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从零八年三月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之一的比尔斯通(Bear Steans)垮台开始,九月份同是五大投资银行的李曼兄弟投行破产,美林证券被并吞,之后一路到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花旗、美国、摩根等商行向政府求救,通用、福特、凯斯乐三大汽车制造集团深陷困境,道琼斯指数一度下探六千,至今敢拍着胸脯说经济衰退已达谷底的经济学家还没几个。随着这场危机的不断加深,西方各国政府迫于民意的压力,在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共和党的布什与民主党的奥巴马之间,只不过是介入的规模小一点与大一点之间的区别。奥巴马的联邦政府新财政预算达到三万五千亿,有人说:美国的大政府时代到来了,美国将走向社会主义。
有趣的是,当保守的美国右翼批评奥巴马和民主党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海内外华人圈中有关美国要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的调调也常有耳闻。
托华尔街的福,这回北京终于真的有了“伟光正”的资本。
然而问题是:美国人的社会主义关中国人什么事?
当今世上,有北欧重福利重税收基于民选的民主社会主义;有美国保守派批评左翼自由派时常用的软社会主义(soft socialism);还有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此之多,这中间到底谁是谁,哪是哪呢?
统治中国初期,中共讲要搞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刘少奇说“剥削有功”。然而刘的话音未落,毛泽东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二代领导人撒谎的胆子小了点,坦承不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于是乎摸着石头过河,搞起了“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可笑的是,这些年一些御用文人为建立在官商勾结基础之上的所谓“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涂脂抹粉,将瓜分国有资产说成是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但这岂不是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了吗?如此一来,被中共奉为神明和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将往哪儿搁呢?至于到了第三代领导人之后,中共则进入了二奶成群的“三代婊”时代,没有任何主义可言了。
回顾过去六十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说:让中国人听了六十年,耳朵都听烂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折不扣让人哭笑不得的大忽悠。
那么美国人的社会主义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最有资格被称为美国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的托马斯·E潘恩在《常识》一书中指出:社会因为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政府则因为控制人的欲望而存在。从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讲,自由保证了社会的和谐,而平等则需要一个仲裁机构:政府。用林肯的话说:“我不同意任何不让人致富的法规,但同时又希望所有的法规都能让那些最憨厚的人与其他人拥有同等的致富机会。”前一句是说保证自由,所以别搞大锅饭和穷过渡;第二句则是讲平等,所以别利用政府行为强行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美国人过去两百多年在无数次选举中投票所做出的选择,不过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的选择。也就是离林肯的第一句话近一点,还是第二句话近一点的选择。平等强调得太多,法律条文必然就多,这就是保守派认为的所谓软社会主义。
从平等的角度讲,美国人在美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不过是“大社会小政府”与“小社会大政府”之间的选择。或者说,多一点社会主义与少一点社会主义之差只不过是多一点法律规定的平等与少一点法律规定的平等之差。反观中共的体制,第一代领导人建立了户口制,于是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生而失去了与城市人口的平等权利。而第二代领导人之后则变本加厉地扩大了官权与民权之间的不平等,官员权力的大小与所受法律约束成反比。
从分配法则上看,西方社会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风马牛不相及。从“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角度看,西方社会有一个市场价,个人的收入根据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会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市场衡量。而中国官员们收入的升降调整则完全根据党政文件,且在时机上往往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受市场的制约。
从选择程序上看,美国人在美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左右摇摆上,基本是依靠选票做决定。想左一点,就选民主党,想右一点,就选共和党。而北京的政策走向则是高层几个人或派系角力的结果。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在动用联邦财政救市、扩大联邦政府预算等方面的大幅行动引来了美国保守派的强烈批评。但新政府花钱的重头却是在医疗健保、教育、和环境等民生方面。至于北京当局在医疗健保教育环境方面的投入与政绩, 则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人搞不搞或搞多少社会主义都与中国人没什么关系,与北京挂在嘴上的那些中国特色的这个或那个主义更是八杆子打不着。所谓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不过是保证党高于一切的党主义。而且美国人手里拿着选票,两年选一次国会,四年就选一次总统,民间还可以发动罢免和弹劾各级官员和议员。所以即使搞得不好也没关系,几年一换,快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