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樑）
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从1960年的报章上已经可以看出新马合并的端倪，合并势在必行，只在于如何化解新马之间政治理念的差异，取得共识。马来亚人的马来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在新加坡近代史上的成与败并不真正代表成王败寇，而是让人们对第一代人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生肃然起敬。到了第二代与第三代人，献身的定义已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人文变迁而复杂化。
从1960年代初所发行的大量书籍来看，新加坡国家意识已开始起步，并通过文艺创作表露对这块土地的归属感。例如：
新加坡颂（赵兰香，罗灵凤）
朋友
这里有一支歌
---一支热情的歌
用来歌颂我们的城市
用来歌颂我们的保姆
---新加坡
…..
新加坡
正如她的名字一样
像一只勇猛的狮子
反转身来
大声怒吼
向全世界
想起寒食节的人民
宣告自治
…….
1963年新马合并后，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十四州府中的一员。由于合并的过程过于仓促，大方向与细节都没有仔细考量，PAP与巫统（UMNO）之间无法取得共识，新加坡州与联邦政府关系无法正常化，结果为两年后的分家埋下伏笔，其中最明显的分歧是治国的理念。
（马来西亚的诞生：歌舞升平？）
新加坡的主要政党都是由多元种族组成，而非为了凸显某个族群的利益，因此各族群的机会均等，没有所谓的特权。行动党政府也相信教育是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素质的最佳途径。至于马来亚的政党则沿着种族这条线路：UMNO-马来人，MCA-华人，MIC-印度人。政党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自己族群的利益，马来人是所谓的土著也是多数族群，因此受到特别的照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1964年4月PAP参加联邦选举，希望通过这条道路登上马来西亚全国的政治舞台，受巫统控制的马来文报章进行反击，散播“行动党政府亏待马来人”的信息。一位行动党议员在发出邀请信给基层会议的出席者时只用英文和华文书写，被《马来前锋报》在社论中借题发挥：“和华文教育受重视程度比较，马来文教育根本微不足道。…行动党偏袒华人，而马来人则受到严重的压迫。”
合并后，巫统通过各种途径来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哥罗福、甘榜格南和梧槽(Crawford, Kampong Glam, Rochor)等地区重新发展，2500户人家必须迁徙，其中包括200人来自马来家庭。巫统就趁机指责行动党政府不理会马来人的利益，强行拆散3000马来人的家园。
1964年7月12日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Syed Jaafar Albar）在巴西班让的新星戏院（New Star in Pasir Panjang）发表演讲时把巫统反华人、反新加坡政府运动推向高潮。赛加化阿峇说：“我们马来人在新加坡长期以来受到（行动党政府）间接和直接的压 迫。……现在新加坡虽然通过加入马来西亚成功取得独立，不过，马来人的命运比他们在日治时期时还要悲惨，这正是巫统为什么在今天召开大会的原因。……我对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回教徒所显示的团结感到高兴，他们准备为我们的种族（马来族）和未来的子孙献上他们的生命。只要我们团结，没有力量可以打击我们，没有力量可以羞辱我们，没有力量可以削弱我们，哪怕是一个李光耀，一千个李光耀，我们也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这场来自150个马来团体数千人的集会以“Kill Lee”“Kill Othman”收场。
一个星期后，1964年7月19日，李光耀和当时的马来族社会发展部长奥斯曼沃（Othman Wok）会见上千名马来社团领袖，承诺给予马来人教育与培训，使他们能够和顶尖的非马来族群竞争。李光耀同意新加坡的马来人有特殊定位但不能享受特殊权利，因此不能像马来西亚其他州的马来人一样有免费的土地和安排工作。隔天，新加坡巫统行动组领袖Ahmad Haji Taff严词指责李光耀应该集中火力，解决华人的私会党问题，而不是分化马来人与华人。他认为李光耀根本没有照顾到各族群间的感受。
1964年7月21日下午1时30分，大约两万名回教徒聚集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准备进行回教先知莫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盛大游行。新加坡巫统代表宗教事务负责人赛阿里要求所有的新加坡马来人团结起来争取他们的权利：“我们必须证明给他们（非回教徒）看，马来人可以团结，我们必须合作，一起站起来！”
(游行队伍)
新加坡巫统秘书长赛依萨也在现场发表演讲：“（如果回教徒的）堡垒、生活的土地和宗教受到干扰，回教徒有义务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这是回教的教义。”
下午4时过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沿着美芝路、阿拉街和维多利亚街 （Beach Road, Arab Street, Victoria Street）步行到加冷路 (Kallang Road)，朝向芽笼士乃 (Geylang Serai)走去。
（游行路线图）
奥斯曼沃（Othman Wok）也参与那场游行。他说当PAP的游行队伍走过Arab Street的时候，一群马来青年站在一旁高声喊道：“Hidup Cina. Mati Melayu”，蓄意煽动分化马来人与华人的情绪。
（Othman Wok，在Arab Street回忆当年的紧张局面）
当游行队伍来到旧日的火城--加冷路和甘榜苏布(Kallang Road, Kampong Soo Poo – today’s Kallang Avenue)的交界处时，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引发大规模的7.21华巫种族暴动（Prophet Muhammad Birthday Riots）。
（火城-暴动现场）
（警察在火城煤气厂外）
当芽笼一带发生种族暴动的消息传开后，原本在暴动中处于守势的华人，开始在全岛各个以华人居多的地区以牙还牙，攻击马来人。从傍晚6时半开始，小坡奎因街、维多利亚街、梧槽路以及桥北路（Queen Street, Victoria Street, Rochor Road, North Bridge Road）一带也发生了种族暴乱。警方动用了所有的警察镇压暴动，政府在晚上8时23分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并在9时30分实施全岛性戒严。
（报章的报导）
8月2日，政府在情况稳定后解除戒严。在7月的种族暴动中，总共有23人死亡，450人受伤，3568人被捕。
（被活活打死的三轮车夫）
联邦政府指责新加坡政府亏待新加坡的马来人是造成种族暴动的主因。他们引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现任内阁资政）在6月30日种族暴动之前为一个人民行动党支部主持开幕礼时所说的话：“我们（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必须和平共处，不论是43%的马来人和土著、 40%的华人、10%的印度人以及7%其他种族的人士，都必须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想互相压制，那么他们之间将出现争端，这将造成马来西亚的动乱。我吁请所有的人民具有耐心并设法了解对方。”
这番话却被7月3日《马来前锋报》的报道歪曲，指责李光耀发表“马来西亚的43%马来人不能赶走60%的华人和其他种族人士”的言论，赛加化阿峇甚至警告李光耀：“如果李光耀要将马来人殖民化，我们将会把他击倒！”《马来前锋报》也在社论中进一步指李光耀对新加坡马来人进行“逼迁”，试图分化新加坡的马来社群。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劝请人们保持冷静）
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却不认同巫统的观点。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Antony Head在写给英国共和联邦事务部长的信中指出：“赛加化阿峇以煽动性的演讲全面挑起马来人对华人的敌对情绪，我不认为巫统应该任由一位高层的党领袖发表这样的言论，这不只会制造分化和扰乱情绪，还可能会造成麻烦。”
澳洲驻马来西亚专员（Australian Deputy High Commissioner） W. B. Pritchett认为：“...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UMNO wa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e riots. Its members ran the communal campaign or allowed it to happen.”
纽西兰外交部的报告：“从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李光耀（所领导的政府）以开明的方式对待新加坡的马来人，这种有技巧的处理方式足以让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的新加坡大选中赢得大部分的马来选票。”
美国驻新加坡领事Arthur H. Rosen 的报告：“这些人（联邦政府领袖）指责李光耀在6月30日的演讲导致马来领袖的敌对反应，可是过去几个月来（巫统）进行了反李光耀的运动，他们却当这个事实从没发生过。”
美国驻吉隆坡的首席秘书Robert W. Moore 对《马来前锋报》的报道表示置疑：“没有任何报道像它（《马来前锋报》）那样，把李光耀的讲话理解成那么具有敌意。”
由于新加坡的警察和内部安全掌握在联邦政府的内部安全部长手上，这使得马来极端分子在以煽动种族情绪为手段攻击新加坡政府时，显得肆无忌惮。尽管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和内部安全部长依斯迈医生属于较温和的马来领袖，他们显然没有出面阻止马来极端分子的反行动党运动。当新加坡爆发种族暴动时，这两位马来领袖刚巧都身在国外。
行动党在合并的几个月内，显示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实力，成功的把许多支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的反对党组织起来。赛加化阿峇则是巫统领袖的打手，对新加坡抱着极端敌视的态度。他所发表的激烈的言论只见于马来文报章，尤其是《马来前锋报》。《马来前锋报》被巫统收购后，成为赛加化阿峇散播言论、发挥影响力的特别工具。
（Syed Jaafar Albar赛加化阿峇）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选举，新加坡巫统惨败，原本控制的芽笼士乃、甘榜景万岸和南部岛屿这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赛加化阿峇立刻向行动党政府发动攻势，指责PAP赢得三个马来人选区议席后恐吓芽笼士乃的马来人，把爆竹丢进他们家里。李光耀以为PAP支持者真的这么做，于是在电视访谈中表示道歉，过后查明这是空穴来风，但赛加化阿峇已经成功地胜了舆论这一局。
赛加化阿峇也经常利用马来人在新加坡族群中成就最低、生活最穷困这现象，挑起马来人不满的情绪。事实上新加坡马来人的子女享受免费教育，这是其他种族的孩 子所享受不到的。不过新加坡并不像马来西亚，发给马来人固定配额的德士和小贩执照，而是通过教育来提高马来人的竞争力，自力更生。
（当年典型的甘榜，居住环境和卫生设备简陋，生活节奏缓慢）
1964年7月12日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在巴西班让新星戏院的马来政党大会，主题是“讨论新加坡马来人在行动党统治下的命运和处境”，所有主要的马来政党都出席，其中三个还是亲印尼的政党。当天“Kill Lee”“Kill Othman”的会议过程，晚上通过吉隆坡马来西亚电视台播出。马来文报章煽动马来人的激烈言论，在马来西亚各地引起愤慨的情绪。7月14日，联邦警察总部宣布远在新加坡以北500英里的威斯利省大山脚发生种族事件，造成二死13伤。
1964年7月21日，2万5000名参与回教先知莫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回教徒游行队伍经过华族居民占多数的加冷煤气厂。当时从马来半岛调来的联邦警察后备队的一名队员，要求一群掉队的游行队员回到队伍中。这群人不听从他的要求，反而对他拳打脚踢，接着便发生一连串的骚乱事件。
在种族暴动的23名死者中，马来人和华人一样多。原来当时马来军团和以马来人为主的联邦警察后备队公然偏袒，许多华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华人私会党徒进行报复，结果一发难收，酿成失去理性的连串暴力事件。
赛加化阿峇说之所以发生7.21华巫种族暴动，是因为“新加坡有个恶魔，使马来人和华人互相对抗….为什么在英国、日本、马绍尔和林有福政府统治下，新加坡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件？那是因为李光耀一直尝试向我们的民族主义精神挑战，并加以戏弄。…”
新加坡政府全面收集可靠的资料，发表一份备忘录，暴露极端分子计划性地利用传媒，编造谎言，恶毒地歪曲事实，挑起种族情绪：
“本备忘录认为，这次的情形跟以往不同，影响力很大的政治领袖和报章，竟然获准连续多个月进行公开和持续性的种族和政治宣传。这些从事种族宣传的人并不是那些名不见经传，并且资源有限而无法散步信息的狂热分子。警方也没有在一发现种族祸端出现时，就立刻加以制止。这一次，借端生事的种族主义宣传者，包括同中央政府和马来西亚执政党关系密切的人士和报章。”
（1963年，李光耀通过电台作12次广播，解释新马合并事宜。合并后的矛盾事与愿违。）
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以暧昧的姿态来诠释这起种族暴动。1964年8月他从美国回来，谈起这宗暴乱：“我一向要求身为领袖的人说话要谨慎，避免引起争吵，可他们当中还是有人说话时很不小心，以致发生这些事件。”东姑指的到底是赛加化阿峇还是李光耀，字里行间非常模糊。
（1962年，李光耀和东姑动身前往伦敦，商谈建立马来西亚）
东姑原本坚决反对合并。1960年5月，他在伦敦告诉马来亚留学生，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和种族结构跟联邦不相同；加上新加坡有130万华人，会使马来亚人不知所措，破坏联邦的宁静气氛。他认为新加坡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和新移民，始终效忠中国，很少关心马来亚。
后来，东姑接受英国的看法，认为必须控制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才能维护马来亚的安全，因而改变初衷，赞成“大马来西亚”的合并方式。1961年5月27日，东姑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的午餐会时发表演讲：“马来亚迟早应该同英国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文莱和砂劳越的人民取得谅解。…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展望这个目标。”他也表示新加坡华人的自然倾向，是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小中国。如果新加坡和联邦的人民决定使马来亚像过去一样，继续作为我们唯一的家园，这对各方都是好事。
（1964年3月22日，行动党在吉隆坡苏莱曼广场的群众大会，万人空巷。巫统视为极大威胁）
7.21事件平息后，1964年12月9日，东姑在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晚宴上发表谈话，指出新加坡的政治充满花招，“新加坡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较少和谐的气氛，这就是我当初不急于把新加坡引进马来西亚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各种色彩和闪电（行动党的党徽）的政治人物不同意我的见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脱离马来西亚。”
1963年9月16日新马合并后，新加坡和中央政府对治国方针所持的不同看法日益显著，第一次发生公开争议是在三个月后。12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在合并前，新加坡和马来亚政府谈判时，就提到了设立单一市场。马来亚政府当时也同意在合并后逐步实行单一市场政策，条件是新加坡必须提供一亿五千万元贷款给砂劳越和沙巴，15年内还清。新加坡因此希望在合并后能够加强贸易。
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并没有实行单一市场的进展，加上印尼实行对抗，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决定延迟贷款。新马双方都称对方在拖延时间，不遵守承诺。新加坡的商人也开始投诉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没有让他们和其他州获得相同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实行固打制。
1964年12月，当时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说因为印尼的对抗活动而导致军备预算案增加，中央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新加坡则认为这对自己不公平，因为其他州属并没有因此增加缴税。双边经济的矛盾继续升温。
同月，中央政府宣布将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的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由于中国银行对新中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新加坡极力反对。但是，中央政府还是宣布要在1965年7月关闭银行。
1964年，行动党参加了联邦选举。他们认为既然联盟党可以在泛马来亚的名义下参选，行动党应该也可以这么做。结果，行动党由蒂凡那赢得一席，成为马国会最大反对党（行动党在新加坡州议席有12个，总共有13个议席）。巫统把行动党的参选看成对国内马来人的统治地位的挑战，加深了巫统与行动党之间的摩擦。
1964年7月29日种族暴动后，8月18日，东姑阿都拉曼从华盛顿回国，途径伦敦，会见英国首相。英国首相Harold Wilson对东姑提出忠告，经过新加坡的种族暴乱后，马来西亚要巩固实力，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同行动党成立联合政府。东姑表示绝对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巫统不会允许新加坡插手干预马来世界。
1964年9月，由于印尼特务的挑拨离间，新加坡再度发生种族暴乱。印尼特务将一名马来族三轮车夫谋害后逃走，马来人认为是华人干的，于是展开报复行动，造成12人死亡，109人受伤。巫统内的极端分子将李光耀比喻成马来西亚的公敌，双边关系持续恶化。
1965年5月8日，行动党和其他主要的反对党所成立的马来西亚团结联盟（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人民联合党、砂劳越马钦达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签署了宣言，呼吁落实“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应该被确认为任何单一社群或种族可以享有无上的地位、福利和利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针对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华人的马来西亚、达雅人的马来西亚、印度人的马来西亚、卡达山人的马来西亚的一项反题。各不同种族的特殊和合法权益，都必须在所有种族的集体权利、利益和责任的范围内争取和促进。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就是教育和鼓励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在选择政治路线的时候，不要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而应以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共同的社会与经济目标为基础。
巫统认为这是李光耀带头搞乱，当时东姑率先抨击“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认为这是企图挑拨华人反对中央政府。巫统党内激进人士非常不满李光耀的行为，要求东姑将他逮捕。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东姑发现，如果继续让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两百万华人将严重威胁到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和马来人的地位，有朝一日它甚至将挑战中央政权。东姑为了避免纷争进一步恶化，决定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只有九十个字的宣言，从此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收听电台广播：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由、独立与民主的国家）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 1965 年 8 月 9 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我们誓将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Whereas it is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a people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I, Lee Kuan Yew,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do hereby proclaim and declare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that as from today, the ninth day of August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ixty-five, Singapore shall be forever a sovereign, democratic and independent nation, found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justice and ever seeking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her people in a more just and equal society.”
（1965年8月9日，总理李光耀在记者会上怅然落泪）
1965年8月9日，东姑阿都拉曼向马来西亚国会解释：“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一些新加坡领袖的作为而采取镇压措施，对付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二、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对新马分家这一决定感到愕然，这个决定与他想要见到把李光耀革职的结局背道而驰。他走出国会，不参与投票。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
（东姑阿都拉曼：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1966年，新加坡的建国元勋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以维护族群和谐的理念和推展多元文化的信念为主题，草拟了国家信约。短短两年的经历使他感触良深，人民之所以会分化，主要是种族、语言和宗教所引起的；只有放下岐见，存异求同，才能够建立一个安居乐业，国民深感自豪的幸福家园。国家信约所涵盖的新加坡梦其实也是第一代元老拉惹勒南从政的愿景。
（拉惹勒南：追求快乐的幸福家园）
1966年8月25日，各中小学50万名莘莘学子第一次念起新加坡国家信约。教育部的指导原则说为了表示对信约的尊重，念信约时必须对着国旗，举起右手，就像宣誓一样。
1988年6月27日，教育部的指导原则改成从“心”出发，念信约的手势是军队步操中所使用的“ta'at setia”，右手握拳放在左胸前，代表真心与忠诚。
（1966年，新加坡独立后第一周年国庆游行）
2006年新加坡大选前最后一晚的群众大会，工人党通过念国家信约来提醒挤满实龙岗体育场的群众，必须从容接受隔天选举的结果，实现信约的新加坡理念，技巧性的为竞选活动画上句点。
拉惹勒南的草稿是新加坡国家信约的雏形，不过通过信约来团结国民是教育部所提出的概念。1965年10月，教育部首席助理行政秘书 William Cheng提议通过国家信约来塑造国民的爱国意识，他的建议获得教育部长王邦文的支持，并委任当时的教科书与课程发展顾问 Philip Liau和政治研究中心主管 George Thomson负责起草。
王邦文将两份草稿交给刚从文化部“跳槽”到外交部的拉惹勒南，集思广益。拉惹勒南看过草稿后，写下了他心目中的信约，这份信约经过各个政府部门及总理李光耀的反复修改，最后通过内阁决议生效。
拉惹勒南的原稿写道：
“We, as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to forget differences of race, language and religion and become one united people,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justice and equality will prevail and where we will mark happiness and progress by helping one another. ”
经修改后的信约：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42年后，王邦文追忆新马分家前后的历史，当时他认为必须让人们认识到新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马来亚，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因此必须通过某些途径来提高国民的凝聚力。信约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诞生的。
“When we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we were trying to inculcat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at we are now independent from Malaya. So I thought we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gel the people togethe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Mr Ong Pang Boon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7.
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今天念国家信约，如果不了解信约背后的一段来时路，又怎能领略信约的内涵，所包含的几许辛酸，和对现在与未来的期待？ （文/李国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