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帕穆克虽然是土生土长在土耳其的作家，但他从小上的就是国际学校，接受的西方文化多于本土文化。不过即便如此，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紧紧地扣住土耳其人的传统，土耳其人的宗教文化，他们的生活的细节，以及那些根深蒂固的，由于世俗与宗教引起的众多矛盾的紧张关系而引发的深思。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问到了一些我们也关心的问题：

许子东问道，

1. 身为土耳其作家，却得到西方世界广泛的认可和赞誉，获奖无数。尤其在他获得诺奖之后还源源不断的有新作品问世，成为诺奖获得者中最畅销作家。那么他是如何看待本土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呢？

帕穆克说，他以为既不要做传统的奴隶，也不要做传统的敌人。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基于传统而创新。也就是说，用新的观念来看待传统，并且赋予其新的生命。

2. 当一个作家出名了，对世界都具备了影响力，那如果你的作品与你国家主旋律不一致，或者说，冒犯了一些民粹主义者的感情，也就是说有矛盾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

帕穆克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它和政治，外交，宗教都没有对立的关系。他承认自从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常常有人希望他能发挥影响，在世界事务上为土耳其说话。但他认为他不是外交官，作为作家，他写出好作品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他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作品更加完美，更加准确而真诚的表达。他说，虽然他不可能了解全世界，但他以为好的作品就会像长了翅膀的小鸟，跨越文化地域的差异，飞遍全世界，让世界来了解他。

3. 坚持这样的观点和立场，在土耳其会不会遭到反对？能不能得到本国文学界的认同呢？

帕穆克说，土耳其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曾经辉煌一时，但又历经了战乱，分裂，改朝换代，和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他的一生65年间，亲眼见证了土耳其的巨大变化。这么多年以来，教政合一宗教化和共和制的世俗化一直斗争不止。他个人是反对宗教化的。虽然他常常受到非议，但他始终尊重不同意见，尊重不同宗教。与此同时，他认为任何宗教和传统都不应该成为压迫别人的工具，都不能是压抑人性的武器。

许子东说，联想到中国，自五四运动100多年来，中国在与世界的交融中一直处于一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反之，一直还没有走到能和世界平等，平视看待各国文化政治的水平。用鲁迅的一句话说，“中国人对于异族，一直以来只有两种称呼，一为禽兽，二为圣上。”道出了国人自卑与自大共生的情结，以我孤陋寡闻之见，在中西文化冲突这方面，中国还找不出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

窦文涛也有两个问题，他说，

1. 土耳其也和中国一样，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快速发展。遍地的机会，突然的的暴富，巨大的贫富差别让许多人陷入了焦虑不安，世界一切似乎都变得转瞬即逝，人们都不再相信长情。闪婚，闪离，一夜情，一时如电打雷劈般，势不可挡的趋势充斥社会，那么帕穆克先生笔下的长情真的还存在吗？是不是脱离现实了呢？

帕穆克回答，无论社会怎么变化，科技怎样的飞速发展，手机，脸书，推特怎样地广泛应用，但人性不会变，人性并不会由此而变得肤浅。现代化不会影响人们对爱情的向往，并不会丧失感受因爱情而受到伤痛的能力。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所带来的无尽的痛楚永远都在。当人们堕入情网时，每一个人都会在现代的繁杂中保持着纯真。他说，他对人性比对现代性更有信心。

2. 关于生死，帕穆克先生是如何看待来世，此岸，彼岸的呢？我们都知道宗教的最大魅力就是在于它抚慰，治愈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们相信现世的一切都是为了来世做准备，来世才是幸福的所在。

帕穆克说，宗教治疗不了他的死亡焦虑。他认为人死后，一切归零。但是他的文学创作可以让他快乐，他相信，他死后，他的作品会依然在，会流传下去，收益于人类，这让他觉得欣慰，觉得满足。

在他们的会谈中不断地听到一个词“呼愁”，说这是帕穆克作品中体现的核心特色，本来自土耳其语，是忧郁的意思。但是帕穆克认为“忧郁”还不够贴切，他说，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它是一种群体的，百万人共有的一种阴暗情绪，它是朦胧的，含混的，可浅表，可深沉，可能是伤痕累累、支离破碎，充满了忧伤的历史记忆，也可能是一种忧伤的喜悦，“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

越听越糊涂了，这短短40分钟的会谈当然不能真正了解帕穆克。但不管怎么说，他会是我下一个追随的目标，跟着探索一下“呼愁”的意义在伊斯兰宗教历史上发生了变化，形成的新的哲学断层线，为什么就能唤起了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

自从锵锵三人行停播以来，一直期待新节目的到来。这档节目不错，一定会一如既往地追随。