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政府、立法、司法三权之外，新闻已经悄悄地获取了第四权：监督权！只是这个权利虽然也算是公权，但目前尚没有强制性。而新闻自由的本质，就是追求将监督权变成一种有强制性的权力。这实际上很可怕。

    可怕一：无论东西方，任何媒体的归属都和利益集团有关。它的主办者，即便是无政府主义者（毛泽东就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有利益或者有阶级性的。因此，在利益和阶级性面前，公平公正则显得苍白。看看英美两国总统候选人是如何拜访媒体大亨默多克的。《泰晤士报》可以不卖英国首相的账，却必须重视默多克的意见。如果新闻监督有强制权，那么社会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将及其方便。甚至可以利用所谓的民意，去颠覆一个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是工具。是一把有威力的看不见的双刃剑（因为没有强制权，所以它目前还是一把君子剑）。

    可怕二：在讨论新闻自由时，很少有人从新闻本体出发。绝大多数的人有意回避新闻的本体，只对新闻的形态和内容进行表述。这样就掩盖了新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在我的论文《新闻的解释》中阐述了什么是新闻：“新闻是语言的掌控者根据经验得到的一个经过传播的非自然的结果。”任何一条新闻都必须由语言进行传播，语言又是经验的外在表现，它受经验控制。因此，在讨论新闻的真假问题时，尼采就说：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当新闻从业者的自由变得绝对，拥有了强制性的权力，而社会又无法用法律条文来控制新闻的“经验问题（含真假问题）”和“道德问题”时，我们可以设想拥有媒体的利益集团为了利益会干出什么事来。

    可怕三：相对的新闻自由在不同的民族应该有不同的解释。从阶级性来说：无产阶级的对自由的理解与资产阶级革命对自由的理解肯定不一样。这不是一般问题，而是个文化问题。人类文明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西方的“三权鼎立”是社会的一种模式，中国的以执政者为首的三权负责制，也是社会的一种模式。两种不同的模式当然会有不同的手段。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断过，延续了2400多年的文化。虽然“五四运动”和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颠覆，但今天国家强调的“和谐”，实际又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去追求与西方文明主导的，也是相对自由的新闻，显然违背了科学，不可取，也不可能。我们不反对及少数的中国先锋分子振臂高呼，每个时代总是会有英雄出现，但他们最终也不会以失去精神家园作为代价的。

    应该说，今天的中国新闻界，只要不涉及根本上的政治问题，还是比较自由的。在娱乐、体育、社区、评论、社会等新闻类别和样式上，中国的记者编辑都拥有很大的自由。这种自由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大，于是有人说：“防火、防盗、防记者”。恐怕对新闻界的规范和自律还任重道远。

    新闻媒体的无节制地膨胀，新闻从业人员的急剧增加，给新闻界带来了无尽的准备不充分的麻烦。所以对新闻的讨论，我认为更需要的是对新闻道德的讨论。如何做一个有思想有良心的中国式的新闻人？这才是当下需要严肃讨论的职业话题，也是高校新闻专业学生应该清楚的问题。妙笔未必好文章，铁肩才能担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