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于文化界，初期主要参与者是大，中学校的学生的话，到1967年，运动已经转向全社会，深入到工厂，农村，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甚至家庭。斗争对象也从本单位的走资派和黑帮扩展到了市、省， 直至中央。于是，校领导被揪斗了，市领导被揪斗了，省领导被揪斗了……，各级政府基本瘫痪。全国也掀起了‘打倒刘、邓、陶，揪出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

  各个高校的派性争执更为激烈并完全就社会化了。整个社会形成了几大对立派。各派别不仅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有自己的地盘儿，还有了一定的装备，如有线广播、车辆等。

  我们所在的城市有两个主要派别：‘红卫兵总部’和‘巴黎公社。两大派系的争执通过游行、广播、撒传单深入到每一个人。

  这时，我们小孩的娱乐又有了新的内容：上街看游行和抢传单。游行有很多种，有些是游斗游行，让斗争对象站在大卡车上，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如：“走资派XXX”，“反动学术权威XXX”。组织者通过高音喇叭宣布被斗者罪状。有些是宣传性游行，游行者开着宣传车，打着大字横幅，边走边宣传他们的观点。还有一些是示威游行，在某次争执中，一派打伤或打死了另一派的人，另一派便抬着伤者或死者游行示威、控诉。这种游行是最为悲壮的，广播里播着哀乐，人们呼喊着：血债要用血来还。游行的同时，总有人散发油印在红红绿绿的纸上的传单。我们小孩常常跟着游行队伍后面抢传单，并比赛看谁抢得多。

  还有一次，我看到了飞机撒传单，那是很壮观的：一架小型飞机低低地、缓缓地在我们宿舍区上空飞过，同时红的、黄的、绿的，各种颜色的纸片向天女散花一样地飘下来。我们都看傻了，甚至忘记去抢那些传单。

  像以前看宣传队演出一样，每次听到高音喇叭在街上响，我就坐不住，急着出去抢传单。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姥姥并不反对我上街，因为她也需要这些传单，姥姥也有了派性，姥姥也有了‘观点’！

  不仅是姥姥。家里的其他人，乃至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下至像我这样十来岁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了‘观点’！邻里之间见面打招呼不再说“你吃了吗？”，而是问“你是什么观点？”。

  观点不同于组织，观点是倾向性，是你拥护哪一个派别。参加组织的的人数毕竟有限，但观点却是人人都有的。这样，社会上的派性分歧便通过‘观点’延伸到了每一个家庭。

  家里也分成了两大阵营：姥爷和七姨是‘总部’观点，姥姥、小姨、小舅属于‘公社’观点。

  以前，在饭桌上，姥爷总是喜欢讲一些历史故事或典故。所以，在我没到四岁的时候，就能娓娓地讲述孔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但现在，话题却完全改变了。经常，姥爷和姥姥为着‘观点’的事情争得面红耳赤：

  “看到今天的传单了没有？昨天‘公社’派又有两个人被打伤了，这简直是挑衅行为”。

  “那不是事实真相，是诬蔑。再说，如果‘公社’不去攻击‘总部’，怎么会发生冲突呢？这是正当防卫”。

  有时吵急了，姥姥便‘罢工’了。姥姥说：“我不做饭了，你们去你们的‘总部’去吃吧。”

  持不同观点的七姨和小姨更是时时处在弩张剑拔的状态。记得有一次，七姨和小姨正在糊窗户缝，（注：由于东北冬天冷，每家在入冬之前都用报纸将窗户的缝隙贴上）她们两人辩论起来，继而争吵以至动手。待我去看热闹的时候，小姨已将浆糊甩了七姨一脸，七姨亦将报纸条贴在了小姨身上。

  这种争吵并不只是发生在姥姥家，如果你去邻居家，或走在大街上，无不听到辩论声和争吵声，仿佛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个斗争的大战场，派性已将几乎所有的家庭搅得鸡犬不宁，夫妻失和，兄弟反目，乃至离婚，脱离父子关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至今也无法想清楚，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全社会都如此狂热起来，以至于像姥爷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姥姥这样的家庭妇女都自觉地，全心地投入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