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乃安先生，中国著名音乐学家，1920年11月16日生，贵州盘县人。1939年贵州省立盘县师范毕业，1941年在重庆进国立音乐院学习理论作曲，1947年毕业。曾于1946年1月与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山歌社”，并被选为社长，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及民间音乐的收集与研究。毕业后任上海《时代日报》副刊《新音乐》编辑，主持中华音乐学校教务工作。1949年以后，曾在上海总工会、文化部艺术局从事文化管理工作。1959年到中国音乐研究所，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院研究生部音乐系主任，期刊《中国音乐学》主编，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主编《民族音乐概论》、《中国音乐辞典》，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编纂工作，并发表多种音乐学方面的论著，是当代中国音乐学的奠基人之一。郭乃安先生于2015年10月7日去世，享年95岁。以下文章写于2018年初，原载《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四期。

恩师郭乃安先生已去世两年多了。作为郭先生的学生，我总觉得应该为纪念先生做点什么。感谢老同学薛艺兵帮我联系到音乐研究所刘东升老师，给了这个机会。郭先生杰出的学术成就已经多有论述，就不重复了。这里想回顾郭先生对我个人教导的几个片段，借以怀念郭先生。

初次见到郭先生

第一次见到郭先生是 1982年春到音研所参加考研的复试。当时我在山西省雁北艺校教书，报考院研究生部以曹安和，郭乃安为导师的音乐学专业，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笔试过后不久，收到复试的通知。记得那天走进口试的考场，见到对面坐着几位先生。经教学秘书介绍，为首的就是当时担任研究生部音乐系主任的郭乃安先生，李纯一，许健等先生也在座。

主要是由郭先生提问题。他人很和气，先问了我以前学习音乐的经历和目前的工作情况；接着又问了读过哪些有关的书，有什么收获和感想，对什么问题感兴趣等等。记得许健先生插话，问我叶栋译解的《敦煌曲谱》看过没有，感觉怎样；我回答看过，感觉那旋律有点怪，就再说不出什么了。口试开始时我还有些拘谨，后来看到先生们都很平易近人，使我也不那么紧张了。整个过程没有多少考试的气氛，倒更像就是先生和学生在聊天。第一次见到郭先生，他的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复试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次考研成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首先是在专业学习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有机会直接向郭先生等德高望重的前辈们学习；同时，也摘掉了最高学历是“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毕业后留在音研所工作，也了却了想要回北京工作的夙愿（以前我是被卷入“上山下乡”才离开北京的）。回想起来， 这成功的关键是郭先生录取了我做他的学生。对此，我是永远心存感激之情的。

郭先生对我硕士论文的精心指导

我硕士论文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在郭先生的指导下取得的。记得一入学，先生们就要求我们开始考虑各自论文的选题，越早决定越好。我由于在大学主修琵琶演奏，毕业后又教书，对学术研究没有经验，所以对论文选题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还是郭先生给我提了个建议，看能不能对传统琵琶小曲做些研究。他让我先看看有关材料再做决定。我经过一番研读，很快认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因为第一，把现存传统琵琶曲谱上的一百多首小曲作为研究对象，目标明确，范围也不是很大；第二，以前没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研究；第三，可以把我琵琶演奏的经验用上。对郭先生为我想出这个适合的好题目，我非常感激，也非常佩服。

记得在开始写论文的时候，郭先生要我先写出一份详细的提纲，包括各个部分的内容和论点，要举什么谱例，说明什么问题等等。我最初交给郭先生的提纲内容相当“丰富”，恨不得涵盖所有能涉及的方面，包括对琵琶小曲里四分之三音的来历及乐律学方面的的探讨，琵琶小曲的标题与曲意，甚至还有“琵琶小曲中的美学”等等。郭先生看了以后，认为内容过于庞杂，有些问题也不易说透。他建议全文在序言之后分三大部分：一，对六十八板结构的源头“八板”的探讨；二，对琵琶小曲本身的探讨，侧重曲调和结构；三，对小曲联套，即从小曲发展而成的大曲的探讨。对其它方面，或省掉，或一带而过。这些建议给我指明了方向，使后来的写作和答辩都比较顺利。

郭先生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一次发言

1985年我毕业后到音研所工作不久，有一次《中国音乐学》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座谈会。与会者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室和《中国音乐学》编辑部的同事们。郭先生作为这个领域的前辈及《中国音乐学》的主编也在座。记得在讨论学科建设时，我发言说，本学科应该有一套“独立于和不同于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随后郭先生发言，在谈到本学科和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关系时，他说不大同意我刚才说的。他建议我们不要和中国音乐史研究分得那么清，而是应该加强和音乐史研究的联系，把本学科的史学基础打扎实（大意）。他还语重心长地以亲身经历说明，他的工作是多么得益于对音乐史深入系统的研习。郭先生的发言使我认识到自己先前的片面，给我的印象和教育很深。

随后应《中国音乐学》编辑部之约，我根据那天自己的发言及后来的讨论，整理出短文“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两点意见”，发表在《中国音乐学》创刊号上。那时候，期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主编郭先生亲自审阅的。以后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我越发感到郭先生“史论不分家”的思想是多么英明！

对郭先生的“人物专访”

1991年初，《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给了我一个任务 - 以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郭先生。由于事先郭先生和我都做了相应的准备，谈话本身进行得很顺利，采访录后来发表在当年的《中国音乐年鉴》。这次经历使我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了郭先生，特别是他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和观念，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学风，以及谦虚谨慎无私奉献的为人。

记得在采访前，我把要提的问题交给郭先生后，他传给了我一份学术简历。其中提到了一些我认为十分值得骄傲的早期革命经历，特别是郭先生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曾于1946年与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山歌社”，并被选为社长，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及民间音乐的收集与研究。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重要的一页，所以想请郭先生在采访中谈谈当时的情况。但可能是出于谦虚的考虑，郭先生对这方面没有多谈。发表的采访录是从1959年他调到音乐研究所以后谈起的，关于在那之前的革命工作经历都没有谈到。还记得我把采访录整理出来拿给郭先生审阅时，他把不少我作为采访者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和赞扬都给删掉了。

郭先生对我在其它方面的关心和教导

郭先生对我争取出国留学的努力一直是支持的。1993年夏，我被美国匹兹堡大学音乐系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专业录取为研究生，决定出国留学。临行前，我到郭先生家与他话别。记得那天郭先生谈了一些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的情况，还谈到赵元任和赵如兰曾到所里来访问过，录取我的荣鸿曾是赵如兰的学生等等。郭先生还嘱咐我走之前到公证处做一个出生公证。我当时还不大清楚出生公证有什么用，后来才明白它的重要，越发感谢郭先生的提醒和关心。

1997年夏，我于出国四年后第一次回国。当时我已经修够了学分，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以及题为“清宫仪式音乐与清代的统治”的论文计划，并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做了相关的典籍研究。那次回国主要是到北京，沈阳等地做进一步的图书馆工作以及相关的历史遗迹考察。记得去看望郭先生时，向他汇报了论文的计划，说明选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史料比较全。当时曾担心郭先生会对这个选题有异议，因为在国内权威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明清宫廷音乐被认为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反面教材”。郭先生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并没有提出批评意见，只是说“对清代宫廷音乐以前没有过专门的研究，你要做很多工作了。”接着又谈到相关的史料，他告诫我说，明清的史料相对较多，要注意去伪存真，挑选最靠得住，最有价值的。

1998年，我在美国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郭先生的文集《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虽然以前读过其中的一些文章，但通读全书仍然使我有很多收获和启发。如今看着扉页上郭先生的题字和签名，我心中充满深切的怀念。恩师郭乃安先生的教导让我受益终身。

上图是1991年《中国音乐年鉴》郭乃安先生采访录的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