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自然没有按姥姥希望的那样发展，而是像一部极好的电视剧一样，情节曲折，高潮迭起，让人无法预料。

    这一次的高潮将我们全家都运动到乡下去了，叫做‘走五七道路，作五七战士’。

    我在前面提到，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在我家里已经充分地得到落实了：小舅‘上山了’，七姨和小姨‘下乡了’，姥姥以为这些已经够了，但是她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告诉我们‘改造思想是一辈子的事’，小舅、七姨、小姨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改造思想，姥爷也需要；姥姥自己也需要；我也需要。

    69年下半年，有消息传来：大专院校的教师，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机关工作人员……，都要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这些人就被称为‘五七战士’。

    在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有所动作之前，很多省、市已经动起来了，其形式也五花八门的。例如在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多采取五七干校的形式：各个院校到老区（如江西、湖北）农村开辟一个类似农场的地方，称为干校，本院、所的人下放到那里劳动，改造思想。我曾看到丁玲女士的家人整理的她的一些家信，写的就是那时的事情。丁玲女士被下放到湖北的一个干校，而她的先生及儿、女分别又去了不同的五七干校，她写信给她的家人，讲述干校及她个人的情况，并问候家人。经常，一封信转很多地方，为了让分散到各地的亲人都能看到----这是题外话。

    我们那个省份搞的是另一套，称为‘五七战士插队落户’：被下放的人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到不同的县，不同的公社、大队和小队。当时的政策是‘四带’，曰带家属、带户口、带工资、带粮食关系，就是说下放干部带着老婆孩子，带着户口、工资和粮食关系，到一个指定的村庄里去落户，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改造思想。

    消息刚刚传来时，院里人心惶惶，大家悄悄私下议论，不知道这一次又要让谁赶上，如果轮到自己该怎么办，家里的坛坛罐罐怎么办，老老小小怎么办。

    五七战士的名单很快就下来了，不仅姥爷的名字在名单里，差不多所有我们认识的人都要被下放。这也不奇怪，大学里没有了学生，要这些老师、教授们干什么呢？那时候知识分子有一个名字，叫作‘臭老九’，而且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次，这些臭老九便几乎全被扫地出门了。倒是邻居程姥姥一家没被下放，因为程姥爷去世了，没有人‘带’家属了。

    这一次的变动可比小舅、七姨、小姨离城时大得多了，这不仅意味这里的一切都要搬走，而且意味着家里的‘根’被拔走了。姥姥和姥爷都六十多岁了，怎样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以后如果没有了工资，又依靠什么去生存？

    出乎意料，这一次姥姥并没有更多的议论和抱怨。一则，这是大势所趋，没有人能改变。二则，像很多坚韧的女性一样，每当大的变动出现，姥姥几乎会下意识地挺身而出，做好一切准备。

    那阵子搬家和现在不太一样，既不难，又难。说不难，是因为没有任何大件可搬：房子里的家具，包括桌子、凳子、书架、床，包括姥爷的那把大转椅，都是从学校总务处借来的，不需要搬；那时候，又没有彩电、冰箱、洗衣机什么的家用电器，最多有个收音机。可是话又说回来，搬家哪有不难的，‘破家值之万贯’，一针一线，一瓶一罐，一砖一瓦，都是过日子要用的，丢掉哪一样东西，姥姥都会心疼。

    家里最珍贵也是最让人头疼的东西大概就是姥爷的书了。姥爷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那些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书是姥爷的宝贝。姥爷自嘲地说：“我这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

    姥姥自然不能怠慢这些‘宝贝’，她去商店连买带要，搞到了几十个装苹果的空柳条筐，用废报纸垫着，用塑料纸裹着，把姥爷的书全都装到里面，外面再用草绳捆好。这就去了姥爷的一块心病。

    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食品了。姥姥持家多年，最重视的就是吃饭的事了，深知‘民以食为天’的道理。我在前面讲过，那个时期物资极为匮乏，但在有限的物品面前，姥姥也没被难倒。每天早晨卖的豆腐，姥姥买上两板，放在外面冻成冻豆腐；商店里没人买的海带，买了一大筐；再买一大坛子密封好的豆腐乳……。当我们在青黄不接的二、三月份，坐在乡下的土炕上，蘸着红红的腐乳汤儿，吃着冻豆腐煮海带时，才知道姥姥有多英明伟大。

    在我的问题上，姥姥犯了难。这一下去，前途莫测，我一个小小的孩子，就这样把城市户口丢了，是不是太可惜了。已经有些人家在想办法把孩子单独留下来，或者将户口转到其他亲戚家里。姥姥和妈妈商量，是否也要想些办法，但我不愿意，姥姥也只好作罢了，只是叹着气说：“你就只好作个村姑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村姑’这个词。

    上面并没有给很长准备时间，很快，大卡车队就开始一家一家地往农村送，东西多的人家，需要三辆车。东西少的，两辆或一辆车。这一次，没有敲锣打鼓，也少有相送的人，家家自顾不暇。

    隔壁一个古稀之年的老奶奶，事先已和她讲清了道理，谁知临上车时，她突然糊涂起来，死活不走，说不要将这把老骨头留到外乡，干脆就死在这个房子里算了。搞得家里人没有办法。最后，还是家人和来帮助装车的工宣队的人连拉带抬，把老太太架上了车。

    就这样，在一九六九年底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全家都走上了‘五七道路’。临搬家前的那天晚上，姥姥说：“我一直要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现在把自己看到乡下去了。”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