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散去，“中国梦”留了下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梦是人民的梦，靠人民实现，为人民造福。官方媒体对此给予热切而宏大的解读，“人民们”却有些不置可否。愤青一些的低声讥诮说，若以此为标准，中国梦就是白日梦。

在或深情或戏谑的议论中，一个声音让人颇感意外。被很多人视作“永远的批评者”的茅于轼先生，在他最近的一条微博中说：“习主席号召实现中国梦。其实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实现了一个梦。我常说如果一个人三十年前睡一觉，今天醒过来，一定不认识这个国家，以为自己是做梦。这三十年的成就堪称奇迹。”

在习惯了茅于轼“反政府”言论的人们看来，这个表态简直有些谄媚。在这条微博的近500条评论中，就有不少举出种种不如意现状的质问之声。

不过惊讶者很快就能找回他们更熟悉的那个茅于轼。在这条“奇迹”微博的同一页上，更多的仍然是批评。他批评法治倒退、批评对朝立场、批评政府“蛊惑”好战分子。在一条被转发上万次的微博中，他说：“一个母亲绝不会让她的儿子为了没有价值的目标送命。但国家可不一样。它会鼓动自己的百姓为了随便一个目标送死……被洗了脑的同胞们可要小心啊。”这条微博的近8000条评论中，赞成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阵营分明，火药味十足。

在意见市场愈发多元的今天，惊人之语和争论分歧都已是公共讨论的常态，但像茅于轼这样时常不按常规出牌，且让民意如此两极分化的人物，仍不多见。

2012年岁末，在FT中文网推出年度中国报告之际，我约访了84岁的茅老先生。他在3月份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授予的弗里德曼自由奖，是去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采访那天，是北京这个霾冬里难得的敞亮天，风刮得放肆。派去接茅老的车停在办公楼前，司机跳下车，还没赶到后座，茅老已推开车门，稳稳下车，伸出手来，与面露惊讶的司机握手道谢。事后我意识到，茅老道谢，是以为司机就此告辞。这成了后来一个小插曲的伏笔。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茅于轼。上一次采访他是在2011年5月，谈的是他之前不久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引发的巨大争议。一年半过去，茅老依然挺拔，手脚轻健，思维敏锐，但听力明显下降，与人交谈时需前倾侧耳。他穿一件黑色羽绒外套，显然摩挲了有年月了，羽绒有些塌，在大风天里显得单薄。

“现代唐吉诃德”

我们从弗里德曼自由奖谈起。这个奖，是为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02年所设，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推动个人自由的杰出人士。过去十年中，得奖的既有经济学家、国家总理，也有法学院学生和异见作家。卡托研究所在颁奖词中称，茅于轼是中国为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最敢言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是推动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先驱人物。

消息传回国内，自由派人士一片欢呼，左派阵营冷嘲热讽。这样的“待遇”，对茅于轼来说，太过熟悉。中国经济学家中，他是最富争议的一个。他的很多话，如同芥末呛鼻，直冲神经而来。一些人听了茅塞顿开，另一些人直呼大逆不道。网上流传着多段茅于轼“雷人语录”，包括“廉租房应该只有公共厕所，这样富人才不会喜欢”，“替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太少”，等等。

我问茅于轼：您这次得奖，和以往一样，反应也是有弹有赞，而且根据意识形态站队的现象依然突出，您怎么看？

他没有直接回答，却说：“中国人缺的是一个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科学奖。我们的教育是不断灌输一种东西，从广播电台到报纸到老师到教科书，让你思想就范，你一开口就是新闻联播的口气。你的思想很难摆脱这种控制，就是你方才所说的，不管有没有道理，老跟着他，或者老反对他。这个我觉得都不对。”

我说：“您的很多话，说的也许是经济学常识，但是‘政治不正确’，不能拿到台面上说。这让您困惑吗？”

“我不管这个事儿，”他毫不迟疑。“我觉得我要说真话。你反对我也好，赞同我也好，我要说真话。”

在真话成为奢侈品，犬儒和忽悠盛行的当下，还要郑重宣称自己“说真话”，难怪茅于轼要被人比作“现代唐吉诃德”。他的许多表达率直拙朴，源自他对中国近百年变迁的亲历与思索。他很少拿捏揣度，把话说到滴水不漏，或包裹于庄严玄妙的经济学理论中，还不时会坦承自己之前的某个表述不够严谨。追随他的人把他称作经济学界的鲁迅，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缺乏理论功底，很难算得上经济学家，曾经出版的几本著作也只算得上“普及类，与真正的经济学无关”。刺耳话说多了，连一些原本可以成为盟友的，也忍不住出来批评他。

比方说，他为庆祝《时代商报》创刊十周年题词：“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番话来自何处，他自己后来有过解释：“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但话一出口，已是哗然。在“劳动光荣”口号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表现出本能的抗拒，还有经济学者引经据典，要证明茅于轼这番话与他自己倡导的自由主义相悖。比如，自称“新右”的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就给FT中文网撰稿，说，这样的雷人话，会让茅于轼和他代表的自由派失去公信力，反让人投入左派怀抱。

更多人攻击他，原因更简单，就是网上盛传他创办和任荣誉理事长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接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于是“汉奸”、“西奴”、“美国狗”的谩骂不绝于耳。

对于特别难听的人身攻击，茅于轼从不怒起反击，最多在微博和文章里说几句“批评不可讽刺挖苦”、“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然后继续自顾宣讲他的观点。

“跟我意见不同的人，我从来不要消灭他。我希望他们对于我，也不要采取消灭的态度，”他说。

“消灭”并非耸人听闻。我上次采访他时，他就处在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他在2011年4月发表《将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激起“左派”阵营剧烈反弹。“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成立“公诉团”，收集签名，上书人大，要求公审茅于轼，严惩他的“汉奸言论和反人民言论”。风暴最盛时，网上大字报式的申讨铺天盖地，他收到过威胁电话，外出时有学生围绕在侧，以防他被袭。

就在那样的节点上，他平静地固守阵地，不应战，也不收回对毛的评价。那年接受我采访时，他说：“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责任告诉社会我的看法。他们也有言论自由，说什么我也愿意听。当然我不赞成他们用开批斗会的办法，那是文革做法。”

在毛泽东去世40年后的今天，评价他有什么意义？我问。

“意义太大了，中国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你是走毛泽东的路线？还是改革开放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是完全不同的。”

那次采访当夜，有国安人员敲开茅于轼的家门，客气地对他说，近期就不要对媒体谈毛泽东了。茅老与我商量，我们决定把稿子压下。

“权贵代言人”

在那次采访后的一年半里，中国政坛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中国社会追问反思之声不断。我问茅于轼，他如何看待在他所说的“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在过去一年做出的回答？

没想到他却相当不乐观：“过去的一年，进一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哪条路对，还是有争论的。”

我问：重庆模式的终结难道不能说明，中国起码不会再朝极左的方向走了吗？

“哈，难说。现在如果投票的话，我都不保证拥护毛泽东的人就一定失败，因为毛泽东的道理是很有欺骗性的，”他说。

茅于轼：重庆并未终结中国道路之争（视频）

显然，他头脑里关于毛泽东的这根弦，还绷着。

茅于轼出身世家，父亲茅以新和二伯父茅以升，分别是中国著名的铁道和桥梁专家。茅于轼自己也是学机械工程出身，建国后最早从事的是铁路机车研究。他的家世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沉重的负累。他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挨饿，文革时噩梦重来，夫妻俩曾被双双剃光头。

78年平反后，他正式开始接触现代经济学，大量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并结合十多年劳动改造中的实践，在85年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完成了从工程师到经济学者的转型。

90年代开始，“因为被中国改革的巨大问题所吸引”，茅于轼走出书斋，从理论研究转向经济学的普及，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等著作。他对市场经济不遗余力的倡导，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他对毛时代的警觉，而这种警觉，又缘于他自身经历中曾有信念的幻灭。“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也非常崇拜过毛泽东的，”他说。

“毛泽东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说这个社会要平等，要人人享受幸福。为什么我们不平等，没有享受到幸福啊？因为有剥削者害了被剥削者。所以这个社会要好，就要打倒剥削者，这是他的理论。听起来是很对的，实施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他说。

他认为，这套“剥削理论”不仅让中国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贫为荣，更是今天中国人畸形的仇富心态的缘起。因此他不断呼吁保护富人。他有一句名言：“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他以身践行前半句——发起慈善，办学扶贫，成立小额信贷——但更多人似乎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他被贴上“权贵代言人”的标签，这个标签成了他的“原罪”。

“我这个话说了以后很多人就骂我，本来赞同我的也反对我——你是混蛋，你为富人说话，”他笑呵呵地说。

“穷人一样有坏人，富人也有好人。中国大部分的富人还是靠本事致富的。认为富人就是坏人，要打倒富人，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但在今天的中国，不可否认很多财富的产生与特权息息相关？很多人仇视的，其实是财富背后的特权吧？我问。

“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起来反特权,”他说。“但是中国社会反特权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而反富人的声音是特别强大的。”

对特权的讨伐，是贯穿茅于轼近年论述的一条主线。在他看来，特权已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从经济角度看，特权不除，则市场必入歧途，因为市场前提是平等交换，而特权意味着胁迫；从社会角度看，特权几乎已成一切官民冲突的源头。“我们怎么得到人权？我们把特权取消了就有人权了。”

折衷的批评者

茅于轼的反特权，常常被理解为反政府，于是他被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的反行政干预，又常常被理解为鼓吹市场神话，放任资本和权力侵蚀穷人利益。但事实上，采访中我发现，他既不认同市场万能，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中国政府过去三十年的执政，褒扬多过批评。他相信渐进改良，而且肯定政府——或者说统治精英——在其间的作用。如果说他是一个批评者，他也是一个折衷的，务实主义的批评者。

比方说，尽管他认为市场在财富创造上是最有效的，但他承认有许多问题市场解决不了，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主持正义、保护财产。

他甚至认为，“政府来做市场做的事，越俎代庖，也是可以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这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市场是唯一有效配置资源途径”、“政府进入就有罪”的观点，相去甚远。

对于中国政治生活的进步，他选取的“参照物”之谬暗，导致评价之宽容，也令我吃惊。比如他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成功之处，首先就是政治稳定。“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里，只有这三十年。”

“其次，跟毛泽东时候相比，我们不随便杀老百姓了，政治犯没杀过。还有就是领导人的斗争是和平的，没有说不整死不歇手了。”

归根结底，他不无宽慰地说，中国虽然仍是集权政治，“但这个集权是相信市场的，不是反市场的，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当然，作为市场经济的拥趸，他不愿见到政府之手伸得过长，比如他仍然坚持认为“十八亿亩红线”政策没有必要、经适房作用弊大于利，对垄断和政府“公司化”也十分警惕。但当我问到，如何才能管束这个过大的政府时，他的回答，再次让我意外。

“一个强大的政府，甚至一个独裁的政府，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他说。“坏人独裁，老百姓倒霉。好人独裁，比民主还好呢！”

“我们历史上有好人独裁的例子吗？”我没转过弯来。

他想也不想地说：“我们改革开始的时候就是好人独裁啊。好人独裁不等于样样都好。大方向对，确实是为了老百姓，这就算好人独裁。”

这话让我对茅于轼的一个判断越发清晰起来：在他而言，效率优先，主义第二。他的观点从掉书袋子的人看来，与经典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皆有出入。但他更为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高低，不是一种政治体制背后的道与义，而是如何技术性地消除财富产生过程中的壁垒。他对中国社会心态和顽疾的清醒了解，又让他对中国进步的方式抱有极大的宽容和灵活性。

在已是含饴弄孙的年纪，茅于轼还在公共领域奔突，随时冒着枪林弹雨。我问：被骂的时候，您怎么想？没有一气走开的念头吗？

他说：“其实就是我对社会的一种不放心，说的好听点，叫社会责任感吧。”

“也不是现在才挨骂，从‘反右’就开始挨骂，多难听的话都听过了。骂的声音我也习惯，”他笑呵呵地说。

甚至连挨骂，他也从效益出发，总结过一句：“从经济学上讲，宽容可以产生最大的边际效益。”

采访结束时，即发生了开篇提及的“小插曲”。在茅老起身穿衣的当儿，我打电话给在楼下候着的司机，请他做好准备。茅老有些吃惊：“司机一直都在等着？”回答是。他想了想说：“如果是这样，能否请他送我去国贸地铁站？我坐地铁回家。”在场的人全都愣住。我们力劝：正是下班高峰，地铁挤得不行，您老这么大岁数。他从容回答：“正因为高峰，坐地铁比坐车快呀！”几番推让，他终于同意由我们一个正好顺路的同事护送，一同搭地铁回家。

我不禁感慨茅老的谦谦雅风，这在与他打过交道的人中有口皆碑。转念再一想，高峰时刻搭地铁，讲的依然还是效率为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