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口述
燕子／执笔

告别梁园

　　倏然间，我于巴黎美术学院留学三年期满。临结业前，有画廊经理模样的法国人来找我，他自我介绍说是印刷厂的老板，专印古代版画，想请我去参观一下，地点就在郊区，我也想对法国美术行业方方面面情况多一些了解，就跟他去了。一栋普通的楼房，一大片草地，大院子，是一个私人小厂，他带我参观设备、工作间，基本是手工印制法国十七八世纪艺术品的版画，他说因为是手工，必须一丝不苟，要求严谨细致，他夸中国人聪明能干又细心，所以他到巴黎美术学院打听了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找到我，希望我毕业后留下来为他们工作，工资待遇等试用一个月后，根据实际效果再作决定。我这时正彷徨于回国与不回国的十字路口，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正在寻找最后的答案。我想，当三年公费结束以后，如果长期留在巴黎走画家的道路，要利用这样的工作，先解决生存问题，现在等于先下去实习一下，亲身体验一次将要面临的生活，于是我答应了，买了一张从市区到郊区的月票，每天去上班，大约十来天的样子，我觉得搞这种手工印刷品没有什么前景，白白浪费了时间。有了这样一次体验、更坚定了我回国的志愿，很快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经决定离开巴黎，告别梁园，开始收拾行李，我平时节省下来的钱，除了参观博物馆，再一个花费就是购买各时代代表画家的精美画册，我买了三个海运用的铁箱，里面装满这些精美的画册与书籍，其他没有什么行李，几件衣物和洗漱用具随身携带。我订了开往东方的海轮“马赛曲”船票，于巴黎最炎热的夏天从马赛起航，驶向祖国。此期间，同学们前前后后都分散了，各奔前程。秉明来为我送行，他十分凝重地面对我说，回到国内，一定要把握住对艺术的本质问题，对形式问题，一步也不能放松，一步也不能退让，我果断地回答：当然。
　　我提前两个星期出发，先到法国南部小城阿尔，探寻梵高足印，看望他画过的所有风景模特，这些都是激发梵高创作的原始素材，我看到的阿尔却是宁静的，梵高作品里的树、花、房子、山，都是地动山摇的火山爆发，滚动的其实是梵高的心灵。在一个小旅店里，我住的房间就像梵高的小屋，一把椅子，一个桌子，一张床，我仿佛陪梵高住了几个晚上，伴他仰望星空，用满含泪水的眼睛注视……离开阿尔，我又到了埃克斯•普罗斯旺的塞尚故居，塞尚住过的房子显得比较好，保护得很完整，但是还没开放，我住在小旅店，每天观望维多利亚山，塞尚永恒的模特，他的晚年都是在山下度过的，大山母亲养育了大画家，我默默向维多利亚山致敬。
　　他乡遇故知，我遇到同船抵巴黎公费留学的左景权也来参观，左景权是爱国名将左宗棠的后代，学历史专业，我们谈得很投机，今在埃克斯重逢，喜出望外，彻夜长谈，他选择留在巴黎，暂不回国，我们即将分手，苦涩的别离，此后再也没见过面。几十年以后，我得知他取得了成就，出版了一部高水平的研究司马迁的书，智慧很高的顾寿观感叹说写不出这样好的作品，很佩服他。正如司马迁，左景权终身未婚。我经常想象左景权的情况，不知他现在的身体如何，老态龙钟，老骥伏枥，“不肯过江东”，“江山留与后人愁”。有人传来消息说见到了他，和他一起吃了饭，他的大衣、裤子上有很多蛀洞，他眼睛看不清楚了。
　　抵马赛，等待起航。在海滨看到有很多人游泳，天气很热，我也下海游了一会儿，在大学城学过一点，勉强游了十几米，但不敢游远。登船以后，感到来时和归去同是漂洋过海，相同的航线，相似的舱位，只是换了轮船，三年来似乎并无太大变化，但是、来时的心情同归去的心情却有了极大而微妙的差异。我经常坐在船尾看往后退去的浪花，我感到自己是咸涩海水里的一只小船，正在被时代大湖冲击与驱赶着，时而被激流抛进黑暗的旋涡。留恋巴黎，还是盼望投入祖国，心情很难表达，我在速写本上写了几首诗，不成其为诗，而情真。昨偕燕子散步，她戴黑眼镜，令我追忆起几句：闲着，戴上黑眼镜，遥看天际的霓云，梦里黄昏。其间隐约感到对前途的忧虑。

归去来兮

　　马赛号轮船抵香港前夜，我夜不能寐，乌黑乌黑，乌黑的海，乌黑的天，迎接明朝的旭日。明天即将见到祖国的边岸，回国的愿望化作现实，情难禁，两滴真实偌大的泪珠落在纸上，我想写诗，却难成行……
　　归心似箭，香港登岸后，我匆匆赶往广州，到了广州像到了外国，满街清一色的广东话，问路都困难，根本无法与人交谈，行动比在巴黎时更不便。我换乘北上的火车进京报到。车过无锡，我先下车回老家，见一面父母妻儿。在无锡坐小汽轮到了楝树港，步行到家只有一华里路。码头上冷冷清清，细雨蒙蒙，谁也不认识我这个远方来客，家里也没来人接我。我走在田垄间，远远看到一个小老头夹着两把伞走来，走近了才知是我父亲，父亲告我，昨天，碧琴带着孩子来接我没接到，他今天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来试试看能不能接到。那时候没有电话，他们不知道回来的确切时间，估计这两天就该到了。到了家门前的打谷场，我的母亲、碧琴抱着儿子，弟妹们已在这里等我，碧琴首先将怀里的孩子交给我，我抱起自己未见过面的孩子，很激动，可雨才三岁，就好像知道是爸爸回来了，对我一点不认生，大声地叫我“爸爸，爸爸”。妻子告诉我，平时家里人总告诉孩子爸爸在法国，孩子学说话还咬字不清，就经常一连串地说“发泊，发泊”（法国）。正值夏天，碧琴短衣短裤，裤脚宽大，完全是乡下姑娘的朴素打扮，美得自在，她的感情不外露，倒是弟妺们一片欢笑，我母亲偷偷地擦眼泪。
　　夜阑人静，碧琴向我谈起这三年来家里的变化，解放前，我弟弟冠华在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溧阳县警察局工作，解放后，他很害怕，想一逃了之，求碧琴带他逃往她父母住地湖南郴州，碧琴没同意，碧琴的主张是对的，我在巴黎曾写信给冠华，劝他逃是逃不过去的，叫他留下来，把交代材料写清楚，争取宽大处理，后来他没有走，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致命之事，我父亲被打成地主，家里吃饭都困难。最可气的是叔父、婶婶来欺负我们家。因为父亲花钱读过书而叔父没有，在分家产时，叔父比父亲多分了一亩地，共十一亩，但被他们家吃光败光了，婶婶的名声很坏，但是他们家的成分是贫农，我们家成了地主身份。妻子的细语，我听了很心酸，父亲过年都不舍得吃一口荤菜，他的那一份总要分给孩子，妹妹们劝他吃，他总是说“不管你们谁吃，我不吃”。
　　第二天清早，我悄悄问父亲，要不要我用美元给家里换点粮食，被父亲断然拒绝，他说要不得，过了一辈子穷日子，他不怕受穷，必须继续穷下去以保全家人平安。我这次回家只带了一个手提皮包，邻居们猜测里面装的都是钱，其实里面只有我在法国节省下来的二三百美元，我回国前在法国买了三大铁箱珍贵画册，这三箱行李在香港托付给王熙民带到天津，再运往北京，三箱画册花了很多钱，否则我带回家来的美元会多些。家里这样的状况，面对父母妻儿以及弟妹，我的肩头有多沉重！
　　在家住了两天，我抵京报到，被安排在西单旧刑部街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待处，归国留学生都住在这里等待分配工作。我很快被中央美术学院聘用，一拿到聘书，立即返老家接碧琴与可雨，父母的地主身份是不允许外出的。我们一家三口离开老家，先坐小船到楝树港码头，搭小汽轮到无锡，爸妈和弟弟妹妹送我们下小船的时候，那种想哭又喜悦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表，大家心底的语言是早晚会在北京相聚。小汽轮开动了，我和碧琴坐在下面一层，把可雨放在上面夹层，可躺可睡，我们一直看护着熟睡的宝贝。碧琴在乡下闷了三年，很寂寞，母亲曾想带她到无锡游玩，她不肯，因看到家里实在太穷，不忍心。这回，她终于见到了无锡，却只是匆匆一瞥，便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我买的是硬座，夜车，幸而有一节母子车厢，碧琴带可雨在母子车厢里半躺着休息，孩子睡了，大人却无法入睡。火车过长江，必须下来轮渡，轮船将火车一节一节运抵对岸，再连接好，要近两个小时。我拿着简单的行李，怀抱可雨，碧琴跟随着，我们轮渡上岸后，坐回火车。当时的火车速度非常慢，两天两夜才到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暂时没给宿舍，经人介绍，我们暂住在魏家胡同一个四合院的南房，南房朝北，一天到晚见不到太阳，等于门房，属最差的住所，而我和碧琴已满足了。我忙着买大木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炉子等等最起码的生活用具，就这样在北京安了家。

大雅宝胡同

　　我和碧琴刚刚蜗居在魏家胡同，父亲来信，十分着急地要我把大妹妹蕖芳带出来。父亲非常担心家庭出身影响了女儿的前程，父亲说他自己死了都不要紧，要把女儿送出去，尤其先把大女儿赶快送到北京来。我一切都没考虑就同意把妹妹接到北京，我们借房东的几块旧板架了一个床位，用块布帘一遮，妹妺就同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了。我到处打听哪里有临时工或实习生的工作，都比较困难，最后，中央美术学院把我作为海外归国人员的团结对象，特殊照顾，保送我妹妹参军了，否则，地主的女儿根本没有参军的资格。
　　魏家胡同住了短短的几个月，送走了妹妹以后，中央美术学院通知给我安排了宿舍，就在大雅宝胡同。大雅宝胡同宿舍是一个长长的四合院，前门对着大雅宝胡同，后门对着小雅宝胡同，我住的靠后门，后门外是一片破烂的小平房，唯一的两层小楼住的是起义回来的国民党浙江省长黄绍雄。分给我们的是一大间老房子，光线不好无法作画，我自己想办法在房顶上开了一个大天窗，解决了作画的光线问题，但是夏天酷热，冬天特别冷，碧琴为我工作方便只好忍耐，此时，她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每天早晨骑着一辆二手破自行车到大佛寺小学上课，晚上带回一大堆作业要批改，而我一天到晚忙于上课、开会、作画，白天我们都不在家，晚上回来各忙各的，很少有聊天讲话的时间，生活挤掉了我们谈情说爱的闻隙。孩子和家务都交给一个雇来的老大娘照顾，只有星期天，我们一起带孩子到公园走一走，有时候就带孩子到胡同外的老城墙下面玩耍，城墙下是一片杂草地，孩子在空地上跑来跑去。吴可雨和李小可经常在一起玩游戏，两个孩子年龄差不多。
　　大雅宝胡同是中央美术学院老师宿舍，里面住着王朝闻、张仃、李可染、董希文、彦涵、李苦禅，还有韦江凡、范志超等人，都是美院的教员。我和李可染对门而居，朝夕相见，经常在一起讨论艺术。有一次，他把齐白石请来了，他叫我去见见齐白石，当时能见到齐白石是个荣幸，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近距离看齐白石。我最早知悉齐白石是在解放前的报纸上，齐白石到南京办展览，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拜齐白石为师，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拜师会，频频见诸报端。齐白石逝世后，美协会员都要轮流守灵，我也在他的灵柩前守候了几个小时。
　　我比较熟悉的，除李可染之外，就是董希文了，董希文和我是杭州艺专同学，从艺术观点到生活习惯都比较接近，彼此谈得来。我带回来的波提切利名作《春》的画册，印制相当精美，一本画册是一幅画，每一页都是个局部，和原作的局部一样大，董希文看了爱不释手，我就送给了他，马上叫巴黎的同学又给我寄来一本，这些画册就像珍宝一样，国内根本见不到。彦涵也是杭州艺专的同学，他毕业前去了延安，是从延安回来的，现在是掌权的领导人物，而我是从资产阶级回来的，我们之间自然有距离。其时，中央发布在学校开展思想改造和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的规定，美院要求每周织教职工政治学习，以住所编组，大雅宝胡同为一个学习小组，每隔一两天，吃过晚饭就学习，我记得是在中间那个院子里的李苦禅家里。李苦禅心直口快，为人豪放，也很和善，他是不设城府的老好人，一个很纯的艺术家。有一次政治学习，大家都到齐了，李苦禅脸红红的进屋，手里比画着说今天大喜，喝了几杯酒，因在琉璃厂发现了一本春宫，可能是仇英的，只花了二十元钱。这么严肃的场合，他居然天真地要拿给大家欣赏，立即被延安来的同行阻止了，让李苦禅很难为情。
　　不知道现在的大雅宝胡同是什么面貌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有那么多画家居住在大雅宝胡同，除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过世外，其他人似还都健在，但都搬离了大雅宝胡同，有人倡议将大雅宝胡同保护起来，设立文物纪念馆，大雅宝胡同至今没有拆掉，留有那些画家五十年代的身影。

转移

　　我走进中央美术学院教室讲课，教大学预科班，这一届学生人数多据说是实力最强的年级，靳尚谊、詹建俊、朱乃正、邵晶坤、张徳蒂、蔡亮等等都属这个年级，当时分成七个班上课，由七位教师任教，董希文、艾中信、蒋兆和、韦启美、李斛、李宗津，加上我，董希文是预科主任。学生上素描课，画大卫、伏尔泰、暴君尼罗等常见的石膏像，每个学生的手里都有大把削得粗细不同的铅笔，最尖的像缝衣服的针，用来精雕细刻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等，学校推行的是契斯恰科夫的教学方法，苏联的艺术教育模式引起我反感，我比之为五官科，觉得谨毛而失貌。我当年在杭州初学素描也画过这些石膏像，但用的是木炭作画，大刀阔斧，追求艺术构成及整体调子，现在，我尽量扭转学生局限于细部的观察方法，从宏观着手，强调各自的感受，我给他们讲西方历代名画家，结合罗丹的作品讲解画面构成的厚重感，结合波提切利的作品启发学生节奏与韵律，学生听得很认真，这些新鲜的知识使他们大开眼界，他们连波提切利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只推崇列宾。
　　两个月后，董希文来听课，看到学生作业与其他班有了明显差异，非常肯定我的教学方法，无疑他是赞成扭转一些苏联式的教学观，夸奖学生，给予鼓励。我教了两年，带过两个班，文艺整风运动就开始了，本来对我很尊敬的学生，背后也给整风小组递条子，说我是资产阶级教学，毒害了他们，甚至叫我学了社会主义艺术再来教。条子都是匿名的，我明白学生是受到了压力，学生不给老师提意见，自己就有受批评的危险。学生中也有受批判的，美院有一个干部培训班，学生都是从各地选拔来的优秀美工，立场坚定的党员干部，政治上过硬，其中一个学员第一次看到印象派画册后，大为惊喜，脱口而出：这才是彻彻底底的艺术，他因此受到了严厉批判。我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崇尚自由思想和创新精神，自尊心很强，完全不接受对我的批评。
　　整风运动后不久，我在大雅宝胡同宿舍里接到美院人事科长丁井文的电话，他在电话里仅说：清华大学请你去教课，你准备去报到。我问能否当面谈谈，他答不必了。就这样突然，我被调离美院，放逐到清华，没有任何解释。
　　事后，我得知美院要把清华的李宗津调来专任教授，清华不放人，提出教员互换的条件，将我去换李宗津。二〇〇二年，我参加了清华美术学院新楼设计图的评选会，休息之际，吴良镛神秘地向大家说：我透露一个秘密，当年到美院调吴先生是我点的将。建筑设计不怕讲形式，相反要大讲形式。
　　到清华后，住在北院六号，北院原是老教授的小洋房，我隔壁是朱自清住过的老房子，每套住房都有书房、保姆房、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很讲究，但房子年久失修，已十分破旧。比起大雅宝胡同则显得阔气，跟去的保姆恭喜我升官了，要求加工资。我自己觉得是披上昭君之装出塞了，出了文艺圈子。

清华园

　　庭院深深深几许。我深居清华园后院，远离了中央美术学院这个极左文艺擂台，似乎同外界完全隔离开了，向往浴火涅槃。
　　面对同样年轻的学生，同样设在教学楼里的画室，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天地，我感到是从五官科来到了骨科。美术课上，建筑系学生着眼于造型的构架，骨架，我所讲的与他们所希望学的正契合，我提到包豪斯的现代造型观念他们居然知悉，因为他们直接看外文杂志。
　　建筑系学生画效果图必须用水彩，要学水彩画，以往他们的水彩画大多套用英国的传统程式，非常呆板，庸俗，有点像李剑晨先生的风格，虽细致完整，但缺少格调，我一向瞧不起这种风格。我本来不重视水彩画，今为了教学而在水彩画上下功夫，我结合中国画的墨韵及油画的色彩，创造出独特的水彩画的道路，湿漉漉的画面，东西融合的情调，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我回国后发表的第一幅美术作品就是水彩画，后来我慢慢地有些知名度，也被认为是一个水彩画家。建筑系确实很重视水彩画，系里开画展，系主任梁思成、林徽因等教授都有参展作品，林徽因在展览硏讨会上发表讲话，结合舞台建筑设计谈色彩，她认为帷幕的外层应该用厚重的红，里层用娇嫩的粉红，仿佛新娘子的打扮。
　　我抽时间去听梁思成讲中国建筑史，没开课之前，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红本，举起来摇给大家看，骄傲地说这是工会会员证，他是工会会员了。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梁思成的学术水平很高，思想很活跃，他大胆猜测在赵州桥河底里可能还有另一半拱形建筑，与水上的拱形合成一个“鸡蛋”，这个椭圆结构特别坚固，这一思考很吸引我。在他的领导下，建筑系的学术氛围比较自由宽松。梁思成重视传统古典建筑，学生也爱古典建筑，我经常带学生到颐和园上课，画明清古建筑。我还专门到五台山收集资料并写生，明清建筑在五台山最集中，保存最完整。五台山还存有唐代的佛光寺及南禅寺，是最早最有价值的木结构建筑，尤其佛光寺的造型结构优美，里面的泥塑，表现了唐代艺术风貌，我用工笔手法，以水彩绘写这群唐塑。
　　建筑系欧美留学回来的教员，与苏联专家的观点格格不入，当时，苏联专家分布在各大学，清华也不例外，在教学楼给他们准备了专用卫生间，其他师生都不能使用，专家经常从口袋里掏出梳子，不断地将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有些教师十分看不惯，我看了觉得恶心，简直是油头粉面的小白脸，庸俗不堪，哪里是学者，法国建筑系设在美术学院，我看到的建筑专家朴实无华，他们不修边幅，甚至披头散发，工作非常辛苦。这个苏联专家的作风，引起教员的反感，但是无奈，要求必须听从苏联专家的，老师们不服气。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说江南不适宜画油画，他那老一套手法根本无法表现江南的白墙黑瓦，也体会不到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江南格韵。
　　现代艺术观念中，绘画倾向于雕塑，雕塑倾向于建筑，这是结构理论发展的一条脉络，建筑则完全讲结构，讲美感。在清华，我感到师生间声息相通，教与学相得益彰，师生相处很融洽。配合教学，我画风景画越来越多，作画时结合自己的个性、感情，发挥更自由了。建筑系的学生必须掌握画树的基本功，刚好我的住所靠近圆明园，废墟上的大树很多，冬天树叶落尽，洗尽铅华，阳光下，月光中，枯树筋骨嶙峋。星期天，我经常来写生枯树，用严谨精练的刻画，雕塑其形貌与风骨，下了一番切实的功夫。对象不同，手法必然不同，画了那么多年人体，但面对大树时，过去的技法没有了用武之地，必须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我有很多大树题材的作品，就是从此生发的。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给全校师生作报告时讲到，我们给学生的不是干粮，干粮很快吃完，我们给的是猎枪，教学生自己去打猎。很多年后，我又听到他给全市高校教师作报告，他已升至高教部长，他说到，如果国家给予足够的条件，他可以承担为国家培养五十个杰出科学家，却不敢承诺培养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我为之鼓掌，深为国家有了解文艺的高教部长而感到欣慰。对这位清华老校长，我经常满怀敬意地怀念他。
　　我感到了工作的舒畅，一心扑在工作上，家务事无暇顾及。碧琴已调到清华附小任教，上班近了，工作量没有减少，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三个男孩都很淘气，虽然有保姆，碧琴的负担还是很重。当时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住房面积很大，我们把母亲接到了北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住了一段时间，母亲感到不习惯，尤其用水困难，母亲回去，把老二带回了老家，只好在老家找奶娘带着。大概过了两年的光景，孩子大了一点，我母亲把孩子送回北京，同时带来一个远亲保姆，这个保姆非常能干，管孩子做家务都是一把手，基本解除了我们工作时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