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十月，我趁回国探亲的机会，重访了当年下乡做知青的那个村子 – 山西省山阴县大虫堡。我在那里插队将近五年，离开两年后回去过一次，以后一直想再回去看看。这次终于如愿以偿，重访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我们村。

由我弟弟驾车，从大同经岱岳镇开到大虫堡。接近村口，看到村的外围有不少新建的房屋和院落。这个村口的大院就是以前没有的。



进村后，我想找到还能认识的人，于是向在街上晒太阳的老乡说明，自己是在村里插过队的知青。一位老乡首先叫出了我的名字，原来他是当年和我一起干过活的后生之一，叫庆璋。我没能先认出他来，觉得很不好意思。下面是我和庆璋在以前村口的合影。



我向庆璋打听当年知青的排房是否还在，庆璋答在，并带我们在一排新建的房屋后面找到了知青排房。房子早已破旧不堪，没人住了，靠西的几间也已经没有了。目前连房带院属于一个私人，据说不久将会把旧房全部拆掉，重盖新房。



下面是四十多年前在村里的知青在院落外的合影，可以较清楚看到院墙里面的排房全景，如今西面的院墙已经被一排新房取代。



离开知青的老房，我又打听刚到村里临时住在老乡家时的房东。一位当年的车把式秀璋告诉我，我的老房东和他女人都已经不在了，那房子也早没了。我听了觉得很是伤感。



我又打听刚来时知青厨房的房东，庆璋带我找到了，但房子也早已破旧不堪。当年这里的房东大爷和大娘也都已经不在了。



村里的小学校也是我要看的地方。当年我们常到那里的教师办公室兼宿舍去看报纸和聊天。我曾想，等我退休后，到村里的小学校代代课，哪怕只代一个学期。然而，小学校已经停办多年了，孩子们都到外村，甚至外县去求学。看着这荒芜的校舍，想到我来代课的梦想已经破碎，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在街上和老乡聊天时，一位老年妇女拄着拐杖走过来。有人介绍，她就是当年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人。我忙走过去自我介绍，她说她还记得我。当年我们每次去支书家，他女人都笑呵呵地招呼我们。那时她也就四十来岁，现在却八十多了，老支书也已经不在了。



虽然认识我的老乡已经不多，但还是见到了几位。其中一位叫来璋，他曾救过我们一个知青的命。那是在我们先后离开村子，只剩下一个男生时，这个男生突发肚子剧痛，已经昏迷了。幸亏大队及时发现，派车把式来璋等人连夜把这个男生送到县医院。经诊断是急性胃穿孔，并做了手术，是来璋为手术签的字。据说要是送来再晚点，命就不保了。来璋大我几岁，他前几年得过一次中风，现在走路还一拐一跛的。



还见到另一位当年一起干活的伙伴徐和。他那时是公认的大力士，我曾在后生们的忽悠下，和他摔过跤，还把过公道（把公道是当地一种双手翻手腕的游戏）。如今他还是那么壮实。



还见到了当年大队的妇女主任杨玉莲。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当年我们第一天刚到村里，就被接到大队部，支书给我们一一介绍了大队干部。我们书呆子式地拿出小本本做笔记。大队干部中唯一的女士就是这位妇女主任。由于对当地方言很陌生，我把她的名字写作“杨玉列”（还曾支书辛德润的名字写作“辛地荣”），后来才知道人家叫杨玉莲。然而村里没人叫她大号，由于她是本村杨木匠的二女儿，人们都叫她“杨二女”，简称“二女”。二女比我年长，但看上去精神状态很不错。



还有一位当年和我一起干活，很要好的伙伴叫辛日英。 我问庆璋，辛日英还在村里吗？他说在，于是带我到辛日英家去看他。辛日英和我同岁，他的妻子是庆璋的妹妹，当年是村里公认的“好女儿”（好姑娘）之一。辛日英的家境相对好些，如今两儿一女都是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工作，其中大儿子还出过国。他说以后让他大儿子到美国来看我，我和辛日英还成为微信上的好友。



这次重访的大体印象是，村里还在新与旧的交替过程中。老房子大都已经或将要被拆除，新房子在逐渐增加。据说种庄稼和养奶牛都不赚钱，经济收入主要靠做点小生意以及外出打工，生活水平明显比四十多年前要好。祝愿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还要说明一点：我当年去插队，是形势所迫，并不情愿的；下去以后，虽平时下地干活，但总想离开农村，这样一呆就是将近五年。我们这些“知青”正在学知识学本领的年龄，却被送到农村用原始的方式种地，一去就是几年甚至更长。虽然也经受了磨练，但总体上是得不偿失的。然而不幸中的幸运是，我们下乡的地方民风淳朴，多数老乡和基层干部对我们是很友善的。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关心，照顾和帮助。对此，我是永远铭记在心，也是永远感激的。

（上文中的彩色照片都是与我同行的弟弟和弟媳用手机照的。不是摄影，就为留个纪念。）

2016年11月 完稿
2019年1月 修改
2019年11月 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