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越(2013-03-25)
今年1月,政府推出2009年以来的第七轮房地产降温措施,非公民及购买第二套房子的新加坡公民受到最大冲击。
事隔两个月,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本月8日在国会宣布,建屋发展局会对非公民租组屋设立更多限制。消息经两周的沉淀,《新汇点》访问了包括永久居民在内的外籍人士,看他们如何看待这次租房限制的调整。
新闻背景组屋租房新限制
本月生效的租房新限制规定,组屋房东今后出租整间组屋给非公民时,每次最多获批一年半。此前,每次申请可获批准出租的时间最多为三年。此外,房东若是出租房间给非公民,须向当局申报,租约最多一年半。
非公民指的是持各种准证的外籍人士及永久居民,马来西亚籍租户则不受影响。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的解释是,马来西亚人在融入方面问题不大,因此不受新限制影响。
另一方面,国家发展部也将探讨为每座组屋的外籍租户比率设限。
胡美霞说,本地施行居民种族比例政策多年,但缺少限制组屋外籍租户人数的规定。(档案照片) |
西海岸集选区议员胡美霞提议,我国应采取类似种族比率限制的做法,将每座组屋可出租给外籍租户的单位限制在10%,防止个别地区的组屋聚集太多外国人。许文远回应说,将探讨这个限制是否合理,过后才公布更多详情。
消息传出后,在网上引起热议。有新浪微博用户指出,本地许多低收入者和年长者依赖租金收入,质疑新调整是否会打击到他们的生计。
也有网民希望,当局解释和界定外籍人士住组屋的融入问题,因为较短的租约可能令他们更难融入。
外籍租户比率设限的考虑
西海岸集选区议员胡美霞受访时说,有居民曾向她诉苦,指一些租组屋的外国工人把环境搞得乌烟瘴气,周末还会带许多朋友来聚会,造成邻里关系紧张。
她指出,新加坡施行居民种族比例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多年,确保组屋区有不同族群共住,以落实国民融合的目标,但规定组屋外籍租户人数的政策却不足。
胡美霞说,她并不知道目前各区组屋的外籍租户比率,虽然她曾在国会中询问过几次。
她对外国工人的贡献表示感谢,不过担心有些外国工人把组屋当成宿舍,里面住满人。
她与基层研究后,建议把每座组屋的外籍租户单位限制在10%。不过,对于国家发展部最后会引入什么比率,她会“保持开放的态度”。
针对建议是否具有排外性,胡美霞断然否认。
她说:“这肯定不是我的意图。新加坡的每一个居民,包括外国人,都应知道我们有积极的居民种族比例政策,即使是新加坡人也要遵守,避免种族圈居地的形成。”
至于比率限制是否应包括永久居民及持就业准证的白领外籍人士,胡美霞表示这让政府来决定。
“外籍租户比率”如何实行?
来自台湾的朱俐(25岁,营业代表)来新工作近三年,已先后租过三个单位。
她先在百胜楼组屋租房6个月,接着在滑铁卢街租了一整个组屋单位15个月,目前和朋友合租东海岸的一个私宅单位。
来自台湾的朱俐认为,外国人要融入本地,与住什么样的房屋无关。(受访者提供) |
朱俐认为,组屋租约获批的最长年限减至一年半,不会对外籍人士造成太大影响,反正“大多数外国人不会在同一处住太久。”
然而,政府要探讨为每座组屋的外籍租户人数比率设限,让持就业准证的她有些顾虑。
首先,朱俐疑惑当局要如何计算外籍租户人数的比率。她认为,当局或许要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进行限制,即最先获批的外籍人士才能入住。
她说:“组屋一开始的供给对象是家庭。10至15年前,政府应该没考虑或预见到外籍人士也会住组屋,而很多外国人负担不起整个单位的租金,只能租一间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要判断谁先谁后就很困难。”
朱俐认为,许多本地屋主出租房间给非公民,新限制若要依据房间来计算外籍租户人数,将是“疯狂”的做法。
其二,朱俐指限制会影响一部分的外籍人士。
她说:“比率限制肯定会影响我们选择租组屋的决定,因为它意味着租赁市场会出现等候名单及许多其他的行政工作……相信这对外国人、屋主和经纪而言都是相对混乱的情况。
“限制应该不至于影响白领外籍人士,因为他们大部分每月支付1500多元的租金,多半住在私宅。但限制肯定会影响收入较少的外国人。”
最让朱俐担心的是,非公民租组屋出现更多限制,会导致租金全面上涨,因为“私宅屋主知道市场对他们屋子的需求会增加”。自2010年夏季来新以来,她观察到本地的房租增长显著,涨幅至少有15%。
不过,朱俐总结说,政府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她说:“组屋原本的目的是让本地人买得起房子,过稳定的生活,而不是一种收入来源。”
导致租金上扬?
橙易产业(OrangeTee)研究与咨询部主管李敏雯受访时说,建屋局若为组屋外籍租户比率设限,一些受欢迎地区的组屋租金会上扬。
她说:“在供应受限的情况下,需求可能抬高,更多租户争夺这些组屋单位。”
针对组屋房租的潜在涨幅,她说:“租金增幅很难讲,但幅度不会很大,因为这些组屋租户对租金很敏感,若上调幅度稍高,他们可能就会搬到较偏远的组屋区或选择其他组屋单位。”
有人认为,新限制会鼓励想省事的外籍人士改而租私宅,从而推高私宅的租金。
李敏雯认为,新限制对私宅方面的影响不大,加上接下来郊外会陆续涌现大批私宅,私宅房租反而会下跌。
她说:“现在愿意租组屋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和本地员工获同等薪金待遇的人,没住屋津贴或津贴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增加预算去租私宅的可能性不高,除非他们愿意接受一房或两房式的小型公寓。
“即使如此,他们的预算也会比目前的来得高,因为组屋租金不到3000元,私宅的则至少要3000元。他们宁可在一年半租约届满后,搬往另外一个组屋单位。”
租房是迫于无奈的选择
租房政策的调整,让来自上海的邬莺婷更关注今后的买房政策。(受访者提供) |
来自中国上海的邬莺婷(27岁,学生)最近刚结束组屋租约,搬进丈夫购买的私宅。
她来新五年,目前持学生准证,在南洋理工大学修读硕士学位。同乡的丈夫则是获得“原则上批准”(Approval-In-Principle)的准公民。
她说:“我来新五年,已搬了至少六次家,大部分是因为房东加房租,或是住得不开心。这次新政策出现,让我觉得很庆幸自己已买好房子,不用再频繁地搬家。”
租房政策的调整,让邬莺婷更关注今后的买房政策,因为对她而言,租房实在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她说:“我是穷学生,若光靠父母接济,完全买不起公寓,况且现在外国人购屋的额外买方印花税是15%,还是老公比较有能力。”
住组屋是融入方式之一
来自上海的永久居民郑照惠(36岁,设计师)本来没听说刚宣布的新限制,听记者描述一番后,她直呼“很惊讶”。
2007年来新定居后,她先在一家马来家庭的五房式组屋单位租房两年,近四年则是单独租一整间的三房式组屋。她2009年获得永久居民权,目前正考虑入籍新加坡。
郑照惠说,自政府推出影响永久居民买房的措施后,她就感到困惑。现在对非公民租组屋也设更多限制,无非让外籍人士的“生存空间更加缩小”。
她认为,针对非公民的买房政策变得苛刻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但租房政策也变得苛刻,就等于向外国人示意他们“没事可以走了”。
她说,非公民不能在本地稳定地安居,会跟新加坡成为国际城市的愿景背道而驰。
郑照惠也觉得,自己能融入本地社会,与她过去愉快的租房经验脱不了关系,而当局的设限,将“不利于新移民融入,也不利于新加坡人了解外来移民。”
她回忆说,那马来房东家庭待她如女儿,哈芝节时还帮她换上传统马来服装;房东亲戚结婚时会邀请她与女眷共处一室;她搬家时房东还出动家里男生开车接送,为她的新家接线等,给她留下极好的印象。
她说:“我在马来房东家闹了很多笑话,但他们十分包容我。譬如,刚来时我的英文不好,有一天回家,看到客厅有一只蟑螂,就吓得把家中杂志都铺在上面。等到他们回家,看到这番情景就问我发生什么事,我脱口而出说,杂志下面有crocodile(鳄鱼),害他们也紧张起来。他们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只蟑螂,便大笑起来,还纠正我说蟑螂的英文是cockroach。”
为方便上班,郑照惠搬到现在的住所,觉得周围的新加坡邻居也待她很好。
她说:“有一次,客家人邻居为我做了我以前从没吃过的算盘子,作为回礼我就为他们做饺子。农历新年时,他们又送我本地的过年糕点,我就回送自己写的春联。”
又有一次,她屋外的晾衣竹竿断裂,差点掉到楼下,所幸楼下邻居帮她把断竹竿收回,化解了一场危机。
她说:“住组屋这么久,我觉得大家都很善良,有守望相助的精神。”
郑照惠认为,外籍人士住组屋,周围都是本地人,既有观察也有互动,若住私宅就无法直接理解本地文化,也就不会产生归属感。
对此,其他非公民则有不同看法。台湾人朱俐认为,外籍人士租组屋,并不是要融入,主要是组屋房租较便宜。
她坦言,住在滑铁卢街时,同屋和邻居很多是外国人,与本地邻居根本没交流。她说:“组屋最多是让你窥看本地人的生活,譬如当你经过邻居单位时,或是附近有一些社区活动时。”
朱俐认为,外国人要融入本地,与住什么样的房屋无关,本身的生活态度和文化意识才是关键。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