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逍遥派
    武斗还在继续，但很多大、中学校的学生已从最初的积极投入，到勉强参与，到观望，到干脆不闻不问了。这些人就被称为逍遥派。七姨、小姨很快成了逍遥派，小舅最后也成了逍遥派。 

    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由于大院里经常有冷枪，家里的窗户都用棉被钉上。（棉被软，远处来的子弹一般穿不透。） 

    既没有学上，又不能出门，七姨、小姨也像我一样无所事事。这时，小姨从图书馆抢来的那些书派上了大用场。 那都是一些外国名著，地地道道的大毒草，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莎士比亚戏曲集等。 我虽然年龄小，但由于无事可干，也和他们一起半懂不懂地看。看着看着，小资味儿就出来了，互相叫‘亲爱的’，想象着安娜的黑裙子是什么样式的。探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到底要说明什么，或者为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悲剧而流泪。其实，别说我了，就是七姨和小姨，在那个年龄和阅历下又能读懂多少这些巨著呢？但是早晨不用起来上学，不用担心功课和考试，每天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倚着枕头读小说，这本身就够小资的了。

     但是，精神上‘小资’了，物质上呢。无论每天躺在床上看多少巨著，饭也还是要吃的。当然，做饭是姥姥的事，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姥姥拿什么去做呢？ 

    在我的印象中，饿肚子是没有的。即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始终正常。（有些人家粮票不够用，该当别论。）关键是菜。那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冰箱，没有人家有钱去储存什么食品，只有每天去我们称为‘小卖店’或‘合作社’的地方去买菜。在院儿里冷枪横飞的时候，姥姥只好做‘无菜之炊’了。等情形稍好一点时，买菜这一艰巨的任务便落在（或者说，一大半儿落在）我的头上。 

    今天，物质丰富，买卖自由，人们大概无法想象那时的生活状况。人们认为买东西时钱是最重要的。在那个时候，钱也重要，但如果没有东西可卖，钱又能干什么呢？ 自解放以来，准确地说，自合作化以来，自由买卖是不允许的。人们只能上国营商店去买东西。所以，我们大院里几百户人家，上千口人的吃的、用的基本上就靠我前面所说的那个小卖店了。

     但小卖店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呢？那时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是从国家计划中来。以火柴为例，火柴厂不允许自己购买生产原料，也不能自己确定生产量，而是由他们的主管部门（假设是轻工业局）批计划给他们，林业局的木柴，化工部的火药通过计划转至轻工业局，再由他们转至火柴厂。待火柴生产出来之后，轻工业局再根据计划转给商业局，由商业局批计划给商店。可见，从火柴生产，到用户使用，这中间盘根错节地涉及了多层次、多部门的计划。但在那混乱的年代，政府部门基本瘫痪，很多工厂也停工，物资短缺是自然的了。 

     说起来，我们还是很幸运的。虽然农民伯伯也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但似乎并没有完全响应‘停产闹革命’的号召，如果是那样，全国的妈妈、姥姥、奶奶之炊，都是无米无菜的了。
 
     但是菜已不能像原来那样‘买’到了，而是要‘排’、要‘挤’、要‘抢’、要‘打’。 每天早晨，姥姥给我一毛或两毛钱，让我上小卖店去排队。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家家都这样打发孩子去买菜，每天，我和几个邻居的小孩结帮搭伙地去。 商店的菜床子上自然是空空如也，买菜的人却排到大街上了。人们一边等着，一边叫着，喊着，挤着。也许是9点，也许是10点，也许是11点，望眼欲穿的送菜马车或卡车来了。还没等卸完车，这边的队伍已经骚动起来。没有人去打听这是一车萝卜，白菜，还是辣椒，因为你没有选择。待售货员开始卖菜时，队伍已挤得不成样子了，加塞儿的加塞儿，不排队的不排队，特别是看到菜堆儿越来越小时，那些五大三粗的半大孩子往往一哄而上，把老人和孩子挤得东倒西歪。有时明明我已经排到柜台前，拼命地举着来篮子喊：“我要一毛钱西红柿，给我称一毛钱的。” 结果，还没等售货员在众多的身躯中理会我的这支细小的胳膊，便被后面的人流挤离了柜台，扣子也挤掉了，小辫儿也散了，鞋子上被踩得全是泥。最重要的是，菜已经卖没了，这一天，家里的人就嚼咸菜疙瘩吧。 

    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运动后期，且越来越严重。而后来的‘票、证’的广泛使用简直是一个创举：这样既防止了混乱，又体现了平均分配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