼地起床，胳膊上搭着套装向楼下走去时，达妮拉和伊尔米在楼上已安然入睡，恩斯特像以往一样睡在床上，胳膊伸向床外向下垂着，还轻轻地打着鼾。我在厨房里穿好衣服，从手提包里拿出写给恩斯特的信，把它靠放在咖啡机前。近几年总是他第一个起床，伊尔米因为所吃的药现在比过去醒得晚。房顶上的灯光有些昏暗，现在是午夜，房间看上去有些破旧。我们总是说要添置些新设施，但最后都因为伊尔米未能如愿以偿，她说她使惯了的东西用起来顺手。她并不那么看重壁灯、洗碗机或是新炉灶，因为毕竟是她在厨房呆的时间最长，而且一直为我们做饭，所以她的意见就一锤定音了。这样厨房里的吊柜还是我们结婚时置办的，角椅也是婚后不久添置的，只有桌子是近几年买的，因为桌面可以清洗。盐和胡椒瓶一如既往地摆在桌子中央，旁边放着增甜剂盒和牙签筒，后两样从来都没有人用过。洗碗池中还泡着一个锅，因为辣味土豆烧牛肉烧得有些粘锅了，我本想把它刮干净、洗出来，但最后还是决定不这样做，因为蒸汽热水器发出的声音可能会吵醒什么人。我只是把比较干净的玻璃杯放进了餐具柜，然后把洗涤布叠整齐挂在水龙头上，最后倒掉烟灰缸里的烟灰。我们是十一点钟左右上的床，这之前和伊尔米一起玩了斯卡特牌，我和恩斯特输了，我们往斯卡特钱箱里付了3马克84芬尼，我们每年用这笔钱一起去郊游一次。我们玩牌时喝了啤酒，我还抽了烟。现在烟灰已经冷却了，烟屁散发着臭气，我把它们倒进了垃圾桶，桶里还有剩下的土豆烧牛肉和达妮拉吃完酸奶后的空盒。时间是夜里一点半，我一直醒着，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我只是躺在那儿守着恩斯特看他睡觉，并注视着闹钟上的夜明指针。我不想在厨房里一直等到启程的时间到来。因为厨房的钟不准，然而伊尔米认为厨房的钟走得准不准无所谓，厨房里的钟主要是为了舒适才挂在那里的，而她的观点好像也对。钟框大概是塑料的，上面有洋葱花纹，钟很便宜，已经没人知道它是怎么来到我们家的了。我挺想把它从墙上摘下来扔掉的，但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做，这只挂钟从现在起与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还有厨房椅子上的椅垫、蓝白相间的餐具和挂在水池上方钩子上的咖啡杯、公鸡形状的短时间计时器以及那只用来收集剩饭菜进行堆肥的刮痕累累的木桶，这一切都与我没有关系了。甚至角椅上方悬挂的那幅小花儿的画，它是达妮拉在伊尔米70大寿时画了送给她的，也与我不再相干。但我从架子上拿了一块擦碗布，把它塞进了手提包；然后我关上灯走过黑暗的走廊，轻轻打开房门，再把它关上，我没有拿垃圾。在车库里我开了灯，又环顾了一下四周，靠墙的货架上各种破烂中还有我从父母那里带来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从未放入过与伊尔米和恩斯特共同居住的家。我看到那面在疗养院陪伴过我的镜子，它被包在纸里，但有一截镀金的镜框露了出来。镜面可以说已模糊不清，上面布满尘土，还发了黑，但当我用食指把那层薄薄的灰尘抹掉时，镜框马上又放出了金光。我把它放到车后座上，然后启动了车。为了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声响，我没有关车库的门。

         我们约好夜里三点在通往F的高速公路入口处碰头，那里有个小停车场。米夏埃尔乘出租车来，他住在市中心，三皇旅馆那里总停着一辆出租车。我到那儿时刚过两点，我在加油站磨蹭了很长时间，还买了一份杂志，但我无法集中精力读这本杂志。我算定他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以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向每一辆驶近的汽车张望，可惜它们都疾驰而过。我并不害怕，我从来就没胆小过，只是几乎要等一个小时，这有些难熬。天气不是很暖和，但我抽烟时还是把车窗摇了下来，我不时向后视镜里望望，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情，我发现自己慢慢地失去了镇静。我又检查了一遍各种证件是不是都带齐了，一样不缺，我甚至还换了些里拉，我订了一周房间的那家旅馆的广告册和存折并排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家里的钥匙也被我无意中带出来了，我会找个地方把它扔掉的。我开着停车灯，以便他能马上找到我，要是他对出租车司机说：过了那个大加油站，上高速公路前的那个小停车场，也许司机根本不知道该在哪儿停车。刚刚两点一刻，我没有怀疑他的决策能力，然而我知道，我的决断力必须够我们两个人用的。他容易迁就，尽管我知道他也能行动，甚至发号施令，但他往往挑选机会，或者说让机会挑选他。若是他不愿被打扰时，他则喜欢对事态的发展听其自然。他对现状的不满更是精神上的，L对他来说太闭塞，让他觉得无聊，他在此地设法获得的一些兴奋和激动太微乎其微，根本无法满足他。我充沛的精力和狂放不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让我们俩硬是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还能再活一次。过去的20年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张褪了色的地图，我在上面能够找到一些我一而再再而三走过的路，但这些路却几乎形不成轮廓。我能够列出一张单子，上面是一些我不断说过或听过的话：晚安！或是：好吃吗？或是：达妮拉已经睡下了吗？或是：你没忘了伊尔米的命名日吧？或是：我们开车去还是走着去？或是：送去洗的衣服你取了吗？或是：阿司匹林放什么地方了？或是：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或是：咖啡没了？或是：下面的门锁了吗？或是：鸡蛋新鲜吗？或是：我想我再看会儿书。或是：这把躺椅真是上帝的馈赠！或是：要及时行乐啊！或是：迈尔-布吕尔店的小圆面包就是好吃！或者：电视节目报又放哪儿去了？或者：我们这种人是不会遭殃的！或者：你稍微减点儿体重没坏处。或者：男人对此无权发表意见。或者：请允许我？或者：喝吧！或者：我情绪不太好，可能要“倒霉”了。或是：弗雷迪问我们星期六晚上去不去烧烤。或是：希望这雨一会儿能停。或者：我得给戈吉姨妈打个电话。或者：今年的夏天一点儿都不像个夏天。或者：现在的客户比从前的精多了。或者：天哪，我累死了！或者：来，伊尔米，再喝一小杯！或者：以前的鞋比现在的耐穿。或者：老生常谈！或者：我们快该给车加油了吧？或者：吃喝有益身心健康。或者：我最好还是把窗户关上。或者：胡萝卜对眼睛好。或者：你这人放完屁从来都不认账！或者：你这回又是最漂亮的！或者：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恩斯特！或者：要是前边痒后边疼，请快用修女草药汤！[2] 或者：达妮拉的朋友不多。或者：如今的苹果一点儿苹果味都没有。或者：干一小盅！或者：幸亏我们有个园子！或者：袋装牛奶总是漏！或者：祝大家健康！或者：热得让我受不了。或者：你的烟抽得太多。或者：命运总是垂青有钱人！或者：伊尔米现在可是见老了。或者：我们把奶奶准备买房的钱都用在喝酒上了！或者：这件大衣还能穿一冬。或者：花园的门又出毛病了。或者：小人物总是倒霉! 或者：今天天气真不错！或者：你想着买狗粮了吗？这些话不能说是不友好，它们表达的是关心，其中包含着很多善意，透露出的是高兴，但它们不属于我。这些话里少有恐惧、愤怒，也没有意外的惊喜，这些句子就像划船时桨的起落，很有规律，总是一个节奏，大家向一个方向使劲儿：我们现在在湖上泛舟，在湖上，我们现在在湖上泛舟。我突然弃舟而去。

         在遇到米夏埃尔之前，我从未想过要离婚。蜜月旅行时，有一次我站在山里一所旅馆的阳台上，我对自己说：你现在可以跳下去。那阳台是木结构的，围栏刚好到我的腰部，当然那儿悬挂着栽在长条塑料盒里的天竺葵，但这根本挡不住我往下跳，尽管这样一来跳姿自然难保优雅。阳台在四楼或五楼，旅馆相当大，名副其实地叫作“阿尔卑斯山景色”，站在阳台上可以把那一带的景色尽收眼底，周围是好几座几乎高达3000米的山峰，顺着斜坡向很深的山脚望去则可看到一条小溪，溪中多有石块。我要是往下跳，一定会落入冰凉的溪水之中，重重地摔到石头上，当然那时我已经既不会感到溪水的凉，也不会感到石头的硬。如果我跳下去那是必死无疑。恩斯特和我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在酒吧和一些来自鲁尔区的人一块儿坐了一会儿，很快大家就闹得很开心，我喝了太多的酒。我一个人走回了楼上的住房，我对恩斯特说自己马上就会回来，他一点儿也没为我担心，与这些人在一起他如鱼得水。无论他如何爱我，但从早到晚只和我一个人相处，远离他的朋友和保龄球俱乐部、远离他熟悉的环境和伊尔米，这让他显然有些惘然若失。我们俩都没料到蜜月旅行意味着什么。我们到阿尔卑斯山来是因为海边对我来说太热了，恩斯特也想在休假时能够继续说德语。现在我们眼前是近3000米高的山峰，除了山顶的皑皑白雪外，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恩斯特因为假腿自然无法登山，我独自一人也没有兴致在山中漫游，所以我们经常坐在旅馆阳台的遮阳伞下，想玩斯卡特纸牌又缺一个玩伴儿。晚上我换上衣服去吃饭，总能赢来赞赏的目光，但我穿得总是稍微有些太优雅了。我们在蜜月旅行的事不知怎么走露了消息，所以吃饭时也没有人坐到我们这桌来，人们不愿打扰新婚燕尔的人。这样我们每天都吃两顿热餐，每餐三道菜，下午我去露天游泳场游泳，恩斯特则在旅馆睡觉或看报，接着就又该去餐厅吃晚饭了。一周后这帮鲁尔区的人才入住这家旅馆，他们比我们年纪大，都是些很快活的人。恩斯特是在我游泳时认识这些人的，因为他们也坐在旅馆阳台上喝啤酒、玩牌，自然而然就邀请他们以为是独自一人的恩斯特加入他们的行列了。当我们俩晚上一起下去吃饭时，这些人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后来我就喝多了，心情很悲伤。我站在阳台上，站不稳有些摇晃，周围一切都已笼罩在暮色中，只有下面的小溪闪着亮光。我一直成功地做到了不去想菲利普，但现在我忆起他此间也在做结婚准备呢，但他不会来阿尔卑斯山，而是大概会去尼斯或威尼斯，他不是跟一位拿份报纸上厕所读的一条腿的俱乐部迷去度蜜月，而是与一位会讲流利法语的银行家的女儿，她做头发时不用去发廊，而是把理发师叫到所住的房间去。我想，莉亚娜·韦斯特霍夫那个角色本来应该是我的，如果我当初不那么幼稚，像个榛睡鼠似的一头窜入自己的不幸的话。我不相信他当初完全是逢场作戏，我想起了他写给我的那些信，可惜我把它们都付之一炬了。现在我真想再读读它们，好让自己相信，他离开我不是他的主意，为了挽救负债累累的庄园他必须娶那个银行家的女儿，一准是他母亲向他施加压力了，他肯定至今还爱着我。我想象着自己如何收拾箱子，第二天一早从这里消失，返回L城，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现在还为时未晚。我眼前浮现出他那幸福的面庞，这对我们两人都是一种拯救。我回到房间，从床下拉出我的空箱子，拉的时候不小心在床脚碰了头，我索性一屁股坐到地毯上号啕大哭起来。我还从未如此不幸过：我回不去了，我喝得酩酊大醉，在醉酒状态中我知道此事已无法挽回，我自己酿的苦酒得自己喝，尽管我们再也不会来阿尔卑斯山了，可我这辈子却得跟恩斯特过了。我再也见不到菲利普了，他也不会再知道更多有关我的消息，除了我在《信使报》上登的结婚启事。我跌跌撞撞地走回阳台，探过天竺葵往下看，直到感到眩晕，只需要一秒钟，那看上去就像发生了一场事故，比起自杀要好听一些，这不需要太多勇气，但我却连这点儿勇气都没有。我在浴室用很多凉水洗了脸，化了些淡妆，然后慢慢下了楼，紧挨着恩斯特坐了下来，他很自然地把我搂住，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讲过，是他一位同事的轶事，这位同事预订了去巴黎的大巴旅游，结果阴差阳错地去了保加利亚，这个故事很长，从L城一直讲到保加利亚，几乎和这个晚上一样长，却没有我们的婚姻长，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以为我们的婚姻会天长地久。

         刚刚差一刻三点，我却开始焦虑。现在我开始想象他如何偷偷离开家，就像我一个钟头以前所做的。他告诉过我，要是他晚上回来的晚，而她第二天又得早起的话，为了孩子们卡琳常常一个人睡，在她自己的房间，而且她也习惯了。面包师的女儿和搞戏剧的男人一起过日子就得互相迁就。我常问自己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同房呢，我们当然没有谈起过这个话题。我无法想象她什么时候有时间与她老公睡觉，白天吧，卡琳好像不是这路人，周末吧孩子们又在家，夜里他们往往分床而眠。蜜月旅行他们根本没有去，因为卡琳当时已经有孕在身，不愿意奔波，这么一来倒省去不少麻烦。我不知道除了谈工作和家庭琐事还能跟她谈什么，她看上去既不像画水彩画的，也不像打网球的，也许至多打打迷你高尔夫，可米夏埃尔又不像爱打这种球的。他们结婚的年头不如我和恩斯特的长，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如果能过到一起，结婚三年以后大家的日子都大同小异，反正是往好里过呗。但他们的情况与我们的又不同，对卡琳来说米夏埃尔就好比是个壁橱，凡是与她的生活不相符的都被改造了，她的生活已经定型了，她有房子、面包店，她住在L 城，这里有她的父母、祖父母、孩子，以后还会有孙子，全是些很实际、很脚踏实地的人，对所有无法影响的事情他们都会像天气那样去接受。对我而言一切都因米夏埃尔才开始，我几乎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我冷酷地设计了这一夜，但我感到自己就像当年走在林荫道上的那个坠入了情网的女孩儿，也像个坐在马达转动不均匀的汽车中无计可施的女人，我感到我就是我自己。

         现在从城里飘过教堂的钟声。我决定三点半以前不胡思乱想，因为很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意外情况发生，比如旅馆前刚好没有出租车，L 城太小了。他当然不会去按别人的门铃，让人家从睡梦中起来送他，而是只有等着夜间的出租车拉完客再回到旅馆门前。有时有人坐出租车去F 城，那就得等上一个小时。米夏埃尔当然不能预定出租车，因为如果有电话打到他家，询问舍费尔先生是否确实在半夜差一刻三点在三皇旅馆前预定了汽车，那事情有可能就砸锅了。

         如果有人已决心趁黑偷偷离开老婆孩子，那砸了锅又能怎么样呢？为了让他鼓起勇气，我向他讲述了我写的那封辞别信，我发现他有点害怕，也许还有点震惊，他问我是不是还想与恩斯特再谈谈此事。我的回答是——这毫无意义。出走的事已是无法改变了，我只会更多说一些没必要说的话，从而让恩斯特更加伤心，他肯定想知道具体细节，而这些细节以后会永远留存在他的记忆中。他也许会求我留下来，而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这只能让他更痛苦。我做出了抉择，但我何苦要折磨他，让他看到无论他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无法让我回心转意呢？

         两天后报纸上登出警方对案情有了新推测：“不排除蓄意伤害的可能。”据报上讲，死者与有“红灯区氛围”的人有来往，如果说L城有这类人的话。事故发生的场合与当时的情况——城边的旁路、天色已黑、没有其他车辆驶过——让人推测，不像是事故后肇事司机畏罪潜逃。至少迄今侦获的细节显示出蓄意的企图：死者肯定是被汽车高速撞死的，现场未见任何刹车痕迹。若不是喝得酩酊大醉的话——然而看不出有任何醉酒的迹象，从车行痕迹看车开得很稳——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离交通信号灯很近、照明度良好的地方驾车人会开车撞上一位行人。除非是蓄意杀人。

         现在是三点一刻了。烟灰缸里布满了烟灰和烟屁。我嘴里含着一颗强力薄荷糖，往鼻子上又扑了些粉，并非常认真地补上些口红。一只枭在叫。停车场的灯光很暗，我很可能没看见她，但这段路若是走着对他来说就太远了，何况再拎着只箱子。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些细节，但我想他也会像我一样只带些最必需的物品，也许就是那只他放在办公室的，以备需要时在外面过夜用的箱子。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去过威尼斯，也许他认为我的主意太愚蠢，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点破。但这也不会导致他不来的，他知道他能令我改变主意，我也会跟他去赫尔辛基或是华沙的。如果他去过我们家，我会在地球仪上指给他看我都去过什么地方：M 和 F城，南西班牙和马略卡，哥本哈根（保龄球俱乐部组织的旅游）和布达佩斯（保龄球俱乐部组织的旅游），黑森林，伦敦（保龄球俱乐部组织的旅游），布拉格和阿尔卑斯山。我们总是去同一些地方，因为伊尔米只有去她熟悉的地方心里才踏实。恩斯特跟他妈一个毛病，我则无所谓。达妮拉总是既难缠又要求不高，人们从来无法预料她会为什么事而开心，这可以是草地上的一头牛，也可以是卡纳比街[3]，而往往是，在草地上她会闹着要去卡纳比街，反之亦然。地球仪上那些我去过的地方彼此离得不远，但我对这些无所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我不知道米夏埃尔会带我去哪些地方，这些点在地球仪上会构成什么图案。他去过巴黎吗？肯定去过！伦敦、纽约、罗马和维也纳？我不知道，但我猜想他去过。他甚至可能去过澳大利亚，也许他年轻时周游过世界。我想象他在比利时，住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农庄。他留过髭须吗？他去过现在那么多大学生都去的印度吗？他是对那里的贫穷、轮回转世还是鸦片感兴趣呢？我对他的情况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甚至连自己的相片也没带出来，家中过道里的栎木柜中有一个纸板箱，我把所有相片都保存在那里面了，甚至有我母亲年轻时和我小时候的照片，后来订婚和结婚时的，最后还有达妮拉出生时的。此外就是些家里人抓拍的，拍的时候是一番好意， 但拍出来的往往是些可怕的画面：某位嘴里正在吃糕点或是手里攥着小香肠，鼻子上留着一块防晒膏或是正在树荫下睡觉，在洗车、换尿布或是烤糕点，有些是过生日或别的什么纪念日的留影。但这些相片无论如何都无法与我母亲那些高雅的相片相提并论：母亲靠在五斗橱旁、穿着最好的套装、坐在花园里葡萄架下的长椅上，还有她与我爸爸的订婚照、教堂前的结婚照和后来的银婚照。

         现在几乎半夜三点半了，在这个时辰我根本无法想象他是个孩子时看上去什么样子，也许他至少会带来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每个人都该珍藏的那些东西：小时候穿过的第一双鞋或是乳牙，最重要的照片，初恋时的情书，第一个存折，也许还有本星象书。许多东西我都忘记或遗失了，有些销毁了，绝大多数东西我根本就没想保留。最近这20年对我而言就像是一连串苍白的被错过的机遇，而我主观上根本没有想抓住这些机遇。我还从未与一个男人躺在床上一天一夜，只是聊天和做爱。我还从未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手里举着一杯酒，亲嘴把嘴都亲破了，面前摆着一盘汤，却因爱意绵绵一口都喝不下去。我还从未与一个男人在起居室跳过华尔兹，也没在街边停过车，为了与他消失在小树林里，更没买过夏天穿的连衣裙，然后当着他的面在阳光下脱下来。我还从未与一个男人一起乘过卧铺车，为的是与他一起在那里喝香槟。我还从未给一个男人看过我的日记，没跟一个男人一起去游过泳，没跟一个男人俩人一起度过圣诞节或是去夜酒吧。我还从未跟一个男人俩人一起去过海滨、裸体躺在草丛中或是在他的臂弯里入睡于星空下。我还从未写过真正的情书，从未把我全部的钱财交给过一个男人。我还从未与我真正爱的男人一起乘过地铁，连出租车都没乘过。我从未让自己爱的男人为我翻译过食谱，没跟他一起吃过对虾。我与心爱的人做爱时还从未能够从容得不用看表。现在三点半都多了。

         我完全记得在那个瞬间，那个决定一切的瞬间，我脑子里都想了些什么：我过去的生活像过电影一样闪现在我的脑海中，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我，自己也一清二楚。我知道自己仇恨的所有缘由，我的仇恨像尖尖的铁栅栏。我全神贯注，要说我当时完全失去自制，那是最大的谎言。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完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是想这样做，我甚至不慌不忙，尽管我只有一两秒钟的时间。我没想到能遇到这种机会，虽然我有时也设想过，要是我碰到他一个人而且处于无助境地时会怎样。但从未想象过会遇到实际发生的这种情况：黑天、下雨、他一个人在街上，我开着100迈车，身边也没有可以阻挡我的人。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手，这种机会不会出现第二次的，但我只有一两秒钟来作决断。

         这一两秒是怎么度过的我还一清二楚，可三点半以后时间是怎么消逝的我却不知道了。我坐在汽车里等他。夜空晴朗，我看到天上的一些星星，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尽管我们五周前刚刚一起观察过银河星系并数过知名的星星，但他也不比我知道得多，最后我们俩自吹自擂了一通：大熊星座、小熊星座、猎户星座和金星什么的。我把车灯开了关，关了开，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车灯到底是开着还是关着。为了让自己保持镇静并找点儿事做，我跟着表数了两分钟，但这么一来却更激动了。因为冷我有些颤抖，我下车走了几步，当有什么爬过我的脚面时，我吓呆了，因为我对此没有思想准备。这时我想起了爱德华·齐默尔曼[4]，我看到他严肃地摇着他那大脑袋，慢条斯理而又咬文嚼字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位妇女为什么在半夜三点半出现在L城通往高速公路出口前的停车场上，估计她是一个人，她离开了自己的车，我们无法弄清她这样做的原因。”想到这儿我马上溜回车里并把车窗摇了起来。我打开了收音机，一位播音员以柔和的嗓音，操着点儿荷兰口音唱歌般地还在介绍——已经这个钟点儿了！——点播歌曲，估计主要是些长途货车司机，这是我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祝福和他们所点播的歌曲猜的：罗迪用歌曲《长途行驶》问候芭迪，赫尔穆特以歌曲《尽管我不在你身旁，但仍旧思念你》问候比吉。我并不反对乡村音乐，但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让我沮丧。我其实特别想喝一杯葡萄酒，但这确实是想入非非了。我抽了几支烟，打开了外循环通风装置，通风的声音压过了收音机中的音乐。现在大概是四点一刻了，我才意识到他可能不来了。我像个中学生似的把我们约会的细节又回忆了一遍：时间、地点、日期，会不会是记错了？我取出了袖珍日历，检查所记下的日期并回忆我们上次见面的情景。但当时说的话有些记不清了，我对自己的回忆要比对他的清晰，我能听见自己在说，但听不见他回答。他把我拽向自己怀里时的面部表情我还历历在目，也还能回忆起他说下面这句话时的嗓音：我们就按你的意思办，也许他说的是另外一句话？可当我们共同走出那所房子，向我们的汽车走去时，我们还紧紧相拥，我向他耳语道：星期三夜里三点，他回答说：我会来的。这根本不可能记错嘛。既然我们那么相拥着，既然他那么与我肌肤相亲、耳鬓厮磨，既然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幽会时爱得那么如醉如痴，记错私奔日期是根本不可能的。

         几乎放弃时的情状我还刻骨铭心：我全身颤抖，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被击溃和绝望更确切。我想这该是一场误会，我一会儿会给他打电话的，他肯定是临时遇到了什么事，或是他记错了碰面的地点，也许他正绝望地在另一个停车场坐在箱子上等我呢。我又开车回到街上，在L城转了一圈儿，这儿还有另一个上高速公路的出口，我慢慢向那里开去，可那附近并没有停车场，我也没看见有人站在那儿，但我想他大概不小心在这儿下了出租车，后来就回家了。也许先去了办公室，好把箱子放在那儿。我摸黑开着车乱转悠时已经五点多了，后来我就掉转车头回家了，不这样做我又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我得一直熬到十点钟，那时他就在办公室了，我可以往那儿打电话，但必须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下，现在无疑已经是最紧急的情况了，没准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了。这段等待的时间让我觉得比以往任何一次等待他的时间都难熬，我在黑夜中等了他三个钟头，孤独一人，现在我真正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等着得到解脱。我听见他在听筒中边笑边说：我的心上人，你遇上什么事了？我听见他窃窃私语，百般温存；我看到自己拿着听筒垂头丧气地坐在电话机旁，我听见我在骂自己，我看到我们俩已经在嘲笑这毫无必要的、可恶的一夜。我听见自己向他倾诉这几个小时是如何熬过的，我知道很难向他讲清楚，我曾憧憬过和他过什么样的新生活，连一半都无法表述清。我知道，向他讲述我在停车场所经历那种恐惧也是不可能的，但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因为此后一切就都结束了。

         往家开的时候我看见灯亮着。现在连五点半都不到，没有人起这么早的。也许伊尔米又睡不着觉了，这时有发生，她血压不稳，遇到这种情况她会坐在厨房喝一杯山楂茶，看两眼电视节目杂志或是织几圈儿毛活。她不会动那封信的，达妮拉也不会碰的，后者反正一睡下去就睡得半死，就像所有她那么大的年轻人一样。我小心地将车开进了车库，把意大利地图塞进了手提包，把大衣放到车后座上，遮住那面镜子。行李被我留在车中。像往常一样，车库里有股机油味和些许铁味，当我向房门走去时，天还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缓慢地转动钥匙，突然我感到异常疲劳，我对自己说，要挺住，接下来几乎还有20个小时要熬，我很庆幸自己在办公室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是一次无声的告别，必要的话还可以在那儿再接着干下去，我只需等到十点钟，现在要不动声色。我根本不需要向伊尔米解释什么，她反正从来也不问我那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的，事情很简单。我在过道里脱下外衣挂了起来，轻轻打开厨房门，角椅上坐着恩斯特。

         我相当意外，但并不真正感到震惊，我对自己说：我不怕你。当他直接站在我面前时，比我高出整整两头，而我并非个子矮小的人。他敏锐地盯着我，并不是用审视的目光，而或许是出于习惯很关注。他还没有作自我介绍，我就知道他是谁了，我镇静地请他进门，并给他端上一杯咖啡，他喝的时候加了奶和糖，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他这么瘦的人这么喝咖啡太过惬意。他有些尴尬，我不想帮他摆脱这种局面，我等着他开口，既不想表现出敌意，也不愿显得不安。我不知道他想在我这儿达到什么目的。沉默了半分钟后他突然直奔主题：我肯定读到或听说过那件事。读到过，我说，报纸几乎每天都对此事进行报道，谁也不会漏过这条消息的。那您肯定也已经读到过，他边说边用他那浅色的眼睛不安地扫视着周围的环境：长沙发椅旁茶几上方挂着的伊尔米绣的绣像、表现本地风景的油画、我父母的照片和保龄球俱乐部20周年纪念日的照片，也就说，您读到过我们的猜测——死者与有“红灯区氛围”的人有来往。我读到过，我说，脸上忍不住浮现出一丝微笑，难道您是沿着这条线索找到我这儿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这样，他回答道，先往窗外仔细瞧了瞧，然后才又转过身对着我。我断定我告诉您的事一定让您感到很意外，也许是吃惊，但我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读了那封信，我看见他略微弓着背坐在那里，弓着背，目光呆滞，面前摆着打开的信封和摊开的信纸。当他抬起头来看我的时候，那神情是彻底目瞪口呆的，但却也像不再有任何痛苦和失望。那一瞬间我想把一切都说成是神经失常，受一种情绪的支配，想干点儿比我平常干的事更出格的，不过是夜里突然心血来潮去短途郊游了，荷尔蒙分泌异常，干了件荒唐事，拂晓的时候就一切都过去了。他没有太多的想象力，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象力，但他也知道，有些真理只有几小时的寿命，夜里人们会做出一些白天不光会后悔，而且也觉得根本不可理解的事情。就算是他不是也间或有喝醉的时候吗，而且我们偶尔吵架也总是在夜间嘛，那时我们的神经负荷过度，往往不是喝了太多的酒，就是刚刚庆祝完生日，或是搞了别的什么庆典，结果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那么有趣。这时只要我们俩有一个人由于疲倦提议说让我们先睡一觉吧，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们相视时都记不得几小时前为了什么破事气愤得吵了大半夜。此时肯定还有挽回的余地，他对我说的话一定既半信半疑，又乐于相信。我应该对他说，让我们上床去吧，我会把一切都和盘端出的。我本可以挽回局面，但我没有这样做。当我端着一杯从自来水管子接的水坐到他身旁，像进行一次重大谈判时那样沉默地看着他时，在这一刻我永远失去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机会。我没有试图挽救我们的关系，他问我为什么又回来了，我说因为他没去。我根本没想撒谎，这事也不值得我说瞎话，我既没有力气也无法集中精神找什么借口，我想也没这个必要。他重重地喘了一口气，我看出他想搞清楚我回来意味着什么，但又不敢问。我呆会儿会给他打电话，我说，我们不过是彼此错过了，这不会给局面带来什么改变的。我边说边颤抖，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自己说的话，但我知道与米夏埃尔的事对我来说要比厨房里角椅上坐着的这个面呈老态的男人重要得多，我是不会作丝毫让步的。我也不想让他看出我的恐惧，这种恐惧现在已经变成了惊慌失措。这与他无关，我对自己说，现在你必须挺过这几个小时，然后就什么都过去了，你现在不能认输。但这都没用。你该不是想告诉我，他问道，你想跟一个男人私奔，结果他连日子都没搞清吧？他让我那封信和撕破的信封留在那里，步伐沉重地向楼上走去，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在洗碗池中把信烧了，然后我打开煮咖啡机开始煮咖啡，继续坐在厨房桌旁等着伊尔米走下楼梯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