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常年受到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冲击，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经历了多年的低迷。直到今年，国产大豆产量才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创出新高。出于善意，政府将国产大豆最低收购价定在3700元一吨，以贯彻中央富农思想。但是与之匹敌的是清一色的转基因进口大豆，其单位产量几乎是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一倍，再加上规模化种植和政府补助，即使加上海运费其到岸价格也远比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便宜。而政府制定的高达3700元最低收购价一下子将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的价差拉到近一千元。对于集中在沿海城市外资压榨企业来讲，这个价差对他们的压榨成本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们只压榨进口转基因大豆。但是对于那些位于产区的，以压榨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为主的国有或者民营企业，近千元成本的差异使得他们的产品根本无法与外资企业竞争。更何况由于预见到2008年大豆产量将会创历史新高，早在新豆上市之前，他们就停止了采购远期进口大豆，而寄希望于丰收的国产大豆。政府制定的高收购价一下子打乱了他们的原有采购和压榨计划。而此时重新进入国际市场采购进口转基因大豆，不仅会一下子抬高现货市场的价格，而且采购周期至少也需要一个半月。与此同时，农民紧盯着国家制定的最低收购价，而不肯折价出售。

这样的僵局导致了以下五个主要方面的危害
第一，大量的压榨企业减产或者停产造成了豆油和豆粕供给的紧张，而临近农历新年又正是国内市场需求最旺盛的时候，供不应求造成价格飞涨，最终消费者利益受损。
第二，有着充足进口大豆供应的外资企业借机开足马力，扩大市场份额，并享受每吨高达八十美金以上的压榨利润。
第三，不法商人乘机勾结腐败官员将低价的进口转基因大豆冲抵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进入国家粮仓，谋取每吨千元以上的暴利。
第四，部分地方国有粮库采购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大开寻租之门，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
第五，国家财政和地方产区粮库根本无力按照最低收购价买进全部国产大豆，最终造成有价无市，农民有豆难卖，反而坑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来年种植大豆的积极性。

开放多年的中国大豆行业早已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任何宏观调控措施都不会像对玉米、小麦等其他相对封闭的农产品市场那样产生显著的效果。这次大豆最低采购价不仅没有起到为农民创收的目的，反而伤害到了农民的利益，加重了中国大豆行业的对外依赖程度，适得其反。我不想过多的苛责制定这个政策的政府官员们，虽然他们表现得像是完全不了解中国大豆行业所处的实际情况。但是我要想弄清楚的，也许是永远无法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这个3700元的最低收购价是如何确定的？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决策机制而付诸实施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改革开放前那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今天的经济体系更加富有活力，并与国际市场紧密关联。在这种环境下，对决定中国经济政策的官员所具备的素质也要求更高。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有一个科学透明的经济决策机制，能够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决策质量符合实际，行之有效。而不至于尚未出台，就已经与现实不相适宜。面向社会广泛收集意见可能会多耗费一些时日和行政成本，但是比起朝令夕改让社会失去秩序，或者明知有错却一意孤行要代价小得多。如果在此次决定大豆最低收购价之前，能够有一个科学透明的决策机制，就完全可以避免前面提到的五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此外，如何让机制不流于形式，走走过场，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如燃油税开征，如此重要的一个经济决策，从公开讨论到实际实行只留给公众一个星期时间，如此仓促，如何能保证将来不朝令夕改？浪费更多的行政成本和纳税人的金钱？

建立一个科学透明的经济决策机制，绝非易事。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得那样，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探索中前进。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所造就的君主集权体制，使我们中国人形成了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的传统。形式大于实质，也是当今社会流弊之一。但是，针砭时弊，抑浊扬清更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依然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我相信我们有智慧，也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河是一定能趟过去的，无非是要先搞清楚，水深有几尺，水流有多急，然后决定是该架桥还是该坐船，还是直接趟过去之类的技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